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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现当代文学中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很多。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具有代表性。这两个人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女性形象可以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物有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曹七巧；王琦瑶；女性形象
曹七巧和王琦瑶都是以悲剧收场的女性。她们都曾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期待，都曾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挣扎。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以张爱玲而论，她冷峻理性地审视着上海女性，鲜明地描绘出没落贵族女人的“太太生涯”，《金锁记》中被黄金的枷锁套牢而疯狂变态的曹七巧就是这种女性形象。以王安忆而论，她以入世近俗的民间立场叙述着上海女人的日常生活，透射出人性的宽容、理解和温情，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情人弃她而去后，独自将女儿扶养长大等。
一、欲与爱方面的差异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被金钱异化的疯子女人，一个因为长期带着黄金枷锁而情感得不到释放行为变态的母亲。当有合适的男性进入到她的视野之后，她便拼命地抓着不放，表现得轰轰烈烈。哪怕惊天动地也在在所不惜。然而这一切都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利益不能受损。一旦触及到自身的利益，她就会变得敏感起来，控制自己的情欲，不让别人有机可乘。因为这黄金的枷锁是她用整个青春换来的，是她全部的情感寄托。年轻时的曹七巧活泼大方，青春可爱，同时也具有商品意识，能说会道，是麻油店的活招牌。街上小伙子们打她的主意，赶着叫她曹大姑娘或者巧姐，她也毫不羞涩的泼辣的与他们打情骂俏。这个时候曹七巧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至少是健康的。聃自从进了姜公馆做了这里的二奶奶，曹七巧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姜公馆对于曹七巧来说如同黑暗不见天日的牢狱。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她，她也与这里所有的人合不来。更可悲的是，她连最基本的情欲都无处发泄。丈夫如死人一样，她也要一天天的守着。封建礼教对她情欲的压抑让她越来越变态，产生了一系列畸形的爱雨模式。如与小叔子季泽的爱恋，对自己儿媳妇的折磨，对儿子的行为控制等。可以说，情欲的压抑是她性格缺陷是主因，是她一步步踏入自己设定的黄金枷锁的动力，最终使她变得越来越疯狂，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无法自拔。
与曹七巧不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则对情与欲表现得很平淡自然。她的周围从来不缺少男人。首先她和李主任，她深知自己只是李主任众多宠爱女人中的一个，自己不过是李主任养在牢笼里的金丝雀。对此，她更多的是理解和接受。她孤獨一人的长久等候，她对李主任的忠贞也是建立在这种理解和接受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主任给了她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她没有太多抱怨。后来和康明逊恋爱，也是两人的你情我愿，虽然这场恋爱最终失败，她也是主动放手。她和很多男人打交道都存有这种冷静的心态，所以，她对爱与欲的态度就比曹七巧要平淡的多。
二、个性的差异
曹七巧的性格有一个明显的转化过程，婚前，是泼辣开朗的女孩，虽然有些张扬却也不失青春的活力，并不让人讨厌，相反，还有几分可爱。婚后，成了高高在上的二奶奶。小市民形象展露无遗，生活环境变了却一点也不知收敛。因为自己的生活压抑就嫉妒妯娌，一味地把所有的不幸都推到哥嫂身上，得罪了身边所有的人，甚至连小丫头都瞧不起她。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人嫌弃却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两败俱伤也不退让。即使做了母亲，她的性格缺陷也有增无减。七巧并不像传统母亲那样放下一切恩怨，忍辱负重，而是变得更加疯狂。女儿和儿子成了她打击报复的对象。当她发现自己裹过脚，女儿长安没有，就冷笑一声要给长安裹脚， 她不想长安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使长安抽上了鸦片。她甚至不准长安出嫁，在饭桌上告诉女儿的男朋友自己女儿有烟瘾，让他们不得不分手。当自己的儿子结婚时，她疯狂的破坏儿子和儿媳寿枝。她千方百计从儿子口中探问他们小夫妻的秘密，满足自己的性压抑和窥淫心理。当儿子向她说了一些秘密后，她就把这些再加以渲染在牌桌上讲给其他人包括亲家母听，让儿媳无地自容，久而久之得了肺痨。最终儿媳熬不过，死了。曹七巧就这样亲手毁了自己儿女的婚姻幸福。
与曹七巧相比，王安忆的性格就平和安静了许多。曹七巧是张扬跋扈的，王琦瑶则是内敛沉稳的。王琦瑶是漂亮的上海里的小姐，心高气傲自然是有的，然而她出生在小户人家，所以，从小就学会了冷静的分析和处理周遭的人和事，并且学会了工于心计、欲擒故纵。然而她的内心并非像表面那样风平浪静，她也有很多不甘心，只是她在不动声色的等待机会。 在这本书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王琦瑶虚荣的心。王琦瑶本来是吴佩珍的闺蜜，可是王琦瑶在片场试镜的时候失败了，吴佩珍却观看了全过程，王琦瑶失败的全过程。书中有一句话说：像王琦瑶这样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的女孩，无论有多么老实，都免不了是作态的。老实却免不了作态的王琦瑶便慢慢的疏远了吴佩珍。不能说完全是因为吴佩珍观看了王琦瑶失败的全过程，但这个原因的比例却是很大的。
三、生活空间的差异
曹七巧自从进了姜公馆，就生活在四面院墙围起来的深宅大院中，再无半点生趣可言。曹七巧的出身，她的肺痨的丈夫，各方房的姨太太，到处都充斥着鸦片味道，这一切，仿佛是曹七巧无法摆脱的宿命。曹七巧别无选择的关起门来，背向时代，在古老黑暗的阴沉背景下演绎自己的悲苦人生。姜公馆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但它却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普通人民的生活轮廓。那种生活空间是让人窒息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张爱玲性格中的悲观色彩。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则是复杂的所在，它既有一般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平庸、琐屑，又有十里洋场、中西合璧的时尚文化圈。首先，弄堂里居住的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它最能反映普通大众的生活，透过弄堂，我们知道，文中写的不是社会上流的达官显贵，也不是食不果腹的城市难民，而是最普遍的市民群体。弄堂既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也是上海文化的主要载体。王琦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弄堂里有千千万万个王琦瑶。后来的爱丽丝公寓，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这静不是出自无风无波的静，而是望夫石一般的，宁冻的静。再到后来的邬桥、平安里，无不适安静的所在。这些生活环境的描写也奠定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白杨雯、王欣.长恨歌[M].南海出版社，2005（1）：32—78.
[2]於可训.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金锁记》[M].長江文艺出版.
[3]张杰.现实的象征化与象征的现实化[M].外国文学研究，2009（04）.
[4]张爱玲.金锁记[M].哈尔滨出版社，2003.
[5]林幸谦.女性主体的奠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杨吕年.百年仅见一星明——评析张爱玲《金锁记》的艺术[J].书评，1993，（04）.
[7]张爱玲.花凋[M].哈尔滨出版社，2003.
【摘要】：现当代文学中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很多。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具有代表性。这两个人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女性形象可以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物有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曹七巧；王琦瑶；女性形象
曹七巧和王琦瑶都是以悲剧收场的女性。她们都曾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期待，都曾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挣扎。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以张爱玲而论，她冷峻理性地审视着上海女性，鲜明地描绘出没落贵族女人的“太太生涯”，《金锁记》中被黄金的枷锁套牢而疯狂变态的曹七巧就是这种女性形象。以王安忆而论，她以入世近俗的民间立场叙述着上海女人的日常生活，透射出人性的宽容、理解和温情，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情人弃她而去后，独自将女儿扶养长大等。
一、欲与爱方面的差异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被金钱异化的疯子女人，一个因为长期带着黄金枷锁而情感得不到释放行为变态的母亲。当有合适的男性进入到她的视野之后，她便拼命地抓着不放，表现得轰轰烈烈。哪怕惊天动地也在在所不惜。然而这一切都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利益不能受损。一旦触及到自身的利益，她就会变得敏感起来，控制自己的情欲，不让别人有机可乘。因为这黄金的枷锁是她用整个青春换来的，是她全部的情感寄托。年轻时的曹七巧活泼大方，青春可爱，同时也具有商品意识，能说会道，是麻油店的活招牌。街上小伙子们打她的主意，赶着叫她曹大姑娘或者巧姐，她也毫不羞涩的泼辣的与他们打情骂俏。这个时候曹七巧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至少是健康的。聃自从进了姜公馆做了这里的二奶奶，曹七巧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姜公馆对于曹七巧来说如同黑暗不见天日的牢狱。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她，她也与这里所有的人合不来。更可悲的是，她连最基本的情欲都无处发泄。丈夫如死人一样，她也要一天天的守着。封建礼教对她情欲的压抑让她越来越变态，产生了一系列畸形的爱雨模式。如与小叔子季泽的爱恋，对自己儿媳妇的折磨，对儿子的行为控制等。可以说，情欲的压抑是她性格缺陷是主因，是她一步步踏入自己设定的黄金枷锁的动力，最终使她变得越来越疯狂，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无法自拔。
与曹七巧不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则对情与欲表现得很平淡自然。她的周围从来不缺少男人。首先她和李主任，她深知自己只是李主任众多宠爱女人中的一个，自己不过是李主任养在牢笼里的金丝雀。对此，她更多的是理解和接受。她孤獨一人的长久等候，她对李主任的忠贞也是建立在这种理解和接受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主任给了她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她没有太多抱怨。后来和康明逊恋爱，也是两人的你情我愿，虽然这场恋爱最终失败，她也是主动放手。她和很多男人打交道都存有这种冷静的心态，所以，她对爱与欲的态度就比曹七巧要平淡的多。
二、个性的差异
曹七巧的性格有一个明显的转化过程，婚前，是泼辣开朗的女孩，虽然有些张扬却也不失青春的活力，并不让人讨厌，相反，还有几分可爱。婚后，成了高高在上的二奶奶。小市民形象展露无遗，生活环境变了却一点也不知收敛。因为自己的生活压抑就嫉妒妯娌，一味地把所有的不幸都推到哥嫂身上，得罪了身边所有的人，甚至连小丫头都瞧不起她。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人嫌弃却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两败俱伤也不退让。即使做了母亲，她的性格缺陷也有增无减。七巧并不像传统母亲那样放下一切恩怨，忍辱负重，而是变得更加疯狂。女儿和儿子成了她打击报复的对象。当她发现自己裹过脚，女儿长安没有，就冷笑一声要给长安裹脚， 她不想长安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使长安抽上了鸦片。她甚至不准长安出嫁，在饭桌上告诉女儿的男朋友自己女儿有烟瘾，让他们不得不分手。当自己的儿子结婚时，她疯狂的破坏儿子和儿媳寿枝。她千方百计从儿子口中探问他们小夫妻的秘密，满足自己的性压抑和窥淫心理。当儿子向她说了一些秘密后，她就把这些再加以渲染在牌桌上讲给其他人包括亲家母听，让儿媳无地自容，久而久之得了肺痨。最终儿媳熬不过，死了。曹七巧就这样亲手毁了自己儿女的婚姻幸福。
与曹七巧相比，王安忆的性格就平和安静了许多。曹七巧是张扬跋扈的，王琦瑶则是内敛沉稳的。王琦瑶是漂亮的上海里的小姐，心高气傲自然是有的，然而她出生在小户人家，所以，从小就学会了冷静的分析和处理周遭的人和事，并且学会了工于心计、欲擒故纵。然而她的内心并非像表面那样风平浪静，她也有很多不甘心，只是她在不动声色的等待机会。 在这本书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王琦瑶虚荣的心。王琦瑶本来是吴佩珍的闺蜜，可是王琦瑶在片场试镜的时候失败了，吴佩珍却观看了全过程，王琦瑶失败的全过程。书中有一句话说：像王琦瑶这样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的女孩，无论有多么老实，都免不了是作态的。老实却免不了作态的王琦瑶便慢慢的疏远了吴佩珍。不能说完全是因为吴佩珍观看了王琦瑶失败的全过程，但这个原因的比例却是很大的。
三、生活空间的差异
曹七巧自从进了姜公馆，就生活在四面院墙围起来的深宅大院中，再无半点生趣可言。曹七巧的出身，她的肺痨的丈夫，各方房的姨太太，到处都充斥着鸦片味道，这一切，仿佛是曹七巧无法摆脱的宿命。曹七巧别无选择的关起门来，背向时代，在古老黑暗的阴沉背景下演绎自己的悲苦人生。姜公馆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但它却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普通人民的生活轮廓。那种生活空间是让人窒息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张爱玲性格中的悲观色彩。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则是复杂的所在，它既有一般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平庸、琐屑，又有十里洋场、中西合璧的时尚文化圈。首先，弄堂里居住的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它最能反映普通大众的生活，透过弄堂，我们知道，文中写的不是社会上流的达官显贵，也不是食不果腹的城市难民，而是最普遍的市民群体。弄堂既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也是上海文化的主要载体。王琦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弄堂里有千千万万个王琦瑶。后来的爱丽丝公寓，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这静不是出自无风无波的静，而是望夫石一般的，宁冻的静。再到后来的邬桥、平安里，无不适安静的所在。这些生活环境的描写也奠定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白杨雯、王欣.长恨歌[M].南海出版社，2005（1）：32—78.
[2]於可训.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金锁记》[M].長江文艺出版.
[3]张杰.现实的象征化与象征的现实化[M].外国文学研究，2009（04）.
[4]张爱玲.金锁记[M].哈尔滨出版社，2003.
[5]林幸谦.女性主体的奠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杨吕年.百年仅见一星明——评析张爱玲《金锁记》的艺术[J].书评，1993，（04）.
[7]张爱玲.花凋[M].哈尔滨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