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婆是普通的农家妇女，无儿无女，但却有传统女性的美德。
　　1921年，18岁的二婆从邻村嫁给爷爷做妾，那时候我的大家族有几十亩地，还在县城里开有几间商铺，高祖父兄弟二人子孙满堂，五十多口人一口锅里吃饭，院落里有一棵上百年的大槐树，树蓬硕大，遮天蔽日。故，家族字号取名“槐荫堂”。
　　二婆到家第三年，大婆分娩叔父时大出血撒手人寰。当时，二婆也产一女婴，二婆视叔父为己出，把奶水多喂给了叔父，自己的女儿却因奶水不足、护理不周而中途夭折。
　　大家族中有五十多口人，每日饭菜由族里的六婆领着几个婆媳操劳。听母亲讲，那时家有两口大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她们天不亮就下厨，天亮后要把五十多口人的饭菜端到桌上，甚是艰辛。在“炊事班”中，二婆负责劈柴、烧火，因此每日她是起床最早的，把一锅水烧开后，其他人才下厨切菜、下米。常年在火灶旁拉风箱，因此她总是“满面灰尘烟火色，面色苍苍十指黑”。
　　1946年，因县城的生意衰败家道中落，爷爷兄弟三人分了家产分灶吃饭。爷爷是长兄，分得五亩土地和三间瓦房。分家时大家族里有一个老人叫老李，老李60多岁讨饭时被大家族收留，那时还能下地干活，到分家时已80多岁，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各家都觉得是负担不肯要，二婆可怜老李，就把老李领回了家，当作自己的老人精心伺候，养老送终。
　　分家后爷爷双目失明，父亲和叔父都在上学读书，家中没有男劳力，五亩地的农活就全由二婆和母亲操持。每年收、种庄稼时，临时雇几个短工帮忙，地里锄草、施肥的活计就全靠两个迈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汗滴禾下土”了。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大哥出生那年爷爷去世。当时家贫如洗，买不起棺材安葬爷爷，父亲穿着孝服四处告借，最终砍了一棵大桐树做了口棺材才将爷爷入土安葬。爷爷走了后，父亲因患肺痨从于右任创办的三原中学辍学回家养病，叔父也上学，家中仍无劳力，还是二婆和母亲下地干活，终年的劳累，沉重的生计背负压弯了她们的腰。
　　1953年，父亲自学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去了。随后，我们兄弟姐妹5个相继出生，好在那时农村已先后实行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土地划归集体所有。母亲作为妇女劳动力到生产队出勤挣工分，二婆在家管孩子做饭。我们兄妹6人都相差一至两岁，家里就成了幼儿园，这个哭那个闹，把二婆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
　　1958年人民公社办食堂吃大锅饭。那时食堂按人口打饭，每顿饭都是能照得见人影的稀糊汤，每人分得一大马勺，我家8口人，全靠母亲用两个大瓦罐担回，我们兄妹6个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饭打回来，孩子们先吃，到了二婆和母亲的碗里就剩了半碗稀饭了。二婆又把自己碗里的倒给了母亲说：“你还要出工干活，我在家里管孩子少吃一点。”记得有几次母亲担饭回家时，由于饥饿晕倒，瓦罐破碎稀饭全流在了地上，一家人没饭吃了，二婆和母亲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号啕大哭。哭声惊动了好心的生产队干部，忙安排食堂做饭送来，一家人才少了一顿挨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遇到了大饥馑，村里饿死了几个人。二婆和母亲整天到坡上去挖野菜、剥树皮为家人充饥，挖回的野菜放在锅里下几粒米，饭做好后让孩子们先吃，到了二婆和母亲的碗里就所剩无几了。如此的空腹饥饿，二婆和母亲都患了浮肿病，躺在土炕上已奄奄一息了，幸好父亲带回了几十斤出诊时从山里买回喂牛的黑豆，二婆和母亲才起死回生。
　　二婆终生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她常给我们兄妹念叨：亏是福，人都不;利是害，人都爱，做人要厚道，行善才能积福。村上谁家没粮食、断顿了，她就从家中舀一升米、挖一碗面送过去，谁家有人生病了，她就到卫生院找父亲要回点药片送去。因此，她在村上博得了“贤惠人”的美名。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家门口走来一位七十多岁讨饭的老太婆，突然跌倒在地，昏迷不醒，二婆忙喊来了母亲将老人扶回家中炕上，喂完了一碗米粥，老人醒了，说她已饿了三天没吃饭，二婆和母亲就照料老人在家中养了十几天，直到她的儿子找来才把老人接走。
　　我上中学时已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农村还是吃不饱饭，那时二婆才六十多岁，却已过早地衰老，腰驼了多度，头发白了，步履蹒跚，已干不了家务活了，母亲把饭做好后，我们兄妹争着打饭，母亲把脸一板：“先给你婆打。”“把二婆的碗拿过来给捞上几筷头面条。”二婆将碗夺过来把面条倒进锅里：“就那点面条都捞给我娃吃啥，”舀了几勺稀汤端走了。
　　兄妹6人中我和二婆感情最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二婆的脸最慈祥，二婆的怀抱最温暖。我忘不了二婆为这个8口之家辛苦劳作的一幕幕。1977年，我在商县中学读高中时，学生转了户口吃商品粮，每周吃两次油条和油炸馍，当我把油条、油炸馍递到嘴边时，突然想起了二婆那菜色的脸，就把食物用报纸包起来，等到周末时带回家中，偷偷溜进了二婆的房间拿给二婆吃。二婆吃着馍说：“一辈子没吃过油条和油炸馍，用油炸馍，得用多少油？太好吃了。”望着二婆乐滋滋的吃相，我甚感欣慰。时间长了母亲问：“你咋每次回来都拿一包东西先进你二婆的门，你给你婆拿啥了？”我如实坦白。母亲说：“我娃孝顺，你婆为咱这个家劳累了一生。”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这一生对二婆唯一的孝顺。
　　二婆最心疼的是叔父。上世纪五十年代，叔父念完中学后参加工作在县水利局当水利员，1963年在商县三贤水库抢险救灾时落入水库，在水中泡了一夜患了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卧床不能行走，住了两年医院回到家中，由二婆和母亲照料，1972年病情好转才结婚成家，搬到县城居住。我在县城中学读书周日回学校时，二婆总是递给我一个包袱让我送到叔父家去，里面装的无非是粮食、衣物之类。时间长了，母亲就很不高兴，说我是“家贼”，把家里东西偷出去给外人。我说那不是外人，是亲叔父，母亲苦笑一下：“咱家也不富裕，拿吧拿吧，帮帮也应该。”
　　1975年年初，二婆突然卧床不起，我跑到了公社卫生院叫回了父亲诊治，父亲开了几副中药让慢慢调养。几个月后还不见好转，我就用架子车拉二婆到县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做了B超，没查出大病。我问大夫：“没有大病为啥病成这样？”大夫说：“这就像一盏灯，油耗尽了，灯自然就熄了，老人的器官都衰竭了，准备后事吧。”我含着泪把二婆从城里拉回家中，一家人在床前悉心照料。在二婆弥留之际，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天槽、天槽（叔父的乳名），你咋不回来看我。”
　　1975年7月15日，二婆走完了辛苦一生最后的一程。
　　二婆是一根蠟烛，燃烧了自己，照亮子孙！
　　二婆是一只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