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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当代社会后,女性个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知识女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方舟》中的女性不满足于过去的传统社会分工,强烈要求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政治,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于是,她们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抗争,为争取个性解放和实现自身价值艰难跋涉并付出沉重代价。
关键词: 《方舟》 女性 个性意识 觉醒 抗争
张洁牵着《森林里来的孩子》走上文坛,尔后一发不可收,在《方舟》之前,人们接受的是温文尔雅的张洁。但《方舟》的问世,使人不禁疑惑,张洁怎么了?《方舟》泼辣尖刻的笔调的确令人吃惊。
《方舟》展示了三名有个性的知识女性在文革中一路跋涉的艰难历程。她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在家庭、事业和社会诸方面苦苦抗争,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在新旧家庭观、爱情观冲突中抗争
五四运动之初,妇女解放运动的春风吹进国土,青年女性的觉悟开始苏醒,她们纷纷想摆脱封建旧家庭的束缚,寻求经过自由恋爱而组建家庭,开创自己的幸福道路。她们当中许多人还仅仅满足于小家庭的安逸,尽心尽力做好“家庭主妇”,满足于“相夫教子”,未能走出小家投身社会大家庭当中。当时社会也没有相应提供妇女进入社会就业的充分条件。
进入当代社会后,女性个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知识女性在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她们更不满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强烈要求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政治,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尤其是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这种意识更强。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知识女性的压力不亚于男性同胞,她们希望以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中繁重的家务活是女人份内的工作,“传宗接代”是女性的天职。于是,家庭与事业顾此失彼,难以协调,家庭矛盾不断激化而最终土崩瓦解。
《方舟》中的梁倩、曹荆华、柳泉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在那摇摆不定的年代里先后组成各自的小家庭,但婚姻的不幸给她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曹荆华在发配边疆时,“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给那个森林工人”,又因不愿在那年月里送一个生命来到“四人帮”横行的世间受罪,而瞒着丈夫去做了“人流”。丈夫知道后万分恼怒,“我娶你这个老婆图的什么,啊?!离婚!”这个小家庭只维持了六七年便宣告解体。虽然曹荆华后来怎么也“回忆不起他的模样”,但“可以回忆起他的每一个拳头落在身上或脸上的痛楚,回忆起他那些列举她不贤不惠的大字报”。一个原本就无爱情基础的小家庭组建和解体均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完成的。那时曹荆华虽在边疆一所小学教书,算得上是一名知识女性,但丈夫要的是能为他“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有没有知识倒是次要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即为他所图的。而当这一目的暂时未能达到时,便提出离婚。其实这于曹荆华未必不是精神与躯体的双重解脱。
柳泉与曹荆华相比,离婚的道路则要艰难得多。柳泉是在“文革”初成家,丈夫“有一个宽阔的胸膊”,却未能为她遮风挡雨。当柳泉为了帮助因留英的父亲成了“里通外国”的“间谍分子”洗清不白之冤而徒劳奔波后回到家中,不仅不能从“宽阔的胸脯”那里得到半点的安慰,反而要恐怖着每个夜晚的降临。“宽阔的胸膊”像是花钱把她买来的,怕蚀了本,把柳泉折腾得“盼望太阳永远不要西沉”,可怕的是他还要扭住柳泉粗暴地问她:“你是不是我的老婆。”可怜的柳泉成了他泄欲的性工具,他比阿Q理解的结婚就是“困觉”又进步到哪呢?柳泉提出离婚,可是他以小孩相要挟。“要离婚就别想要孩子,要孩子就别想离婚。”柳泉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这场离婚案硬是拖了五年,她被离婚大战折腾得快出神经病了。
如果曹荆华和柳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许她们看问题就没那么深刻,也就能平静接受很多生活事实,管它婚姻是“传宗接代”还是“困觉”。她们虽是知识女性,可也无法改变森林工人和“宽阔的胸膊”的观念,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那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失去市场,在一些人身上,它仍深入人心。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与她俩是格格不入的,离婚也就成了必然之事,不管是由谁先提出,但那年代要离婚阻力也不小。局外人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个家庭形式,根本不管局内人的酸甜苦辣,如果女方提出离婚,错的永远是女方,要么是不正经,要么是不能“同甘苦,共患难”。男方提出离婚,错的依旧是女方,不能“传宗接代”,或不能“尽妇道”。这究竟是怎样的心理?柳泉敢于挑战世俗眼光,需要多大的勇气。
梁倩与白复山由短暂的相爱到长期的“无爱”,面对这一婚姻事实,梁倩却已“懒得离婚”,婚姻名存实亡。对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爱,梁倩冷冷地面对与默默地接受无爱的婚姻事实。白复山不兴“离婚”,他要保全面子,同时也要利用梁倩老父亲的“牌子”,梁倩明知白复山不想离婚的不良居心,但她能不在乎自己的“面子”问题,却不能不考虑父亲、父亲的老战友们,不至于让他们觉得自己做了有辱“家风”、“门风”之事,因为他们比梁倩更在乎他们在社会中的“面子”。于是“离也罢,不离也罢,大家都这么耗着”。梁倩与白复山协议(多么现代)互不干涉,他们可以半年不打一次照面。当梁倩与柳泉在冷饮店不期遇见白复山带着一个漂亮小妞,小妞“领子大得不能再大,袖子短得不能再短,全身袒露到即使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也令人想打喷嚏的地步”。柳泉见“此情此景”尴尬万分,不知退进,梁倩却若无其事地推着柳泉走进去,经过白复山那张桌子时还像遇见熟人似地招呼着:“出来遛遛?”表现出她“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熟人似的?梁倩的悲哀深藏内心,从不在人前轻言,永远不说。面对曾经爱过的人,她已失去感觉,她虽然没有离婚,可并不比已经离了婚的曹荆华和柳泉好到哪去。
在那个年代,女人离了婚几乎意味着身败名裂,有的知识女性为了“面子”保全婚姻形式,像梁倩一样,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她们毫无勇气走到这一步,如果有了孩子,则更是看在孩子的份上牺牲自己的感情,委屈求全。但柳泉顶着压力坚持着离婚大战亦说明知识女性更看重自己的情感,不愿在无爱的婚姻下自尝苦果。
婚姻的失败,给她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曹荆华和柳泉不敢再动结婚的念头,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仅是她们自身情感所受到的伤害,而此后她们的生活无不被离婚造成的“阴影”笼罩着。
二、在世俗观念的围困下挣扎
柳泉没有房子,不得不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的柳泉无一安身之地,她向单位申请要房,魏经理却用极其卑劣的话语污辱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单位分房有一不成文的规定:分男不分女,何况是离婚的女性想在单位要房子,他们宁可让房子空着养老鼠,也不会分给女性以作栖身之地。柳泉的遭遇再普遍不过了。曹荆华不也是离婚后回到北京,在单位上也没有住房?她们不能得罪那些“生为男儿身”的领导,否则有可能砸了饭碗,或是给领导“医”了。住房,引得多少成家的、离婚的知识女性竞折腰,尤其是对于离婚女性而言,那是她的“家”呀。柳泉没有再向魏经理要房子,但在中国何时“安得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离婚女性皆欢颜?没有房子,柳泉没有办法,只好在同学、朋友家过起打游击的生活。先是被五年的离婚大战折腾得快得神经病,紧接着房子简直让她想出病来。如果不是梁倩,她无家可归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世界之大,竟没有哪一处可以成为她们借以栖身的“方舟”。
可悲的是即使如此,她们也未能在一些同性同胞那里得到理解同情和安慰。相反,更让她们感到无法沟通的心寒。居委会的贾主任对她们的“寡妇俱乐部”特别“照顾”,半夜里去查户口。自家的公猫不见了,她会堂而皇之去把门敲得天响,说着暧昧的含沙射影的话,还不算背地里说过多少关于她们的“闲话”。钱秀瑛在柳泉面前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尽管她的外语水平根本不能和柳泉比,工作能力亦是如此,但她没有离过婚,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们生活没有充满阳光,事业上也是到处“碰壁”,一筹莫展。
三、为心爱的事业艰难跋涉
梁倩、曹荆华和柳泉均是婚姻的失败者,她们寄希望于事业上有所成就。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不为出人头地,只想证实自身的价值,但李白当年发出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她们再恰当不过了。
曹荆华是个理论工作者,曾发表一篇很得一些理论界泰斗赞赏的文章,而本单位的刀条面却对她冷嘲热讽。当曹荆华的文章被一名所谓“特约评论员”批判时,刀条脸让她端正态度,及时总结文章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政治倾向问题,曹荆华在会上义正辞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她决不退让半步”。“一个人可以失去一切身外之物,却不可以失去自己的人格”。并不是曹荆华的文章容不得别人说一个“不”字,只是为何不能从学识的角度、学术的角度公正评价文章的得与失,而要在暗处纷纷向她施以冷剑?曹荆华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看不得一个女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写出有点份量的文章?悲哉。
柳泉是翻译工作者,魏经理不仅不分房给她,反而想占她的便宜,下班找她“谈工作”,点名让她一块出差。就连魏经理的司机也狗仗人势,一向用狎弄的态度对待她,仿佛一个离婚的女人“不属于谁,便好像属于任何人”。柳泉在单位过得战战兢兢,否则,她不会让梁倩帮忙调到外事局,没等正式调令下来,只是借调的通知,就迫不及待到外事局上班。她刚报到就接待美国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及各项服务工作,体现了很强的工作能力,但为了让他们下“调令”,却几乎磨尽了她所有的耐性。
梁倩是电影导演,为了能上一部片子,到处装孙子求人。总算通过本子,成立了摄制组,十个月的外景拍摄,与蚊子、臭虫、跳蚤为伴,可摄制组并不十分配合她的工作,白复山也不失时机地奚落她,而且就是这个白复山,她名义上的丈夫在关键时刻造谣,使原本可以通过的片子被枪毙了。他的这一踹让柳泉跌得好重好惨。
三个有个性的女子因为各自的不幸而同住在一套房子里,仿佛一群“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很要强、能干,却都遭遇到难题。她们都学会了喝酒、抽烟,给人的印象是邋遢,不修边幅,歇斯底里在一起对男人大骂,时时开一个控诉会。她们想对这个世界问个究竟,但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只能是自寻烦恼。她们感到在这个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女人要洒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前进一步是多么的艰难。《方舟》通篇都充满了女性在争取独立和反抗过程中的自怨、自怜、矛盾和无奈。
关键词: 《方舟》 女性 个性意识 觉醒 抗争
张洁牵着《森林里来的孩子》走上文坛,尔后一发不可收,在《方舟》之前,人们接受的是温文尔雅的张洁。但《方舟》的问世,使人不禁疑惑,张洁怎么了?《方舟》泼辣尖刻的笔调的确令人吃惊。
《方舟》展示了三名有个性的知识女性在文革中一路跋涉的艰难历程。她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在家庭、事业和社会诸方面苦苦抗争,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在新旧家庭观、爱情观冲突中抗争
五四运动之初,妇女解放运动的春风吹进国土,青年女性的觉悟开始苏醒,她们纷纷想摆脱封建旧家庭的束缚,寻求经过自由恋爱而组建家庭,开创自己的幸福道路。她们当中许多人还仅仅满足于小家庭的安逸,尽心尽力做好“家庭主妇”,满足于“相夫教子”,未能走出小家投身社会大家庭当中。当时社会也没有相应提供妇女进入社会就业的充分条件。
进入当代社会后,女性个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知识女性在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她们更不满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强烈要求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政治,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尤其是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这种意识更强。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知识女性的压力不亚于男性同胞,她们希望以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中繁重的家务活是女人份内的工作,“传宗接代”是女性的天职。于是,家庭与事业顾此失彼,难以协调,家庭矛盾不断激化而最终土崩瓦解。
《方舟》中的梁倩、曹荆华、柳泉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在那摇摆不定的年代里先后组成各自的小家庭,但婚姻的不幸给她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曹荆华在发配边疆时,“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给那个森林工人”,又因不愿在那年月里送一个生命来到“四人帮”横行的世间受罪,而瞒着丈夫去做了“人流”。丈夫知道后万分恼怒,“我娶你这个老婆图的什么,啊?!离婚!”这个小家庭只维持了六七年便宣告解体。虽然曹荆华后来怎么也“回忆不起他的模样”,但“可以回忆起他的每一个拳头落在身上或脸上的痛楚,回忆起他那些列举她不贤不惠的大字报”。一个原本就无爱情基础的小家庭组建和解体均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完成的。那时曹荆华虽在边疆一所小学教书,算得上是一名知识女性,但丈夫要的是能为他“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有没有知识倒是次要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即为他所图的。而当这一目的暂时未能达到时,便提出离婚。其实这于曹荆华未必不是精神与躯体的双重解脱。
柳泉与曹荆华相比,离婚的道路则要艰难得多。柳泉是在“文革”初成家,丈夫“有一个宽阔的胸膊”,却未能为她遮风挡雨。当柳泉为了帮助因留英的父亲成了“里通外国”的“间谍分子”洗清不白之冤而徒劳奔波后回到家中,不仅不能从“宽阔的胸脯”那里得到半点的安慰,反而要恐怖着每个夜晚的降临。“宽阔的胸膊”像是花钱把她买来的,怕蚀了本,把柳泉折腾得“盼望太阳永远不要西沉”,可怕的是他还要扭住柳泉粗暴地问她:“你是不是我的老婆。”可怜的柳泉成了他泄欲的性工具,他比阿Q理解的结婚就是“困觉”又进步到哪呢?柳泉提出离婚,可是他以小孩相要挟。“要离婚就别想要孩子,要孩子就别想离婚。”柳泉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这场离婚案硬是拖了五年,她被离婚大战折腾得快出神经病了。
如果曹荆华和柳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许她们看问题就没那么深刻,也就能平静接受很多生活事实,管它婚姻是“传宗接代”还是“困觉”。她们虽是知识女性,可也无法改变森林工人和“宽阔的胸膊”的观念,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那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失去市场,在一些人身上,它仍深入人心。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与她俩是格格不入的,离婚也就成了必然之事,不管是由谁先提出,但那年代要离婚阻力也不小。局外人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个家庭形式,根本不管局内人的酸甜苦辣,如果女方提出离婚,错的永远是女方,要么是不正经,要么是不能“同甘苦,共患难”。男方提出离婚,错的依旧是女方,不能“传宗接代”,或不能“尽妇道”。这究竟是怎样的心理?柳泉敢于挑战世俗眼光,需要多大的勇气。
梁倩与白复山由短暂的相爱到长期的“无爱”,面对这一婚姻事实,梁倩却已“懒得离婚”,婚姻名存实亡。对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爱,梁倩冷冷地面对与默默地接受无爱的婚姻事实。白复山不兴“离婚”,他要保全面子,同时也要利用梁倩老父亲的“牌子”,梁倩明知白复山不想离婚的不良居心,但她能不在乎自己的“面子”问题,却不能不考虑父亲、父亲的老战友们,不至于让他们觉得自己做了有辱“家风”、“门风”之事,因为他们比梁倩更在乎他们在社会中的“面子”。于是“离也罢,不离也罢,大家都这么耗着”。梁倩与白复山协议(多么现代)互不干涉,他们可以半年不打一次照面。当梁倩与柳泉在冷饮店不期遇见白复山带着一个漂亮小妞,小妞“领子大得不能再大,袖子短得不能再短,全身袒露到即使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也令人想打喷嚏的地步”。柳泉见“此情此景”尴尬万分,不知退进,梁倩却若无其事地推着柳泉走进去,经过白复山那张桌子时还像遇见熟人似地招呼着:“出来遛遛?”表现出她“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熟人似的?梁倩的悲哀深藏内心,从不在人前轻言,永远不说。面对曾经爱过的人,她已失去感觉,她虽然没有离婚,可并不比已经离了婚的曹荆华和柳泉好到哪去。
在那个年代,女人离了婚几乎意味着身败名裂,有的知识女性为了“面子”保全婚姻形式,像梁倩一样,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她们毫无勇气走到这一步,如果有了孩子,则更是看在孩子的份上牺牲自己的感情,委屈求全。但柳泉顶着压力坚持着离婚大战亦说明知识女性更看重自己的情感,不愿在无爱的婚姻下自尝苦果。
婚姻的失败,给她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曹荆华和柳泉不敢再动结婚的念头,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仅是她们自身情感所受到的伤害,而此后她们的生活无不被离婚造成的“阴影”笼罩着。
二、在世俗观念的围困下挣扎
柳泉没有房子,不得不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的柳泉无一安身之地,她向单位申请要房,魏经理却用极其卑劣的话语污辱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单位分房有一不成文的规定:分男不分女,何况是离婚的女性想在单位要房子,他们宁可让房子空着养老鼠,也不会分给女性以作栖身之地。柳泉的遭遇再普遍不过了。曹荆华不也是离婚后回到北京,在单位上也没有住房?她们不能得罪那些“生为男儿身”的领导,否则有可能砸了饭碗,或是给领导“医”了。住房,引得多少成家的、离婚的知识女性竞折腰,尤其是对于离婚女性而言,那是她的“家”呀。柳泉没有再向魏经理要房子,但在中国何时“安得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离婚女性皆欢颜?没有房子,柳泉没有办法,只好在同学、朋友家过起打游击的生活。先是被五年的离婚大战折腾得快得神经病,紧接着房子简直让她想出病来。如果不是梁倩,她无家可归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世界之大,竟没有哪一处可以成为她们借以栖身的“方舟”。
可悲的是即使如此,她们也未能在一些同性同胞那里得到理解同情和安慰。相反,更让她们感到无法沟通的心寒。居委会的贾主任对她们的“寡妇俱乐部”特别“照顾”,半夜里去查户口。自家的公猫不见了,她会堂而皇之去把门敲得天响,说着暧昧的含沙射影的话,还不算背地里说过多少关于她们的“闲话”。钱秀瑛在柳泉面前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尽管她的外语水平根本不能和柳泉比,工作能力亦是如此,但她没有离过婚,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们生活没有充满阳光,事业上也是到处“碰壁”,一筹莫展。
三、为心爱的事业艰难跋涉
梁倩、曹荆华和柳泉均是婚姻的失败者,她们寄希望于事业上有所成就。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不为出人头地,只想证实自身的价值,但李白当年发出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她们再恰当不过了。
曹荆华是个理论工作者,曾发表一篇很得一些理论界泰斗赞赏的文章,而本单位的刀条面却对她冷嘲热讽。当曹荆华的文章被一名所谓“特约评论员”批判时,刀条脸让她端正态度,及时总结文章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政治倾向问题,曹荆华在会上义正辞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她决不退让半步”。“一个人可以失去一切身外之物,却不可以失去自己的人格”。并不是曹荆华的文章容不得别人说一个“不”字,只是为何不能从学识的角度、学术的角度公正评价文章的得与失,而要在暗处纷纷向她施以冷剑?曹荆华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看不得一个女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写出有点份量的文章?悲哉。
柳泉是翻译工作者,魏经理不仅不分房给她,反而想占她的便宜,下班找她“谈工作”,点名让她一块出差。就连魏经理的司机也狗仗人势,一向用狎弄的态度对待她,仿佛一个离婚的女人“不属于谁,便好像属于任何人”。柳泉在单位过得战战兢兢,否则,她不会让梁倩帮忙调到外事局,没等正式调令下来,只是借调的通知,就迫不及待到外事局上班。她刚报到就接待美国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及各项服务工作,体现了很强的工作能力,但为了让他们下“调令”,却几乎磨尽了她所有的耐性。
梁倩是电影导演,为了能上一部片子,到处装孙子求人。总算通过本子,成立了摄制组,十个月的外景拍摄,与蚊子、臭虫、跳蚤为伴,可摄制组并不十分配合她的工作,白复山也不失时机地奚落她,而且就是这个白复山,她名义上的丈夫在关键时刻造谣,使原本可以通过的片子被枪毙了。他的这一踹让柳泉跌得好重好惨。
三个有个性的女子因为各自的不幸而同住在一套房子里,仿佛一群“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很要强、能干,却都遭遇到难题。她们都学会了喝酒、抽烟,给人的印象是邋遢,不修边幅,歇斯底里在一起对男人大骂,时时开一个控诉会。她们想对这个世界问个究竟,但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只能是自寻烦恼。她们感到在这个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女人要洒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前进一步是多么的艰难。《方舟》通篇都充满了女性在争取独立和反抗过程中的自怨、自怜、矛盾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