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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国文人最开放的时期，它繁荣发展了丰富多彩的人文艺术，如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然而，宋代之后，封建文化由昌盛走向衰弱，因此，宋代书法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笔法是我国书法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据传早在东汉时期，蔡邕就著有《笔诀》，并一直被书家视为至宝，引用至今。古代文人将笔法当作秘诀，他们都很保守，决不轻意告诉人。据传有位叫韦诞的书法家，是蔡邕的学生，藏有蔡邕的《笔诀》，另一位书家钟繇想借《笔诀》看一下，但遭到拒绝。钟繇为了表示诚意，竟用力捶胸直到吐血昏死过去，然而终究没能看到《笔诀》。最后韦诞把《笔诀》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钟繇派兵丁挖墓，得到了《笔诀》，书艺大进。传说虽不足信，但可以证明笔法理论的重要性。
那么，宋代书法与晋唐书法又有何区别和联系呢？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云：“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这里所说的用笔，即指笔法。这句话，除了透露出他对书法的自信外，或许还能从中读出两点信息：一是黄庭坚认为“古人”的笔法比他所在的北宋好；二是当时的北宋像晋唐人那样真正懂笔法的不多。从黄庭坚各个时期的书法作品来看，能入晋唐笔法堂奥的，也就是他晚年所书行楷《范滂传》和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大量古代的法帖作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书法进入宋代，一方面，笔法单一而少变化，从而使书法缺少张力和含蓄；另一方面，书风写意而多变化，从而使书法更接近平民百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宋代书家对晋唐笔法认知的缺失，其次是毛笔的变化。宋朝始，笔毫材料出现了以羊毫为主的软毫。清代书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学书要识古人用笔，不可徒求形似……法不得，则虚积岁月，用功徒然。工夫浅，则笔画荒疏，终难成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缺少笔法的口传身授，又使用了与前人不同的书写工具，加上审美趣味的改变，宋代书法已与晋唐书法逐渐拉开距离，侧锋使用已不那么自然和普遍。做得较好的，仅宋初李建中、林遒和“宋四家”等为数不多的书家。“宋四家”中做得最好的，是苏轼。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中评价东坡的书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放怀山水，超然物外，作书法既得晋韵，又深谙唐法。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宋代是晋唐书法与明清以后书法的一个分水岭，晋唐书法以侧锋取胜，而明清以后的书家则多只知书法之中锋而不知侧锋几何。同时，由于笔法的缺失，也使得宋代书家追求书法的另一个层面，即更注重性情。宋代书法“尚意”除了文人的世俗化原因，笔法技巧的相对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导致书法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一介武夫，对书法未给予重视，更没有采取唐代那样的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这样，宋代书法在延续晋唐余韵的基础上，就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点：一是由于笔法的缺失，少了唐人严谨的法度，而是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吾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李建中传世作品有《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晋唐。然而真正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后世亦有人说是蔡京）。
从“宋四家”的生活年代来看，自真宗到徽宗时期，经历了北宋的大部分时期，从书体看，行、草、楷诸体具备，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之分，相互影响，相互论评，都体现了“尚意”的特色，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体现了书法的意境和意趣。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其书法远学“二王”，近接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杨凝式诸家，结体笃实，笔墨润朗，擅长行、楷，而以行书最多。代表作有楷书《柳州罗地庙碑》《丰乐亭记》，行书《赤壁賦》《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新岁展庆帖》等。黄庭坚视苏轼为师友，书法受其影响，但功力稍逊，参阅其他而自成面目，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开合有度。黄庭坚草书优于行书。四家独黄庭坚以草书雄视当时，沈周称他为“草圣”。《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忆旧游诗帖》是大草，以侧锋为主，运用自如，变化万千，既体现了传统笔法，又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代表作还有《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诗帖》等。米芾学书勤奋，师承广泛，“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时人称“集古字”。米芾书法得“二王”精髓，结体欹侧多姿。虽然其人自视甚高，用笔有“八面出锋”之说，事实上其才情外现，与古人相合，但缺少含蓄与内敛。其代表作有《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个人认为，能真正体现米芾书法水平的，还是《英光堂帖》所录。蔡襄一生仕途顺利，对书法尤其是楷书下功夫很深，可以说他是宋代继承古法笔法第一人。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从留下来的蔡襄墨迹看，其笔势最优，如他的行楷《澄心堂纸帖》《虚堂帖》《山堂帖》，行草《脚气帖》《中间帖》《扈从帖》，草书《入春帖》《陶生帖》等，湿润婉转，韵味蕴藉。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峻爽有致，清新秀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宋代文人书家甚多，如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成面目。
南宋书法延续了北宋书法“尚意”的特点，但由于笔法的进一步削弱，再也没有出现北宋那样的书法大家，仅行书成就尚可称道。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有赵构、张昂之、陆游、张孝祥、范成大、赵孟坚等。
从一定程度上讲，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晋唐笔法缺失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既然笔法方面不能更好地继承，强化书法的个人意趣就成为当时乃至宋以后书家的内心追求，这样书法在晋唐笔法削弱的时候，仍保持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大，并不在于二者严谨的笔法，而是在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在书翰交往或诗歌唱和中，更注重趣味，而缺少理性。所谓顾此失彼，对意趣的过分追求，却在无意中削弱了对笔法的继承。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是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折：艺术性这一“因子”，从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性情。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太宗喜欢书法，派人购摹历代帝王名贤墨迹，又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被称为《淳化秘阁法帖》。这是宋代最早的法帖。此帖共10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名家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深受“二王”的影响。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虽然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秘阁法帖》时也时有谬误，甚至有些刻帖并非书家原作，但还是比较系统地收入了大量古代书法作品，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书法资料。
有了法帖，便打破了学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也打破了前人法度，更加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和创新，从而开辟了书法的新天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为有了法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前人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学书之人不依附于哪一家，却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更关注书法之表象，而忽视书法的内在精神，书法从此变得更加世俗化。此后，人们争相仿效，刻帖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以及《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代法帖推動了书法艺术的再次繁荣，又加上宋代与唐时间相距并不遥远，世间的晋唐先贤书法作品有很多就这样留存下来。除了晋唐先贤的书法作品外，还有不少宋代名家尤其是“宋四家”的书法也通过法帖留存下来，如《西楼苏帖》《英光堂帖》《绍兴米帖》《郁孤台法帖》等，充实了中国书法宝库。然而宋代法帖重刻、翻刻者居多，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仅以《淳化秘阁法帖》来说，就达几十种之多。法帖既多，让学书者目不暇接；法帖既多，从而使过去以晋唐笔法为基调的审美趣味向多元化发展；法帖既多，又难免良莠不齐，真假相掺。由于当时学书者眼光有高低，取法有高下，甚至将差帖奉为至宝也有之，这在客观上导致后世笔法的混乱，使得晋唐笔法进一步衰弱。虽然北宋时期“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摒除帖学，宋代书法曾为之一振。只可惜，这种局面也没有保持多久，由于政局不稳，战事频发，南宋书法并未很好地延续前朝宋四家之风气。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所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但不管怎样，由于宋以前的墨迹如凤毛麟角，有的还真伪难辨，宋代法帖毕竟保留了许多好的书法范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书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作用。许多书家从中汲取了养分，一千年来，不乏其人。可以说，宋代法帖是上窥晋唐笔法门径的重要基石，即使是到了考古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珍惜。
晋唐笔法与宋代书法
笔法是我国书法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据传早在东汉时期，蔡邕就著有《笔诀》，并一直被书家视为至宝，引用至今。古代文人将笔法当作秘诀，他们都很保守，决不轻意告诉人。据传有位叫韦诞的书法家，是蔡邕的学生，藏有蔡邕的《笔诀》，另一位书家钟繇想借《笔诀》看一下，但遭到拒绝。钟繇为了表示诚意，竟用力捶胸直到吐血昏死过去，然而终究没能看到《笔诀》。最后韦诞把《笔诀》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钟繇派兵丁挖墓，得到了《笔诀》，书艺大进。传说虽不足信，但可以证明笔法理论的重要性。
那么，宋代书法与晋唐书法又有何区别和联系呢？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云：“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这里所说的用笔，即指笔法。这句话，除了透露出他对书法的自信外，或许还能从中读出两点信息：一是黄庭坚认为“古人”的笔法比他所在的北宋好；二是当时的北宋像晋唐人那样真正懂笔法的不多。从黄庭坚各个时期的书法作品来看，能入晋唐笔法堂奥的，也就是他晚年所书行楷《范滂传》和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大量古代的法帖作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书法进入宋代，一方面，笔法单一而少变化，从而使书法缺少张力和含蓄；另一方面，书风写意而多变化，从而使书法更接近平民百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宋代书家对晋唐笔法认知的缺失，其次是毛笔的变化。宋朝始，笔毫材料出现了以羊毫为主的软毫。清代书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学书要识古人用笔，不可徒求形似……法不得，则虚积岁月，用功徒然。工夫浅，则笔画荒疏，终难成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缺少笔法的口传身授，又使用了与前人不同的书写工具，加上审美趣味的改变，宋代书法已与晋唐书法逐渐拉开距离，侧锋使用已不那么自然和普遍。做得较好的，仅宋初李建中、林遒和“宋四家”等为数不多的书家。“宋四家”中做得最好的，是苏轼。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中评价东坡的书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放怀山水，超然物外，作书法既得晋韵，又深谙唐法。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宋代是晋唐书法与明清以后书法的一个分水岭，晋唐书法以侧锋取胜，而明清以后的书家则多只知书法之中锋而不知侧锋几何。同时，由于笔法的缺失，也使得宋代书家追求书法的另一个层面，即更注重性情。宋代书法“尚意”除了文人的世俗化原因，笔法技巧的相对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名家与“尚意”书风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导致书法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一介武夫，对书法未给予重视，更没有采取唐代那样的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这样，宋代书法在延续晋唐余韵的基础上，就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点：一是由于笔法的缺失，少了唐人严谨的法度，而是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吾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李建中传世作品有《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晋唐。然而真正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后世亦有人说是蔡京）。
从“宋四家”的生活年代来看，自真宗到徽宗时期，经历了北宋的大部分时期，从书体看，行、草、楷诸体具备，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之分，相互影响，相互论评，都体现了“尚意”的特色，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体现了书法的意境和意趣。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其书法远学“二王”，近接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杨凝式诸家，结体笃实，笔墨润朗，擅长行、楷，而以行书最多。代表作有楷书《柳州罗地庙碑》《丰乐亭记》，行书《赤壁賦》《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新岁展庆帖》等。黄庭坚视苏轼为师友，书法受其影响，但功力稍逊，参阅其他而自成面目，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开合有度。黄庭坚草书优于行书。四家独黄庭坚以草书雄视当时，沈周称他为“草圣”。《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忆旧游诗帖》是大草，以侧锋为主，运用自如，变化万千，既体现了传统笔法，又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代表作还有《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诗帖》等。米芾学书勤奋，师承广泛，“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时人称“集古字”。米芾书法得“二王”精髓，结体欹侧多姿。虽然其人自视甚高，用笔有“八面出锋”之说，事实上其才情外现，与古人相合，但缺少含蓄与内敛。其代表作有《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个人认为，能真正体现米芾书法水平的，还是《英光堂帖》所录。蔡襄一生仕途顺利，对书法尤其是楷书下功夫很深，可以说他是宋代继承古法笔法第一人。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从留下来的蔡襄墨迹看，其笔势最优，如他的行楷《澄心堂纸帖》《虚堂帖》《山堂帖》，行草《脚气帖》《中间帖》《扈从帖》，草书《入春帖》《陶生帖》等，湿润婉转，韵味蕴藉。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峻爽有致，清新秀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宋代文人书家甚多，如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成面目。
南宋书法延续了北宋书法“尚意”的特点，但由于笔法的进一步削弱，再也没有出现北宋那样的书法大家，仅行书成就尚可称道。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有赵构、张昂之、陆游、张孝祥、范成大、赵孟坚等。
从一定程度上讲，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宋代书法之“尚意”，是对晋唐笔法缺失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既然笔法方面不能更好地继承，强化书法的个人意趣就成为当时乃至宋以后书家的内心追求，这样书法在晋唐笔法削弱的时候，仍保持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大，并不在于二者严谨的笔法，而是在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在书翰交往或诗歌唱和中，更注重趣味，而缺少理性。所谓顾此失彼，对意趣的过分追求，却在无意中削弱了对笔法的继承。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是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折：艺术性这一“因子”，从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性情。
宋代法帖与后世书法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太宗喜欢书法，派人购摹历代帝王名贤墨迹，又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被称为《淳化秘阁法帖》。这是宋代最早的法帖。此帖共10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名家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深受“二王”的影响。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虽然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秘阁法帖》时也时有谬误，甚至有些刻帖并非书家原作，但还是比较系统地收入了大量古代书法作品，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书法资料。
有了法帖，便打破了学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也打破了前人法度，更加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和创新，从而开辟了书法的新天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为有了法帖，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前人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学书之人不依附于哪一家，却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更关注书法之表象，而忽视书法的内在精神，书法从此变得更加世俗化。此后，人们争相仿效，刻帖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以及《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代法帖推動了书法艺术的再次繁荣，又加上宋代与唐时间相距并不遥远，世间的晋唐先贤书法作品有很多就这样留存下来。除了晋唐先贤的书法作品外，还有不少宋代名家尤其是“宋四家”的书法也通过法帖留存下来，如《西楼苏帖》《英光堂帖》《绍兴米帖》《郁孤台法帖》等，充实了中国书法宝库。然而宋代法帖重刻、翻刻者居多，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仅以《淳化秘阁法帖》来说，就达几十种之多。法帖既多，让学书者目不暇接；法帖既多，从而使过去以晋唐笔法为基调的审美趣味向多元化发展；法帖既多，又难免良莠不齐，真假相掺。由于当时学书者眼光有高低，取法有高下，甚至将差帖奉为至宝也有之，这在客观上导致后世笔法的混乱，使得晋唐笔法进一步衰弱。虽然北宋时期“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摒除帖学，宋代书法曾为之一振。只可惜，这种局面也没有保持多久，由于政局不稳，战事频发，南宋书法并未很好地延续前朝宋四家之风气。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所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但不管怎样，由于宋以前的墨迹如凤毛麟角，有的还真伪难辨，宋代法帖毕竟保留了许多好的书法范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书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作用。许多书家从中汲取了养分，一千年来，不乏其人。可以说，宋代法帖是上窥晋唐笔法门径的重要基石，即使是到了考古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