20多年前，杨卫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頂尖的力学家，理想几乎实现——49岁时，他当选中科院院士；1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做官了”——调任教育部成立不久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6年8月，他“空降”千里之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大学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成为最热点的社会话题，其中的问题和弊端正经受着来自社会各方力量的关注和批判。
　　大学校长的角色变得尴尬起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个象牙之塔里的学者，一个由上级任命的官员，原来主要对上边负责，如今却要面对社会的问责，并且，随着传媒的日益发达，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也越发强调自己的独立立场，借助公共平台，批评现行制度和高校管理体制。
　　“做校长确实很累，一大摊子，千头万绪。”他摸着患面瘫的半边脸——十几个小时飞行，旅途劳累，感染了病毒。夹在大小会议间隙的这次采访，紧张得如同打仗一般。办公室里摆着一张精神奕奕的照片。“变化大吧，是一年前刚来时拍的。”秘书私下说着。
　　他说，他当过校长，做过市长，现在是部长，但还是干校长这个工作，最有意思。一个大学校长，几十年，甚至100年之后，还会有人去评价。
　　
　　重点学科突飞猛进，内部联合没有进展
　　
　　杨卫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摊子——1998年四校合并以来，浙江大学拥有5个校区，在校生人数多达几万。幸运的是，在广受质疑的中国高校“合并运动”中，它是个拿得出来的正面“典型”——合并之后，处于上升趋势，无论报考学生质量、科研经费，还是全国重点学科评选。
　　2006年8月一上任，新校长抛出了浙大是“江南名校之首”的概念，尔后在一个小型场合，又谈到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浙大要追求更卓越。两番言论，让浙大的师生兴奋不已。
　　新官的“三把火”，他绝口不提。他表示认同前任校长定下的目标——一个是冲进一流大学的10年时间表，另一个是把浙大办成“综合性、研究性和创新性的大学”。
　　“首要的，是让不同学科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我们的目标是建立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在人文、社科、理、工、农、医这些大类里，最起码要有一个或多个拳头学科。”杨卫说。
　　从学科排名上来评价，综合效应已经很显著，“之前相对弱一些的如医科、文科和理科，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快。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重点学科评选中，浙大由过去的24个到现在的48个，翻了一倍。”
　　然而，在多数人的理解中，更能直接体现四校合并之意义的，是跨学科融合的成果。
　　除教育部、科技部牵头的自上而下的少数大项目外，杨卫所希望的“内部白发联合”，并没有实质性进展。浙大早些年设立了种子基金以鼓励跨学科研究，杨卫很坦率地说，“做得不好，有的甚至是‘假联合’。说实话，两个学院能一起做点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杨卫的言谈中鲜见人文思想、大学精神这些抽象概念。他更倾向于用数据量度学校的现状，用指标构筑未来。他构想中的另一个目标——浙大要成为中国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学，也是由各项指标构筑而成。“希望浙大能有一批学科成为世界知名、进而一流的学科。在总研究经费上，经过购买力修正之后，浙大的目标是要进入世界前百位。”
　　这1年间，浙大很有些资本可以骄傲——“在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和国家专利获批的数目方面，我们暂时都领先了。”9月底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浙大获批准的项目再超北大、清华和上海交大。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三大科学奖项等领域，浙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少浙大师生认为，新校长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他有教育部的背景，人脉深广，能为学校争取到更多国家和中央一级的支持。”浙大一位博士说，跟清华、北大相比，浙大长期以来就吃亏在“天高皇帝远”。“说穿了，大学之间PK主要就是经费，有了钱才能吸引到人才，才能搞研究项目。”
　　然而，在杨卫看来，这些属于竞争性的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浙大的胃口。
　　在中国，教育经费是要兼顾公平的一种稀缺资源，这块蛋糕的越来越大的比例切给了基础教育，大学能从哪里再分得—杯羹呢?
　　“现在，国家所属的研究所、研究院有稳定的研究事业费来源，而大学没有。国家每年拨到大学的费用是按学生数，生均六七千，基本不变。这对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说，远远不够。”“部分人的观点是，国家需求方面的研究项目应由国家的研究院所来完成，高校则做一些自由探索性的研究。”
　　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委托官员V·布什做了一项“政府如何推动科学发展”的研究，其内容摘要后以《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题在《科学》杂志刊登。战后，《布什报告》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政策和科技发展。
　　“它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相比研究中心，国家如把更多经费投入到高水平的大学，会有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出成果，又培养了人才。”
　　
　　贷款在7亿之内，都是安全的
　　
　　论及如何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杨卫提到了“物理”一“化学”一“生物”的融合。杨卫认为，只有大部分学院都搬到坐落于郊区的紫金港新校区，在校区上成为完整的一体，浙大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物理”融合。
　　“目前，建了一期，还在筹备二期。现在只有5个学院，计划将有17个学院搬到这里。在紫金港校区，已经建成3000户教师住宅。这样，教师和学生具有共同的物理空间。”
　　这既是延续前任已经启动的项目，也反映了杨卫上任之初提出的“大楼、大师、大学精神”的观点。
　　近年来，各地广建大学城，巨额投入搞基建，这些已成为被媒体屡屡质疑和诟病的高校“顽疾”。不少大学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财务运转不良的危机。对于和“扩招”同样有些失控的大学基建热，杨卫说，“这个情况很复杂，我个人感觉，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人物周刊：整个紫金港校区的建成需要投入多少?
　　杨卫：大概一共需要三四十个亿。
　　人物周刊：每年浙大从各种途径获得的经费大概是多少?新校区建设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杨卫：目前，浙大本体每年总的运行经费是30多个亿，下属的6个医院是财务独立的，业务额也是30多个亿。在本体的经费中，老师争取到的研究经费有10多个亿；通过国家途径纵向拨下来的经费，包括学生经费、学科建设经费等，占到1／3强；剩下约1／3来自地方财政、继续教育、捐赠、学费和学校下属的企业譬如出版社的上缴。
　　浙大这么多校区、尤其新校区的建设，经费主要是学校历年积攒下来的，还有原来在市区的校区土地置换来的：原湖滨校区的土地置换，浙大可获得10多个亿。
　　人物周刊：造大楼的资金缺口怎么解决?有向银行贷款的部分吗? 　　杨卫：国家给的很少。地方财政支持建楼也不多。我们现在银行贷款大约有4个多亿，这在浙江大学整个运行经费里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我们贷款有个警戒线，譬如每年支付的贷款利率不能超过全年运行经费的1％，4亿多的贷款每年支付给银行的利率是2000多万，是安全的。我們算过，贷款在7个亿之内都是安全的，不用为资金链的断裂而担忧。
　　人物周刊：全国各地到处都建大学城。不少大学负债搞基建，出现了像吉林大学这样因无力支付银行贷款利率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卫：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前几年高校规模有很大的扩张。1998年高校招生为108万，去年招生大约560多万。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学要满足招生规模就必须扩大校区。而相应地，国家对高校的投人并没有以这样的比值增加，前几年，每年生均投入还下跌了3～4％。为了兼顾公平，国家把更多资金投入到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从20年前占整个教育投入的30％～40％，降到如今的20％。按这个速度去发展，必然会有资金缺口。
　　另一个方面，每所大学都有一个历史发展机遇。按理，教育是公益事业，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但是许多高校都不想错过这个发展机遇，于是借债投入。但是，每个省对教育会有一些优惠政策，譬如土地、贷款和人力资源等。浙江省政府去年就为省属大学的贷款买了一半以上的单。
　　地方政府关心教育当然是好事，学校抓住了机会发展了，也是好事。(笑)
　　人物周刊：有个问题很难回避，紫金港这么大的工程项目，在招投标中，浙大怎么预防基建中的腐败问题?
　　杨卫：我们现在是纪检、监查、审计全面介入各项工程建设，包括在招投标的各个过程。预算必须经党委常委讨论，如果计划有所改变，金额达到一定数额，需要主管的副校长签字，再多一些的，需要财务“一支笔”来，再多一些，则需要经财经领导小组、校长和党委、常委会共同讨论通过。
　　人物周刊：依然防不胜防吧?
　　杨卫：是很难。现在我们都怕出这方面的事。一旦出事就会对学校产生极坏影响。
　　
　　国家GDP越高，对高质量人才需求越大
　　
　　2007年初，浙江大学开始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其中一项举措规定，导师必须拿出一笔钱来资助学生。
　　2月底，浙大一位文科教授发表了“罢招”声明，“让学生另投高师”，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针对这场原本不为多数人知的改革，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事实上，这次全国17所高校试点所进行的改革，是杨卫在教育部主管研究生教育时主抓的第一次3校试点的延伸。尴尬的是，17所大学里，恰恰是浙大教师向校方放了响亮的一炮。
　　杨卫拿出一份1月9日印发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正式文件》给记者。“你猜我们要求导师资助学生多少经费?文科导师招收第一个硕士，他一年只需要从自己的研究经费中拿出300元。在美国，博士生经费全部来自于导师。”
　　人物周刊：您曾在教育部主管研究生教育。对于研究生扩招，您怎么看?
　　杨卫：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生扩招从1998年开始，到2004、2005年开始放缓，之后每年增加百分之几。现在全国在校研究生有120万，博士不到20万，基本满足中国的需求。
　　我的基本想法是，人口越多，研究生也要等比例地增加；另外，假设社会分工形成一种优化稳定的结构，国家GDP越高，对高质量的人才需求也越大。现在，美国人才基本达到稳定的结构，其GDP是中国的四五倍，人口是中国的四五分之一，因此，我们的需求量和他们差不多。美国每年授5万个博士学位，中国是3万多个。到2010年时，我们的博士学位授予量可能也会达到5万。
　　
　　浙大署名权纠纷，这件事是我亲自处理的
　　
　　记者提到几个月前浙大某学院一起研究生和教师为论文署名权发生的纠纷。校长杨卫的反应极为迅速，话音刚落，他立即给出一个校方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方案。“这件事情是我亲自处理的。当时，这位学生直接把短信发到了我这里。”
　　人物周刊：类似这样的纠纷。浙大典型的受理和解决方法是什么?
　　杨卫：一般我们接到申述后，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由没有利益冲突的老师组成。
　　人物周刊：对这几年频频曝光的高校学术腐败问题。您怎么看?
　　杨卫：学术道德问题包括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属于伦理的；第二个属于学术不端，涉及到科学诚信问题如剽窃，大家认为相对容易制定规则，譬如该如何引用文章，文章该如何署名，关于数据，都有一系列的操作规范。首先，还是对年轻的研究者进行教育。如果有人举报，首先确认是否有足够的疑问值得受理。进入受理阶段后，需要既保护检举人，又要在调查处理的初期尊重被检举人的权利和隐私。
　　
　　既然负责这个事，就要全力去做
　　
　　如中国多数政府官员一样，杨卫避免谈及个人话题，大多数时候，代词“我们”替代了“我”。
　　杨卫的父母都是清华的教师，他在清华读幼儿园、附小、附中，不满15岁时，充满着“革命热情”的革命小将跑到陕西插队落户，做过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江西一家工厂当技术员。“经历比较丰富，工人、农民，我都干过了。”“文革”结束，考上清华研究生后，他的人生和事业步入了正轨。
　　延安插队的5年，竟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生活当然很艰苦，也有乐趣，现在享受不到这样的乐趣了。好多文学作品都把知青生活描写得太惨了。回想起来，我还是很高兴。”至今，他还和当年的陕西老乡保持着来往，“到北京来，他们常常给我送点小米红枣什么的。我们知青经常聚会，有时在北京，有时到陕西。前段时间，我刚回过一趟陕西。”
　　他所在的那个知青点学风很好，不少当年同伴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
　　53岁的杨卫颇有生活情趣，甚至很新潮。他爱看电影，口味很宽，“除了恐怖片，都爱看”，从美国大片到伯格曼的作品，这是80年代留美时养成的爱好。和他聊热映影片，他基本一部不落，几天前他在美国出差抽空去看了《哈里·波特》和《谍影重重3》，“不喜欢《变形金刚》，可我儿子就喜欢。”有时，浙大的师生会在某家电影院撞上拿着饮料等着看片的校长——“哈，太稀奇了!”
　　他也爱看通俗小说。书柜里摆着一套精装金庸全集，他喜滋滋地拿出来，“是金庸先生送我的。全看过了，看了三四遍了。”对于那些江湖中的各色人物，他没有大多“金迷”那么爱憎分明，“乔峰很有大丈夫气概”，但是，岳不群——“他也有他的苦衷”。
　　与多数男性机构管理者一样，他爱读反映政治的历史小说、军旅小说，如都梁、高阳、二月河等等。意外的是，他竟也爱看缠绵唯美的琼瑶小说。“在美国读书时看，差不多都看完了，什么《庭院深深》、《几度夕阳红》。”那时，他还不到30岁。
　　问及在中国当大学校长需要怎样的能力，杨卫的一番回答颇耐人寻味：“要知道什么事是重要的；什么事很重要，但现在没法去做；什么事现在不得不做，但实际上以后是不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