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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润田老师面前，我还是山西文坛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的一个新兵。新兵有机会参加《蔡润田文集》的研讨会，感到的，首先是前辈批评家对后学的提领与鼓励。
于后学而言，蔡老师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前辈。80年代与董大中先生白手起家创办《批评家》，慧眼如炬，任人唯贤，发现并调入之后文学评论界成果斐然的杨占平、阎晶明、谢泳，一批有实力的批评家与一份有分量的《批评家》刊物，成就了山西文学批评界至今仍然耀眼的辉煌时代。与辉煌对应的，是蔡老师始终如一的低调谦逊，是处江湖而远江湖的散淡。省作协换届选举中，候选人名单中没有蔡老师，人们却纷纷将票投给了他，用韩石山先生的原话说，“票箱里飞出副主席，我活这么大，只见过这么一次。”
纵观蔡润田老师的学术道路，是沿着三条脉络行进的：一是以魏晋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其二是为地域文学的鼓与呼，包括考古掘新，如宋之问研究;包括作家作品评鉴，如李锐的《厚土》等，这部分中，更多的又是品评新作，扶植新人;其三是对文学现场热点的及时发声。总体的一个感受是，评价蔡老师的文字并不多，蔡老师品评的文字却着实不少。包括我这样一个从事边缘学科儿童文学研究的后学之辈，蔡老师也屡屡给予鼓励。
蔡老师为人、为文严谨，此番出版文集，也并未做穷尽式的汇编，而是以“弃之不足惜”的标准严格筛选。这种对内的高度的自审，自省，是心怀“静气”的真学者。在学术精神上，蔡老师却对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开放的，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的魏晋六朝，情有独钟。董大中先生曾评价蔡老师，“显出文质彬彬的‘士’的形象”。蔡老师的文风着实有文士气象。
当代文学评论界在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轮番登场的西方文论热潮之后，有意识地重返中国古代文论，寻根溯源，古今融通，寻求古文论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的文化，必然各具不同的文化土壤和基因。如刘勰的《通变》篇 ，既强调“通”，也强调“变”。对立统一，这是中华智慧中的精神财富。诚如童庆炳先生曾经讲到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意象等概念，根本不用做现代性的转换，是直接可以作为名词术语，进入现代文论体系中的。在这一点上，蔡老师是有着高度自觉的。蔡老师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自然化用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理念。他的《从〈文心雕龙·知音篇〉谈文学鉴赏问题》，提示警醒“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更以“学不逮文”“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指出了可能造成品鉴局限的根源。文章借用“博观”指向评论者的视野储备，“六观”点出批评鉴赏的技能储备，以“见异”概括了研究者应具备发现作家、作品独具匠心之处的能力，尤其以“深识见奥”提示了批评者发声需慎重，需有真知。至今读来仍感警醒。
蔡老师的文学批评秉笔论道，有君子之风，又不失敏锐犀利。1980年刊发的《文学与人性》一文，在文学与人性讨论中，当属很早发声的。文章对人性做一分为二分析，指出，人的本性是动物性，近于本能，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人性应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性的主体是人道，人情，是美好而有价值的部分。文章提出对于文学反映人性问题的正确态度，反对以阶级性取代人性描写。论述之周延，观点之笃定，读之难忘。还有几次重要的思潮、讨论，蔡老师也均有发声，如关于朦胧诗，1981年撰写《朦胧诗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浅探》，对朦胧诗之朦胧，提出了一个“度”的把握，即是否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一针见血指出了有些诗作之朦胧完全是由于“作者感受膚浅，立意含混”，“须知， 直觉是新鲜的， 然而也可能是模糊的， 纯粹没有抽象思维的东西是不能诉诸人的理智的。再是艺术表现能力、技巧的问题。落笔之前，似乎意象纷呈，写出之后却言不及意，不知所云”，并引《文心雕龙·神思》做比，“所谓‘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盖即指此”。文章还对朦胧诗现象的成因做了“博观”“六观”“深识见奥”的、联系时代、联系社会生活的阐发，对一边倒的、极端化的批评态度做了努力的纠偏。蔡润田老师对许多创作问题的探讨，至今仍觉犀利。如对短篇小说篇幅无限制拉长的现象，归因于“意念的含糊性，选材的随机性，行为的敷陈性;忽视短篇小说以少胜多的诗性特征”，提出短篇创作的艺术信条，“意有所到，笔有藏锋”。
阅蔡老师其人，其文，获益良多，除上述言行、理念、观点的启示外，更有文风的启迪。蔡老师文风与现代口语有明显的疏离感，但并非当代文坛某些评论生冷远僻、有意为之的“弄词”，而是中国古代文论言近旨远、高度凝练之风;并非浮于表面、刻意制造的高蹈，而是内敛的、可资涵泳的隽永。这是蔡老师自身对行文的要求。文风虽无能力效法，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却值得学习。
谨以这样一段浅白的文字，表达我对蔡润田老师深深的敬意。
【作者简介】崔昕平，教授，儿童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中国童书出版纪事》《儿童文学批评现场》《儿童文学研究》。
于后学而言，蔡老师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前辈。80年代与董大中先生白手起家创办《批评家》，慧眼如炬，任人唯贤，发现并调入之后文学评论界成果斐然的杨占平、阎晶明、谢泳，一批有实力的批评家与一份有分量的《批评家》刊物，成就了山西文学批评界至今仍然耀眼的辉煌时代。与辉煌对应的，是蔡老师始终如一的低调谦逊，是处江湖而远江湖的散淡。省作协换届选举中，候选人名单中没有蔡老师，人们却纷纷将票投给了他，用韩石山先生的原话说，“票箱里飞出副主席，我活这么大，只见过这么一次。”
纵观蔡润田老师的学术道路，是沿着三条脉络行进的：一是以魏晋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其二是为地域文学的鼓与呼，包括考古掘新，如宋之问研究;包括作家作品评鉴，如李锐的《厚土》等，这部分中，更多的又是品评新作，扶植新人;其三是对文学现场热点的及时发声。总体的一个感受是，评价蔡老师的文字并不多，蔡老师品评的文字却着实不少。包括我这样一个从事边缘学科儿童文学研究的后学之辈，蔡老师也屡屡给予鼓励。
蔡老师为人、为文严谨，此番出版文集，也并未做穷尽式的汇编，而是以“弃之不足惜”的标准严格筛选。这种对内的高度的自审，自省，是心怀“静气”的真学者。在学术精神上，蔡老师却对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开放的，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的魏晋六朝，情有独钟。董大中先生曾评价蔡老师，“显出文质彬彬的‘士’的形象”。蔡老师的文风着实有文士气象。
当代文学评论界在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轮番登场的西方文论热潮之后，有意识地重返中国古代文论，寻根溯源，古今融通，寻求古文论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的文化，必然各具不同的文化土壤和基因。如刘勰的《通变》篇 ，既强调“通”，也强调“变”。对立统一，这是中华智慧中的精神财富。诚如童庆炳先生曾经讲到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意象等概念，根本不用做现代性的转换，是直接可以作为名词术语，进入现代文论体系中的。在这一点上，蔡老师是有着高度自觉的。蔡老师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自然化用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理念。他的《从〈文心雕龙·知音篇〉谈文学鉴赏问题》，提示警醒“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更以“学不逮文”“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指出了可能造成品鉴局限的根源。文章借用“博观”指向评论者的视野储备，“六观”点出批评鉴赏的技能储备，以“见异”概括了研究者应具备发现作家、作品独具匠心之处的能力，尤其以“深识见奥”提示了批评者发声需慎重，需有真知。至今读来仍感警醒。
蔡老师的文学批评秉笔论道，有君子之风，又不失敏锐犀利。1980年刊发的《文学与人性》一文，在文学与人性讨论中，当属很早发声的。文章对人性做一分为二分析，指出，人的本性是动物性，近于本能，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人性应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性的主体是人道，人情，是美好而有价值的部分。文章提出对于文学反映人性问题的正确态度，反对以阶级性取代人性描写。论述之周延，观点之笃定，读之难忘。还有几次重要的思潮、讨论，蔡老师也均有发声，如关于朦胧诗，1981年撰写《朦胧诗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浅探》，对朦胧诗之朦胧，提出了一个“度”的把握，即是否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一针见血指出了有些诗作之朦胧完全是由于“作者感受膚浅，立意含混”，“须知， 直觉是新鲜的， 然而也可能是模糊的， 纯粹没有抽象思维的东西是不能诉诸人的理智的。再是艺术表现能力、技巧的问题。落笔之前，似乎意象纷呈，写出之后却言不及意，不知所云”，并引《文心雕龙·神思》做比，“所谓‘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盖即指此”。文章还对朦胧诗现象的成因做了“博观”“六观”“深识见奥”的、联系时代、联系社会生活的阐发，对一边倒的、极端化的批评态度做了努力的纠偏。蔡润田老师对许多创作问题的探讨，至今仍觉犀利。如对短篇小说篇幅无限制拉长的现象，归因于“意念的含糊性，选材的随机性，行为的敷陈性;忽视短篇小说以少胜多的诗性特征”，提出短篇创作的艺术信条，“意有所到，笔有藏锋”。
阅蔡老师其人，其文，获益良多，除上述言行、理念、观点的启示外，更有文风的启迪。蔡老师文风与现代口语有明显的疏离感，但并非当代文坛某些评论生冷远僻、有意为之的“弄词”，而是中国古代文论言近旨远、高度凝练之风;并非浮于表面、刻意制造的高蹈，而是内敛的、可资涵泳的隽永。这是蔡老师自身对行文的要求。文风虽无能力效法，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却值得学习。
谨以这样一段浅白的文字，表达我对蔡润田老师深深的敬意。
【作者简介】崔昕平，教授，儿童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中国童书出版纪事》《儿童文学批评现场》《儿童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