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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白马时代》是一部展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巴勒斯坦人民六十余年苦难历程的作品。作者纳斯鲁拉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和抗争精神浓缩在以哈迪亚村民为代表的“边缘人”的经历中，将深层的象征含义贯穿在白马这一重要意象及其相关事件之上，并由其引申出建构民族史诗基础的关键元素——民族精神。波澜壮阔的历史催生出浓烈的家国情怀，涵养出不屈的民族精神，反之，作为这种精神的现实载体，这部小说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民族的自我认知过程中亦产生了普世价值。
关键词：《白马时代》 巴勒斯坦 边缘人 民族精神
巴勒斯坦裔约旦作家易卜拉欣·纳斯鲁拉（1954-）是当代阿拉伯文坛的著名作家之一，其作品《白马时代》获2009年阿拉伯国际小说奖（布克奖）短名单提名。《白马时代》是“巴勒斯坦喜剧”小说集中的第六部作品，它以巴勒斯坦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哈吉马哈穆德一家三代人的历史沉浮和巴勒斯坦普通百姓的抗争。时间维度上跨越了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巴勒斯坦近现代历史，包括奥斯曼封建统治、英国殖民托管、犹太复国主义入侵三个主要阶段;空间维度上除了主人公的家乡“哈迪亚村”，叙事场景亦延伸到耶路撒冷城以及巴勒斯坦的海滨地区。漫长的时间线索和庞大的叙事背景使这部小说在文本结构上具备了史诗的特征，著名文学评论家撒勒玛·哈德拉将其称作“巴勒斯坦的伊利亚特”[1]。《白马时代》一经出版便在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坛受到广泛关注，缘何如此？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中东地区一直难以实现平静，广大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遭受着命运不公，阿以冲突时常引人注目。小说以其宏大叙事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激起巴勒斯坦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成为他们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然而，《白马时代》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诗”，该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并非拥有扭转乾坤之力的英雄豪杰，而是来自于万千大众之间的普通人。正如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劳动人民是歷史的主人”[2]，小人物构建大历史，使文学作品赋予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
一.边缘人物诠释民族精神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以二战期间遭受迫害而失去家园的犹太人为研究对象，提出“边缘人”的概念，这类人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常常感到两者的矛盾和冲突。[3]纳斯鲁拉笔下的巴勒斯坦人也正是遭受殖民压迫，饱受国家主权丧失带来的痛楚的“边缘人”，他们的性格特征能够反映国家意识，他们的英勇抗争能够诠释民族精神。
1.女性人物
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妇女深受伊斯兰教法与圣训的影响，她们历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地位低下。《白马时代》中的巴勒斯坦女性不仅身处父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同时还处于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的民族危难时刻。纳斯鲁拉笔下的女性人物虽然注定是特殊背景下的边缘人物，却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追求公平的坚定信念。
莉哈纳是哈迪亚村的一名普通妇女，原本和丈夫幸福地生活着。然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到来之后，攀附外来势力的当地军阀哈柏卜杀掉了她的丈夫并提出与她强行成婚。迫于奥斯曼侵略者的淫威，周围的村民不敢施以援手，陷入绝境的莉哈纳意识到唯有自救。她牵着亡夫的马找到军阀，并告诉军阀若能成功骑上这匹马，她就甘愿俯首听命，结果是这匹勇敢的马儿将背上的军阀当众掀翻在地，同时掀翻了他的傲慢猖狂与无耻要求。阿齐兹娅的两位胞弟参加了反抗土耳其人的游击队，然而她的丈夫在金钱的诱惑下向敌人告密，导致两位胞弟惨死在土耳其骑兵的马刀之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目睹了弟弟的惨死，阿齐兹娅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悲愤，她飞身上马冲向当了叛徒的丈夫，亲自结果了他的性命;阿法芙是新闻记者伊本·哈利得的妻子，她同丈夫生活在局势相对稳定的耶路撒冷。当丈夫在同英国竞争对手的较量中遭遇挫折而想要放弃时，她不仅自己开始读书识字，关注时事，还坚定地支持和鼓励丈夫重拾信心走出困境。
以上人物形象，有的面临绝境，有的痛失手足，有的身处不公，但在面对外敌入侵或男权凌驾等艰难处境时无一退缩或逃避，而是选择迎难直上抗争到底。这是作者对巴勒斯坦英雄女性的致敬和赞美。
2.底层人物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首先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埃及政治经济学家马哈穆德·阿卜杜·法杜勒明确了阿拉伯世界底层阶级的定义，即包括传统型劳动阶级如农民、工人、基层职员和不稳定型无产者如失业者、打零工者[4]。《白马时代》的主要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巴勒斯坦乡村“哈迪亚村”，因此农民群体成为底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出生伊始就被边缘化，生活上更是缺衣少食，清贫如洗。在纳斯鲁拉笔下，当这些边缘人物面对外族入侵，少的可怜的资源和财产被无情地掠夺时，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的抗争精神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使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哈利得·哈吉·马哈穆德在故事开头是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和家人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最大的财富是热爱家人的赤诚之心和追求正义的社会责任感。面对气焰嚣张的偷马贼，年仅十几岁的哈利得挺身而出将其制服，给村民留下了集智慧、勇敢于一身的印象。此后哈利得又为了穷苦百姓的利益，不断同土耳其人和当地军阀斗智斗勇，英国殖民者入侵后，他组织起游击队英勇战斗，直至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赛义夫丁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待人和蔼，性格温顺。但在面对英国殖民者和军阀走狗时却截然不同，当同胞阿卜杜·莱德夫前来要求赛义夫丁腾出自己的房子给英国人时，赛义夫丁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阿卜杜·莱德夫的背叛行为。尽管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他失去生命，但他把人类平等、民族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马勒祖齐是哈迪亚村最聪明的人，他虽是一位盲人，但他的心灵却充满光明和温暖。英国人来哈迪亚村强征土地用以修建修道院，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马勒祖齐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英军建设规定中的漏洞，冷静地同敌人辩论，最终保全了土地主权，也使村民免遭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些底层人物，虽然出身卑贱，但他们少有抱怨，且热爱生活、热爱家乡，面对敌人的物质诱惑不屑一顾，即使付出生命，也要捍卫正义和尊严。表现的是一个个铁骨铮铮的战士形象，他们代表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伟大精神：即使一无所有，但还有必胜的信念，即使他们正在经历黑暗，但相信正义终会到来。
3.失智人物
这类人物即“心理残缺的人”，或者被弗洛伊德称作“例外的人”，他指出：“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权。但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是个例外并且行为也的确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原因。”[5]小说《白马时代》中，作者还塑造了另外一类人物，他们在时代环境和扭曲心理的驱使下，渐渐失去了理智甚至人智，他们亦可归类为 “边缘人物”，但其形象却是负面的。
哈柏卜本是哈迪亚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当土耳其人到来后，他借土耳其人的势力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傀儡军阀。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错觉激发了他内心黑暗残暴的邪恶种子，强夺他人妻女，抢占驼马财物，他企图用恐惧控制自己的同胞，从而获取更多利益，但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生命。赛里姆是农民的儿子，但却没有农民的勤恳和本分，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他丢掉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的国家，卑躬屈膝地穿行在由英国殖民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聚会场所中，尽管他知道这些聚会是入侵者的盛宴，是巴勒斯坦土地的呻吟，但却卖国求荣，丧尽民族尊严。彼特逊是英军的一名下层军官，当地人称之为“噩梦”，他嗜血成性，残杀无辜，有时只因别人说了一句不敬的话或者随身带了一张绘有步枪图案的稿纸，就将其开枪射杀。然而这个恶魔却近乎痴狂地热爱阿拉伯马，他甚至为了保护马匹的生命在战役取得优势时选择撤退。他还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写浪漫情诗，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柔情蜜意让人完全无法想象他在白日里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这类人物的边缘性体现在道德层面，他们将自己看作“例外的人”，认为自己享有财物、名利、甚至控制他人生死的特权，但实质上他们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棋子和工具。纳斯鲁拉在塑造这类人物时还有更深一层的表达诉求，对民族叛徒的刻绘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人自身缺陷的反思，关于英国底层军官的描写则揭露了外国殖民者的真实面目，他们声称为殖民地人民带来文明世界的曙光，但实则也带来了杀戮和痛苦。
二.白马意象升华民族精神
自贾希利叶时期开始，马就是阿拉伯文学家口中常被歌颂和赞美的对象。阿拔斯朝著名诗人穆太奈比在诗中写道：“尘世间最珍贵的地方是马鞍”。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亦涌现出一批将马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散文作品，这是因为马在阿拉伯文化中通常具有神圣的地位，代表纯洁高尚的精神，象征至高无上的力量和勇气。纳斯鲁拉在《白马时代》的扉页中引用了一句阿拉伯古语：“神用风创造了马，用土创造了人”[6]。自中古以来，阿拉伯人就非常珍爱自己的马匹，哪怕穷困潦倒也绝不会售卖爱马，他们把马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该小说中的马作为重要的拟人化形象出现，串联起其他人物角色和事件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
1.白马的人物形象
从第一章《“鸽子”的到来》开始，马的形象就呈现在读者面前——“鸽子”是主人公哈利得的爱马。它在小说中的地位绝非仅仅停留在普通的动物层面，而是被升华成为构成小说框架的主要人物之一，同主人公哈利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崇敬和欣赏。例如，小说中有一处白马随哈利得上战场之前的细节描写：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哈利得弯着腰并慢慢地单膝跪下，捧着白马的一只前蹄，将其轻轻抬起，轻轻地亲吻它再将其放下。之后他又捧起白马的另一只前蹄以同样的方式亲吻，白马眼含泪光，热切地注视着他。由此可见白马意象中的感性因素。
作者还多次强调这匹马是“纯种的美丽白马”，它的“纯洁性”首先体现在美丽的外形上，“那是他（哈利得）从未见过的神圣而又纯洁的白”[7]，因为它只被允许和同样纯种的马进行交配繁衍;其次体现在它对骑士的绝对忠诚，它绝对不会允许陌生人骑在自己背上。白马和骑士惺惺相惜，在小说情节中得到充分印证，他们一同经历成长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到一同在反抗殖民者的战场上壮烈牺牲。
2.白马的民族象征
用纯种白马来象征人性本善和伟大精神并不是这部小说的首创，这是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的一贯传统。作者在小说前言中写到：“我的个人经历同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马作为一种基本的意象，它在人们的思想、想要接近它的野心，以及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8]。这又说明作者想要将马的象征所指引申到巴勒斯坦的民族历史中，将其同巴勒斯坦问题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其土地根源联系起来。这种象征并没有超出它存在于小说中的语境，这一过程中的形象创作并非单纯地基于作者的自我意识，它更像是一种对阿拉伯人固有意识和公认观点的进一步深化。
白马作为一个主要“人物”，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以小说主人公哈利得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及其人民，因为马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以美丽神圣且纤尘不染的白马形象呈现巴勒斯坦，喻义其不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摧残而永葆纯洁。另一方面，上文提及“纯种白马”的特点，意在说明“只有纯种的马才能接近纯粹的技艺”[9]。作者借此呼吁巴勒斯坦人在家园被异族侵占之际，要区分“他者”与“自我”，加强巴勒斯坦认同意识[10]，努力保持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纯洁性”，采用多种斗争手段，摆脱殖民主义和外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主。
3.白马的历史使命
我们应意识到《白马时代》这部小说篇幅宏大的特点，从精神层面来看，这部小说是一部思想、人性与民族意识的合辑。白马的一系列象征所指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触碰到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理性和感性空间，从而让他们收获超出文字本身的体验。换句话说，白马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过其在小说情节中的表层所指。剖析白马意象并反思其特征以寻找未被遗忘的历史事实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在此我们可以联系起《白马时代》的重要特征——巴勒斯坦的民族史诗，白马作为小说中一个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清晰地阐释了巴勒斯坦的大眾群体——在黑暗时代被压迫的“边缘人”在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遭遇，以及在其所属群体的沉浮起落中形成的民族思想和凝练的民族精神。 三.《白马时代》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学的社会价值在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企求”[11]，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12]。进入21世纪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新鲜血液明显减少，这将不利于中阿文学、文化交流。在此译介、解析纳斯鲁拉的《白马时代》，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以便引起人们持续关注巴以问题，鼓舞任何遭受侵略之民族奋起反抗，自求解放。
1.历史价值
从叙事角度来讲，《白马时代》体现出纳斯鲁拉追求“宏大叙事”的艺术倾向，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史诗的特性，即追求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把握时代精神。但作者并非机械化地单纯将具体的历史事件一幕接一幕地呈现出来，而是保留了充分的想象力和艺术审美思维，以一系列更能代表民族大众的“边缘人物”为基础，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辅之以艺术加工来谱写文学化的史诗，作者在此同时肩负了文学创作的历史责任和艺术责任。
双重责任并置意味着叙事来源的多样化：首先是“了解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主叙事者，即小说的主人公哈利得和贯穿全文的白马;其次是提供口头证词的见证者，即小说中的其他次要人物;除了人物层面还有一系列能够间接突出人物特征的、经过艺术剪辑的历史事件描写，如导致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贝尔福宣言》签订时的情景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联军在加沙地带作战的场景。
毋庸置疑，纳斯鲁拉在小说中并不是在创造新的历史，而是在展示他关于小说描述的那段时期的个人历史构想，但其艺术审美并没有脱离历史事实而存在。反之，他的独特历史观在塑造人物形象、勾勒事件轮廓方面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中读者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作者高度赞扬巴勒斯坦人的伟大精神——坚韧且顽强，为捍卫土地主权和民族权利奋斗不息。
与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不同，《白马时代》的结局可能并不美满：主人公哈利得战死沙场，千千万万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在作者的观点中，巴勒斯坦悲惨历史产生的原因除了侵略者的残酷无情，还有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的内部问题，如：本土统治者的贪婪腐化、麻木不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民众不甘利益受损，民族解放意志不坚定等。这种观点以文学笔触分析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艰难历程的主观原因，无疑是客观理智、全面深刻的。
2.现实意义
文学评论家给《白马时代》的定义是“小说形式的史诗”，因为它在文本结构、人物形象、题材背景、象征意象以及反映出的价值观上都具有史诗的特点，这与 “历史小说”是不一样的。
这部“史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拥有“神化的英雄人物、超自然的能力、诗歌化的语言”[13]，《白马时代》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尤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边缘人物”，情节的建构根植于小说所刻画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精神，基于此种精神，作者进一步刻绘了巴勒斯坦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社会文化生活、经济政治环境，从中又引申出存在于梦想与现实、抗争与妥协、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等对立面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这部史诗承载着巴勒斯坦人民六十年的集体记忆——一波又一波的殖民浪潮接踵而来，即使奋力反抗，可浪潮退去后他们却仍难以回归家园。那么，读者又该如何从这种失败中寻找“史诗性的胜利”？其实纳斯鲁拉在《白马时代》中树立的世界观远远超越作品本身，他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励志于补足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让巴勒斯坦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民族能够系统地去认识历史沧桑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先辈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纳斯鲁拉在作品中定义的史诗性的胜利是巴勒斯坦人在同侵略势力抗争中的局部胜利，它们本质上是个人英雄主义或个别团体取得的胜利，虽然这跟全民族遭遇的失败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作者仍将其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为承载“史诗”特性的关键元素还是小说人物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正如小说中的描写：走向战场前，哈利得告诉他的两位战友诺亚和伊利亚：“我的父亲常给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取胜’，我一直在想着他说的话，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加几句，我不害怕我们某一次取胜而下一次被击败，我害怕的是我们一直被击败”[14]。即使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的故土家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但他们仍能继承先辈的遗志，为争取领土主权、国家构建、掌握本民族自身命运和资源的决定权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马时代》所蕴含的民族抗争精神经久不衰，使得这部民族史诗得以在巴勒斯坦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引起持续且广泛的共鸣。
在《白马时代》中，纳斯鲁拉以“宏大叙事”构建了一幅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民苦难与抗争的生活图景。以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边缘人”群体作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诠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精神。以在阿拉伯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白马作为象征意象，进一步将这一精神升华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范畴。《白马时代》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它化身为纽带连接历史与现实，它唤起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乃至所有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豪感，唤醒了他们对于当下亟待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中的危机意识，使他们对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和合理权益拥有更大的信心和热情。作者的态度是鲜明而确切的，白马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却抗争不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则是阿拉伯人民无比珍贵的财富。
注 释
[1]撒勒玛·哈德拉.纳斯鲁拉小说集《巴勒斯坦喜剧》特别报道[N].明日报（约旦），2009-05-26.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
[3]R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Msy）：891.
[4]马哈穆德·阿卜杜·法杜勒.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和阶级形态[M].贝鲁特：泛阿拉伯研究中心，1988：35.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36.
[6]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
[7]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0.
[8]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
[9]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48.
[10]王楠.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22.
[11]王楠.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
[12]王莎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D]. 天津师范大学，2014.
[13]布里赫·塔里克.阿卜杜勒·马利克·默塔达史诗小说中的想象和历史[D]. 阿尔及利亚：贝贾亚大学，2018.
[14]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 371.
（作者介绍：李振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阿拉伯文学、文化研究）
关键词：《白马时代》 巴勒斯坦 边缘人 民族精神
巴勒斯坦裔约旦作家易卜拉欣·纳斯鲁拉（1954-）是当代阿拉伯文坛的著名作家之一，其作品《白马时代》获2009年阿拉伯国际小说奖（布克奖）短名单提名。《白马时代》是“巴勒斯坦喜剧”小说集中的第六部作品，它以巴勒斯坦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哈吉马哈穆德一家三代人的历史沉浮和巴勒斯坦普通百姓的抗争。时间维度上跨越了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巴勒斯坦近现代历史，包括奥斯曼封建统治、英国殖民托管、犹太复国主义入侵三个主要阶段;空间维度上除了主人公的家乡“哈迪亚村”，叙事场景亦延伸到耶路撒冷城以及巴勒斯坦的海滨地区。漫长的时间线索和庞大的叙事背景使这部小说在文本结构上具备了史诗的特征，著名文学评论家撒勒玛·哈德拉将其称作“巴勒斯坦的伊利亚特”[1]。《白马时代》一经出版便在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坛受到广泛关注，缘何如此？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中东地区一直难以实现平静，广大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遭受着命运不公，阿以冲突时常引人注目。小说以其宏大叙事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激起巴勒斯坦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成为他们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然而，《白马时代》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诗”，该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并非拥有扭转乾坤之力的英雄豪杰，而是来自于万千大众之间的普通人。正如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劳动人民是歷史的主人”[2]，小人物构建大历史，使文学作品赋予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
一.边缘人物诠释民族精神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以二战期间遭受迫害而失去家园的犹太人为研究对象，提出“边缘人”的概念，这类人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常常感到两者的矛盾和冲突。[3]纳斯鲁拉笔下的巴勒斯坦人也正是遭受殖民压迫，饱受国家主权丧失带来的痛楚的“边缘人”，他们的性格特征能够反映国家意识，他们的英勇抗争能够诠释民族精神。
1.女性人物
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妇女深受伊斯兰教法与圣训的影响，她们历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地位低下。《白马时代》中的巴勒斯坦女性不仅身处父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同时还处于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的民族危难时刻。纳斯鲁拉笔下的女性人物虽然注定是特殊背景下的边缘人物，却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追求公平的坚定信念。
莉哈纳是哈迪亚村的一名普通妇女，原本和丈夫幸福地生活着。然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到来之后，攀附外来势力的当地军阀哈柏卜杀掉了她的丈夫并提出与她强行成婚。迫于奥斯曼侵略者的淫威，周围的村民不敢施以援手，陷入绝境的莉哈纳意识到唯有自救。她牵着亡夫的马找到军阀，并告诉军阀若能成功骑上这匹马，她就甘愿俯首听命，结果是这匹勇敢的马儿将背上的军阀当众掀翻在地，同时掀翻了他的傲慢猖狂与无耻要求。阿齐兹娅的两位胞弟参加了反抗土耳其人的游击队，然而她的丈夫在金钱的诱惑下向敌人告密，导致两位胞弟惨死在土耳其骑兵的马刀之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目睹了弟弟的惨死，阿齐兹娅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悲愤，她飞身上马冲向当了叛徒的丈夫，亲自结果了他的性命;阿法芙是新闻记者伊本·哈利得的妻子，她同丈夫生活在局势相对稳定的耶路撒冷。当丈夫在同英国竞争对手的较量中遭遇挫折而想要放弃时，她不仅自己开始读书识字，关注时事，还坚定地支持和鼓励丈夫重拾信心走出困境。
以上人物形象，有的面临绝境，有的痛失手足，有的身处不公，但在面对外敌入侵或男权凌驾等艰难处境时无一退缩或逃避，而是选择迎难直上抗争到底。这是作者对巴勒斯坦英雄女性的致敬和赞美。
2.底层人物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首先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埃及政治经济学家马哈穆德·阿卜杜·法杜勒明确了阿拉伯世界底层阶级的定义，即包括传统型劳动阶级如农民、工人、基层职员和不稳定型无产者如失业者、打零工者[4]。《白马时代》的主要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巴勒斯坦乡村“哈迪亚村”，因此农民群体成为底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出生伊始就被边缘化，生活上更是缺衣少食，清贫如洗。在纳斯鲁拉笔下，当这些边缘人物面对外族入侵，少的可怜的资源和财产被无情地掠夺时，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的抗争精神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使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哈利得·哈吉·马哈穆德在故事开头是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和家人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最大的财富是热爱家人的赤诚之心和追求正义的社会责任感。面对气焰嚣张的偷马贼，年仅十几岁的哈利得挺身而出将其制服，给村民留下了集智慧、勇敢于一身的印象。此后哈利得又为了穷苦百姓的利益，不断同土耳其人和当地军阀斗智斗勇，英国殖民者入侵后，他组织起游击队英勇战斗，直至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赛义夫丁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待人和蔼，性格温顺。但在面对英国殖民者和军阀走狗时却截然不同，当同胞阿卜杜·莱德夫前来要求赛义夫丁腾出自己的房子给英国人时，赛义夫丁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阿卜杜·莱德夫的背叛行为。尽管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他失去生命，但他把人类平等、民族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马勒祖齐是哈迪亚村最聪明的人，他虽是一位盲人，但他的心灵却充满光明和温暖。英国人来哈迪亚村强征土地用以修建修道院，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马勒祖齐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英军建设规定中的漏洞，冷静地同敌人辩论，最终保全了土地主权，也使村民免遭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些底层人物，虽然出身卑贱，但他们少有抱怨，且热爱生活、热爱家乡，面对敌人的物质诱惑不屑一顾，即使付出生命，也要捍卫正义和尊严。表现的是一个个铁骨铮铮的战士形象，他们代表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伟大精神：即使一无所有，但还有必胜的信念，即使他们正在经历黑暗，但相信正义终会到来。
3.失智人物
这类人物即“心理残缺的人”，或者被弗洛伊德称作“例外的人”，他指出：“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权。但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是个例外并且行为也的确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原因。”[5]小说《白马时代》中，作者还塑造了另外一类人物，他们在时代环境和扭曲心理的驱使下，渐渐失去了理智甚至人智，他们亦可归类为 “边缘人物”，但其形象却是负面的。
哈柏卜本是哈迪亚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当土耳其人到来后，他借土耳其人的势力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傀儡军阀。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错觉激发了他内心黑暗残暴的邪恶种子，强夺他人妻女，抢占驼马财物，他企图用恐惧控制自己的同胞，从而获取更多利益，但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生命。赛里姆是农民的儿子，但却没有农民的勤恳和本分，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他丢掉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的国家，卑躬屈膝地穿行在由英国殖民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聚会场所中，尽管他知道这些聚会是入侵者的盛宴，是巴勒斯坦土地的呻吟，但却卖国求荣，丧尽民族尊严。彼特逊是英军的一名下层军官，当地人称之为“噩梦”，他嗜血成性，残杀无辜，有时只因别人说了一句不敬的话或者随身带了一张绘有步枪图案的稿纸，就将其开枪射杀。然而这个恶魔却近乎痴狂地热爱阿拉伯马，他甚至为了保护马匹的生命在战役取得优势时选择撤退。他还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写浪漫情诗，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柔情蜜意让人完全无法想象他在白日里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这类人物的边缘性体现在道德层面，他们将自己看作“例外的人”，认为自己享有财物、名利、甚至控制他人生死的特权，但实质上他们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棋子和工具。纳斯鲁拉在塑造这类人物时还有更深一层的表达诉求，对民族叛徒的刻绘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人自身缺陷的反思，关于英国底层军官的描写则揭露了外国殖民者的真实面目，他们声称为殖民地人民带来文明世界的曙光，但实则也带来了杀戮和痛苦。
二.白马意象升华民族精神
自贾希利叶时期开始，马就是阿拉伯文学家口中常被歌颂和赞美的对象。阿拔斯朝著名诗人穆太奈比在诗中写道：“尘世间最珍贵的地方是马鞍”。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亦涌现出一批将马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散文作品，这是因为马在阿拉伯文化中通常具有神圣的地位，代表纯洁高尚的精神，象征至高无上的力量和勇气。纳斯鲁拉在《白马时代》的扉页中引用了一句阿拉伯古语：“神用风创造了马，用土创造了人”[6]。自中古以来，阿拉伯人就非常珍爱自己的马匹，哪怕穷困潦倒也绝不会售卖爱马，他们把马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该小说中的马作为重要的拟人化形象出现，串联起其他人物角色和事件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
1.白马的人物形象
从第一章《“鸽子”的到来》开始，马的形象就呈现在读者面前——“鸽子”是主人公哈利得的爱马。它在小说中的地位绝非仅仅停留在普通的动物层面，而是被升华成为构成小说框架的主要人物之一，同主人公哈利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崇敬和欣赏。例如，小说中有一处白马随哈利得上战场之前的细节描写：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哈利得弯着腰并慢慢地单膝跪下，捧着白马的一只前蹄，将其轻轻抬起，轻轻地亲吻它再将其放下。之后他又捧起白马的另一只前蹄以同样的方式亲吻，白马眼含泪光，热切地注视着他。由此可见白马意象中的感性因素。
作者还多次强调这匹马是“纯种的美丽白马”，它的“纯洁性”首先体现在美丽的外形上，“那是他（哈利得）从未见过的神圣而又纯洁的白”[7]，因为它只被允许和同样纯种的马进行交配繁衍;其次体现在它对骑士的绝对忠诚，它绝对不会允许陌生人骑在自己背上。白马和骑士惺惺相惜，在小说情节中得到充分印证，他们一同经历成长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到一同在反抗殖民者的战场上壮烈牺牲。
2.白马的民族象征
用纯种白马来象征人性本善和伟大精神并不是这部小说的首创，这是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的一贯传统。作者在小说前言中写到：“我的个人经历同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马作为一种基本的意象，它在人们的思想、想要接近它的野心，以及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8]。这又说明作者想要将马的象征所指引申到巴勒斯坦的民族历史中，将其同巴勒斯坦问题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其土地根源联系起来。这种象征并没有超出它存在于小说中的语境，这一过程中的形象创作并非单纯地基于作者的自我意识，它更像是一种对阿拉伯人固有意识和公认观点的进一步深化。
白马作为一个主要“人物”，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以小说主人公哈利得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及其人民，因为马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以美丽神圣且纤尘不染的白马形象呈现巴勒斯坦，喻义其不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摧残而永葆纯洁。另一方面，上文提及“纯种白马”的特点，意在说明“只有纯种的马才能接近纯粹的技艺”[9]。作者借此呼吁巴勒斯坦人在家园被异族侵占之际，要区分“他者”与“自我”，加强巴勒斯坦认同意识[10]，努力保持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纯洁性”，采用多种斗争手段，摆脱殖民主义和外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主。
3.白马的历史使命
我们应意识到《白马时代》这部小说篇幅宏大的特点，从精神层面来看，这部小说是一部思想、人性与民族意识的合辑。白马的一系列象征所指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触碰到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理性和感性空间，从而让他们收获超出文字本身的体验。换句话说，白马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过其在小说情节中的表层所指。剖析白马意象并反思其特征以寻找未被遗忘的历史事实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在此我们可以联系起《白马时代》的重要特征——巴勒斯坦的民族史诗，白马作为小说中一个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清晰地阐释了巴勒斯坦的大眾群体——在黑暗时代被压迫的“边缘人”在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遭遇，以及在其所属群体的沉浮起落中形成的民族思想和凝练的民族精神。 三.《白马时代》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学的社会价值在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企求”[11]，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12]。进入21世纪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新鲜血液明显减少，这将不利于中阿文学、文化交流。在此译介、解析纳斯鲁拉的《白马时代》，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以便引起人们持续关注巴以问题，鼓舞任何遭受侵略之民族奋起反抗，自求解放。
1.历史价值
从叙事角度来讲，《白马时代》体现出纳斯鲁拉追求“宏大叙事”的艺术倾向，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史诗的特性，即追求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把握时代精神。但作者并非机械化地单纯将具体的历史事件一幕接一幕地呈现出来，而是保留了充分的想象力和艺术审美思维，以一系列更能代表民族大众的“边缘人物”为基础，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辅之以艺术加工来谱写文学化的史诗，作者在此同时肩负了文学创作的历史责任和艺术责任。
双重责任并置意味着叙事来源的多样化：首先是“了解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主叙事者，即小说的主人公哈利得和贯穿全文的白马;其次是提供口头证词的见证者，即小说中的其他次要人物;除了人物层面还有一系列能够间接突出人物特征的、经过艺术剪辑的历史事件描写，如导致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贝尔福宣言》签订时的情景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联军在加沙地带作战的场景。
毋庸置疑，纳斯鲁拉在小说中并不是在创造新的历史，而是在展示他关于小说描述的那段时期的个人历史构想，但其艺术审美并没有脱离历史事实而存在。反之，他的独特历史观在塑造人物形象、勾勒事件轮廓方面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中读者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作者高度赞扬巴勒斯坦人的伟大精神——坚韧且顽强，为捍卫土地主权和民族权利奋斗不息。
与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不同，《白马时代》的结局可能并不美满：主人公哈利得战死沙场，千千万万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在作者的观点中，巴勒斯坦悲惨历史产生的原因除了侵略者的残酷无情，还有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的内部问题，如：本土统治者的贪婪腐化、麻木不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民众不甘利益受损，民族解放意志不坚定等。这种观点以文学笔触分析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艰难历程的主观原因，无疑是客观理智、全面深刻的。
2.现实意义
文学评论家给《白马时代》的定义是“小说形式的史诗”，因为它在文本结构、人物形象、题材背景、象征意象以及反映出的价值观上都具有史诗的特点，这与 “历史小说”是不一样的。
这部“史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拥有“神化的英雄人物、超自然的能力、诗歌化的语言”[13]，《白马时代》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尤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边缘人物”，情节的建构根植于小说所刻画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精神，基于此种精神，作者进一步刻绘了巴勒斯坦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社会文化生活、经济政治环境，从中又引申出存在于梦想与现实、抗争与妥协、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等对立面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这部史诗承载着巴勒斯坦人民六十年的集体记忆——一波又一波的殖民浪潮接踵而来，即使奋力反抗，可浪潮退去后他们却仍难以回归家园。那么，读者又该如何从这种失败中寻找“史诗性的胜利”？其实纳斯鲁拉在《白马时代》中树立的世界观远远超越作品本身，他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励志于补足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让巴勒斯坦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民族能够系统地去认识历史沧桑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先辈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纳斯鲁拉在作品中定义的史诗性的胜利是巴勒斯坦人在同侵略势力抗争中的局部胜利，它们本质上是个人英雄主义或个别团体取得的胜利，虽然这跟全民族遭遇的失败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作者仍将其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为承载“史诗”特性的关键元素还是小说人物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正如小说中的描写：走向战场前，哈利得告诉他的两位战友诺亚和伊利亚：“我的父亲常给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取胜’，我一直在想着他说的话，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加几句，我不害怕我们某一次取胜而下一次被击败，我害怕的是我们一直被击败”[14]。即使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的故土家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但他们仍能继承先辈的遗志，为争取领土主权、国家构建、掌握本民族自身命运和资源的决定权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马时代》所蕴含的民族抗争精神经久不衰，使得这部民族史诗得以在巴勒斯坦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引起持续且广泛的共鸣。
在《白马时代》中，纳斯鲁拉以“宏大叙事”构建了一幅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民苦难与抗争的生活图景。以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边缘人”群体作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诠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精神。以在阿拉伯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白马作为象征意象，进一步将这一精神升华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范畴。《白马时代》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它化身为纽带连接历史与现实，它唤起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乃至所有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豪感，唤醒了他们对于当下亟待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中的危机意识，使他们对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和合理权益拥有更大的信心和热情。作者的态度是鲜明而确切的，白马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却抗争不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则是阿拉伯人民无比珍贵的财富。
注 释
[1]撒勒玛·哈德拉.纳斯鲁拉小说集《巴勒斯坦喜剧》特别报道[N].明日报（约旦），2009-05-26.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
[3]R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Msy）：891.
[4]马哈穆德·阿卜杜·法杜勒.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和阶级形态[M].贝鲁特：泛阿拉伯研究中心，1988：35.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36.
[6]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
[7]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0.
[8]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1.
[9]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48.
[10]王楠.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22.
[11]王楠.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
[12]王莎莎.阿拉伯文学在中国[D]. 天津师范大学，2014.
[13]布里赫·塔里克.阿卜杜勒·马利克·默塔达史诗小说中的想象和历史[D]. 阿尔及利亚：贝贾亚大学，2018.
[14]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白马时代[M].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07： 371.
（作者介绍：李振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阿拉伯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