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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情：“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书，题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伤》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译成流丽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这里的“日本友人”即日本著名汉学家松枝茂夫，这本在日本出版的文集《北京的茶食》，就是松枝茂夫1936年由山本书店出版的《北京の果子》，其内容选自周作人的文集《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中的多篇。而据松枝茂夫的学生小川利康介绍，松枝茂夫早年倾心于古典文学《红楼梦》，后来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对周作人感兴趣，晚年在整理周作人的书信时，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追求：“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松枝茂夫还先后翻译周作人的文集《周作人随笔集》（1938）、《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9）、《周作人文艺随笔抄》（1940）、《瓜豆集》（1940）、《结缘豆》（1944）等多部。
恰好近来在旧书店里购得一册松枝茂夫翻译的周作人文集《瓜豆集》，此书由日本创元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九月出版，精装，共计三百五十五页。前面提及的那篇《自己的文章》，便也是收录在《瓜豆集》之中。此集日译本中，松枝茂夫对《北京的果子》也有一条注释：“昭和十一年八月山本书店发行の拙译本。”而令我特别注意的是，松枝茂夫翻译的这册《瓜豆集》，没有翻译《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关于童二树》、《关于邵无恙》和《老人的胡闹》四篇，只在目录中予以题目体现，内容皆“省略”。由于尚未读到松枝茂夫何以没有翻译此四篇文章的说明，但就我初读的意见来看，《关于童二树》和《关于邵无恙》两篇，内容皆关于极为生僻的乡邦文献，而写作的方式也是大段抄录旧书的内容，省略其内容估计有为读者考虑的缘故；而《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与《老人的胡闹》两篇，则显然与上述因素无关，与其中有周氏对日本的批评态度有关。
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周作人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对于日本的态度，认为要坚决地将日本的文化与政治区分开来对待，对于前者，要“研究理解”，“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而对于日本的政治，他的批评则是毫不客气的：“二十年来在中国目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幅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卻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再来看看文章《老人的胡闹》，周作人的文笔几乎就是刻薄了。此文主要针对日本上院议员三上参次发表演说，认为日本称呼中国为中华，以为这是中国妄自尊大的表现，故而应改称为支那。周作人认为这种演说乃是“已从少常识转入于失正气，由狂妄而变为疯癫”，因为“不管他对不对，既然是外国语，别国人无从干涉，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其实，在周作人的文集《瓜豆集》中，以上被“省略”的几篇文章，也算不得其代表作，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周作人的趣味和态度。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坦言，他一向追慕文章的平淡闲适，然而却终于发现：“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这里提及的“文章底下的焦躁”，在此书的《题记》中也还有类似的议论：“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由此来看这册《瓜豆集》，周作人之批评日本，只不过是其中的点缀而已，其用心更多在于国人，甚至连松枝茂夫删去的那篇《老人的胡闹》，其结尾则也是希望“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由此，再来读这册《瓜豆集》，便不难发现此时作文的周作人，“文章底下的焦躁”乃是愈发显见，值得我们注意。诸如文章《关于贞女》，乃是周作人谈妇女的文章之一篇，但此文由他买到的一册《山阴姚贞女诗传册》谈起，从中发现不少颇为通达的议论，认为其中一句“节烈卷册最多，此实非我民族之好消息也”，乃是令人感慨。他批评这种“贞女”现象的造成，乃是“变态的道德，虽云道德而已是变态，又显然以男系的威权造成之，其为祸害何可胜言。”接着他又抄列了其中一些关于贞女的批评言论，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今多姬妾，故亦重贞节，盖两性不平等道德在男系社会皆然，唯以在多妻制国为最，中国正是好例。”最后，他谈到自己何以选择这种十分偏僻少见的书册来作一番议论：“本来国难至此，大可且慢谈这些男女间的问题吧，但是这种卑劣男子他担得起救国的责任么？我不能无疑。”周作人的这一番话，说来真是可算尖刻了。
再如文章《北平的好坏》，周作人对于京戏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并列举了其中“腐败思想”、“虚伪的仪式”和“唱戏的音调”等自己最为不喜欢的方面，甚至认为无线电广播发出来的那种唱戏的声音，也简直可以算作是一种听觉上的灾难了。在《自己的文章》中，他又一次对于这种意见进行阐述，而且态度更显厌烦，那其中的“焦躁”真是在周氏文章中也是少见的。“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中国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是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以上诸种，可以算是周作人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批评，用于不能不说是严厉甚至是刻薄，几乎没有什么“闲适”与“平淡”可谈了。
除此之外，周作人对于学界的批评也是相当严厉的。诸如文章《谈七月在野》，表面上不过是他写了一篇考证《诗经》之中“七月在野”的意思，乃是条分缕析，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其实关键则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在这里深刻地感到的是国故整理之无成绩，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古书整理出来，可以给初学看看。”而文章《希腊人的好学》，表面看来是他一贯对于希腊文明的推崇，但在文章最后他还是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我们不必薄今人而爱古人，但古希腊人之可钦佩却是的确的事，中国人如能多注意他们，能略学他们好学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风，未始不是好事，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补救，在个人正不妨当作寂寞的路去走走耳。”还有在鲁迅去世后，他先后应约作了三篇文章，分别为《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书后》和《关于鲁迅之二》。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其时的一些纪念文章的意见：“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是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或者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 《瓜豆集》的《题记》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般来说，周作人的文集皆有序跋，但此书则标明为《题记》，这乃是他所要表达的一种意见，既不是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喜讲命运”，也不是因为“豆棚瓜架雨如丝”的“爱谈鬼”，更不是因为鲍照的旧诗“竟瓜剖而豆分”的“伤时”，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的。而他为此之命名《瓜豆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关于这“杜园菜”的典故，乃是出自《越言释》，其中有言：“今越人一切蔬菜瓜果之属，出于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园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这一段话，可谓既解释了此书书名的来源，又曲折表达了他的一种审美的态度，值得格外关注。尽管此书也有《关于雷公》、《谈鬼论》等与谈鬼有关的文章，但都是“疾虚妄”的态度，乃是以现代文明来解释的。
松枝茂夫对于周作人的《瓜豆集》也很是偏爱，他在翻译出版《周作人文艺随笔抄》时，便选有此书中的多篇文章。在翻译完《瓜豆集》并出版之后，松枝茂夫还出版过一册周作人的选集《结缘豆》，其中书名即选自《瓜豆集》中的一篇同名文章。相比此集中的其他文章，这篇《结缘豆》没有什么“焦躁”之气。此文写乡间风俗有在春夏之交，人们借纪念佛诞，“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由此他说这种做法，其因由，“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而联系到他自己的做文章，“盖写文章即是不安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进而又说：“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周作人的这篇文章，简直可以看作他写作的一种期待，隐含着一种慈悲的深情，也难怪松枝茂夫将其作为书名又列为全书的首篇来对待了。
二
近来翻读藏书家韦力的一册《失书记》，其中有一篇《周作人手稿》，令我颇感兴趣。此文写道：2011年秋天，北京的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一批周作人的手稿，原系香港鲍耀明先生所藏。了解周作人的读者都知道，鲍耀明是知堂老人晚年交往比较密切的人之一，其收藏的知堂手稿一定珍贵。据韦力在书中介绍，此次拍卖共计十六件拍品为手迹，其中一件系沈尹默为周作人所写的斋号匾额“苦雨斋”，乃是非常珍贵的，而其余的手迹则都是周作人的手稿，包括有《药堂杂文》八十一页，《书房一角》中的《桑下丛谈》总计三十一页，《书房一角》中的《看书余记》总计三十三页，还有《秉烛后谈》一百零五页，另外还有周作人写给他人的信几封，或者他人写给周作人的信稿多封，还有不少周作人赠送给鲍耀明的个人著作签名本，也计有三十三册之多。
周氏的手稿和签名本一次性地集体出现在拍卖场之上，且品相和内容达如此规格，也算是少见的事情。而对于这些关于周作人的拍卖品，虽然作为收藏家，但韦力说他一向“厚古薄今”，且对于新文学作家没有研究，一般他是不去涉猎的。但因受了几位爱好周作人的朋友的熏陶，他也拟努力拍下几份周氏的手稿。在拍卖之前，韦力忽然接到了北京出版社的杨良志先生的一个电话，杨先生认为这批拍品对于研究周作人非常重要，因此他劝韦力把这批东西全部拍下来，然后在他们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文既然收到《失书记》之中，那自然是与这批周氏的手稿失之交臂了。韦力在文章中写道，他本答应杨先生极力争取拍下那些手稿，但实在没想到的是，那次鲍耀明收藏的周作人手稿太出乎他的意料，结果竟是空手而歸。仅举例来说，《药堂杂文》手稿估价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结果竟以两百万成交；《秉烛后谈》手稿估价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结果以三百万成交。
不仅如此，那批三十三册的周作人签赠本也以六十二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可见周作人手迹在当代文化收藏界的影响。说来我有收藏周作人文集的爱好，也陆续买过一些周作人的各种集子，但我入道实在太晚，周氏的民国初版本我无力购买，更不能提他的签赠本甚至是手稿了。我读韦力先生的这篇文章，注意到一个细节，乃是与我新买的一册周氏的手稿影印本有关。年初偶然得知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册与周作人有关的著作《一岁货声》，系影印周作人手抄蔡省吾的著作《一岁货声》。后来在网上书店一查，竟然有售，售价一百九十八元，价格略高，但还是咬牙购下了。待此书送来，发现制作得颇为赏心悦目，于是放在了手边把玩了许久。按说我对这本书并没有多少新的想法，但买到这本书，才发现此书只印刷了五百本，可谓少矣。想想这五百本书，除去编者自留和图书馆的馆配以外，能够被爱好的读者看到的，更是少矣。
恰好今年夏天我有幸见到周作人的后人周吉宜先生，谈话中我询问到这册影印本的《一岁货声》，他说杨良志先生编选的这册《一岁货声》，正是从他这里借去的，而周先生当时正在为一个知堂的印章而起诉拍卖公司。正因这一系列的事情，让我对编辑出版周作人手稿的杨良志先生也是刮目相看，也对这册影印的《一岁货声》的手稿更为关注起来。故而我是愿意把这本书由杨先生编选的周氏手稿本简要地介绍一下的。《一岁货声》原系蔡省吾的一本关于北京街头叫卖声的著作，周作人1934年曾从他的弟子沈启无借到此书，因为喜爱便手抄了一份，且由此还写了两篇文章，分别为《一岁货声》和《〈一岁货声〉之余》，前者刊发于1934年1月17日的《大公报》，后者刊发于1934年2月17日的《大公报》，前后恰好相差十天，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收到了周氏的文集《夜读抄》之中。北京出版社此次出版《一岁货声》，乃是大开本，蓝布面，精装，竖排繁体字，真是既大方又古雅。
杨良志先生编辑这册《一岁货声》也是煞费苦心，因他并不是简单地只将此手稿影印一番了事。此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影印的周氏手抄的《一岁货声》，第二部分则为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杨良志编选的《燕市货声》，其中有瞿宜颖的《京津风土丛书》题签、周作人的《奉题〈燕都风土丛书〉》和《〈燕市货声〉题签》、李霈的《蔡省吾先生像》和《蔡省吾先生事略》、张江裁的《蔡省吾先生像赞》以及蔡省吾的《燕市货声》，以上内容皆影印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双照楼校印”的版本。从此书前的藏书印来看，此书底本采用杨先生的藏本。随后还附录与《燕市货声》相关的文章七篇，除去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之外，尚有吕方邑的《北平的货声》、纪果庵的《北平的“味儿”》、张恨水的《市声拾趣》、金云臻的《曲巷市声》、石继昌的《闲园菊农记货声》。据杨良志先生在此编的《后记》中所谈，关于《一岁货声》的文献，还有翁偶虹、高凤山、王文宝等人的文章，但由于文章较长，限于篇幅，此书并没有收录。 由此可见，杨先生编选的此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价值不小。以此书来观，对于了解旧北京的民俗是很有用处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此书还是了解“苦雨斋文人群落”的一个重要途径，且对于当时北平文人的精神面貌也可略窥一斑。再说观赏性，此书开篇影印周作人的手抄稿，可以欣赏周氏在书法上的造诣。周氏虽不是书法家，但他毛笔字端正清雅，楷书中带有隶味，由此一路写来，且几乎无修订涂抹之处，乃是满篇书卷之气。另外，我还发现周作人对于此手抄文稿应是很为重视的，除了抄录认真之外，還钤有印章多枚，计有“会稽周氏”、“苦雨斋藏书印”、“周作人”、“苦茶庵知堂记”等，其中最后一款印章则是出自著名文学家魏建功之手，系魏的印章代表作之一。在为《燕市货声》所写题签和序言中，又分别钤印“周氏”和“知惭愧”各一枚。对于出版印制这册《一岁货声》的重视，也还有为此书特制的藏书票一枚，乃系张越丞刻印“知堂书记”，也是别有风味。
周作人的文章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想来若无他为《一岁货声》所写的两篇读书笔记文章，蔡省吾的著作《燕市货声》则是少为人知矣，而若无周作人的这份手抄的完整书稿，这本新版的《一岁货声》也便更是无从谈起了。说来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爱屋及乌也喜欢与他有关的各种资料。我无力购得他的手稿，也无缘得到他的签名本，甚至周氏在民国期间出版的著作也无力购藏。不过后来我陆续购买了一些由他人编选的周氏著作，真是乐在其中，但也有因价格昂贵而苦恼的时候。诸如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知堂遗存》，包括《周作人印谱》和《童谣研究手稿》，印刷一千册，原价三百二十元，网上售价最低也已达到近两千元，高者则已六千元待售了；还有一册由北京图书馆1999年6月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印刷六百八十册，原价两千元，目前品相较好者，则也有以高达五千元在售。这些均只能是望书而叹了。
由此可见，即使是周氏的影印手稿，价格也是一路走高，这让我对那册只印刷了五百册的《一岁货声》，也真要另眼相待了。正在我有所得意之际，我的研究生同窗L来访，我出示此书请她欣赏，因她也极爱读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与我也是颇能谈得来，可谓同好。同窗L经过一番努力，考到北大中文系读了博士，所研究的对象正是周作人与废名，故我觉得她会喜欢此书。L从北大毕业后，回到故乡辽宁，在一所大学教书，业余又开始研究佛学，并最终入了空门，成了佛门弟子。她此次远道来访，除了看望旧友之外，还说她将离开辽宁到海南三亚的一个佛学院任教，那里远离尘俗，山清水秀，她决定在此一心修行。我们两人那日谈周作人，也是不亦乐乎，而她对于周氏的这册《一岁货声》的手稿影印本也是爱不释手。临走之际，她问我这册《一岁货声》是怎样得来的，我答曰网上有售。L走后，我颇感几分内疚，她远道来访，此去或许又是经年，那时我应当即送她此册作为纪念才对的，这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小小遗憾。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情：“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书，题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伤》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译成流丽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这里的“日本友人”即日本著名汉学家松枝茂夫，这本在日本出版的文集《北京的茶食》，就是松枝茂夫1936年由山本书店出版的《北京の果子》，其内容选自周作人的文集《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中的多篇。而据松枝茂夫的学生小川利康介绍，松枝茂夫早年倾心于古典文学《红楼梦》，后来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对周作人感兴趣，晚年在整理周作人的书信时，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追求：“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松枝茂夫还先后翻译周作人的文集《周作人随笔集》（1938）、《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9）、《周作人文艺随笔抄》（1940）、《瓜豆集》（1940）、《结缘豆》（1944）等多部。
恰好近来在旧书店里购得一册松枝茂夫翻译的周作人文集《瓜豆集》，此书由日本创元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九月出版，精装，共计三百五十五页。前面提及的那篇《自己的文章》，便也是收录在《瓜豆集》之中。此集日译本中，松枝茂夫对《北京的果子》也有一条注释：“昭和十一年八月山本书店发行の拙译本。”而令我特别注意的是，松枝茂夫翻译的这册《瓜豆集》，没有翻译《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关于童二树》、《关于邵无恙》和《老人的胡闹》四篇，只在目录中予以题目体现，内容皆“省略”。由于尚未读到松枝茂夫何以没有翻译此四篇文章的说明，但就我初读的意见来看，《关于童二树》和《关于邵无恙》两篇，内容皆关于极为生僻的乡邦文献，而写作的方式也是大段抄录旧书的内容，省略其内容估计有为读者考虑的缘故；而《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与《老人的胡闹》两篇，则显然与上述因素无关，与其中有周氏对日本的批评态度有关。
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周作人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对于日本的态度，认为要坚决地将日本的文化与政治区分开来对待，对于前者，要“研究理解”，“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而对于日本的政治，他的批评则是毫不客气的：“二十年来在中国目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幅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卻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再来看看文章《老人的胡闹》，周作人的文笔几乎就是刻薄了。此文主要针对日本上院议员三上参次发表演说，认为日本称呼中国为中华，以为这是中国妄自尊大的表现，故而应改称为支那。周作人认为这种演说乃是“已从少常识转入于失正气，由狂妄而变为疯癫”，因为“不管他对不对，既然是外国语，别国人无从干涉，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其实，在周作人的文集《瓜豆集》中，以上被“省略”的几篇文章，也算不得其代表作，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周作人的趣味和态度。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坦言，他一向追慕文章的平淡闲适，然而却终于发现：“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这里提及的“文章底下的焦躁”，在此书的《题记》中也还有类似的议论：“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由此来看这册《瓜豆集》，周作人之批评日本，只不过是其中的点缀而已，其用心更多在于国人，甚至连松枝茂夫删去的那篇《老人的胡闹》，其结尾则也是希望“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由此，再来读这册《瓜豆集》，便不难发现此时作文的周作人，“文章底下的焦躁”乃是愈发显见，值得我们注意。诸如文章《关于贞女》，乃是周作人谈妇女的文章之一篇，但此文由他买到的一册《山阴姚贞女诗传册》谈起，从中发现不少颇为通达的议论，认为其中一句“节烈卷册最多，此实非我民族之好消息也”，乃是令人感慨。他批评这种“贞女”现象的造成，乃是“变态的道德，虽云道德而已是变态，又显然以男系的威权造成之，其为祸害何可胜言。”接着他又抄列了其中一些关于贞女的批评言论，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今多姬妾，故亦重贞节，盖两性不平等道德在男系社会皆然，唯以在多妻制国为最，中国正是好例。”最后，他谈到自己何以选择这种十分偏僻少见的书册来作一番议论：“本来国难至此，大可且慢谈这些男女间的问题吧，但是这种卑劣男子他担得起救国的责任么？我不能无疑。”周作人的这一番话，说来真是可算尖刻了。
再如文章《北平的好坏》，周作人对于京戏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并列举了其中“腐败思想”、“虚伪的仪式”和“唱戏的音调”等自己最为不喜欢的方面，甚至认为无线电广播发出来的那种唱戏的声音，也简直可以算作是一种听觉上的灾难了。在《自己的文章》中，他又一次对于这种意见进行阐述，而且态度更显厌烦，那其中的“焦躁”真是在周氏文章中也是少见的。“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中国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是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以上诸种，可以算是周作人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批评，用于不能不说是严厉甚至是刻薄，几乎没有什么“闲适”与“平淡”可谈了。
除此之外，周作人对于学界的批评也是相当严厉的。诸如文章《谈七月在野》，表面上不过是他写了一篇考证《诗经》之中“七月在野”的意思，乃是条分缕析，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其实关键则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在这里深刻地感到的是国故整理之无成绩，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古书整理出来，可以给初学看看。”而文章《希腊人的好学》，表面看来是他一贯对于希腊文明的推崇，但在文章最后他还是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我们不必薄今人而爱古人，但古希腊人之可钦佩却是的确的事，中国人如能多注意他们，能略学他们好学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风，未始不是好事，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补救，在个人正不妨当作寂寞的路去走走耳。”还有在鲁迅去世后，他先后应约作了三篇文章，分别为《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书后》和《关于鲁迅之二》。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其时的一些纪念文章的意见：“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是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或者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 《瓜豆集》的《题记》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般来说，周作人的文集皆有序跋，但此书则标明为《题记》，这乃是他所要表达的一种意见，既不是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喜讲命运”，也不是因为“豆棚瓜架雨如丝”的“爱谈鬼”，更不是因为鲍照的旧诗“竟瓜剖而豆分”的“伤时”，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的。而他为此之命名《瓜豆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关于这“杜园菜”的典故，乃是出自《越言释》，其中有言：“今越人一切蔬菜瓜果之属，出于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园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这一段话，可谓既解释了此书书名的来源，又曲折表达了他的一种审美的态度，值得格外关注。尽管此书也有《关于雷公》、《谈鬼论》等与谈鬼有关的文章，但都是“疾虚妄”的态度，乃是以现代文明来解释的。
松枝茂夫对于周作人的《瓜豆集》也很是偏爱，他在翻译出版《周作人文艺随笔抄》时，便选有此书中的多篇文章。在翻译完《瓜豆集》并出版之后，松枝茂夫还出版过一册周作人的选集《结缘豆》，其中书名即选自《瓜豆集》中的一篇同名文章。相比此集中的其他文章，这篇《结缘豆》没有什么“焦躁”之气。此文写乡间风俗有在春夏之交，人们借纪念佛诞，“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由此他说这种做法，其因由，“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而联系到他自己的做文章，“盖写文章即是不安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进而又说：“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周作人的这篇文章，简直可以看作他写作的一种期待，隐含着一种慈悲的深情，也难怪松枝茂夫将其作为书名又列为全书的首篇来对待了。
二
近来翻读藏书家韦力的一册《失书记》，其中有一篇《周作人手稿》，令我颇感兴趣。此文写道：2011年秋天，北京的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一批周作人的手稿，原系香港鲍耀明先生所藏。了解周作人的读者都知道，鲍耀明是知堂老人晚年交往比较密切的人之一，其收藏的知堂手稿一定珍贵。据韦力在书中介绍，此次拍卖共计十六件拍品为手迹，其中一件系沈尹默为周作人所写的斋号匾额“苦雨斋”，乃是非常珍贵的，而其余的手迹则都是周作人的手稿，包括有《药堂杂文》八十一页，《书房一角》中的《桑下丛谈》总计三十一页，《书房一角》中的《看书余记》总计三十三页，还有《秉烛后谈》一百零五页，另外还有周作人写给他人的信几封，或者他人写给周作人的信稿多封，还有不少周作人赠送给鲍耀明的个人著作签名本，也计有三十三册之多。
周氏的手稿和签名本一次性地集体出现在拍卖场之上，且品相和内容达如此规格，也算是少见的事情。而对于这些关于周作人的拍卖品，虽然作为收藏家，但韦力说他一向“厚古薄今”，且对于新文学作家没有研究，一般他是不去涉猎的。但因受了几位爱好周作人的朋友的熏陶，他也拟努力拍下几份周氏的手稿。在拍卖之前，韦力忽然接到了北京出版社的杨良志先生的一个电话，杨先生认为这批拍品对于研究周作人非常重要，因此他劝韦力把这批东西全部拍下来，然后在他们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文既然收到《失书记》之中，那自然是与这批周氏的手稿失之交臂了。韦力在文章中写道，他本答应杨先生极力争取拍下那些手稿，但实在没想到的是，那次鲍耀明收藏的周作人手稿太出乎他的意料，结果竟是空手而歸。仅举例来说，《药堂杂文》手稿估价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结果竟以两百万成交；《秉烛后谈》手稿估价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结果以三百万成交。
不仅如此，那批三十三册的周作人签赠本也以六十二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可见周作人手迹在当代文化收藏界的影响。说来我有收藏周作人文集的爱好，也陆续买过一些周作人的各种集子，但我入道实在太晚，周氏的民国初版本我无力购买，更不能提他的签赠本甚至是手稿了。我读韦力先生的这篇文章，注意到一个细节，乃是与我新买的一册周氏的手稿影印本有关。年初偶然得知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册与周作人有关的著作《一岁货声》，系影印周作人手抄蔡省吾的著作《一岁货声》。后来在网上书店一查，竟然有售，售价一百九十八元，价格略高，但还是咬牙购下了。待此书送来，发现制作得颇为赏心悦目，于是放在了手边把玩了许久。按说我对这本书并没有多少新的想法，但买到这本书，才发现此书只印刷了五百本，可谓少矣。想想这五百本书，除去编者自留和图书馆的馆配以外，能够被爱好的读者看到的，更是少矣。
恰好今年夏天我有幸见到周作人的后人周吉宜先生，谈话中我询问到这册影印本的《一岁货声》，他说杨良志先生编选的这册《一岁货声》，正是从他这里借去的，而周先生当时正在为一个知堂的印章而起诉拍卖公司。正因这一系列的事情，让我对编辑出版周作人手稿的杨良志先生也是刮目相看，也对这册影印的《一岁货声》的手稿更为关注起来。故而我是愿意把这本书由杨先生编选的周氏手稿本简要地介绍一下的。《一岁货声》原系蔡省吾的一本关于北京街头叫卖声的著作，周作人1934年曾从他的弟子沈启无借到此书，因为喜爱便手抄了一份，且由此还写了两篇文章，分别为《一岁货声》和《〈一岁货声〉之余》，前者刊发于1934年1月17日的《大公报》，后者刊发于1934年2月17日的《大公报》，前后恰好相差十天，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收到了周氏的文集《夜读抄》之中。北京出版社此次出版《一岁货声》，乃是大开本，蓝布面，精装，竖排繁体字，真是既大方又古雅。
杨良志先生编辑这册《一岁货声》也是煞费苦心，因他并不是简单地只将此手稿影印一番了事。此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影印的周氏手抄的《一岁货声》，第二部分则为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杨良志编选的《燕市货声》，其中有瞿宜颖的《京津风土丛书》题签、周作人的《奉题〈燕都风土丛书〉》和《〈燕市货声〉题签》、李霈的《蔡省吾先生像》和《蔡省吾先生事略》、张江裁的《蔡省吾先生像赞》以及蔡省吾的《燕市货声》，以上内容皆影印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双照楼校印”的版本。从此书前的藏书印来看，此书底本采用杨先生的藏本。随后还附录与《燕市货声》相关的文章七篇，除去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之外，尚有吕方邑的《北平的货声》、纪果庵的《北平的“味儿”》、张恨水的《市声拾趣》、金云臻的《曲巷市声》、石继昌的《闲园菊农记货声》。据杨良志先生在此编的《后记》中所谈，关于《一岁货声》的文献，还有翁偶虹、高凤山、王文宝等人的文章，但由于文章较长，限于篇幅，此书并没有收录。 由此可见，杨先生编选的此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价值不小。以此书来观，对于了解旧北京的民俗是很有用处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此书还是了解“苦雨斋文人群落”的一个重要途径，且对于当时北平文人的精神面貌也可略窥一斑。再说观赏性，此书开篇影印周作人的手抄稿，可以欣赏周氏在书法上的造诣。周氏虽不是书法家，但他毛笔字端正清雅，楷书中带有隶味，由此一路写来，且几乎无修订涂抹之处，乃是满篇书卷之气。另外，我还发现周作人对于此手抄文稿应是很为重视的，除了抄录认真之外，還钤有印章多枚，计有“会稽周氏”、“苦雨斋藏书印”、“周作人”、“苦茶庵知堂记”等，其中最后一款印章则是出自著名文学家魏建功之手，系魏的印章代表作之一。在为《燕市货声》所写题签和序言中，又分别钤印“周氏”和“知惭愧”各一枚。对于出版印制这册《一岁货声》的重视，也还有为此书特制的藏书票一枚，乃系张越丞刻印“知堂书记”，也是别有风味。
周作人的文章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想来若无他为《一岁货声》所写的两篇读书笔记文章，蔡省吾的著作《燕市货声》则是少为人知矣，而若无周作人的这份手抄的完整书稿，这本新版的《一岁货声》也便更是无从谈起了。说来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爱屋及乌也喜欢与他有关的各种资料。我无力购得他的手稿，也无缘得到他的签名本，甚至周氏在民国期间出版的著作也无力购藏。不过后来我陆续购买了一些由他人编选的周氏著作，真是乐在其中，但也有因价格昂贵而苦恼的时候。诸如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知堂遗存》，包括《周作人印谱》和《童谣研究手稿》，印刷一千册，原价三百二十元，网上售价最低也已达到近两千元，高者则已六千元待售了；还有一册由北京图书馆1999年6月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印刷六百八十册，原价两千元，目前品相较好者，则也有以高达五千元在售。这些均只能是望书而叹了。
由此可见，即使是周氏的影印手稿，价格也是一路走高，这让我对那册只印刷了五百册的《一岁货声》，也真要另眼相待了。正在我有所得意之际，我的研究生同窗L来访，我出示此书请她欣赏，因她也极爱读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与我也是颇能谈得来，可谓同好。同窗L经过一番努力，考到北大中文系读了博士，所研究的对象正是周作人与废名，故我觉得她会喜欢此书。L从北大毕业后，回到故乡辽宁，在一所大学教书，业余又开始研究佛学，并最终入了空门，成了佛门弟子。她此次远道来访，除了看望旧友之外，还说她将离开辽宁到海南三亚的一个佛学院任教，那里远离尘俗，山清水秀，她决定在此一心修行。我们两人那日谈周作人，也是不亦乐乎，而她对于周氏的这册《一岁货声》的手稿影印本也是爱不释手。临走之际，她问我这册《一岁货声》是怎样得来的，我答曰网上有售。L走后，我颇感几分内疚，她远道来访，此去或许又是经年，那时我应当即送她此册作为纪念才对的，这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小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