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清举人，辛亥元老，
北洋两辞教育总长而埋头办学数十年，
抗日烽火中创建民盟，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盟和民建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我的父亲黄炎培历经五朝：前清举人，辛亥元老，北洋两辞教育总长而埋头办学数十年，抗日烽火中创建民盟，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他21岁中秀才，23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老师是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流的名家。1902年，年仅24岁的黄炎培改建川沙小学堂，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1906年创立后来誉满全国的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上海财大前身）、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我老师的老师”
黄炎培是教育家。
1900年，新旧世纪之交时，黄炎培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从此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他的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1902年，学校解散，年仅24岁的黄炎培回乡改建川沙小学堂，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1906年创立后来誉满全国的浦东中学，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张闻天、徐特立、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等，都毕业于此。故而毛泽东称其为“我老师（徐特立）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曾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 一边是士大夫死读书不用手，一边是劳动者死用手不读书——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竞相邀聘。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成立到1949年的32年中，除上海中華职业学校先后培育了七千余名毕业生外，还办有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还在上海办过7个职业补习学校。“八一三”后，职教社在川、滇成立分社或办事处，都设有学校或工厂。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有120多种书刊。其中《教育与职业》期刊连续出版30多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曾是职教社所办刊物。
老板的老板
黄方毅曾写道：“父亲是在20世纪中叶先被蒋介石推崇，后由毛泽东亲定的我国民族工商业领袖与代表。”
黄炎培是浦东开发的先驱。1921年1月，黄炎培发起组建上川交通公司，修筑上川铁路。铁路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浦东民众的出行交通，也带动了浦东经济发展。铁路建成后，浦东地区丝织业、抽纱业迅速发展，光川沙一地的抽纱公司就达130余家。上川铁路一直运行到1975年，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黄炎培还与人创办了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供电机构。至1936年，公司已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实体，收买和归并了浦东地区10多家小型电气公司和电灯厂，供电范围从浦东沿黄浦江一带扩大到上海、川沙、南汇、奉贤4县，供电线路达400多公里，供电负荷达5000千瓦。在1936年浦东电气公司的广告信封上，醒目地印着“要开工厂，到浦东去”，理由之一即是“本公司供给电灯、电力、电热”。浦东电气的创建，对浦东早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改革的时候，和实业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和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卢作孚、张謇、穆藕初兄弟以及陈嘉庚都有密切交往。他自己还创办了上川交通公司，因此熟悉工业组织的方式和发展方向。
毛泽东进北京第二天接见的第一个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是工商界的代表和领袖。毛泽东请黄炎培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第二天，黄炎培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不做官的政治家
黄炎培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1903年办川沙小学堂，当时家庭经济困难，但他自定校长义务职，不取工薪。担任浦东中学校长，按规定月薪100元，但他有感于出资者杨斯盛的办学义举，只领40元。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从不挪用乱用。
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曾两次电召黄炎培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黄炎培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这八个字也完全适用于黄炎培对待蒋介石的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内定黄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以年纪太大为由推辞了。
黄炎培唯一领受的职务是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还曾卖字为生。
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1939年11月，他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黄炎培代表民盟，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作为第三方面在国共间调停内战。
1945年7月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蒋介石的态度忽变，改迫害为拉拢，前后有过多次，或许以特权，或许以提携后代，都被黄炎培婉拒。
1946年6月，南京下关上海和平呼吁代表被殴在先，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在后，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威逼利诱，一再通过他人企图拉黄炎培“下海”参加伪国大，脱离民盟。黄炎培曾坚决表示：（1）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2）我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不能自毁人格。为了表明心迹，他曾在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聚会上出示题为《吾心》的近作七律一首：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1947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3月，中共代表自南京撤退，调解彻底失败。
3月18日，蒋介石入侵延安，得意忘形，执意单独召开伪国大。这时，青年、民社两党已投降蒋介石，全国大捕民盟盟员。10月7日，盟员杜斌丞被害于西安。南京民盟办事处被警察包围。蒋政权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更大规模的逮捕即将到来。
在调停内战彻底绝望的形势下，民盟总部在沪领导成员决议，总部领导总辞职。当发言人叶笃义向楼下新闻记者和布满特务的群众宣布时，眼眶中满含着泪水。此后，部分民盟领导转移香港，盟务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黄炎培在地下党协助下，立即转移解放区。
黄方毅曾回忆：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竟然看到吾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一见吾父，我就问起：“一生拒不做官，怎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父亲详告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经过，最后严肃地向我道：“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是为人民做事啊！”
实际上，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曾亲自登门拜访。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但是抱定一生不做官的黄炎培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诚挚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一句话说得黄炎培茅塞頓开，欣然“出山”。
黄炎培爱国，既被追杀，又要“杀人”
黄炎培曾说“我天性爱好旅行，其中十之二三被迫逃亡”。他二十几岁与同学回乡办新学，每周举行公开演说。“无非说国家前途的危险，外国侵略我的凶狠，快要瓜分我了，而政府不管事，老百姓蒙在鼓里。”被地方痞棍密告：黄炎培等演说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县令将黄炎培等四人拘捕，并在衙门照壁上贴起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一面电详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示。督抚批准就地正法。就在批文到达前一小时，他们被上海基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黄炎培在同情者的资助下亡命日本，一年后才归来。
1905年7月，蔡元培召他到家里，给他讲国家大局和报国趋向，告诉他只有集合同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才有出路，现在有个“中国同盟会”，你愿不愿意加入？黄炎培斩钉截铁地表示：“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在蔡元培出国留学后，黄炎培继任了上海同盟会干事。自此，黄炎培正式成了一名革命党人。
黄炎培的二度亡命，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1927年，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开始排除异己，我被视为“学阀”，下令通缉。江苏省教育会被撤销，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被封闭。私立浦东中学校被改组（后日寇入侵，据为巢穴，已受爱国教育的四乡民众奋起驱逐，校被毁灭）。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迫令社工作人员签名于预写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没有一人肯从，则全部被驱登大车，逐出郊外。还想接收中华职业学校和工厂，以手枪威胁，全体教员、学生、工人坚决抗拒，高呼“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工厂，谁来接收，向谁拼命”！暴徒们才散去。这些机构都是我负责的。蒋介石手下一位和我不相识的青年，深夜叩我家的门，说：“将暗杀五人，中间一人是章太炎，一人是黄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我和爱人王纠思星夜离家躲藏亲戚家。天明购西伯利亚通车旅行票，准备从上海出发去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连。那时大连为日本占领。我住在一个狭小的旅馆里，在日本特工窥伺下，长日读书于日本关东军经营的铁道图书馆。这样的生活，约略过了半年。我行李中带了两部杜甫诗，舟车泛览以自遣。至此，更依靠图书馆所藏各本杜诗，随读随造，天天清早手抄。一天，忽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洞中，伸出头来，叫我“黄先生”。这人还走进我的卧室，紧紧地握我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日本特工，奉命来监视先生的。先生读书写字这样认真，生活这样严肃清苦，今后我决不受残暴的日本使命，本我良心，做先生的警卫，切切实实地保护先生。先生！我本是小学教员，困于生活，受日本这笔费，我现积有几文钱，从此为先生服务。”说到末了，几乎下跪。我大大地称赞他用理智来放下屠刀。从此他的确对我很好，到最后离开大连时，是他替我买船票，送到船头，依依惜别。
1931年春，黄炎培到朝鲜和日本考察。他对朝鲜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深切感受到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在日本，他看到日本大办青年团，在乡军人十分活跃，侵华备战气氛很浓。黄炎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特地买了三本暴露日本军阀计划侵华的书带回国来。1931年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其计划是：封锁中国海岸，攻占徐州，截断津浦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资源，做其军事后援等等。黄炎培归国后，到处奔走呼号，并先后撰写《朝鲜》《黄海环游记》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朝鲜，诚我之宝镜也！”以朝鲜人民亡国奴的痛苦情景来告诫国人。5月间，国民党已撤销对黄炎培的通缉令，蒋介石托邵力子邀他往南京晤谈。黄炎培把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购得的三本书面告蒋介石，蒋默不作声。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炎培说：“很好，但愿我言而不中！”东北被占领后，学生抗日请愿团到外交部大吵，王正廷被殴伤。黄炎培在日记上大写“应该”！ 日军占领沈阳之夜，他到朋友家，朋友家正在打牌，黄炎培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黄炎培大怒，一拳打在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鼓励抗日群众。
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这霹雳般的声音使全场为之愕然。
千载窑洞对——黄炎培与毛泽东的交往
说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有一段历史佳话。
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
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讲话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听了这一席话，黄炎培高兴得连连称赞毛泽东记性好。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每次讲到延安之行时，都要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他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的一位盖世的豪杰！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回到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
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交流更多。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写给毛泽东书信100多封。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复函60余封。
黄炎培之女黄当时回忆道：“毛主席把我父亲当作一个好朋友，非常尊重他。毛主席的来信，一开始称呼‘任之’先生，后来就称呼‘黄老’或者‘黄任老’。在信的结尾，都要祝我父亲身体健康。我父亲动过几次手术，每次动手术住院，都要跟毛主席请假。做完手术后写一首诗送给毛主席。他愿意当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个故事可见他耿直的性格。黄炎培藏着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知道后就借来一阅，约好一个月归还。但只过了一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又过了几天，黄炎培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等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命人把书法用木板夹好，限令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说黄炎培“索帖”的行为是：“不够朋友，够英雄。”
开国大典当天，黄炎培71岁生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正是黄炎培的71岁生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盛典：“下午三时，天安门上头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秘书长宣布开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各就位。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宣告政府成立，升国旗（五星红旗）、礼炮五十四发（象征政协五十四单位）。主席宣传公告。毛泽东主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阅兵，总检阅朱德总司令。”
“民众游行。广场三十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
“入夜，火炬，五色火焰升宵。”
开国大典的盛举，人民欢乐的场面，使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心情无比的激动。
次日，黄炎培“清早枕上作诗”，即席创作了《天安门》：“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改为人民，中间用意深深。“‘民’众站立起来，堂堂地做个‘人’”。
黄炎培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积极投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百年风雅》，刘宜庆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毛泽东与黄炎培畅谈历史》，佚名/文，《天津日报》2014年01月29日;《毛泽东与黄炎培交往二三事：体现领袖的虚怀若谷》徐中远/文《人民政协报》2011年12月8日;《走近领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访谈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北洋两辞教育总长而埋头办学数十年，
抗日烽火中创建民盟，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盟和民建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我的父亲黄炎培历经五朝：前清举人，辛亥元老，北洋两辞教育总长而埋头办学数十年，抗日烽火中创建民盟，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他21岁中秀才，23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老师是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流的名家。1902年，年仅24岁的黄炎培改建川沙小学堂，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1906年创立后来誉满全国的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上海财大前身）、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我老师的老师”
黄炎培是教育家。
1900年，新旧世纪之交时，黄炎培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从此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他的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1902年，学校解散，年仅24岁的黄炎培回乡改建川沙小学堂，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1906年创立后来誉满全国的浦东中学，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张闻天、徐特立、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等，都毕业于此。故而毛泽东称其为“我老师（徐特立）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曾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 一边是士大夫死读书不用手，一边是劳动者死用手不读书——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竞相邀聘。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成立到1949年的32年中，除上海中華职业学校先后培育了七千余名毕业生外，还办有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还在上海办过7个职业补习学校。“八一三”后，职教社在川、滇成立分社或办事处，都设有学校或工厂。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有120多种书刊。其中《教育与职业》期刊连续出版30多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曾是职教社所办刊物。
老板的老板
黄方毅曾写道：“父亲是在20世纪中叶先被蒋介石推崇，后由毛泽东亲定的我国民族工商业领袖与代表。”
黄炎培是浦东开发的先驱。1921年1月，黄炎培发起组建上川交通公司，修筑上川铁路。铁路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浦东民众的出行交通，也带动了浦东经济发展。铁路建成后，浦东地区丝织业、抽纱业迅速发展，光川沙一地的抽纱公司就达130余家。上川铁路一直运行到1975年，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黄炎培还与人创办了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供电机构。至1936年，公司已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实体，收买和归并了浦东地区10多家小型电气公司和电灯厂，供电范围从浦东沿黄浦江一带扩大到上海、川沙、南汇、奉贤4县，供电线路达400多公里，供电负荷达5000千瓦。在1936年浦东电气公司的广告信封上，醒目地印着“要开工厂，到浦东去”，理由之一即是“本公司供给电灯、电力、电热”。浦东电气的创建，对浦东早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改革的时候，和实业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和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卢作孚、张謇、穆藕初兄弟以及陈嘉庚都有密切交往。他自己还创办了上川交通公司，因此熟悉工业组织的方式和发展方向。
毛泽东进北京第二天接见的第一个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是工商界的代表和领袖。毛泽东请黄炎培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第二天，黄炎培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不做官的政治家
黄炎培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1903年办川沙小学堂，当时家庭经济困难，但他自定校长义务职，不取工薪。担任浦东中学校长，按规定月薪100元，但他有感于出资者杨斯盛的办学义举，只领40元。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从不挪用乱用。
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曾两次电召黄炎培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黄炎培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这八个字也完全适用于黄炎培对待蒋介石的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内定黄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以年纪太大为由推辞了。
黄炎培唯一领受的职务是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还曾卖字为生。
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1939年11月，他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黄炎培代表民盟，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作为第三方面在国共间调停内战。
1945年7月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蒋介石的态度忽变，改迫害为拉拢，前后有过多次，或许以特权，或许以提携后代，都被黄炎培婉拒。
1946年6月，南京下关上海和平呼吁代表被殴在先，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在后，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威逼利诱，一再通过他人企图拉黄炎培“下海”参加伪国大，脱离民盟。黄炎培曾坚决表示：（1）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2）我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不能自毁人格。为了表明心迹，他曾在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聚会上出示题为《吾心》的近作七律一首：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1947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3月，中共代表自南京撤退，调解彻底失败。
3月18日，蒋介石入侵延安，得意忘形，执意单独召开伪国大。这时，青年、民社两党已投降蒋介石，全国大捕民盟盟员。10月7日，盟员杜斌丞被害于西安。南京民盟办事处被警察包围。蒋政权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更大规模的逮捕即将到来。
在调停内战彻底绝望的形势下，民盟总部在沪领导成员决议，总部领导总辞职。当发言人叶笃义向楼下新闻记者和布满特务的群众宣布时，眼眶中满含着泪水。此后，部分民盟领导转移香港，盟务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黄炎培在地下党协助下，立即转移解放区。
黄方毅曾回忆：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竟然看到吾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一见吾父，我就问起：“一生拒不做官，怎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父亲详告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经过，最后严肃地向我道：“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是为人民做事啊！”
实际上，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曾亲自登门拜访。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但是抱定一生不做官的黄炎培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诚挚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一句话说得黄炎培茅塞頓开，欣然“出山”。
黄炎培爱国，既被追杀，又要“杀人”
黄炎培曾说“我天性爱好旅行，其中十之二三被迫逃亡”。他二十几岁与同学回乡办新学，每周举行公开演说。“无非说国家前途的危险，外国侵略我的凶狠，快要瓜分我了，而政府不管事，老百姓蒙在鼓里。”被地方痞棍密告：黄炎培等演说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县令将黄炎培等四人拘捕，并在衙门照壁上贴起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一面电详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示。督抚批准就地正法。就在批文到达前一小时，他们被上海基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黄炎培在同情者的资助下亡命日本，一年后才归来。
1905年7月，蔡元培召他到家里，给他讲国家大局和报国趋向，告诉他只有集合同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才有出路，现在有个“中国同盟会”，你愿不愿意加入？黄炎培斩钉截铁地表示：“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在蔡元培出国留学后，黄炎培继任了上海同盟会干事。自此，黄炎培正式成了一名革命党人。
黄炎培的二度亡命，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1927年，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开始排除异己，我被视为“学阀”，下令通缉。江苏省教育会被撤销，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被封闭。私立浦东中学校被改组（后日寇入侵，据为巢穴，已受爱国教育的四乡民众奋起驱逐，校被毁灭）。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迫令社工作人员签名于预写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没有一人肯从，则全部被驱登大车，逐出郊外。还想接收中华职业学校和工厂，以手枪威胁，全体教员、学生、工人坚决抗拒，高呼“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工厂，谁来接收，向谁拼命”！暴徒们才散去。这些机构都是我负责的。蒋介石手下一位和我不相识的青年，深夜叩我家的门，说：“将暗杀五人，中间一人是章太炎，一人是黄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我和爱人王纠思星夜离家躲藏亲戚家。天明购西伯利亚通车旅行票，准备从上海出发去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连。那时大连为日本占领。我住在一个狭小的旅馆里，在日本特工窥伺下，长日读书于日本关东军经营的铁道图书馆。这样的生活，约略过了半年。我行李中带了两部杜甫诗，舟车泛览以自遣。至此，更依靠图书馆所藏各本杜诗，随读随造，天天清早手抄。一天，忽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洞中，伸出头来，叫我“黄先生”。这人还走进我的卧室，紧紧地握我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日本特工，奉命来监视先生的。先生读书写字这样认真，生活这样严肃清苦，今后我决不受残暴的日本使命，本我良心，做先生的警卫，切切实实地保护先生。先生！我本是小学教员，困于生活，受日本这笔费，我现积有几文钱，从此为先生服务。”说到末了，几乎下跪。我大大地称赞他用理智来放下屠刀。从此他的确对我很好，到最后离开大连时，是他替我买船票，送到船头，依依惜别。
1931年春，黄炎培到朝鲜和日本考察。他对朝鲜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深切感受到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在日本，他看到日本大办青年团，在乡军人十分活跃，侵华备战气氛很浓。黄炎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特地买了三本暴露日本军阀计划侵华的书带回国来。1931年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其计划是：封锁中国海岸，攻占徐州，截断津浦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资源，做其军事后援等等。黄炎培归国后，到处奔走呼号，并先后撰写《朝鲜》《黄海环游记》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朝鲜，诚我之宝镜也！”以朝鲜人民亡国奴的痛苦情景来告诫国人。5月间，国民党已撤销对黄炎培的通缉令，蒋介石托邵力子邀他往南京晤谈。黄炎培把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购得的三本书面告蒋介石，蒋默不作声。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炎培说：“很好，但愿我言而不中！”东北被占领后，学生抗日请愿团到外交部大吵，王正廷被殴伤。黄炎培在日记上大写“应该”！ 日军占领沈阳之夜，他到朋友家，朋友家正在打牌，黄炎培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黄炎培大怒，一拳打在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鼓励抗日群众。
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这霹雳般的声音使全场为之愕然。
千载窑洞对——黄炎培与毛泽东的交往
说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有一段历史佳话。
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
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讲话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听了这一席话，黄炎培高兴得连连称赞毛泽东记性好。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每次讲到延安之行时，都要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他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的一位盖世的豪杰！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回到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
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交流更多。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写给毛泽东书信100多封。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复函60余封。
黄炎培之女黄当时回忆道：“毛主席把我父亲当作一个好朋友，非常尊重他。毛主席的来信，一开始称呼‘任之’先生，后来就称呼‘黄老’或者‘黄任老’。在信的结尾，都要祝我父亲身体健康。我父亲动过几次手术，每次动手术住院，都要跟毛主席请假。做完手术后写一首诗送给毛主席。他愿意当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个故事可见他耿直的性格。黄炎培藏着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知道后就借来一阅，约好一个月归还。但只过了一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又过了几天，黄炎培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等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命人把书法用木板夹好，限令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说黄炎培“索帖”的行为是：“不够朋友，够英雄。”
开国大典当天，黄炎培71岁生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正是黄炎培的71岁生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盛典：“下午三时，天安门上头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秘书长宣布开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各就位。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宣告政府成立，升国旗（五星红旗）、礼炮五十四发（象征政协五十四单位）。主席宣传公告。毛泽东主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阅兵，总检阅朱德总司令。”
“民众游行。广场三十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
“入夜，火炬，五色火焰升宵。”
开国大典的盛举，人民欢乐的场面，使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心情无比的激动。
次日，黄炎培“清早枕上作诗”，即席创作了《天安门》：“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改为人民，中间用意深深。“‘民’众站立起来，堂堂地做个‘人’”。
黄炎培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积极投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百年风雅》，刘宜庆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毛泽东与黄炎培畅谈历史》，佚名/文，《天津日报》2014年01月29日;《毛泽东与黄炎培交往二三事：体现领袖的虚怀若谷》徐中远/文《人民政协报》2011年12月8日;《走近领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访谈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