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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6日，两会的最后一天，李克强总理照例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在总理身边，此次担任翻译重任的还是张璐！她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樱桃小丸子”“蘑菇头女神”。
张璐长期担任我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重要外事活动主要英文译员，截至2016年3月，她已连续七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完成11场总理记者会和外长记者会翻译工作。
2010年3月14日，张璐的出现，是总理记者会首次起用女翻译。当时坐在温家宝身边的张璐，由于现场流利地翻译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受到观众和网民的热捧。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罗立胜曾评价“我觉得她翻译得很好，的确是国家级水准。”
温总理引用《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许多网友发现张璐的翻译有很巧妙的地方，“汉语习惯说‘九死’，英语一般要死上thousandtimes（一千次）才够。”认为张璐把“九”翻译成“thousandtimes”非常贴切，猜测她是饱读诗书。
张璐是外交学院国际法系1996级学生，2000年毕业，有着丰富的高翻经验，曾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首席翻译，也是重要对外场合的首席翻译之一。外界对她的赞赏是：“反应敏捷、举止优雅。”韩联社驻京记者车大运曾称，“虽然我们外国记者都会中文，但有时候还是要再听一遍翻译作为参考，以免出错。”
张璐所代表的是以外交而生的一个群体：他们随行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忙碌而神秘；他们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站稳立场是他们的依归；他们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达其意，通其欲”，永远有“遗憾”。外事翻译这个古老的职业，借助现代大众传媒，被演绎得历久弥新，充满魅力。这个职业不为老百姓所熟知，但从这些女翻译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相——知识让女人更美，更有内涵。
2015年12月12日，首届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张璐应邀出席了下午的“翻译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发展”分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关于外交翻译能力素质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张璐从外交翻译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体会。
政治敏感性
要做好外交政治翻译，放在第一位的是政治敏感性。这是做好政治和外交翻译的生命，如果这条准线把握不住，即使语言基础再好、翻译技巧再高，恐怕也难以胜任。在现实工作中考验一个翻译政治敏感度的情况，甚至圈内所谓的“陷阱”无处不在，必须格外小心。比如，一次中方发言人提到中国有句俗语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话中国人理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翻译起来难度也并不大。但对方来自巴基斯坦，这时就需要考虑宗教因素的影响，瞬间决定要直译还是意译。如果打算直译，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神”该怎么译，是译成God还是Lama？当然都不合适，还是需要结合巴基斯坦当地的宗教信仰进行翻译。这种场合对翻译就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当时译者处理得非常妥当，采用了中性词汇加以代替：divinity。这种情况也可以虚化、意译一下：It might be easier to invite someone to live in rather than ask him to leave。因为讲话是有上下文的，所以不必过多纠结于某个句子，考验在于翻译脑海中可能处理了很多相关信息来决定哪个是最瀹当的。
这只是外交翻译的一个缩影。或许有人觉得翻译司的译文抠得很死，对应得很严密，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2015年6月中国股市出现了动荡，外国主流媒体谈及股市动向时用的词汇是volatility，turmoil等，而国内主流媒体则采用了“异常波动（unusual fluctuations）”的表述，于是我们就需要掂量一下“波动”的翻译方法。所以对现场的翻译来说，即使外电的词再准确，恐怕也不适合使用，因此笔译口译的稿件都是按照中文的异常波动直接对译。看似比较Chinglish，实则不然，因为外媒也非常关注中国领导人使用怎样的词汇给事件定性。
又如涉及中美关系时老生常谈的“高度重视”，一般翻译为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但也有人译成attachutmost importance to，显然有些过。这个短语的翻译体现了你对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是否了解，与发展中国家、欧盟、周边国家等的关系如何，这些决定了这个短语的翻译程度。
除了意思上的把握，发言人的观点、逻辑和语气也是翻译的要求。现在主流媒体经常提及的一个表述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我们怎样说服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呢？参与其中的企业会给予使用其优质产品的国家以资金支持，在翻译时如果直白地讲As long as China’s equipment is used……，这里的定位就出现了问题，会让外方觉得这是一种“挂钩”，从语气角度不如If/When所引导的句子更易让人接受。外交辞令就是如此，不能讲得过于直白。这是一种修为，需要长年实践才能了解到。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常说的经济增长放缓，放缓可以用slow down这样的中性词。词义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服务对象可能不喜欢这个词。外电里提到的moderation—词就十分好用，世界银行的经济报告和经济预测里也经常使用这个词，避免了直译所带来的chinglish问题。以上都是在讲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我觉得是否存在政治敏感意识是评价外交政治翻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
强烈好奇心
第二点就是做翻译无论做了多久还是要保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不断伸出自己的触角去吸收新鲜事物和新鲜知识的好奇心。不管是做口译还是笔译都是需要的。我觉得现在社会发展很快了，政治外交接触的话题越来越多了，纯外交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比如前不久去维也纳参加伊核六国的谈判，或者参加朝核问题等等，这些是狭义上的外交。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内涵和外延都拓展以后的外交领域：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很多前沿的高科技、环境等，要学习的新鲜事物非常多。大家平时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学习，不然问题随时有可能找上你。记得有一次参加外国专家组织的活动，会见之后有宴会活动，宴会时要注意服务对象周边坐的是什么人。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外宾可能主要跟坐在他右手边的外宾交流。这个外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很强的经济学背景。可能平时正好积累了一些（相关知识），一开始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但我没想到的是在宴会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就经济的任何问题进行交流，一直都在谈哲学。而且涉及到一些生僻的哲学名词以及美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如果没有在学校里读过他们的专著，或者学习一下他们的观点，那真的没有任何概念，比方说“公款主义”，我当时听成了“共产主义”。
结合一下之前讲的，我才大概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正巧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他获奖的经济学专著里的一个概念，有完全对应的词。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就很抓瞎。我只能尽力翻译。这就是若干个月之前的事情。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百分之百的拿下，永远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越来越谨慎小心地做这种工作。
其他话题比如说，见到比尔·盖茨，一直在谈4代核电技术。我们的服务对象对其谈论的领域往往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知识的更新没有止境。
正确的翻译观
最后，我想谈一点很小的，也可以推而广之。说大一点，就是翻译应该有正确的翻译观，说小一点每个人要有sense of progressiveness，要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现场对于翻译的要求，来确定今天的角色要扮演到什么程度。
我参加的一些活动有时需要同时担任主持人和口译两种身份，这种场合我需要更lively一点，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说话声音也要大一点，再放的开一些，有时候就是需要安静的做一个翻译。有一次我给世行代表团做翻译，代表团有一位韩国人，讲话口音非常重。对那时的我来说，听起来很吃力。我就需要经常直视他，才能听懂他说的内容。结果会后中方代表告诉我“今天做的很不好”，说我不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外国人。因为我一直看着那个外国人，所以他就一直看着我，反而不再跟中方的代表交流。虽然我心里有苦衷，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每个翻译都有自己的风格，有些人说的你是赞同的，有些可能不太赞同。他后来说，我认为一个最好的翻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但是你的表现方式同样至关重要。我知道在不同的机构，对不同工种的翻译把握度还是不一样的。我认同他的话，所以我第二天基本没有抬头，但是之后他对我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并称赞我以后将成为一名很好的翻译。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翻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不是特别容易的。全面、准确和生动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让别人讲的话能够全面、准确、生动的翻译出来，这是服务对象和你自己都希望达到的一种标准。
谢谢大家！
张璐长期担任我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重要外事活动主要英文译员，截至2016年3月，她已连续七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完成11场总理记者会和外长记者会翻译工作。
2010年3月14日，张璐的出现，是总理记者会首次起用女翻译。当时坐在温家宝身边的张璐，由于现场流利地翻译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受到观众和网民的热捧。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罗立胜曾评价“我觉得她翻译得很好，的确是国家级水准。”
温总理引用《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许多网友发现张璐的翻译有很巧妙的地方，“汉语习惯说‘九死’，英语一般要死上thousandtimes（一千次）才够。”认为张璐把“九”翻译成“thousandtimes”非常贴切，猜测她是饱读诗书。
张璐是外交学院国际法系1996级学生，2000年毕业，有着丰富的高翻经验，曾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首席翻译，也是重要对外场合的首席翻译之一。外界对她的赞赏是：“反应敏捷、举止优雅。”韩联社驻京记者车大运曾称，“虽然我们外国记者都会中文，但有时候还是要再听一遍翻译作为参考，以免出错。”
张璐所代表的是以外交而生的一个群体：他们随行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忙碌而神秘；他们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站稳立场是他们的依归；他们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达其意，通其欲”，永远有“遗憾”。外事翻译这个古老的职业，借助现代大众传媒，被演绎得历久弥新，充满魅力。这个职业不为老百姓所熟知，但从这些女翻译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相——知识让女人更美，更有内涵。
2015年12月12日，首届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张璐应邀出席了下午的“翻译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发展”分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关于外交翻译能力素质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张璐从外交翻译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体会。
政治敏感性
要做好外交政治翻译，放在第一位的是政治敏感性。这是做好政治和外交翻译的生命，如果这条准线把握不住，即使语言基础再好、翻译技巧再高，恐怕也难以胜任。在现实工作中考验一个翻译政治敏感度的情况，甚至圈内所谓的“陷阱”无处不在，必须格外小心。比如，一次中方发言人提到中国有句俗语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话中国人理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翻译起来难度也并不大。但对方来自巴基斯坦，这时就需要考虑宗教因素的影响，瞬间决定要直译还是意译。如果打算直译，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神”该怎么译，是译成God还是Lama？当然都不合适，还是需要结合巴基斯坦当地的宗教信仰进行翻译。这种场合对翻译就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当时译者处理得非常妥当，采用了中性词汇加以代替：divinity。这种情况也可以虚化、意译一下：It might be easier to invite someone to live in rather than ask him to leave。因为讲话是有上下文的，所以不必过多纠结于某个句子，考验在于翻译脑海中可能处理了很多相关信息来决定哪个是最瀹当的。
这只是外交翻译的一个缩影。或许有人觉得翻译司的译文抠得很死，对应得很严密，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2015年6月中国股市出现了动荡，外国主流媒体谈及股市动向时用的词汇是volatility，turmoil等，而国内主流媒体则采用了“异常波动（unusual fluctuations）”的表述，于是我们就需要掂量一下“波动”的翻译方法。所以对现场的翻译来说，即使外电的词再准确，恐怕也不适合使用，因此笔译口译的稿件都是按照中文的异常波动直接对译。看似比较Chinglish，实则不然，因为外媒也非常关注中国领导人使用怎样的词汇给事件定性。
又如涉及中美关系时老生常谈的“高度重视”，一般翻译为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但也有人译成attachutmost importance to，显然有些过。这个短语的翻译体现了你对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是否了解，与发展中国家、欧盟、周边国家等的关系如何，这些决定了这个短语的翻译程度。
除了意思上的把握，发言人的观点、逻辑和语气也是翻译的要求。现在主流媒体经常提及的一个表述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我们怎样说服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呢？参与其中的企业会给予使用其优质产品的国家以资金支持，在翻译时如果直白地讲As long as China’s equipment is used……，这里的定位就出现了问题，会让外方觉得这是一种“挂钩”，从语气角度不如If/When所引导的句子更易让人接受。外交辞令就是如此，不能讲得过于直白。这是一种修为，需要长年实践才能了解到。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常说的经济增长放缓，放缓可以用slow down这样的中性词。词义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服务对象可能不喜欢这个词。外电里提到的moderation—词就十分好用，世界银行的经济报告和经济预测里也经常使用这个词，避免了直译所带来的chinglish问题。以上都是在讲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我觉得是否存在政治敏感意识是评价外交政治翻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
强烈好奇心
第二点就是做翻译无论做了多久还是要保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不断伸出自己的触角去吸收新鲜事物和新鲜知识的好奇心。不管是做口译还是笔译都是需要的。我觉得现在社会发展很快了，政治外交接触的话题越来越多了，纯外交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比如前不久去维也纳参加伊核六国的谈判，或者参加朝核问题等等，这些是狭义上的外交。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内涵和外延都拓展以后的外交领域：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很多前沿的高科技、环境等，要学习的新鲜事物非常多。大家平时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学习，不然问题随时有可能找上你。记得有一次参加外国专家组织的活动，会见之后有宴会活动，宴会时要注意服务对象周边坐的是什么人。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外宾可能主要跟坐在他右手边的外宾交流。这个外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很强的经济学背景。可能平时正好积累了一些（相关知识），一开始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但我没想到的是在宴会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就经济的任何问题进行交流，一直都在谈哲学。而且涉及到一些生僻的哲学名词以及美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如果没有在学校里读过他们的专著，或者学习一下他们的观点，那真的没有任何概念，比方说“公款主义”，我当时听成了“共产主义”。
结合一下之前讲的，我才大概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正巧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他获奖的经济学专著里的一个概念，有完全对应的词。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就很抓瞎。我只能尽力翻译。这就是若干个月之前的事情。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百分之百的拿下，永远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越来越谨慎小心地做这种工作。
其他话题比如说，见到比尔·盖茨，一直在谈4代核电技术。我们的服务对象对其谈论的领域往往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知识的更新没有止境。
正确的翻译观
最后，我想谈一点很小的，也可以推而广之。说大一点，就是翻译应该有正确的翻译观，说小一点每个人要有sense of progressiveness，要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现场对于翻译的要求，来确定今天的角色要扮演到什么程度。
我参加的一些活动有时需要同时担任主持人和口译两种身份，这种场合我需要更lively一点，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说话声音也要大一点，再放的开一些，有时候就是需要安静的做一个翻译。有一次我给世行代表团做翻译，代表团有一位韩国人，讲话口音非常重。对那时的我来说，听起来很吃力。我就需要经常直视他，才能听懂他说的内容。结果会后中方代表告诉我“今天做的很不好”，说我不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外国人。因为我一直看着那个外国人，所以他就一直看着我，反而不再跟中方的代表交流。虽然我心里有苦衷，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每个翻译都有自己的风格，有些人说的你是赞同的，有些可能不太赞同。他后来说，我认为一个最好的翻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但是你的表现方式同样至关重要。我知道在不同的机构，对不同工种的翻译把握度还是不一样的。我认同他的话，所以我第二天基本没有抬头，但是之后他对我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并称赞我以后将成为一名很好的翻译。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翻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不是特别容易的。全面、准确和生动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让别人讲的话能够全面、准确、生动的翻译出来，这是服务对象和你自己都希望达到的一种标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