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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流行各种“体”，前些时日网上有一封水漆工的准女婿写给丈母娘的“扫盲体”：
“阿姨，端午见面，看您很担忧，好像对我们水漆工有误解，所以给您写几句，算是扫盲吧。……你说刷漆很脏很累，其实干啥都有辛酸泪；你说刷漆的身体都很坏，其实刷水漆无污染无危害；你说我起早摸黑赚得少，其实远超大学生那三瓜两枣；只要您同意我和您女儿结良缘，我保证买房不找您借钱！”
读之让人慨叹，这个小青年很有文采嘛，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话很大胆嘛！同时，它更掀起了一阵人们对于“职业歧视”的热议。其实，深层次分析，这不单单是对一种职业的“误读”，也恰恰映射了一类群体——打工青年，正面临的尴尬与难题。
城市与乡村间，可是过客？
现实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体”，比如被贴上标签的“80后、90后”群体，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群体，海外归来的“海归”群体，当然也少不了炙手可热的“公务员”群体，无需深究这种“群体”划分是来源于社会学还是统计学，它已被人们约定俗成的接受。敢给丈母娘写“扫盲信”的打工青年（小杨）也属于一个群体，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姑且这么叫，因为好多专家学者曾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笔者在这一点上，很赞同崔永元说过的一句话“有人建议废除‘农民工’这个称谓，我看大可不必，如果农民工都是公务员的待遇，大家巴不得被叫呢，怎么叫不是大事儿，怎么对待才是核心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提出还是在2010年1月31日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也有随打工的父母在城镇长大的农民工子女。
“新”是相对于“旧”来说的，既然被划归为一个群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父辈的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笔者曾经结识过一位80后打工青年小路，他在北京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杭州工作过。聊天时，他告诉我，“这里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当被问起“为什么不回到农村种两亩田，搞点副业发家致富呢？”他笑了笑说，“你真是不了解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啊，回不去了。家里的几亩田收入不高早就转包给了大户，虽然国家有政策鼓励回乡创业之类的，可是像我这样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的实在不知道回去该干什么，好像我们那里开车的也不多，我要是修车也没什么好市场。况且，熟悉了城市各种便利，起码回到农村洗浴、交通、网络问题就让我头疼。”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小路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可是盖了房子以后，还要出来打工，因为要用打工的钱还盖房子欠下的债。
可以说小路正是千千万万打工青年的代表，有梦想，梦想在城市安家，又被城市的冷酷拒之门外；有无奈，回不去的乡村，现实的需要只能让他们又背起行囊，跟着同村的伙伴或亲朋，继续游走于各大城市，或因为工资低、条件差、遭受克扣等原因离开，再踏上征程……他们是城里人口中的“过客”，是老家乡邻眼中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他们自己也习惯了“过客”的心态，在城市中追寻着自己时代赋予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或许只是“买房一定不向丈母娘借钱”的苦涩。
现实与未来间，何为靠山？
人社部2015年5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其中年龄为16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农民工占比33.3%，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近1亿，可是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要面对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我们的现实；如此基数庞大的劳动群体必将影响中国的经济走向，他们过得好不好关乎中国的未来，而他们中青年一代的梦想更不容轻视，这是需要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一代农民工待遇不公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各大中城市的财富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巨额积累，是因为上一代农民工把自己创造出来的相当一部分价值“无偿”献给了城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十几年来并没明显提高，依旧低廉的工资待遇，与城市定居的高昂成本，已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之一；现在的城市资源，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能相互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保障又很难落地；教育公平难得享受，子女城市入学、升学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正因为这种种问题的难以解决，他们又迫切需要寻找未来的出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漂泊就成了他们的常态，由此，农民工的“短工化”也就加剧了企业的“用工荒”。
“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颠沛流离？”辗转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做过流水线工人、库管员、保安的28岁小刘如是说。“如果有可能，我更希望把打工城市视为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心工作、生活，可是企业关注我们远不如我们关注企业多。他们更愿意把我们当做生产的‘手’而不是生活的‘人’，我似乎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温暖和安全。”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抽样2000名全国各大城市中16-35周岁农村打工人员，“你认为对于成为一个城里人什么最重要？”排名前三的答案依次是“工作”“住房”“社保”，不能不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现实与未来，最重要的靠山就是“工作”，那关乎他们的梦想、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政府与自身间，企业为基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移民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进程。国家政府层面也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变身为“产业工人”“新市民”的种种难题，比如国务院新近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并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若干意见》、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扶持力度，但宏观层面的收效毕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积极参与技能培训、
加强管理知识学习、增强自身竞争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定居城市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阶段性的外来因素与单独个体的蜕变从来不是其命运根本性改变的依托，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可靠的是一个叫“组织”的东西，或者说“人与组织的协同发展”才是人力资源最可宝贵的财富，而企业恰恰是这个“组织”的基石。
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企业应该承担起责任。现在来看，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未来，企业必须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个体制包含两个方面：“工厂权威管理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
首先，企业需以人为本，摒弃“工厂权威管理体制”，留给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与安全感。“工厂权威管理体制”是指以高强度与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得以确立、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企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一种生产体制，它是以压榨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价值为代价的畸形发展，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二、三产业主力军时代的到来，它需要企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让落后的管理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实现社会生产的公平。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与意义，更看重企业的管理文化。这一特点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打工仔为主要劳动力的餐饮行业来说，海底捞为什么你学不会？很多人去学海底捞都是去观察文化、工作氛围，但是有个根本的东西创始人张勇自己也多次强调过，海底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摒弃了工厂那种权威管理体制。
海底捞员工为何这么敬业？用张勇说过的话就是——“把人当人看”。这首先是要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海底捞为那些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满足了这些员工来到城市的“基本需求”。海底捞“关爱员工”的做法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做法中，有些是制度化的，比如新员工入职关爱、高标准的宿舍和员工餐、各种各样解除员工后顾之忧的后勤保障和福利；有些是融入了企业文化的，比如各级管理者的对下属的关爱行为。海底捞通过内部培养、内部评级和内部晋升制度，基于贡献和能力的、两倍于同行水平的收入提供了员工自我成就的舞台，成全了这群农村年轻人的梦想，帮助他们“用双手改变命运”，这是海底捞员工敬业的“安全感来源”。
其次，企业内部应避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出现，切实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是指造成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企业在这一点上并非无能为力，对于企业来说，不能只要劳动力的生产而不关心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能只关心劳动力作为“工作人”的条件而不满足其“自然人”的生活、感情需求……要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简单靠工资、福利及培训已不能顺利实现，这时依法为其缴纳社保、保证其合法权益；有条件的提供夫妻员工宿舍、职工子弟小学；企业代表依法与由工会或经民主选举的民工代表就分配水平、支付方式及调整办法等进行平等协商等，都将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的是企业，工资由企业拨付、成长由企业提供晋升渠道、权益由企业提供基础保障……让“过客”不再羞答答，在你、在我、更在企业，请一起努力留住他们，共筑公正、公平的中国梦。 责编/刘忠波
“阿姨，端午见面，看您很担忧，好像对我们水漆工有误解，所以给您写几句，算是扫盲吧。……你说刷漆很脏很累，其实干啥都有辛酸泪；你说刷漆的身体都很坏，其实刷水漆无污染无危害；你说我起早摸黑赚得少，其实远超大学生那三瓜两枣；只要您同意我和您女儿结良缘，我保证买房不找您借钱！”
读之让人慨叹，这个小青年很有文采嘛，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话很大胆嘛！同时，它更掀起了一阵人们对于“职业歧视”的热议。其实，深层次分析，这不单单是对一种职业的“误读”，也恰恰映射了一类群体——打工青年，正面临的尴尬与难题。
城市与乡村间，可是过客？
现实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体”，比如被贴上标签的“80后、90后”群体，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群体，海外归来的“海归”群体，当然也少不了炙手可热的“公务员”群体，无需深究这种“群体”划分是来源于社会学还是统计学，它已被人们约定俗成的接受。敢给丈母娘写“扫盲信”的打工青年（小杨）也属于一个群体，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姑且这么叫，因为好多专家学者曾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笔者在这一点上，很赞同崔永元说过的一句话“有人建议废除‘农民工’这个称谓，我看大可不必，如果农民工都是公务员的待遇，大家巴不得被叫呢，怎么叫不是大事儿，怎么对待才是核心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提出还是在2010年1月31日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也有随打工的父母在城镇长大的农民工子女。
“新”是相对于“旧”来说的，既然被划归为一个群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父辈的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笔者曾经结识过一位80后打工青年小路，他在北京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杭州工作过。聊天时，他告诉我，“这里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当被问起“为什么不回到农村种两亩田，搞点副业发家致富呢？”他笑了笑说，“你真是不了解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啊，回不去了。家里的几亩田收入不高早就转包给了大户，虽然国家有政策鼓励回乡创业之类的，可是像我这样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的实在不知道回去该干什么，好像我们那里开车的也不多，我要是修车也没什么好市场。况且，熟悉了城市各种便利，起码回到农村洗浴、交通、网络问题就让我头疼。”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小路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可是盖了房子以后，还要出来打工，因为要用打工的钱还盖房子欠下的债。
可以说小路正是千千万万打工青年的代表，有梦想，梦想在城市安家，又被城市的冷酷拒之门外；有无奈，回不去的乡村，现实的需要只能让他们又背起行囊，跟着同村的伙伴或亲朋，继续游走于各大城市，或因为工资低、条件差、遭受克扣等原因离开，再踏上征程……他们是城里人口中的“过客”，是老家乡邻眼中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他们自己也习惯了“过客”的心态，在城市中追寻着自己时代赋予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或许只是“买房一定不向丈母娘借钱”的苦涩。
现实与未来间，何为靠山？
人社部2015年5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其中年龄为16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农民工占比33.3%，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近1亿，可是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要面对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我们的现实；如此基数庞大的劳动群体必将影响中国的经济走向，他们过得好不好关乎中国的未来，而他们中青年一代的梦想更不容轻视，这是需要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一代农民工待遇不公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各大中城市的财富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巨额积累，是因为上一代农民工把自己创造出来的相当一部分价值“无偿”献给了城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十几年来并没明显提高，依旧低廉的工资待遇，与城市定居的高昂成本，已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之一；现在的城市资源，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能相互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保障又很难落地；教育公平难得享受，子女城市入学、升学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正因为这种种问题的难以解决，他们又迫切需要寻找未来的出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漂泊就成了他们的常态，由此，农民工的“短工化”也就加剧了企业的“用工荒”。
“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颠沛流离？”辗转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做过流水线工人、库管员、保安的28岁小刘如是说。“如果有可能，我更希望把打工城市视为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心工作、生活，可是企业关注我们远不如我们关注企业多。他们更愿意把我们当做生产的‘手’而不是生活的‘人’，我似乎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温暖和安全。”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抽样2000名全国各大城市中16-35周岁农村打工人员，“你认为对于成为一个城里人什么最重要？”排名前三的答案依次是“工作”“住房”“社保”，不能不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现实与未来，最重要的靠山就是“工作”，那关乎他们的梦想、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政府与自身间，企业为基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移民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进程。国家政府层面也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变身为“产业工人”“新市民”的种种难题，比如国务院新近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并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若干意见》、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扶持力度，但宏观层面的收效毕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积极参与技能培训、
加强管理知识学习、增强自身竞争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定居城市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阶段性的外来因素与单独个体的蜕变从来不是其命运根本性改变的依托，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可靠的是一个叫“组织”的东西，或者说“人与组织的协同发展”才是人力资源最可宝贵的财富，而企业恰恰是这个“组织”的基石。
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企业应该承担起责任。现在来看，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未来，企业必须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个体制包含两个方面：“工厂权威管理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
首先，企业需以人为本，摒弃“工厂权威管理体制”，留给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与安全感。“工厂权威管理体制”是指以高强度与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得以确立、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企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一种生产体制，它是以压榨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价值为代价的畸形发展，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二、三产业主力军时代的到来，它需要企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让落后的管理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实现社会生产的公平。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与意义，更看重企业的管理文化。这一特点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打工仔为主要劳动力的餐饮行业来说，海底捞为什么你学不会？很多人去学海底捞都是去观察文化、工作氛围，但是有个根本的东西创始人张勇自己也多次强调过，海底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摒弃了工厂那种权威管理体制。
海底捞员工为何这么敬业？用张勇说过的话就是——“把人当人看”。这首先是要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海底捞为那些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满足了这些员工来到城市的“基本需求”。海底捞“关爱员工”的做法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做法中，有些是制度化的，比如新员工入职关爱、高标准的宿舍和员工餐、各种各样解除员工后顾之忧的后勤保障和福利；有些是融入了企业文化的，比如各级管理者的对下属的关爱行为。海底捞通过内部培养、内部评级和内部晋升制度，基于贡献和能力的、两倍于同行水平的收入提供了员工自我成就的舞台，成全了这群农村年轻人的梦想，帮助他们“用双手改变命运”，这是海底捞员工敬业的“安全感来源”。
其次，企业内部应避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出现，切实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是指造成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企业在这一点上并非无能为力，对于企业来说，不能只要劳动力的生产而不关心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能只关心劳动力作为“工作人”的条件而不满足其“自然人”的生活、感情需求……要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简单靠工资、福利及培训已不能顺利实现，这时依法为其缴纳社保、保证其合法权益；有条件的提供夫妻员工宿舍、职工子弟小学；企业代表依法与由工会或经民主选举的民工代表就分配水平、支付方式及调整办法等进行平等协商等，都将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的是企业，工资由企业拨付、成长由企业提供晋升渠道、权益由企业提供基础保障……让“过客”不再羞答答，在你、在我、更在企业，请一起努力留住他们，共筑公正、公平的中国梦。 责编/刘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