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作家日记不必十分当真

　　现代文学研究是越来越重视作家的书信和日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里所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可是作家的书信在收信人手里，人家未必肯拿出来，是否发表这些信，也应当尊重各该书信的作者及其继承人的意见，所以这里颇有些麻烦。日记在作者自己或其家属手里，也是未必肯拿出来，而有些拿出来的却又已经有些改动。这是更麻烦的事情。改了就不真了，就算不上一手资料了。据说丁玲的日记就被改动甚多。这日记算谁的呢？
　　也不好说绝对不能改。这种事情，外人管得了吗？
　　陆小曼女士的日记早前是发表过的，在1936年良友版的《爱眉小札》中;到十年前，有学人在图书馆里挖出了这些日记的手稿，很惊讶地发现这原本同发表本差别很大，于是影印出来请大家看（虞坤林编《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三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而在研究者这边则引出了各种议论，记得较早的有一篇《陆小曼何故如此》（陈学勇撰，《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这其中的“故”确实可以深长思之。后来又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商榷，“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各有各的道理，而又各执一端。
　　陆小曼日记之原本与改本的种种差别之所以引人注目，以至引发争议，无非是同研究徐志摩有关。徐、陆两位已先后成了古人，在九天之上俯瞰研究者们如何大发其议论和感慨，不知有何感想。到将来的博士论文里，这些纷纭纠葛大约会成为必须追叙的学术史吧。
　　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里，还有一句话是不能忘记的，他说，对于作家的书信和日记“也不能十分当真”。
　　作家删改修正其日记，无非是把它当作文章来修改，这种日记要当作执笔者的创作来读才行。而即使是未经修改的书信日记原件，也未必就句句是真话，无非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较之后来的改订本，总归要更近于其初心吧。
　　所以，作家或相关人士的日记也只宜拿来参考，有些则不妨予以忽略。研究作家主要看他的作品，例如徐志摩，就着重研究他的诗，其他种种都不是那么最重要。
　　研究文学越来越细微，越说越远，似乎是现在一种流行的风气。其实在似乎有关的研究资料中，恐怕不妨忽略一些东西，至少也不必十分当真才好。
　　周作人开列的“青年必读书”
　　1925年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向社会名流征集“青年必读书”，大大地热闹了一番，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鲁迅说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而他又惊世骇俗地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结果挨了不少骂。
　　周作人开列了下列十部书：
　　（1）《诗经》
　　（2）《史记》
　　（3）《西游记》
　　（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
　　（5）严译《社会通诠》
　　（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
　　（7）凯本德《爱的成年》
　　（8）色尔凡德思《吉诃德先生》
　　（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
　　（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这份书单很值得研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周作人在别的地方分别谈起这十部书的言论一一钩稽出来加以分析，然后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重视这些书，甚至认为“青年必读”了。在这份书单中，外国书与中国书之比为七与三，正是一多一少，但周作人却没有挨骂。此事颇可深长思之。

胡兰成信口开河

　　胡兰成（1906—1981）的《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书名颇有架势而内容寡薄;二是动辄标举张爱玲——其实他乱玩女人，张、胡的婚姻昙花一现，匆匆离异，而他还好意思如此借前妻的余温来给自己的文章加热。
　　书中又多有信口开河之处。因为思想荒谬而乱说一气的种种姑且不谈，只举一个涉及文献和逻辑的例子来看：
　　……《魏书》对文明皇后就有微词。又且《魏书》是与《北史》一起，还有《南史》也一淘，到了唐贞观年间魏征才奉命监修，至开元年间可能尚未为人所见，所以李白诗里不及崔浩，否则他一定喜欢崔浩的。
　　这里完全是乱说一气。《魏书》是北齐的魏收奉命领衔撰写的，天保五年（554）已基本完成，稍后加以修订，流传于世，不存在什么到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尚未为人所見的可能。至于《北史》、《南史》，乃是初唐学者李延寿私撰的，到高宗显庆四年（659）经皇帝批准，公开问世，也不存在到李白活动的年代“尚未为人所见”的情况。
　　历史上名人甚多，李白不可能一一提到。某人他没有提到，并不能证明写有某人之传的史书到他的时代尚未为人所见。世界上没有这样古怪的逻辑。
　　流氓才子胡兰成自视甚高，能说会道，迷惑过不少人，其中竟然也包括目下无尘的张爱玲。后来张爱玲出过一本书《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版），写得头头是道，可惜早年的婚姻大事她全然看走了眼。

哪吒故里之争

　　中国神话传说里的哪吒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形象，不少地方有这位神童的庙，有纪念性的建筑和坟墓，大家各自为政，相安无事。
　　不久前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横空出世，盛况空前，票房火爆，令业内人士眼红之至;而哪吒故里之争也相应发生，四川的宜宾、江油，河南南阳，浙江宁波，天津陈塘庄……都来争这小家伙的专属故里，相当热闹，方兴未艾，形势喜人——小编们又有一个博取眼球的鲜活话题了。
　　故里之争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把名人故里安顿在自己这里有许多好处，如提高知名度，强化旅游资源。语云名利名利，有名就有利啊。历史上的名人确实存在一个故里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争出一个定论来的，争一争犹有可说，至于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则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世界上的公和婆在家吵架的很多，在许多情况下是吵着玩儿的，年纪大了，借此找一些生活情趣。就此作严肃的学术研究，那恐怕就未免太幽默了——哪吒故里之争，照我看亦可作如是观。

边让《章华台赋》

　　被曹操杀掉的作家，著名的有孔融和杨修，更早的还有一个边让（字文礼，150？—193），人们较少注意，文学史上也几乎不提边让其人，其实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世说新语·言语》的第一则就是讲边让的故事：“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边让去见本地父母官，竟然有些衣冠不整，一派名士风度;应对得体，尤见水平。该条注引《文士传》云：
　　边让字文礼，陈留（按今河南开封）人，才俊辩逸。大将军何进闻其名，召署令史，以礼见之。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让出就曹，时孔融、王朗等并为前掾，共书刺从让，让平衡与交接。后为九江太守，为魏武帝所杀。
　　可知他一贯长于言辞。据《后汉书·边让传》，何进请他去是因为蔡邕的推荐。边让在东汉末年名气很大啊。
　　曹操为什么要杀边让，这里没有提到，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云：“（曹操）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操，操杀让，族其家。”仅仅因为“言议”侵犯了自己便开杀戒，也未免太过分了。这里大约总有些现在不清楚的更深刻的原因。后来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郡》中特别提出此事作为曹操的罪状之一，指出边让之被杀引起了“士林愤痛”。名气大的士大夫往往喜欢放言高论，而这在非常时期容易招来麻烦，以致引發杀身之祸。
　　边让传世的作品，主要就是一篇《章华台赋》，见于《后汉书》本传。赋中说楚灵王曾经大兴土木，修建章华之台，待在里面享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大臣伍举作一新赋以讽之。赋中先是竭力形容该台中美女的歌舞，后面说灵王忽然醒悟了：
　　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惘焉若醒，抚剑而叹。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沈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
　　此赋前后内容落差很大，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边让的笔墨基本上继承了汉大赋的传统，浓墨重彩，铺张扬厉，很有气势，但也容易显得沉闷。
　　稍后到建安时代，年轻一代如王粲、曹丕、曹植等新派人物的辞赋就轻快多了。从这里最容易见出文风的演化和进步。

混入《陶渊明集》的三首诗

　　在《陶渊明集》中，有三首诗不是他写的，这就是《归园田居》（其六）、《四时》和《问来使》。
　　所谓《归园田居》（其六）其实乃南朝诗人江淹的作品，是他模拟陶渊明风格写成的一首田园诗。江淹是一位拟古大师，其《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先前三十位著名诗人的风格，一人来一首;模仿陶渊明的这一首题作《陶渊明田居》：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这里用了陶渊明诗中的许多常用词，如“东皋”、“荷锄”、“浊酒”、“巾车”、“稚子”、“桑麻”、“素心”等，大的路数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也很相似，神态宛然是一位隐逸高人。因为模仿得太逼真了，后来被误编入陶集，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并剥离出来。
　　《四时》是一首五言四句的小诗：
　　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一作“寒”）松。
　　用四句诗分别写四季的景色，颇简明中肯，但这乃是晋人顾恺之的作品，《艺文类聚》卷三“岁时部上”有载录，题作《神情诗》并注明是“摘句”。这四句顾诗不知何以被误认为陶诗，并编入了《陶渊明集》。
　　《问来使》的情形比较复杂，诗云：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
　　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
　　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这里提到菊花和酒，与陶渊明一向的爱好相合，诗也写得颇有高逸的神韵;但前人对它的真伪早已提出怀疑，其原因约有三条：
　　其一，据宋朝人蔡絛说，此诗“独南唐与晁文元二本有之”，其他版本的陶集里没有;洪迈也说本篇“诸本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这就是说，绝大多数陶集中并无此诗，这一文本的来源很是可疑。
　　其二，诗中提到天目山，该山在今浙江省，与陶渊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陶渊明未必到过浙江。内容可疑，或者更干脆地说，此诗当出于别人之手。清人郑文焯指出：“世士以陶公寄情菊酒，又是诗有‘归去来’一语，率尔附入陶集，诚不知天目既非其故居，而渊明欲归则归，亦无用其问来使耳。”但是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陶渊明同菊花、同酒关系都很密切，而这里恰恰有菊有酒，还有“归去来”的字样，于是就大胆确认为陶诗了。
　　其三，此诗“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沧浪诗话》），“笔轻竟类唐人”（方熊评《陶靖节集》卷二）。从风格气象上来考量诗的真伪相当困难，因为一个作家可能有几副笔墨，同一时代也往往有多种风格并存，所以这第三条之然否很难说，但第一、二两条则确为严重的问题，所以今人编注本陶集大抵将此诗列入附录，不承认它是陶渊明的作品。
　　但也有些学者认定此诗为真。持此说者的重点在于论证天目山与陶渊明其实是有关系的，而且反映了诗人的一段重要经历。有学者指出此诗乃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秋作于会稽，陶渊明时任镇军王蕴的参军。当时可能有天目山的某一位修道者之使者到会稽，或者传递书信，或者邀请陶渊明入山;陶渊明因此想起了故乡，遂借“问”言情，写诗表示希望归隐南山与芳菊为侣，与美酒为伴云云。
　　可是关于太元九年前后陶渊明曾任镇军王蕴的参军一事尚待证实。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王蕴其人，并讨论陶渊明是否曾经或可能在他手下担任过僚佐。
　　查王蕴（330—384）是东晋的皇亲国戚、高官，他担任过镇军将军、会稽内史，《晋书·外戚传》本传载：“……迁丹阳尹，即本军号加散骑常侍。蕴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常侍如故。”
　　陶渊明同王蕴没有什么交集，他不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跑到会稽去充当镇军参军，那时他还没有这样的资格。陶渊明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但这里的镇军将军乃是刘裕，与王蕴无关。
　　退一万步说，即使承认有一位天目山的来使同陶渊明打过交道，陶渊明对其人也很难像这首诗似的发问——他本人故园南窗下近来情况如何，该使者从何得知呢。诗里的提问可以不要求对方回答，但该问总得符合彼此的关系，未便乱问。
　　又有学者说，陶渊明有一个儿子陶佚与天目山有关，彭泽《定山陶氏宗谱》在“各支分迁”栏下载“四子佚公支下迁彭泽县城、天目、武陵、陕西等处”，而万历《新昌县志》则明确地说到“（陶）佚隐居杭天目及会稽”;到同治《新昌县志》，更根据《问来使》诗认为在天目山也有陶渊明本人的“芳踪”。
　　可是就算陶渊明真的有后代迁居天目，那也在陶公的身后，他本人并没有“我屋”在此山中，然则“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这样的问题何从问起？他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写这样的《问来使》;而说陶渊明本人到过天目山甚或一度住在这里，则没有任何史料或他的其他作品可以证明。事实上晚出的家谱族谱以及地方志之类往往有若干记载不尽可靠，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离成书之时已远而中间毫无凭借者，一般只能作为传说来看，未可照单全收，更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攀附名人之风，虽然于今为烈，实乃古已有之，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