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69年，我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5团。1971年春节后，我们连队到免渡河林业局执行采伐任务，在免渡河旁安营扎寨。 5月7日，山上天气晴朗。回家探亲的知青，乘坐采伐点唯一一辆大卡车下山。他们走后，我们继续到山里干活。下午下班回到帐篷，我开始发高烧。5月8日和5月9日，我都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卫生员一直给我吃药、打针（最好的药只有青霉素），没有效果。采伐点与山下没有通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9年，我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5团。1971年春节后，我们连队到免渡河林业局执行采伐任务，在免渡河旁安营扎寨。
5月7日，山上天气晴朗。回家探亲的知青，乘坐采伐点唯一一辆大卡车下山。他们走后，我们继续到山里干活。下午下班回到帐篷，我开始发高烧。5月8日和5月9日，我都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卫生员一直给我吃药、打针（最好的药只有青霉素），没有效果。采伐点与山下没有通讯设备联络，又没运输工具，连长准备做一副担架，安排人抬我下山。大家猜到我是得了“克山病”或“出血热”，且已十分危险，但是谁也不敢用土办法帮我治疗———如果治死一个知青，那可是重大事件。
后来得知，5月7日山上天气很好，而在山下，免渡河地区迎来一场暴风雪。5月10日上午，55团副政委王忠乘坐汽车从免渡河到山上来慰问我———得知我的情况，马上指示用汽车送我下山。送王副政委上山的驾驶员卢士浩是朝鲜族人，他看到我的病情，說：“送下山也来不及了，还不如让我用土办法治一下再说吧。”卢大哥用火柴棍、刮胡子刀片和玻璃罐头瓶，在我的前胸和后背轮番地挤压、切口、拔罐。终于，我慢慢醒过来了。连长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面条，连长关照伙房给我加了个鸡蛋。
5月10日，我从鬼门关回来了。北大荒的亲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其他文献
河北武安县伯延,是1961年全中国第一个取消大食堂的公社.这得益于周恩来总理那年在伯延的调研.电影《周总理的四个昼夜》讲述了这段故事.电影中,那位敢于向总理讲实话“放炮
几年前，我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荣立了二等功。父亲得知后欣慰地说，我们家终于有个二等功了。我问，你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修路架桥，怎么就没立个二等功呢？父亲说，只差一点点，被一个处分给抵消了。 桥墩出现裂痕 1951年春节刚过，父亲作为铁道兵的一员，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作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父亲不但年轻有为，还非常敬业。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和战友们历尽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尽全力
1966年,我的婆婆生病,特别思念在工程部队当兵的大儿子.她对我说:“你抽时间到部队去,把他叫回来,让我看他几眼.”rn我只去过一次丈夫的部队,路途遥远,再说那时社会比较乱,我
现在想吃猪肉，肉摊或超市的里脊、前肘、后肘、当腰等部位，明码标价，任你挑选，只要兜里揣着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想买哪块买哪块。这在20世纪70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时肉少人多，有钱也买不到，必须凭票供给，吃肉是很奢侈、很隆重的大事。买肉的人都喜欢挑块肥的，越肥越好，肥肉香，還可煸炒“靠”点猪大油做菜，填补花生油匮乏的缺憾。因此，卖肉的营业员很吃香。 1974年，那时的猪肉六角钱一斤，好
我今年78岁，退休多年了。我做了一辈子的产科大夫，见证了无数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我最难忘的，是1963年到农村卫生院进行医疗支援的那段岁月。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收拾好刚要下班，聽见门口有人急切地大喊着：“陈医生！麻烦您，家里有人难产！”当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妇产科医生，我既是医生又是护士，一天下来非常疲惫。推开门，是村里的小焦，他焦急万分。人命关天，我立刻拿上药箱和接生用品，跟着他出发了。
上世纪70年代，我二十几岁，从高中语文教师的岗位上调到公社干秘书。我们这个公社有67个自然村，四万多人口，根据地理位置，划成了六个片，每个片十几个村。那时候，公社副书记、常委包片，干部驻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两个月难得回一次家，赶上“三夏”“三秋”时节，更是忙得顾不上家。 午饭没着落 1978年秋天，秋分前后，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各生产队挑灯夜战，公社当然也毫不松懈。一天下午，第一书
一晃，唐山大地震距今40年了，老连长的身影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40年前，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唐山市东南60公里外的小泊农场。灾难来临的刹那，至今刻骨铭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我在睡梦中被一股巨大的推力从炕上掀下，来不及反应，凭着本能摇摇晃晃地奔出门外，快速俯卧在如波涛翻滚的营房操场上。天哪！蓝色的地光密密麻麻地像火苗一样直往上蹿，到了半空弥漫成满天金黄。 大地死一样沉寂
一晃，罗桂英捐肾给患尿毒症的丈夫10年了。那个带着体温和情意的肾，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一离开罗桂英，便在丈夫身体里扎了根，演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奇。一“肾”一世，相守相依，65岁的甘海根和62岁的罗桂英的故事，是我们遇到的最美的爱情故事。 艰难的患病岁月 甘海根国字脸，肤色黝黑，放在几十年前，也是身板硬朗、相貌堂堂的小伙。 20世纪70年代，甘海根的父母从上海被下放到嘉定黄渡的顾家
我家有条床单，比我父亲年龄大，算起来，已经70年了。 床单是“公勤”牌的，“上海公勤实业出品”，双人，橘红色，中间一簇大牡丹，四朵小牡丹分布在四个角，四菜一汤的架势。纱线纺织而成，花色鲜艳，款式古朴，挺括，有质感，肥皂搓洗后不褪色，晒干了也是平平整整的。 谈起它的来历，那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那时，我奶奶给城里开典当行的亲戚帮工，亲戚托人从上海买了三条床单，奶奶看了眼睛一亮，试探着说半年工资
父母去世早，在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的大姐工资又不高，很难供养几个弟弟妹妹上学。1957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因为交不起每个月8元钱的伙食费，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名字常常被学校伙食管理员公布在食堂门旁，被勒令“停伙”。8月末，暑假眼看就要结束，我又为开学后缴纳伙食费而犯愁了。这时，听同学们说有一所马术学校在招生。该校学员包吃包住，每月还发点零用钱。我一思谋，不仅可以解决自个儿的吃饭问题，还能减轻姐姐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