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丁玲是左联中的重要一员，又是从国统区进入延安最早的女性作家，她的文学创作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莎菲女士在延安”，丁玲同时又作为一名个性的女性作家，呈现出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不同程度的背离。这篇文章旨在从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入手，通过三组关系——群众与革命者、群众与革命、革命者与革命的层层深入，分析丁玲小说创作的复杂性。
　　关键词：革命 群众 革命者 丁玲
　　丁玲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中的一员，她的文学创作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丁玲创作了一批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彰显她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延安时期的丁玲以革命女性作为小说主人公创作的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然而，在作者丁玲努力刻画为革命献身的女主人公贞贞时，作品中的另类思想却也暗含于其中——即文本内容同作者想要传达的革命话语之间不自觉的背离。“我手写我口”，作品中出现的这一背离不能不看作是丁玲自身思想中所固有的矛盾，即作为革命者的丁玲和作为女性个体的丁玲之间存在的分歧。本文旨在通过文本细读，以三组关系的层层深入，探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异端思想，还原丁玲在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个性的保留。
　　一、群众与革命者
　　文本一开始，被组织安排暂时休养的革命者“我”和由于工作原因同是女革命者的“阿桂”一同前往霞村。在路上，从阿桂口中，“我”对即将去往的霞村的印象是“这村子是很热闹的 ”a，但是“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甚至当“我们”进入村公所后，里面“静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很显然，阿桂口中的霞村印象和当下“我”所亲历的霞村的实际情况之间是有出入的。在此，丁玲并没有为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的出场设定一个热闹的场面。
　　匆忙跑进村公所的一个人看到“我”和阿桂以后却没想停下，“还想不停的往外跑”，他是被“我们”叫住问话的。文本中，这个人面对“我”和阿桂的提问，“他只好连连的答应我们”，一个“只好”，似乎表现的是这个人同“我们”交谈的不情愿。但是随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农救会的人。农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组织，既然他是农救会的一员，那自然应该是同共产党、同革命紧密联系的。可事实上，这名农救会的成员却是“不肯陪我们，而且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同“我们”“一边说一边也打量着我们”，“打量”一词即已表现出他对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的不信任感。由此，丁玲对小说中群众和革命者的关系设定上就显现了并不十分亲近的状况。这显然是同延安解放区所宣扬的农民自发融入革命的思想相背离的。
　　而后，因没有人给带路，“我”和阿桂只好一同去往要居住的刘二妈家。一路上，阿桂见人便问：“刘二妈的家还有多远？”读者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熟悉这村子的阿桂对于去刘二妈家的路不会不清楚吧（文中交代她曾经在霞村是待过一段时间的），可是她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问路呢？同时，文本中还有一个隐含细节，即当“我”和阿桂前往山上的刘二妈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丁玲为什么要设置这些细节，她想要表现什么呢？
　　天既已黑，“我”和阿桂又是女性，那么在黑暗中，当“我们”一路打听去刘二妈家的路时，当地村民的反应如何呢？文本中雖表明大家都用“回答”的方式为“我们”指路了，但不能不认为丁玲在小说中隐含着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自为“我们”带路。阿桂口中热闹的霞村和当前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作为革命者在霞村的出场是冷清的，受到的待遇也是冷清的。这样说来，“我们”在霞村不仅没有受到热情招待，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怠慢的。当地村民对“我们”的冷清态度及怠慢只能表明群众并不亲近革命者。
　　那么文本中传达出的这种群众对革命者的不亲近是不是被读者误解了呢？或许那种冷清是因为当地人变少了，整个村子变冷清了也未尝不可。但是，丁玲在文本中间又展示了一个小细节：当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家时候，“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所以说，不是村子里的人变少了，也不是村子本身冷清了，“人少”只是针对“我”和阿桂而言的，这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并未重视二人。
　　另外，“我们”居住的是村里“最远的、最高的刘家院子里”，丁玲用了两个“最”来形容刘二妈的家用意何在呢？村子里既然有山下的人家，为什么要把“我”和阿桂安排在相对最远最高的刘二妈家呢？这两个“最”字，是否同时也在暗示着村子里的人并不欢迎，或者也不希望“我们”住在自己家呢？所以大家纷纷推脱，直推到了最后一户人家，即“最远的、最高的”刘二妈家，因为是“最远”“最高”，所以无可再推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想，但把这个细节同之前“我们”进村时丁玲所营造的冷清气氛联系在一起，就不能够排除丁玲在这里安插的这个小细节是刻意为之的，或者说丁玲本身就想要在作品中呈现出这种群众对革命者的淡漠态度。
　　而在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相对于当地村民对“我们”的冷漠，阿桂对当地村民的态度却表现得异乎亲切。阿桂和“我”的不同在于，阿桂曾经来过霞村并且感受过霞村的“热闹”，所以，当阿桂面对霞村人对她的冷漠时，她一定不会甘心，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一路上虽然明知还未到刘二妈家，她却依然一直问路，表明了她努力靠近当地群众的意愿。
　　阿桂努力亲近当地群众从另一处也可以看出，即文本一开始通过“我”呈现的阿桂形象：“她不是个好说话的人，所以一路显得很寂寞。”然而，同之前的不爱说话的阿桂比较，进入霞村、住在刘二妈家的阿桂性情却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仿佛满能干似的，很爱说话”。阿桂以最快的时间调节了自身，积极融入和刘二妈等当地人的谈话之中，充分显示出了她努力靠近群众的愿望。
　　由此，丁玲在小说中呈现的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有了一个总体呈现：革命者对群众的努力靠近和群众对革命者的隔膜。群众和革命者之间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当地村民对革命者表示淡漠呢？而丁玲又为什么选择刻画这样的一种群众同革命者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把群众和“革命”事业放在一起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