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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译小说”已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然而，林纾和“林译小说”，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疑问。本文拟从这些疑问入手，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这些疑问被长期忽略或是故意忽略的原因，揭示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并反观“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关键词：林纾 林译小说 译者主体性 中华文化外译
林纾不识外文，却被奉为“译界大师”；“林译小说”由口述者和他共同完成，口述者作为真正的译者却常被隐身；“林译小说”已成为“意译”风格的范本，然而这“意译”笔法究竟由谁造成亦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若干疑问入手，分析其被学术界忽略的原因，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翻译行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反观“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中华文化外译。
一、林纾其人其译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一生以独特的方式在译坛上辛勤耕耘。“林译小说”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专有名词。
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以“板藏畏庐”刊印《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了宏伟翻译事业的序幕。此后长达25年间，他与合作者译介了多达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79种作品，总字数逾千万，即平均每年6—7部译作问世。其翻译速度也为业界称颂，“限一时许就千言”，“运笔如风落霓转”（薛绥之、张俊才，2010），日译4小时，文字达6000余字，脱手成稿。
二、关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若干疑问
但林纾和“林译小说”现象存在不少疑问，学界或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
1.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不懂外文的林纾听他人口授，靠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字功夫将小说记录下来。翻译涉及语言转换，通晓双语是译者的必备条件。不懂源语只通汉语的林纾算不上是真正的译者，因而，林纾的翻译充其量只能算“语内翻译”（高查清，2015），只是对合作者的口述汉语再加工，充当编辑与润笔的角色。
然而学界似乎有意掩盖这一事实。“译才并世数严、林”（陈福康，2000），王佐良（1981）也将林纾誉为“我国近代翻译界的两个先驱”之一。当代学者亦认为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界泰斗”（袁进，1993），“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陈子展，1982），在译介域外小说中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陆建德，2016）。人们实在难以将杰出的翻译家与不懂外语的林纾联系起来。
2.口译者的隐身
林译小说离不开口译者的功劳。与林合作的口译者有近20人。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口译者功不可没，却被群体性忽略。《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魏易合译，林纾以“冷红生”署名自行刊印，后大多译作均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商务的封面往往用红色字体醒目地印着“林译小说丛书”，而合作者的名字只出现在最后一页，且位列林纾之后。直至现代，林纾与合作者译介的小说，仍以“林译小说”冠名，而非更客观的“林某合译小说”。
历史上不乏口述者与笔录者合作的作品。《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根据旅途亲身经历和见闻口述，由门人辩机笔录并整理而成。在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本中，著作者一栏只有玄奘一人。现代有些版本，有些仍是“玄奘著”，也有些版本，如广西师大版、商务印书馆版、中华书局版，均改为“玄奘述、 辩机撰”，还了笔录者应有的地位。师哲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注明了“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上述作品在处理口述者和笔录者排名时，正好与“林译小说”相反。林译小说口译者在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被隐身，置于无关緊要的地位，实属异常。
3.林译小说与不忠标签
林译小说也因改动和增减较多遭到许多质疑，但学界常将赞美送给林纾， 却把错译和删改的过失算在口译者身上， 颇失公允。林纾本人也竭力推脱责任，称：“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陈平原、夏晓虹，1997）寒光、郑振铎认为“讹误”都是“口述者的过失”，林纾“吃人的亏不浅”。钱钟书也帮林纾推诿：“助手们事后显然也没有校核过林纾的写稿。”咨实则把译文质量归咎为口述者的作品选择。（薛绥之、张俊才，2010）林纾对于林译小说中的不忠现象真的是无辜的吗？
合译者毛文钟（观庆）提到：“林氏……十分固执，中文稿一经写定， 口译的人如发现了什么不妥之处，要求他修改， 就难如登天， 纵然以不符合原书本意为理由， 向他力争， 他老先生的倔脾气一发， 往往也会置之不理。”（秦瘦鸥，1986）魏易之子魏惟仪提到：“林先生不太了解译书必须忠于原文，不可随意篡改，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自然不免有时会与父亲发生争执。”（魏惟仪，1987： 73）
双方当事人及其拥护者都在为自己一方辩解，以求与“不忠”标签脱开干系。事实仍有待深入探究，但学界可能有意模棱两可，因而也就不去追求孰是孰非了。
三、有意回避疑问的原因分析
为何面对林纾与林译小说诸多疑问时，学界似有掩耳盗铃之嫌呢？笔者尝试挖掘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
1.林纾与合作者的特点
林纾博学强记，古文造诣颇深，创作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气越来越大，并由此得以入职京师大学堂，因而在当时晚清社会的学界也算得上重要人物。
林纾的合作者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郭杨（2008）统计，从关系上来看，口译者多为林纾的老乡、晚辈或学生。笔者发现，论社会地位和文学造诣，合译者虽精通外语， 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但文学功力大多不佳，对欧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不甚熟悉。仅有少数能舞文弄墨，但仍难敌林纾。因此，出版社从商业利益出发，为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大打林纾的招牌，难免会牺牲合作者应有的译者地位了。
2.序跋与译者主体性彰显 林纾每译一书，都会撰写译序、跋尾，或评介内容，或补充翻译心得，或阐述译书原因，或告诫读者，体现其翻译救国的良苦用心，对原作的尊重和对读者的负责，也充分展示了他在原作选择、翻译策略、翻译动机等方面的主体性。因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承担译者的责任，超越了“润笔加工”的角色。
“《黑奴吁天录》跋”中，林纾有言：“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薛绥之、张俊才，2010）其爱国保种的翻译动机跃然于纸上。同时，他还解释了删改原文的原因：“是书为美人著， 美人信教至， 语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 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他认为宣扬基督教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题材内容，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因而采用了归化策略。林纾在引导读者方面同样彰显着强烈的译者主体性。《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他提醒读者关注原作语言之巧妙：“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语，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薛绥之、张俊才，2010）
“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控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林纾虽无法直接参与双语转换，但对作品的理解、译语文本的形成等方面都进行了再创造，他有意识的文本选择、强烈的译介动机、用心良苦的书写策略以及对作品接受效果的关注都彰显着“不是译者胜似译者”的强烈主体性。
3.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
如果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出于个人情感原因，那么林纾后来浩瀚译介事业的直接动力，则要归因于时代对小说的召唤了。晚清社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危在旦夕。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以启蒙国民、挽救民族为目的的“小说界革命”，并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惟小说之故”，因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只有“新小说”才能有“吾国前途”。（陈平原、夏晓虹，1997）当时，中国文学形式库中的小说处于危机状态，翻译小说便居于小说的中心地位。大量译介域外小说不仅是转型期的必然需求，也肩负起了引进“新小说”“改良群治”的重任，号召国民学习西学，救国保种。彼时林纾思想进步，支持新政，在诸多作品中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因而，他的译介实质上也成为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即他自己所言，“畏庐居士……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陈平原、夏晓虹，1997）可见，林纾的翻译活动遵循主流进步意识形态，把握住了翻译在译语文化中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4.林译小说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是“君子弗为”的“街谈巷语”。林译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异域风情的题材和典雅通透的文笔俘获了晚清读者，改变了国民对西洋小说的偏见和轻视，使翻译小说成为新小说学习的典范，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中国人轻视小说及小说家的习俗和陋见，由林氏而革除；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由林氏而提高。”（薛绥之、张俊才，2010）林译小说顺应潮流而生，迎合了转型期人们对新文学的需求，促进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林译小说在语言层面上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林纾虽是古文家，古文创作时恪守严格的古文文法，却不排斥白话文创作。他素来对《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赞不绝口，奉之为“白话之圣”“教科之书”（薛绥之、张俊才，2010）。晚清翻译小说肩负着“开启民智”的政治目的，首先赢取读者，林译小说遵循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语言风格趋于通俗化，甚至出现不少白话口语。钱钟书指出：“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以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薛绥之、张俊才，2010）翻开林译小说，读者可以看到许多白话俗语，如“阿姨”“便宜”等，还可发现不少新词和外来词，如“民主”“神经”“咖啡”等。可以说，林译小说半文半白的独特风格，为“五四”前后的白话文改革搭建了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
四、几点启示
在晚清这一转型期，翻译活动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社会政治目的紧密结合，被赋予特定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救国保种、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重任。林纾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跟随革新的进步思想倾注于译介活动中，与主流翻译规范不谋而合。通过与口译者的合作，他肩负起了不逊于译者的历史使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因而，林纾的译者身份，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他个人的主动选择。林纾和林译小说现象似乎也在向传统的译者定义提出挑战，即译者应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界定和诠释。
另一方面，林纾不懂外文，本是个缺憾，却获得意外成就：他与合作者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林译小说神话，译本广为传颂。这种成就应当归功于他们独特的“翻译+创作”的合作模式。创作者不懂外语，可以完全跳出源语束缚，更有利于译语的地道性、流畅性和可读性。由林译小说的成功反观当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似乎可为学界困惑的“由谁译、怎么译”问题略指迷津。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首先得让中国文化“走进”异国大门，“走进”异国读者的心中，否则便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走出去”，难免会四处碰壁。我们不妨借鉴林译小说“翻译+创作”的译介模式，先由精通汉语和译语的译者完成跨语际转换，再由不懂汉语的译语文学功底深厚者进行润色和作序，完成整个翻译过程。一旦译作因其地道的译文和本族语作家的影响力获得读者青睐，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一意孤行的“走出去”了，文化传播的目的也会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 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2.
[4] 高查清. 林纾的合作翻译模式反思[J]. 江汉学术，2015（6）：96-103.
[5] 郭杨. 林译小说口译者小考[J]. 中国文学研究，2008（4）：40-42.
[6] 陸建德. 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6）：135-142.
[7] 秦瘦鸥. 小说纵横谈[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8] 王佐良. 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1）：3-14.
[9] 魏惟仪. 我的父亲——魏易.[A] 季季编. 1982年台湾散文选[C].台北：前卫出版社， 1987： 69-82.
[10]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袁进. 译界泰斗与逊清遗老——林纾与《林纾评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34.
[12]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 2003（1）：19-24.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杭州市哲社课题基地项目“林纾及林译小说若干疑问探究”（编号：2018JD21）
作 者： 黄四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等。
编 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林纾 林译小说 译者主体性 中华文化外译
林纾不识外文，却被奉为“译界大师”；“林译小说”由口述者和他共同完成，口述者作为真正的译者却常被隐身；“林译小说”已成为“意译”风格的范本，然而这“意译”笔法究竟由谁造成亦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若干疑问入手，分析其被学术界忽略的原因，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翻译行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反观“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中华文化外译。
一、林纾其人其译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一生以独特的方式在译坛上辛勤耕耘。“林译小说”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专有名词。
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以“板藏畏庐”刊印《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了宏伟翻译事业的序幕。此后长达25年间，他与合作者译介了多达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79种作品，总字数逾千万，即平均每年6—7部译作问世。其翻译速度也为业界称颂，“限一时许就千言”，“运笔如风落霓转”（薛绥之、张俊才，2010），日译4小时，文字达6000余字，脱手成稿。
二、关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若干疑问
但林纾和“林译小说”现象存在不少疑问，学界或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
1.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不懂外文的林纾听他人口授，靠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字功夫将小说记录下来。翻译涉及语言转换，通晓双语是译者的必备条件。不懂源语只通汉语的林纾算不上是真正的译者，因而，林纾的翻译充其量只能算“语内翻译”（高查清，2015），只是对合作者的口述汉语再加工，充当编辑与润笔的角色。
然而学界似乎有意掩盖这一事实。“译才并世数严、林”（陈福康，2000），王佐良（1981）也将林纾誉为“我国近代翻译界的两个先驱”之一。当代学者亦认为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界泰斗”（袁进，1993），“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陈子展，1982），在译介域外小说中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陆建德，2016）。人们实在难以将杰出的翻译家与不懂外语的林纾联系起来。
2.口译者的隐身
林译小说离不开口译者的功劳。与林合作的口译者有近20人。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口译者功不可没，却被群体性忽略。《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魏易合译，林纾以“冷红生”署名自行刊印，后大多译作均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商务的封面往往用红色字体醒目地印着“林译小说丛书”，而合作者的名字只出现在最后一页，且位列林纾之后。直至现代，林纾与合作者译介的小说，仍以“林译小说”冠名，而非更客观的“林某合译小说”。
历史上不乏口述者与笔录者合作的作品。《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根据旅途亲身经历和见闻口述，由门人辩机笔录并整理而成。在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本中，著作者一栏只有玄奘一人。现代有些版本，有些仍是“玄奘著”，也有些版本，如广西师大版、商务印书馆版、中华书局版，均改为“玄奘述、 辩机撰”，还了笔录者应有的地位。师哲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注明了“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上述作品在处理口述者和笔录者排名时，正好与“林译小说”相反。林译小说口译者在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被隐身，置于无关緊要的地位，实属异常。
3.林译小说与不忠标签
林译小说也因改动和增减较多遭到许多质疑，但学界常将赞美送给林纾， 却把错译和删改的过失算在口译者身上， 颇失公允。林纾本人也竭力推脱责任，称：“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陈平原、夏晓虹，1997）寒光、郑振铎认为“讹误”都是“口述者的过失”，林纾“吃人的亏不浅”。钱钟书也帮林纾推诿：“助手们事后显然也没有校核过林纾的写稿。”咨实则把译文质量归咎为口述者的作品选择。（薛绥之、张俊才，2010）林纾对于林译小说中的不忠现象真的是无辜的吗？
合译者毛文钟（观庆）提到：“林氏……十分固执，中文稿一经写定， 口译的人如发现了什么不妥之处，要求他修改， 就难如登天， 纵然以不符合原书本意为理由， 向他力争， 他老先生的倔脾气一发， 往往也会置之不理。”（秦瘦鸥，1986）魏易之子魏惟仪提到：“林先生不太了解译书必须忠于原文，不可随意篡改，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自然不免有时会与父亲发生争执。”（魏惟仪，1987： 73）
双方当事人及其拥护者都在为自己一方辩解，以求与“不忠”标签脱开干系。事实仍有待深入探究，但学界可能有意模棱两可，因而也就不去追求孰是孰非了。
三、有意回避疑问的原因分析
为何面对林纾与林译小说诸多疑问时，学界似有掩耳盗铃之嫌呢？笔者尝试挖掘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
1.林纾与合作者的特点
林纾博学强记，古文造诣颇深，创作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气越来越大，并由此得以入职京师大学堂，因而在当时晚清社会的学界也算得上重要人物。
林纾的合作者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郭杨（2008）统计，从关系上来看，口译者多为林纾的老乡、晚辈或学生。笔者发现，论社会地位和文学造诣，合译者虽精通外语， 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但文学功力大多不佳，对欧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不甚熟悉。仅有少数能舞文弄墨，但仍难敌林纾。因此，出版社从商业利益出发，为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大打林纾的招牌，难免会牺牲合作者应有的译者地位了。
2.序跋与译者主体性彰显 林纾每译一书，都会撰写译序、跋尾，或评介内容，或补充翻译心得，或阐述译书原因，或告诫读者，体现其翻译救国的良苦用心，对原作的尊重和对读者的负责，也充分展示了他在原作选择、翻译策略、翻译动机等方面的主体性。因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承担译者的责任，超越了“润笔加工”的角色。
“《黑奴吁天录》跋”中，林纾有言：“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薛绥之、张俊才，2010）其爱国保种的翻译动机跃然于纸上。同时，他还解释了删改原文的原因：“是书为美人著， 美人信教至， 语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 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他认为宣扬基督教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题材内容，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因而采用了归化策略。林纾在引导读者方面同样彰显着强烈的译者主体性。《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他提醒读者关注原作语言之巧妙：“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语，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薛绥之、张俊才，2010）
“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控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林纾虽无法直接参与双语转换，但对作品的理解、译语文本的形成等方面都进行了再创造，他有意识的文本选择、强烈的译介动机、用心良苦的书写策略以及对作品接受效果的关注都彰显着“不是译者胜似译者”的强烈主体性。
3.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
如果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出于个人情感原因，那么林纾后来浩瀚译介事业的直接动力，则要归因于时代对小说的召唤了。晚清社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危在旦夕。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以启蒙国民、挽救民族为目的的“小说界革命”，并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惟小说之故”，因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只有“新小说”才能有“吾国前途”。（陈平原、夏晓虹，1997）当时，中国文学形式库中的小说处于危机状态，翻译小说便居于小说的中心地位。大量译介域外小说不仅是转型期的必然需求，也肩负起了引进“新小说”“改良群治”的重任，号召国民学习西学，救国保种。彼时林纾思想进步，支持新政，在诸多作品中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因而，他的译介实质上也成为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即他自己所言，“畏庐居士……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陈平原、夏晓虹，1997）可见，林纾的翻译活动遵循主流进步意识形态，把握住了翻译在译语文化中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4.林译小说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是“君子弗为”的“街谈巷语”。林译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异域风情的题材和典雅通透的文笔俘获了晚清读者，改变了国民对西洋小说的偏见和轻视，使翻译小说成为新小说学习的典范，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中国人轻视小说及小说家的习俗和陋见，由林氏而革除；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由林氏而提高。”（薛绥之、张俊才，2010）林译小说顺应潮流而生，迎合了转型期人们对新文学的需求，促进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林译小说在语言层面上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林纾虽是古文家，古文创作时恪守严格的古文文法，却不排斥白话文创作。他素来对《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赞不绝口，奉之为“白话之圣”“教科之书”（薛绥之、张俊才，2010）。晚清翻译小说肩负着“开启民智”的政治目的，首先赢取读者，林译小说遵循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语言风格趋于通俗化，甚至出现不少白话口语。钱钟书指出：“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以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薛绥之、张俊才，2010）翻开林译小说，读者可以看到许多白话俗语，如“阿姨”“便宜”等，还可发现不少新词和外来词，如“民主”“神经”“咖啡”等。可以说，林译小说半文半白的独特风格，为“五四”前后的白话文改革搭建了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
四、几点启示
在晚清这一转型期，翻译活动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社会政治目的紧密结合，被赋予特定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救国保种、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重任。林纾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跟随革新的进步思想倾注于译介活动中，与主流翻译规范不谋而合。通过与口译者的合作，他肩负起了不逊于译者的历史使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因而，林纾的译者身份，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他个人的主动选择。林纾和林译小说现象似乎也在向传统的译者定义提出挑战，即译者应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界定和诠释。
另一方面，林纾不懂外文，本是个缺憾，却获得意外成就：他与合作者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林译小说神话，译本广为传颂。这种成就应当归功于他们独特的“翻译+创作”的合作模式。创作者不懂外语，可以完全跳出源语束缚，更有利于译语的地道性、流畅性和可读性。由林译小说的成功反观当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似乎可为学界困惑的“由谁译、怎么译”问题略指迷津。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首先得让中国文化“走进”异国大门，“走进”异国读者的心中，否则便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走出去”，难免会四处碰壁。我们不妨借鉴林译小说“翻译+创作”的译介模式，先由精通汉语和译语的译者完成跨语际转换，再由不懂汉语的译语文学功底深厚者进行润色和作序，完成整个翻译过程。一旦译作因其地道的译文和本族语作家的影响力获得读者青睐，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一意孤行的“走出去”了，文化传播的目的也会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 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2.
[4] 高查清. 林纾的合作翻译模式反思[J]. 江汉学术，2015（6）：96-103.
[5] 郭杨. 林译小说口译者小考[J]. 中国文学研究，2008（4）：40-42.
[6] 陸建德. 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6）：135-142.
[7] 秦瘦鸥. 小说纵横谈[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8] 王佐良. 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1）：3-14.
[9] 魏惟仪. 我的父亲——魏易.[A] 季季编. 1982年台湾散文选[C].台北：前卫出版社， 1987： 69-82.
[10]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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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8年度杭州市哲社课题基地项目“林纾及林译小说若干疑问探究”（编号：2018JD21）
作 者： 黄四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等。
编 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