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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城市人来说，乡村注定永远是精神的原乡。无论城市文化如何发达，乡村文化永远都是人类文化的源头。迄今为止，乡村文化一直是最质朴、最本色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人类文化的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於可训教授近两年在《长江文艺》开设的“临街楼”专栏系列小说作品，在创作指向上正是一次精神的还乡，亦即从城市生活中抽身而出，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
“临街楼”专栏自2019年6月开始，到2020年底结束，共推出乡村题材小说19篇，包括乡村教师列传系列10篇与乡人传系列9篇，是於可训教授近几年来成功完成从大学教授到教授作家的身份转换之后倾心推出的厚重之作，同时也是自觉融汇散文和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於可训教授虽久居城市，却对乡村文化情有独钟，对乡村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於可训教授为湖北黄梅人，不仅出生于乡村，而且在乡村长大成人，在农村当过知青，乡村因此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味，称得上是他的精神原乡。尽管他已在武汉等大城市生活与工作了四五十年，他的诸多生活方式都打上了城市生活的深深烙印，但他精神的根却似乎仍然在乡村。对他来说，故乡农村，亦即黄梅水乡，是他成长的摇篮，既充满他青少时代的美好回忆，更让他在与大地的亲密接触中，在艰辛而快乐的劳动中，在与父老乡亲的日常交往中，领会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价值。农民的勤劳、质朴、善良、宽厚与坚韧，农民对自然与土地的亲近与敬畏、他本人在农业劳动中获得的人生体验与生活经验，农村生活缺衣少食的苦难岁月等等，给予了他本色而深刻的人生启迪，磨炼着他的性格，砥砺着他的成长，也升华着他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熔铸了他求真务实的生活理念与真诚做人的伦理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他基于大地与劳动的人生观、伦理观与价值观。可以說，质朴、本色的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生活中人与土地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是於可训教授的精神家园，也是他在几十年城市生活中梦绕魂牵的精神家园。
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是“临街楼”专栏的主要精神流脉。而这种精神重回不仅是重拾对往昔乡村生活的珍贵回忆与对父老乡亲的不断念叨，而且是对乡村人行为准则、人生观念与伦理规范的认同乃至某种程度的皈依。正因为如此，从“临街楼”专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於可训教授的笔下，普通的乡村下里巴人，无论是有着一定知识的乡村民办教师，还是缺少文化知识的一般农民，都是质朴本色、可敬可佩的人物。他们的身上，民办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精魂”的文化传承、父老乡亲朴实自然的人性或豪放侠义的品格等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吴先生列传》中的吴素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鄂东水乡从事乡村教育的第一代民办教师，也是作者的母亲兼老师。作为民办教师，她见多识多，知书识礼，心灵手巧，乐于助人，一边参与社队或集体工作（如农村扫盲、宣传新婚姻法、担任记工员），义务调解家庭纠纷，为乡亲写春联，指导乡亲腌制泡菜等，一边教乡下孩子读书识字、算数画画，并革除乡间陋俗，新编教材，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深受学生与家长喜爱，被评为县里劳模，是作家年少时代心中的偶像。而作为母亲，她心地善良，严格教子，“特别注重人格的培养和能力的养成”，是正确引导作家思想成长与为人处世的人生导师，乃至让作家“终身受益”，深怀感恩与敬佩。尽管作家并非真正的农家子弟，但吴先生却坚持不让儿子与农家子弟有什么不同。相反，却一定坚持让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从劳动中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与懂得人生的道理。正因为如此，“从放牛捡粪到薅草耙田割谷插秧”，这些考验人的意志品质的农活，於可训教授在农村生活时全都做过，且“从不落人后”。对母亲的人生教诲，他至今念念不忘。正如作品中写道：“吴先生教给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英雄行险道，富贵是花枝，是吴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从吴先生这些教导中不难看出，她教给儿子的人生哲学虽然体现着历史、社会认知的洞达，却凝结着乡村文化的精髓。这一乡村文化的精髓似乎是，不回避与土地打交道，从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感悟人生哲理，培养人格情操。
对於可训教授来说，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意味着对乡村生活哲学甚至民族精神的重新镀亮与追寻，也势必意味着对城市文化的某些诘难、反思与质疑。於可训教授深知，在乡村文化中，乡民从土里刨食，在土地面前保持着谦卑与敬畏，永远保持人与土地自然和谐的关系。而城市人由于远离了土地，不仅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陌生，而且喜欢随意扭曲人与土地的关系，从而失去对土地应有的敬畏，以致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熊先生列传》与《梅先生列传》所展示的，不仅仅是熊先生与梅先生身上承载的求真务实的乡村文化精神，而且映衬着大跃进时期城市文化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严重扭曲。就熊先生来说，他在大跃进时期对地方上“放卫星”、土法炼钢、深耕密植等行为的否定和抵制，与其说是不合时宜的所谓“书腐”，不如说是基于人和自然关系正确认识基础上的求真务实精神，同时也是出于乡村知识分子良知的社会责任担当。而在梅先生身上反映出的，更是“民以食为天”的朴实哲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年代，梅先生无论是品尝学生瓷碗中的糠菜汤还是偷煮学校的包菜吃，不但不是人格的扭曲与变形，反而是人性使然，昭示着吃饭问题对于国民的至关重要。无论是大跃进还是大饥荒，都体现着离开乡村的城市人对人和土地关系的扭曲以及人类对相应严重后果的承受，也给作为亲历者的於可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从很大程度上说，熊先生、梅先生身上投射着於可训教授的文化立场与精神气质，折射着於可训教授深厚的家国情怀。於可训教授写熊先生、梅先生，写其他乡村人物，既是在写这些作品人物，也是在写他自己。他深情盼望中华民族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同时一再重申中国农民那种求真务实、勤劳实干精神对于熔铸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临街楼”专栏系列小说也是於可训教授献给乡村民办教师的一曲真诚颂歌。於可训教授推崇的乡村文化在故乡民办教师身上熠熠闪光。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意味着他对乡村民办教师的集中致敬。也许是因为自己母亲长年担任乡村民办教师的缘故，於可训教授非常真切地了解到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体察到乡村民办教师在特定时期中国乡村教育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乡村民办教师是乡村文化薪火的传承人，他们在开启民智、光大文明与夯实民族基础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身上，凝结着乡村教育的精魂。专栏中被“列传”叙述的10位乡村民办教师正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中，除了前述吴先生、熊先生与梅先生以外，还有离开军营、创办坝上小学的张先生、竭尽全力推广普通话的胡先生、开乡村自由恋爱风气而不幸殒命的白先生、在“文革”中因成分不好饱受批斗的徐先生、志向宏伟而与乡村教育结缘的小吴先生、怀才不遇而在学生身上实现人生抱负的小徐先生、改革开放后因阻止开发商毁校而致残的小张先生。他们纵跨两个时代，性别有异，个性有别，少长不同，有的父子相承，虽然社会待遇低下，收入微薄，需要承受各种办学条件的艰难与生活的困苦，但都矢志于乡村教育，不计个人荣誉与得失，表现出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可贵精神，为振兴乡村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精神品质与社会贡献，让接受过乡村民办教育的於可训教授肃然起敬，没齿不忘。他用《史记》中“列传”的形式记录乡村民办教师的事迹，不仅在于再次表达对他们的爱戴，而且在于为他们“正名”，把他们归入民族英雄的行列，并弘扬他们身上可载史册的民族精神。正如他在《小张先生列传》中指出：“余所传者，非乡村教育不朽之功业，乃乡村教师不灭之精魂也。” “临街楼”专栏对于普通乡村人物的书写同样显示着於可训教授对于乡村文化的礼赞。他笔下的这些普通乡村人物，身份五花八门，命运各不相同，虽不无文化与性格等方面的缺陷，但都不失鄉村人的质朴与厚道，在个性、气质上有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看相细爹传》中的看相细爹活生生就是一个乡村侠盗，《教师夏叔传》中的武术师夏叔尽管成了所谓的土匪头子乃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判重刑，实际上却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民间接骨师。《汉流大爷传》中的齐大爷等人虽然跻身于旧社会的江湖帮会，却在抗战期间甘冒“汉奸”骂名与死亡风险为保家卫国出力。《凉亭吴奶传》中的吴奶在土地革命中阴差阳错失去爱情与成为革命者的机会，却把恋人在战争中托付的抚养烈士遗孤的重任当成份内之事，并用一生守护爱情誓约。《伤心三姨传》中的三姨虽然被自由恋爱的革命家三姨父抛弃，并对负心的丈夫恨得咬牙切齿，但在丈夫“文革”落难时却毫不犹豫地对其施救相助，并终生不改坚贞、刚烈的个性。此外，还有《阴婆二奶传》中因自由恋爱遭受封建家长毁灭而萌发精神疾病的二奶、《歌子三嫂传》中因恩爱丈夫不幸溺亡而悲痛不已的乡村美女三嫂、《饭铺冯奶传》中以在江边开饭铺方式化解抗洪中丧子之痛的冯奶、《博士外公传》中技艺精湛、产生婚外情的雕花木匠外公，无不令读者印象深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游侠”、“刺客”等江湖英雄引入“列传”，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歌颂，於可训教授对故乡的这些乡亲们也运用“列传”方式进行文学的歌颂。
“临街楼”专栏展示着作家自觉与积极的文体试验，表现出艺术形式本土化的创作趋向。首先，作品有意突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注重发挥纪实与虚构各自的表现优势，一方面不背离历史的真实，一方面在叙述上不拘泥真人真事，在编织人物关系、情节走向因果链上下足功夫，所以，专栏外形上看似人物传记一类的乡村纪实散文，实则是以乡村真实生活为背景、以作家的原始生活记忆或意象为原型而对近百年来故乡或鄂东乡村生活着力进行的艺术虚构，因此可谓一种充满某些新的创作趣味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其次，注重设置第一人物有限视角，大多采取亲历者、参与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并以回忆的口吻对故乡或鄂东乡村人物生活故事进行剪裁与书写，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亲切可感。再次，广泛借鉴纪传体、唐传奇、文人笔记、说书等古代小说的叙事形式与表达手段，不但人物、故事集中，主题鲜明，内容充实，而且叙述上收放自如，手法灵活多变（如开头巧设悬念），笔调幽默，富于传奇的审美趣味。
“临街楼”专栏自2019年6月开始，到2020年底结束，共推出乡村题材小说19篇，包括乡村教师列传系列10篇与乡人传系列9篇，是於可训教授近几年来成功完成从大学教授到教授作家的身份转换之后倾心推出的厚重之作，同时也是自觉融汇散文和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於可训教授虽久居城市，却对乡村文化情有独钟，对乡村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於可训教授为湖北黄梅人，不仅出生于乡村，而且在乡村长大成人，在农村当过知青，乡村因此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味，称得上是他的精神原乡。尽管他已在武汉等大城市生活与工作了四五十年，他的诸多生活方式都打上了城市生活的深深烙印，但他精神的根却似乎仍然在乡村。对他来说，故乡农村，亦即黄梅水乡，是他成长的摇篮，既充满他青少时代的美好回忆，更让他在与大地的亲密接触中，在艰辛而快乐的劳动中，在与父老乡亲的日常交往中，领会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价值。农民的勤劳、质朴、善良、宽厚与坚韧，农民对自然与土地的亲近与敬畏、他本人在农业劳动中获得的人生体验与生活经验，农村生活缺衣少食的苦难岁月等等，给予了他本色而深刻的人生启迪，磨炼着他的性格，砥砺着他的成长，也升华着他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熔铸了他求真务实的生活理念与真诚做人的伦理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他基于大地与劳动的人生观、伦理观与价值观。可以說，质朴、本色的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生活中人与土地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是於可训教授的精神家园，也是他在几十年城市生活中梦绕魂牵的精神家园。
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是“临街楼”专栏的主要精神流脉。而这种精神重回不仅是重拾对往昔乡村生活的珍贵回忆与对父老乡亲的不断念叨，而且是对乡村人行为准则、人生观念与伦理规范的认同乃至某种程度的皈依。正因为如此，从“临街楼”专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於可训教授的笔下，普通的乡村下里巴人，无论是有着一定知识的乡村民办教师，还是缺少文化知识的一般农民，都是质朴本色、可敬可佩的人物。他们的身上，民办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精魂”的文化传承、父老乡亲朴实自然的人性或豪放侠义的品格等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吴先生列传》中的吴素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鄂东水乡从事乡村教育的第一代民办教师，也是作者的母亲兼老师。作为民办教师，她见多识多，知书识礼，心灵手巧，乐于助人，一边参与社队或集体工作（如农村扫盲、宣传新婚姻法、担任记工员），义务调解家庭纠纷，为乡亲写春联，指导乡亲腌制泡菜等，一边教乡下孩子读书识字、算数画画，并革除乡间陋俗，新编教材，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深受学生与家长喜爱，被评为县里劳模，是作家年少时代心中的偶像。而作为母亲，她心地善良，严格教子，“特别注重人格的培养和能力的养成”，是正确引导作家思想成长与为人处世的人生导师，乃至让作家“终身受益”，深怀感恩与敬佩。尽管作家并非真正的农家子弟，但吴先生却坚持不让儿子与农家子弟有什么不同。相反，却一定坚持让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从劳动中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与懂得人生的道理。正因为如此，“从放牛捡粪到薅草耙田割谷插秧”，这些考验人的意志品质的农活，於可训教授在农村生活时全都做过，且“从不落人后”。对母亲的人生教诲，他至今念念不忘。正如作品中写道：“吴先生教给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英雄行险道，富贵是花枝，是吴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从吴先生这些教导中不难看出，她教给儿子的人生哲学虽然体现着历史、社会认知的洞达，却凝结着乡村文化的精髓。这一乡村文化的精髓似乎是，不回避与土地打交道，从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感悟人生哲理，培养人格情操。
对於可训教授来说，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意味着对乡村生活哲学甚至民族精神的重新镀亮与追寻，也势必意味着对城市文化的某些诘难、反思与质疑。於可训教授深知，在乡村文化中，乡民从土里刨食，在土地面前保持着谦卑与敬畏，永远保持人与土地自然和谐的关系。而城市人由于远离了土地，不仅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陌生，而且喜欢随意扭曲人与土地的关系，从而失去对土地应有的敬畏，以致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熊先生列传》与《梅先生列传》所展示的，不仅仅是熊先生与梅先生身上承载的求真务实的乡村文化精神，而且映衬着大跃进时期城市文化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严重扭曲。就熊先生来说，他在大跃进时期对地方上“放卫星”、土法炼钢、深耕密植等行为的否定和抵制，与其说是不合时宜的所谓“书腐”，不如说是基于人和自然关系正确认识基础上的求真务实精神，同时也是出于乡村知识分子良知的社会责任担当。而在梅先生身上反映出的，更是“民以食为天”的朴实哲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年代，梅先生无论是品尝学生瓷碗中的糠菜汤还是偷煮学校的包菜吃，不但不是人格的扭曲与变形，反而是人性使然，昭示着吃饭问题对于国民的至关重要。无论是大跃进还是大饥荒，都体现着离开乡村的城市人对人和土地关系的扭曲以及人类对相应严重后果的承受，也给作为亲历者的於可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从很大程度上说，熊先生、梅先生身上投射着於可训教授的文化立场与精神气质，折射着於可训教授深厚的家国情怀。於可训教授写熊先生、梅先生，写其他乡村人物，既是在写这些作品人物，也是在写他自己。他深情盼望中华民族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同时一再重申中国农民那种求真务实、勤劳实干精神对于熔铸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临街楼”专栏系列小说也是於可训教授献给乡村民办教师的一曲真诚颂歌。於可训教授推崇的乡村文化在故乡民办教师身上熠熠闪光。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意味着他对乡村民办教师的集中致敬。也许是因为自己母亲长年担任乡村民办教师的缘故，於可训教授非常真切地了解到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体察到乡村民办教师在特定时期中国乡村教育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乡村民办教师是乡村文化薪火的传承人，他们在开启民智、光大文明与夯实民族基础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身上，凝结着乡村教育的精魂。专栏中被“列传”叙述的10位乡村民办教师正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中，除了前述吴先生、熊先生与梅先生以外，还有离开军营、创办坝上小学的张先生、竭尽全力推广普通话的胡先生、开乡村自由恋爱风气而不幸殒命的白先生、在“文革”中因成分不好饱受批斗的徐先生、志向宏伟而与乡村教育结缘的小吴先生、怀才不遇而在学生身上实现人生抱负的小徐先生、改革开放后因阻止开发商毁校而致残的小张先生。他们纵跨两个时代，性别有异，个性有别，少长不同，有的父子相承，虽然社会待遇低下，收入微薄，需要承受各种办学条件的艰难与生活的困苦，但都矢志于乡村教育，不计个人荣誉与得失，表现出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可贵精神，为振兴乡村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精神品质与社会贡献，让接受过乡村民办教育的於可训教授肃然起敬，没齿不忘。他用《史记》中“列传”的形式记录乡村民办教师的事迹，不仅在于再次表达对他们的爱戴，而且在于为他们“正名”，把他们归入民族英雄的行列，并弘扬他们身上可载史册的民族精神。正如他在《小张先生列传》中指出：“余所传者，非乡村教育不朽之功业，乃乡村教师不灭之精魂也。” “临街楼”专栏对于普通乡村人物的书写同样显示着於可训教授对于乡村文化的礼赞。他笔下的这些普通乡村人物，身份五花八门，命运各不相同，虽不无文化与性格等方面的缺陷，但都不失鄉村人的质朴与厚道，在个性、气质上有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看相细爹传》中的看相细爹活生生就是一个乡村侠盗，《教师夏叔传》中的武术师夏叔尽管成了所谓的土匪头子乃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判重刑，实际上却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民间接骨师。《汉流大爷传》中的齐大爷等人虽然跻身于旧社会的江湖帮会，却在抗战期间甘冒“汉奸”骂名与死亡风险为保家卫国出力。《凉亭吴奶传》中的吴奶在土地革命中阴差阳错失去爱情与成为革命者的机会，却把恋人在战争中托付的抚养烈士遗孤的重任当成份内之事，并用一生守护爱情誓约。《伤心三姨传》中的三姨虽然被自由恋爱的革命家三姨父抛弃，并对负心的丈夫恨得咬牙切齿，但在丈夫“文革”落难时却毫不犹豫地对其施救相助，并终生不改坚贞、刚烈的个性。此外，还有《阴婆二奶传》中因自由恋爱遭受封建家长毁灭而萌发精神疾病的二奶、《歌子三嫂传》中因恩爱丈夫不幸溺亡而悲痛不已的乡村美女三嫂、《饭铺冯奶传》中以在江边开饭铺方式化解抗洪中丧子之痛的冯奶、《博士外公传》中技艺精湛、产生婚外情的雕花木匠外公，无不令读者印象深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游侠”、“刺客”等江湖英雄引入“列传”，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歌颂，於可训教授对故乡的这些乡亲们也运用“列传”方式进行文学的歌颂。
“临街楼”专栏展示着作家自觉与积极的文体试验，表现出艺术形式本土化的创作趋向。首先，作品有意突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注重发挥纪实与虚构各自的表现优势，一方面不背离历史的真实，一方面在叙述上不拘泥真人真事，在编织人物关系、情节走向因果链上下足功夫，所以，专栏外形上看似人物传记一类的乡村纪实散文，实则是以乡村真实生活为背景、以作家的原始生活记忆或意象为原型而对近百年来故乡或鄂东乡村生活着力进行的艺术虚构，因此可谓一种充满某些新的创作趣味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其次，注重设置第一人物有限视角，大多采取亲历者、参与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并以回忆的口吻对故乡或鄂东乡村人物生活故事进行剪裁与书写，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亲切可感。再次，广泛借鉴纪传体、唐传奇、文人笔记、说书等古代小说的叙事形式与表达手段，不但人物、故事集中，主题鲜明，内容充实，而且叙述上收放自如，手法灵活多变（如开头巧设悬念），笔调幽默，富于传奇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