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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曹雪芹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当这部作品还在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流传时，就有人开始对小说人物、故事情节、思想内涵进行品评；对《红楼梦》“本事”进行索解，试图解开曹子之言与《红楼》之味。到了清嘉道年间，士大夫阶层更是争相传抄阅读《红楼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阅读、评点《红楼梦》成为一种时尚与學问。这种早期对《红楼梦》“本事”的索解被后来的红學研究者称之为“旧红學”。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他运用大量的曹雪芹家世材料考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一反蔡元培提出的《红楼梦》是作者在“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牵强附会之说。《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标志着“旧红學”的终结和“新红學”研究时代的到来。时至今日，“新红學”研究刚好走过了90年的历程，回顾这段漫长的“研红”之路，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充满了风雨。但可喜的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红學”研究在风雨中前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考证红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红學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學派别是考证派红學。考证派红學的创始人是胡适。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得出以下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學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六条结论成为90年红學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胡适赋予了红學考证以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學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发表。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共通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學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却大为不同。胡适的考证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侧重点在《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内容上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學的方法，但和作品联系很密切，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學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研究与胡适的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红學考证派中的盟主地位。周汝昌所搜集到的史料比以往任何人都要丰富，他凭借这些史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學的方法，建构自己的红學体系。
周汝昌红學考证的重点，在于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同时兼及《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最终将胡适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发展成“《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吴恩裕和吴世昌，是考证派红學的两颗耀眼的星星，在上世纪，与周汝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没有超越胡适提出的作者和版本。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比如曹雪芹的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就是吴恩裕一手发掘出来的。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主要成果体现在他的《红楼梦探源》及《红楼梦探源外编》中。
考证派的功绩是把《红楼梦》研究从过去单一的“本事索解”中解脱出来，用科學的方法对《红楼梦》解读，把红學研究推进了學术研究的殿堂。
但是，红學考证的基础是材料，而材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材料不再出现时，考证就难以继续。考证红學经过90年的发展，如今正面临着材料危机，几乎到了“山重水复”之境。那么，考证红學该如何发展，走出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呢?
(1)继续发掘新材料。“e时代”的到来必然会打破传统的材料搜集方式，利用网络信息发掘材料将是考证红學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如新成立的北京曹雪芹學会就是通过网络信息发掘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李煦《虚白斋尺牍》。
(2)旧材料的新解读。新材料的发掘固然可期，但对旧有材料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对研究者来说将更为实际。
(3)用科學鉴定方法对材料进行真伪鉴别。
索隐红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索隐派红學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學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几乎统领了“旧红學”近200年。索隐红學的产生，有来自作品本身的动因，也有当时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因素。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祷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學，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就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_般读者都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早期索隐红學的主要观点有三种：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以及蔡元培提出的排满说。
“明珠家事说”是指《红楼梦》的本事源自纳兰明珠的家事。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學 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有相似之处，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是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主要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蔡元培的“排满说”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隐红學虽然在上世纪初遭到了考证红學的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消亡，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与考证红學抗争。其后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红楼梦真谛》、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的出版与发表，将索隐推向了极致。
但是索隐红學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索隐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學术研究轨道，逐步走向庸俗化、娱乐化的境地，以致到了谈索隐而色变的地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考证红學的笼罩下，索隐红學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被认可。
二是索隐方法的错误。索隐者把索隐变成猜谜，把《红楼梦》变成了一部“谜书”，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
因此，索隐红學在今后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及解决自身的研究方法中的错误。
早期索隐者是采用注经的方式寻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这属于中国传统學术研究的范畴。这一点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必须要获得红學研究者的认可，索隐红學才有出路。对于索隐红學自身来说，必须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范式索隐，用范式规范自己的研究，这样索隐红學才能往前发展。另外，索隐红學在遭遇沉重打击后，仍然顽强存活着，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去思考。
小说批评红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这不仅在红學史上，在整个學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學和美學观念，从文學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學和美學观念是德国哲學家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的美學观点和他的哲學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
王国维认为，这部著作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人生的苦痛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所酿成的悲剧，更具有无限的永久的意义。如果与饮食之欲相比，男女之欲表现得更加强烈，因而不陷入则已，一旦迷眩缠陷于其中，便不容易解脱。《红楼梦》之可贵，在于不仅写出了生活的苦痛，而且指出了解脱的途径，即作者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他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
但《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小说批评红學也没有多么大的反响，这种局面直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才有所改观。
俞平伯的研究是文學考证，而且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學合流的趋向。《红楼梦辨》有考证，有批评，但都不离开“本文”，考证和批评的重点，是后四十回续书。
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學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
1920年，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发表，这篇文章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吴宓根据哈佛大學教授麦戈耐狄尔(G.H.Magnadier)分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时提出的小说理论，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1942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中文版出版。书中以《红楼梦》与西洋文學名著如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悲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比较文學研究之先河。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學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學，末了，必得探讨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學中的地位。”
李辰冬对曹雪芹的文學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
小说批评派红學的主要特点，一是要求从作品出发，二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应该说小说批评红學是最注重文本的，这是小说批评红學能在红學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问题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是不是所有的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都可以引入到小说批评中来呢?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评点红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红楼梦》在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时期，就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其进行评点。这应该算是红學评点派的萌芽；但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后的事了，当以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为代表。
早期的评点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正文中加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中的评点就是这种形式。
二是评批和圈点附在正文上。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评点《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道光三十年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王雪香、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广百宋斋本、古越诵芬阁刊本、光绪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张新之、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铸记书局铅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求不负斋石印本、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上海桐荫轩石印本等)。
三是乾隆后期开始的脱离正文而独立的评《红》专著。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写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间(1820)成书的思元斋主人裕瑞写的《枣窗闲笔》，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二知道人写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元年刊青浦明斋主人诸联撰的 《红楼评梦》，道光六年(1826)成书，光绪二年刊行(1876)的“晶三芦月草舍原本”《红楼梦偶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养余精舍刊的涂赢著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八年(1869)刊江顺怡撰的《读红楼梦杂记》，光绪十三年(1887)刊，解盒居士撰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光绪十三年(1887)刊梦痴學人撰的《梦痴说梦》，光绪三年刊话石主人撰的《红楼梦精义》，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成书，民国二年(1913)刊行的武林洪秋蕃著的《红楼梦抉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青山山农撰的《红楼梦广义》等。
四是以诗歌形式对《红楼梦》作评论。如明义的20首《红楼梦绝句》就是已知最早的“题红诗”。
早期评点派对红學研究的贡献，冯其庸先生曾从十一个方面加以阐释：
(1)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阐述；
(2)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问题；
(3)关于《红楼梦》“总纲”的讨论；
(4)关于全书的结构层次问题；
(5)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
(6)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描写；
(7)关于发愤著书说和自叙说；
(8)关于后四十回是否是前八十回一人的手笔的问题；
(9)关于《红楼梦》的抄本问题；
(10)关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的问题；
(11)关于《红楼梦》索引的问题。
这11个关注点，不但在评点红學中意义重大，就是在考证红學、小说批评红學中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许多學者对小说评点评价不高，但清代的《红楼梦》评点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和普及，也确实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更细地领会作品的意蕴，这些方面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结语
曹雪芹是中国文化的巨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财富。让这笔财富发挥出它的价值，是红學研究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作为研究者首先应发扬求实精神，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今后的红學研究中，我们更应该强调这样一种學风：踏踏实实，力戒浮躁。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分析，既不要将古作今，任意拔高，或将无作有，极力褒美；也不要故作惊人之论，制造奇谈“以震其艰深”。而应该作客观、科學的评价。同时，更应该认清，《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首先体现在故事构思、情节安排、人物性格塑造之中。因此，应该关注文本、细度文本。近年来，红學研究中出现了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作为一个有學术人格的研究者应该勇于对这些现象进行批判。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他运用大量的曹雪芹家世材料考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一反蔡元培提出的《红楼梦》是作者在“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牵强附会之说。《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标志着“旧红學”的终结和“新红學”研究时代的到来。时至今日，“新红學”研究刚好走过了90年的历程，回顾这段漫长的“研红”之路，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充满了风雨。但可喜的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红學”研究在风雨中前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考证红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红學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學派别是考证派红學。考证派红學的创始人是胡适。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得出以下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學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六条结论成为90年红學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胡适赋予了红學考证以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學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发表。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共通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學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却大为不同。胡适的考证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侧重点在《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内容上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學的方法，但和作品联系很密切，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學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研究与胡适的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红學考证派中的盟主地位。周汝昌所搜集到的史料比以往任何人都要丰富，他凭借这些史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學的方法，建构自己的红學体系。
周汝昌红學考证的重点，在于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同时兼及《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最终将胡适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发展成“《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吴恩裕和吴世昌，是考证派红學的两颗耀眼的星星，在上世纪，与周汝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没有超越胡适提出的作者和版本。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比如曹雪芹的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就是吴恩裕一手发掘出来的。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主要成果体现在他的《红楼梦探源》及《红楼梦探源外编》中。
考证派的功绩是把《红楼梦》研究从过去单一的“本事索解”中解脱出来，用科學的方法对《红楼梦》解读，把红學研究推进了學术研究的殿堂。
但是，红學考证的基础是材料，而材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材料不再出现时，考证就难以继续。考证红學经过90年的发展，如今正面临着材料危机，几乎到了“山重水复”之境。那么，考证红學该如何发展，走出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呢?
(1)继续发掘新材料。“e时代”的到来必然会打破传统的材料搜集方式，利用网络信息发掘材料将是考证红學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如新成立的北京曹雪芹學会就是通过网络信息发掘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李煦《虚白斋尺牍》。
(2)旧材料的新解读。新材料的发掘固然可期，但对旧有材料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对研究者来说将更为实际。
(3)用科學鉴定方法对材料进行真伪鉴别。
索隐红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索隐派红學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學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几乎统领了“旧红學”近200年。索隐红學的产生，有来自作品本身的动因，也有当时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因素。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祷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學，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就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_般读者都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早期索隐红學的主要观点有三种：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以及蔡元培提出的排满说。
“明珠家事说”是指《红楼梦》的本事源自纳兰明珠的家事。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學 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有相似之处，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是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主要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蔡元培的“排满说”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隐红學虽然在上世纪初遭到了考证红學的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消亡，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与考证红學抗争。其后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红楼梦真谛》、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的出版与发表，将索隐推向了极致。
但是索隐红學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索隐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學术研究轨道，逐步走向庸俗化、娱乐化的境地，以致到了谈索隐而色变的地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考证红學的笼罩下，索隐红學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被认可。
二是索隐方法的错误。索隐者把索隐变成猜谜，把《红楼梦》变成了一部“谜书”，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
因此，索隐红學在今后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及解决自身的研究方法中的错误。
早期索隐者是采用注经的方式寻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这属于中国传统學术研究的范畴。这一点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必须要获得红學研究者的认可，索隐红學才有出路。对于索隐红學自身来说，必须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范式索隐，用范式规范自己的研究，这样索隐红學才能往前发展。另外，索隐红學在遭遇沉重打击后，仍然顽强存活着，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去思考。
小说批评红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这不仅在红學史上，在整个學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學和美學观念，从文學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學和美學观念是德国哲學家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的美學观点和他的哲學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
王国维认为，这部著作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人生的苦痛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所酿成的悲剧，更具有无限的永久的意义。如果与饮食之欲相比，男女之欲表现得更加强烈，因而不陷入则已，一旦迷眩缠陷于其中，便不容易解脱。《红楼梦》之可贵，在于不仅写出了生活的苦痛，而且指出了解脱的途径，即作者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他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
但《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小说批评红學也没有多么大的反响，这种局面直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才有所改观。
俞平伯的研究是文學考证，而且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學合流的趋向。《红楼梦辨》有考证，有批评，但都不离开“本文”，考证和批评的重点，是后四十回续书。
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學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
1920年，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发表，这篇文章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吴宓根据哈佛大學教授麦戈耐狄尔(G.H.Magnadier)分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时提出的小说理论，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1942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中文版出版。书中以《红楼梦》与西洋文學名著如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悲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比较文學研究之先河。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學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學，末了，必得探讨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學中的地位。”
李辰冬对曹雪芹的文學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
小说批评派红學的主要特点，一是要求从作品出发，二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应该说小说批评红學是最注重文本的，这是小说批评红學能在红學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问题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是不是所有的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都可以引入到小说批评中来呢?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评点红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红楼梦》在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时期，就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其进行评点。这应该算是红學评点派的萌芽；但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后的事了，当以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为代表。
早期的评点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正文中加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中的评点就是这种形式。
二是评批和圈点附在正文上。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评点《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道光三十年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王雪香、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广百宋斋本、古越诵芬阁刊本、光绪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张新之、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铸记书局铅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求不负斋石印本、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上海桐荫轩石印本等)。
三是乾隆后期开始的脱离正文而独立的评《红》专著。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写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间(1820)成书的思元斋主人裕瑞写的《枣窗闲笔》，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二知道人写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元年刊青浦明斋主人诸联撰的 《红楼评梦》，道光六年(1826)成书，光绪二年刊行(1876)的“晶三芦月草舍原本”《红楼梦偶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养余精舍刊的涂赢著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八年(1869)刊江顺怡撰的《读红楼梦杂记》，光绪十三年(1887)刊，解盒居士撰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光绪十三年(1887)刊梦痴學人撰的《梦痴说梦》，光绪三年刊话石主人撰的《红楼梦精义》，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成书，民国二年(1913)刊行的武林洪秋蕃著的《红楼梦抉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青山山农撰的《红楼梦广义》等。
四是以诗歌形式对《红楼梦》作评论。如明义的20首《红楼梦绝句》就是已知最早的“题红诗”。
早期评点派对红學研究的贡献，冯其庸先生曾从十一个方面加以阐释：
(1)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阐述；
(2)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问题；
(3)关于《红楼梦》“总纲”的讨论；
(4)关于全书的结构层次问题；
(5)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
(6)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描写；
(7)关于发愤著书说和自叙说；
(8)关于后四十回是否是前八十回一人的手笔的问题；
(9)关于《红楼梦》的抄本问题；
(10)关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的问题；
(11)关于《红楼梦》索引的问题。
这11个关注点，不但在评点红學中意义重大，就是在考证红學、小说批评红學中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许多學者对小说评点评价不高，但清代的《红楼梦》评点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和普及，也确实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更细地领会作品的意蕴，这些方面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结语
曹雪芹是中国文化的巨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财富。让这笔财富发挥出它的价值，是红學研究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作为研究者首先应发扬求实精神，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今后的红學研究中，我们更应该强调这样一种學风：踏踏实实，力戒浮躁。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分析，既不要将古作今，任意拔高，或将无作有，极力褒美；也不要故作惊人之论，制造奇谈“以震其艰深”。而应该作客观、科學的评价。同时，更应该认清，《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首先体现在故事构思、情节安排、人物性格塑造之中。因此，应该关注文本、细度文本。近年来，红學研究中出现了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作为一个有學术人格的研究者应该勇于对这些现象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