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结论和观点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亚当.斯密也是一个伦理学家，以《道德情操论》为代表作。也正是这两部著作，留下了一个争论不断的问题，即“亚当·斯密问题”。
　　一、何谓亚当·斯密问题
　　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最早是由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斯密的两部传世著作存在着相当大的对立和不一致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于同情或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于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对立和分歧。
　　具体来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利己的命题，“各个人不断的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各自的打算。”也就是在斯密看来，发展或者需要是出自于利己，既然凡事要出自利己的思考，那么在行为前势必要盘算，要比较，要衡量，“经济人”的假设则自然而然，尽管现时的学者们提出“自私”和利己是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不想纠缠于对此的分辨，从斯密的行文来看，“经济人”意味着主观上要以自我为中心当不会有异议。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并加了下面这样的副题：“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对他周围的人们的行动及性格，而后对自身下判断时的原理，以及旨在分析这一原理的讨论”。斯密提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人应当随时地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 即其核心命题在于人们不仅仅是出于利己心谋求自己的幸福，还有一种利他的心。这就是说人虽然是利己的，但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们对他人的命运关心，这种关心就是同胞感情、同情。这是道德的实体。在这里提出了道德人的命题，经济利己“经济人”与道德利他的“道德人”会不会发生冲突，很明显，对于真实的人而言，他是不断的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中进行选择。这可能就是亚当·斯密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言必称“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在财富差距逐渐拉大的今天，利益的冲突成为一个显性的而且经常发生的，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实践命题: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目的的利己的经济人，与关心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利他的道德人发生冲突时如何消解，即消解利己心与利他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缔造一种共赢，以避免出现一种精神分裂式的人格危机。
　　二、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
　　所谓的斯密问题，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要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其实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类似问题，如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以及与斯密同时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那里，其实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目的就在于揭示人是什么的命题，不过问题就在于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经济人”，与伦理学视角得出的“道德人”如何协调？
　　在斯密看来，主要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富人虽贪得无厌，“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在利己心的驱动下，经济人的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倾向能把资源尤其是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恰当配置到最能获利的地方，而这也是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因为“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成了连接“经济人”与“道德人”，“利己心”与“利他心”的桥梁，也是其要解决“人”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在斯密的著作中，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为一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但这个神秘的力量或者说这只“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解答。也就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有的学者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即其本体是市场机制，进一步讲，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这也是较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对于这一观点，也有学者认为把经济规律作为“看不见的手”，失之过宽。给出的理由是经济规律并非一条，是它们一起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呢，还是其中一条发挥了相关功能呢？而且经济规律在促进个人、他人、社会的共赢方面又是如何运作的？都缺乏必要的解释，该学者进而给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斯密问题的出路在于：从经济利己心出发，人人确然都是以自利行为为目的的；而从道德利他心出发，人们又普遍选取利他的行为手段。“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指经济人应该会（从道德上），而且普遍会（从经济上）选择的“为己利他”手段——等价交换。进而，经济学与伦理学才能在“维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增加每个人的利益”这面大旗下结为盟友。
　　但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都是沿着经济学的进路得出的结论，但经济学的经济规律或等价交换能否解决“人”的問题，或者说这个进路能否真正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衍生的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比如说腐败，可以说这是一个较典型的经济社会所衍生的问题，腐败所带来的不公正如何解决，利用经济规律的成本理论来解决，适用等价交换？再比如说一个富人主动的回报社会，进行慈善福利事业，那么单纯从从经济学的客观经济规律角度给出解释，似乎并不怎样恰当。也许使用“客观经济规律”来解读“一只看不见的手”可能不是过宽的问题了，也许仅仅用经济学的进路并不能全面解读它的内涵。
　　有的学者认为斯密的“人”的解读从根本上是认为斯密对利己与利他的协调在其关于人性论的主张中彰显出来了，斯密主张人性是和谐的，是在充分肯定利己心的基础上讲人的同情心的或利他的，和谐的人性消除了经济人假设带来的人的内在紧张。和谐的人性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假设，通过一种假设来解决另一种假设所致之紧张关系，这种设计的假设能否成为定律，是值得思考，即在相互的证明上，逻辑并不是十分严密。另外，人性的和谐尽管在理论上消除了紧张关系，但在生活中毕竟不是设计出来的，存在着很多变数，希望通过人性的和谐来应对，对个人而言也许可以，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还是显得很脆弱，甚至对个人严重膨胀的利己心的应对也不是那么有力，比如就无法应对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所引注释：“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充斥的“原罪”和资本的贪婪，充斥的血腥和肮脏，以人性的和谐来应对，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笔者认为，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是一种自然之力，那么理解这个理论，就要回到斯密的著作，在笔者看来，斯密提出这个理论目的是要对“经济人”所致的不利后果寻找解决之道，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不可能认识不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如果可以用“这只看不见的手”单纯用经济规律可以概括，他又何必留下“自然的力量、神秘的力量”的诠释，正是认为经济学领域无法解决“经济人”所致的缺陷，他才会努力找寻解答，转到了伦理学领域，但他发现了道德人，似乎也无法回避出现的这些缺陷，甚至说在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协调都成问题。故而他才提出应有一种“自然的力量、神秘的力量”在调和利己心与利他心，调和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冲突，也许这也是斯密的使用“看不见的手”的一个正确进路。
　　当然，回到斯密，就意味着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复归到人，其实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都是研究人的学科，是对“人”的理解，那么对“看不见的手”的解读就要跳出学科的界限，不能为学科所拘束，回归到这个原点。其实在笔者看来，斯密对这个后世所谓的斯密问题已作出了解答，“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自然之力、神秘之力；何谓自然，实质上他不过是指的人的常理、常情，常理意味着人在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至少容忍的最基本的价值和经验；常情是人性在正常情况下的正常的反映，是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特征的基本情感诉求和伦理要求。可以说，常理就是人生活在社会中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包含了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常情是体现个体情感和做人的尊严的基础。常理、常情就是人对己、对他人、对社会的基本回应，也是调和这三者利益的合理选择，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那么为什么斯密不道破呢，那就要回到斯密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术背景去分析，“狡猾”的斯密还是留下了一个要跳出学科局限的进路，给出了所谓自然之力、神秘之力的隐喻，只不过后世的学者们太拘泥于各自所属的学科而局限了他们的思维，才对之出现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