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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5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山崎丰子小说影视作品改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C1564。
摘 要：山崎丰子是日本著名“社会派”小说家，其作品以大胆揭露社会黑暗闻名。她的大部分作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影视改编被搬上荧幕使其作品生命力和艺术力更加长久。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影视作品《白色巨塔》（2003年唐泽寿明主演）《华丽一族》（2007年木村拓哉主演）《女系家族》（2005年米仓凉子主演）中的花森庆子、高须相子、浜田文乃的三位女性形象，并且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电视传播的相关特点来分析这些影视改编中男权主义倾向的传播效果。以期审视影视改编作品中的男权、女权意识。
关键词：山崎丰子；影视改编；女性形象；男权主义；女性主义视角
作者简介：姚琴（1979-），江西永丰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语教育、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4
山崎丰子为当代日本文坛三大才女之首，日本战後十大女作家之一，与大师松本清张、水上勉齐名。在每日新闻社工作之余从事写作，1957年写出《暖帘》，次年便以《花暖簾》荣获第三十九届直木赏，1963年出版《女系家族》；同年《白色巨塔》开始在《Sunday每日》周刊连载，因探讨医病关系的尖锐内容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1973年出版的《华丽一族》，以日本金融改革为背景，赤裸裸地写出银行界人性欲望和金钱权力的纠结。她的作品结构紧密，情节高潮迭起，在爱恨情仇之间纠葛不断的复杂人性更是引人入胜，因而成为影视改编的最佳题材。以往对山崎的研究都是主要着眼于山崎小说文本的解读，而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山崎小说影视改编上，本文重点选取了《白色巨塔》（2003年唐泽寿明主演）《华丽一族》（2007年木村拓哉主演）《女系家族》（2005年米仓凉子主演）的改编电视剧来作为分析山崎丰子影视改编人物特点的切入点。其中又以这三部作品中的共同点—均将“情人”角色改变为重点人物这点，来着重解读花森庆子、高须相子、浜田文乃这三位“情人”角色。试图通过对这三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物形象解读来更好地理解山崎丰子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一、共同的“第三者”形象
这三位女性在剧中的身份用日语来说是“愛人”，战后常用来指非单纯的情侣关系，暗含贬义。我们也可以大致理解成情侣或夫妻关系中的“第三者”。的确，这三位女性角色都是“第三者”。花森庆子是一家酒吧的老板娘，美丽性感、风姿绰约。她经营的酒吧既是财前和医院各教授、主任私下疏通、勾结的秘密场所，也是庆子和财前两人幽会的地方。财前的婚姻是政治结合，而且是以入赘身份娶了他的妻子，瞄准的只是他的岳父能够为他医院教授之路提供金钱和人脉的支持。他的妻子内心也十分清楚财前的目的，所以虽然他们夫妻俩表面上相敬如宾，可实际上却是互不关心。财前结束一天繁忙的医院工作后回到家也鲜少和妻子同床共枕，常常是孤独一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小憩一夜；而妻子也只是利用丈夫的前途觊觎着教授夫人的身份，每天参加各种教授夫人活动，极力展现自己，很少真正关心丈夫。甚至对于自己的婆婆，财前最爱的母亲，也没有丝毫尊敬之情。高须相子的情况则更加特殊，她在公众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万俵家族的执事和管家，但他们家族所有成员都心知肚明的是她还是一家之主——万俵大介的情妇，和万俵夫妻同房而睡。这听上去是荒谬的、有违伦理的，可却作为既定的事实已经存在于这个金融家族中十几年了。高须相子能在万俵家有这么高的地位和万俵大介的妻子懦弱无能的性格分不开。万俵大介的妻子出身贵族名门，对人情世故、争权夺利之事一概不懂，并且因为刚嫁入万俵家时被自己的公公性骚扰，此后一直生活在自己丈夫的怀疑、芥蒂、憎恨的阴影下愈发沉默、不问世事，家里女主人该管的所有事情都全权交由高须相子，甚至是对自己丈夫和情妇同房而睡这种事情也屈辱地接受。因此，比起正房妻子，高须相子颇有女主人的作风，不仅在工作上为万俵大介出谋划策，生活中包揽了所有万俵家的大小事务，甚至是万俵子女的终身大事也全权由她掌控。再说说浜田文乃，文乃和前面两位女性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她出身于乡村田野中，性格温柔善良。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矢岛嘉藏，因为矢岛虽身为企业之主，却一直生活在百年女系家族的阴影之中，他周围的女性皆是看不起男性，傲慢自大的类型。岳母和妻子自不用说，只当他是传承女系家族血统的工具，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受家族风气的影响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亲情可言。在这种极度扭曲的环境下，只有文乃能满足他身为男人的尊严。矢岛嘉藏死后，文乃一直生活在他的三个女儿的恐吓、侮辱之下，直到最后才通过自己诞下家藏的儿子以及真正的遗书实现反击。
二、角色的复杂性，突破传统“第三者”形象范畴
在一般人眼中，情人心怀叵测、贪得无厌，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在山崎作品中，情人却被描写得温柔贤惠，处事不惊，懂得忍让，甚至比妻子更了解男人的心思，理解男人的苦衷。在山崎小说中，情人的描写不仅占有相当篇幅，而且很多是以相对正面的形象出现的。《女系家族》中的浜田文乃、《白色巨塔》中的花森庆子，《华丽一族》的高须相子等人，彻底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她们能够从容应对上流社会，聪明睿智，与所爱的男人不只限于肉体关系，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辅助他们前行。影视剧也很大程度地还原了这点，三位女性虽然都插足了男方的婚姻，但绝不单纯是社会对“第三者”的传统不入流的印象那么简单。花森庆子学历为名校医科中途退学，首先她能考上医科大学就证明她的才智是受社会认可的，其次她退学并不是因为学业退步，而是因为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忍受不了权钱交易的龌龊风气，这也表明她是位有追求、思想独立的女性。而她在剧中也曾表白自己和财前交往是因为看中了他虽出身贫穷却不甘天命，游走于善恶的边缘一个劲儿地往上爬的努力和志气。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财前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对照，因为她自己选择远离医学腐败而财前却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既有规则。她曾说过她的心愿就是一边守护着财前一边看着他往上爬，想看看他究竟能爬到什么位置。财前就是那个替她实现自己医学志向的人，她也看得十分透彻，抱着局外人的心态观赏财前与社会黑暗面斗争的过程，其实也是在默默注视社会的规则走向。她与财前也不仅是两性的肉体关系，确切地说她是财前的红颜知己。她理解财前的内心挣扎和思想斗争，也因此更加从心底疼爱他，她会去听财前的医学讲座、孤身飞到波兰只为给财前一个惊喜和最后的告别、会陪财前欣赏他的理想医学大楼的建设等等。剧中，她曾多次警告财前不要太得意忘形，爬得越高也会有摔得越高的危险，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深刻洞察力。剧中她和财前感情的高潮在财前患上癌症后，他们来到医院天台谈心。在这里，财前最后诉说了自己的付出、努力、奋斗还有眼看理想就要实现却生命所剩无几的不甘，庆子非常心疼，痛他所痛、恨他所恨，和他相泣于天台上。落日余晖为这份感情笼上了一层苍凉、悲哀同时真挚的色彩。如果说财前和里见是作者想要刻画的一正一反的形象，那么财前和庆子就是对方的镜子，两人如此相似，所以才会有情感的共鸣。 高须相子和万俵大介，两人也非单纯的肉体关系，高须相子是万俵大介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高须相子曾在美国留过学，这在当时还是6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十分难得，说明她是位智慧勇敢的女性。万俵大介也曾评价她是“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万俵大介选择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事业需要，高须相子能力过人且对他忠心耿耿，特别是处事手段大胆、想法独到的特点让她成为自己的得意助手。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万俵大介对自己的妻子无法坦诚相待，他活在自己父亲的威权和妻子对他身体背叛的怀疑下，急于用别的女性来转移这份痛苦。相比万俵大介和她交往的动机不纯，高须相子则坦然得多。她帮助打理他的事业和家庭只是因为她是真的爱他。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是万俵大介拯救了她，之后她就决定以万俵家族的繁荣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而努力，即便是成为“第三者”这种令人不齿的身份。就是到了最后她终于知道万俵大介留她在身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转移自己妻子的身体背叛痛苦后，她仍然没有选择离开他，而是更加理解了自己所爱男人的痛苦，还发誓要让他幸福。虽然这样看来她好像在盲目的爱中迷失了自己，但剧中结尾万俵大介决定和她分开、辞退她的职位时，尽管自己非常痛苦，但是还是表现得不卑不亢，保有自己的尊严彻底离开这个家，即使多年的光阴被耽误无结果，却还是决绝离开，无任何纠缠。因此，剧中的高须相子虽是暗地的情人，却十分懂得报恩、重感情、有胆识、有尊严。
滨田文乃在剧中的形象则更加鲜明。因为在山崎丰子原著中，长女藤矢岛代才是着笔最多的人物，但改编成影视剧后将滨田文乃变成了女主角。剧中表现的是女系家族畸形的环境下成长的女性的傲慢、无知、自私自利，凸显出文乃温柔、善良、体贴的难得品质。而且男方和男方妻子已经去世，在这两大背景下的铺垫之下，观众更能直接感受到文乃的过人之处。如果说花森庆子和高须相子在为人上还有污点的话，比如花森庆子放任财前堕落在权钱交易中，高须相子对万俵一家的冷酷和伤害，滨田文乃则是三人中最“纯洁”的一个角色。除了和有妇之夫发展关系这点外，她做人方面实在没有为恶之处。同样，她也是真心爱着嘉藏，和他的子女面对父亲的死的漠不关心相比，只有文乃一人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并没有奢望过得到嘉藏的遗产，却在得知嘉藏的遗产有她的一份后，感动而泣。家里总是摆着她拥有的唯一的嘉藏照片，生活常常在思念与泪水中度过。文乃拥有天然的朴实、勤劳、善良、温柔这些品质，在周围人的算计特别是三个女儿的侮辱下，她常常是被动的、受欺负的、隐忍的、默默承受的，但这绝不仅是她性格的全部，在遇到与嘉藏和自己的孩子有关的事时，她会表现得特别勇敢和坚强。如反抗三姐妹带走家中遗照时、无论如何也不肯打掉自己孩子时、向矢岛家宣布真正的遗书以完成嘉藏心愿时都是十分坚决和勇敢地站了出来。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也让人印象深刻。身怀六甲的她被梅芳村骗上车到很远的地方后，知道梅芳村照顾自己、接近自己一切只是阴谋时，毅然决然地下了车，绝不和梅芳村同流合污。
所以，这三位女性除去“第三者”身份外，共有的优秀品质就是勇敢、坚决、有尊严。这种复杂化的性格描写和角色塑造脱离了普通影视剧所塑造的“第三者”形象藩篱。使得影视作品更加深刻、创新，并一定程度上留给社会大众对“第三者”形象的单一看法和固有成见的思考空间。
三、将“情人”身份作为刻画重点的原因
探究为何在三部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出现了“情人”的角色时，我们应该首先回到山崎的原著创作背景中去看。三部书都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大阪，而大阪正是山崎的家乡，所以我们可以从山崎丰子的生长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在大阪商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尊妻围妾”的奇特风俗，即：在不损害正妻尊严的同时，以繁荣家族产业为目的，形成了围妾的传统。店主对外公开承认围妾，并以此炫耀自己生意上的兴隆——妾的人数越多意味着商家的生意越好。形成这种独特风俗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围妾被看做是衡量商家信誉度的标志之一。在与新的商业伙伴合作前，一般要调查其信誉度，其中包括这家店主在外是否有女人，有几个。只有一个女人侍奉的商人被认为气量小，无法做大生意。其次，在大阪商家里，如果妻子不能生育，丈夫并不休掉她，而是利用妾来借腹怀胎，以确保家族血脉不断，家业繁荣。再者，即使妻子产下男孩，也有不少体弱多病或不善经营。这时便从妾所生子女中挑选优秀者，让其另立门户，为家业提供帮助。这样，围妾就演变成从维护家族产业出发的“政治手段”，妾的地位也不得不被认可。[1]同时，山崎作为日本社会派小说代表，其作品像一部部真实、新鲜的记事文学，观照着日本社会的每处缝隙与角落。被誉为“平民作家”的她善于将笔触伸向不为主流所接纳的社会边缘人物并赋予他们层次丰富的性格特征。“日本现代作家强调尊重个性，但在女性观上却很少有人能摆脱传统的影响：尾崎红叶热衷于描写艺妓、妾婢的生活，但对这些不幸的女子的存在很少表示不平，这也许是他作为古典派作家的有意追求；夏目漱石的妻子像奴隶一样服从丈夫，而他在作品中屡屡炫耀，以此为荣；……‘提起哪一位明治作家，要想从中寻到把妓女和小妾与男人同样看待的观点是很困难的。’……在这种传统女性观的束缚下，反叛的新女性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而门里站在角落的又多是令人垂怜的不幸女人，或至多不过是受人敬佩的坚忍的贤妻良母而已。”[2]山崎小说中情人的描写不仅占有相当篇幅，人物形象还具有智慧、自尊、勇敢等的优秀品质，一反以往日本作家作品中呈现的女性观，也体现了山崎的创作手法和独特审美取向。
影视剧中出彩的人物形象自然也离不开影视改编，比如《论<白色巨塔>人物塑造的悲剧性》一文中这样写到：“在财前刚刚成为教授，在人生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他面对法庭和死亡，……最后判决一下来，财前跟花森来到屋顶进行的一段对话，他说‘我哪里做错了！’” 而实际上原著中并没有这个场面。在原著中花森庆子的最后一次亮相出现在财前败诉、术后弥留之际。庆子拜访里见医生，希望得知财前病情并进行探视，但被里见婉言谢绝。也就是说，财前败诉住院，直到去世再也没有与庆子见面。财前与庆子的天台场景是被改编成的电视剧中出现的一幕。[3]但这一幕却是庆子对财前爱意的直接表露和集中体现。庆子面对人生关头最后依然痛苦的财前，不知如何排遣安慰，只能吐露真心表明自己对财前的爱意，以期给财前最后的心灵抚慰。 四、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山崎小说改编影视对男权主义倾向的传播效果
山崎作为日本“社会派”小说代表人，其作品格局宏大、视野宽广、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就其所反映的时代环境和作者本人被时代背景制约的角度来说，不难发现她的作品中都流露出男权主义倾向。如在创作《女系家族》这部小说时，山崎表示“矢岛嘉藏生前，得知了自己的情妇滨田文乃已怀孕，直到临死前都认为这个胎儿是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胎儿认领’，因此，在嘉藏死后出生的这个男孩，也成为了继承者的其中一人。
「女系家族的再次传承，慎戒之--」
藤代的声音，响彻屋内刻画著家族两百年来历史的梁柱及墙壁，倏地又像被吸入一般的立即消失。历经四个世代的女系家族，宣告终焉。而此时，矢岛嘉藏的声音，像是在嘲笑般的从墓地底层传来，像是在宣告男性家族就此扎根。
写下结局的这五行字后，我像是对现代的妖怪们完成了复仇似地，感到一阵满足。若不是有事前领养胎儿的这项法律，我便无法写出这样的结局了。法律真是一种奇异的、活生生的存在。”[4]山崎否定了女系家族存在的意义，却让男系家族取而代之。这种明显的性别区分对待恰恰体现出山崎的男权主义倾向。小说影视改编也是如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的话，不难发现这三部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命运都是和“父权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男性中心文化是把女性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女性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女性只能受男权的摆布，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用女性来充当权力的牺牲品，而女性则成为了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的“他者”形象。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描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她认为，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被建构的“他者”是男性主体的客体，充当着男性中心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定性角色。[5]《白色巨塔》中，全剧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生活在男权的阴影下。如花森庆子明明有着不输于男性的才智，却自愿退出医界政治斗争，而是成为了酒吧妈妈桑，旁观财前这些男人的政治斗争；财前妻子的生活目标被刻画成不在意家庭生活，只以自己成为教授妻子为人生乐趣，整日周旋于教授夫人会的疏通，甚至不在意财前在外有情人的事实；医生的夫人们组成“教授夫人会”，仰仗其丈夫的地位名誉过着奢侈矫饰的生活；东教授的女儿，一个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前期也是受父母的控制不知世俗。而《华丽一族》中，父权毒害更加严重，即使是曾赴美留学的高须相子，也在经历婚姻失败后轻易爱上万俵大介，沦为他忠心的跟随者，帮他打理事业家庭，剧中有个情节是高须相子终于得知万俵大介留她在身边的原因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后竟还表示她不会离开他；相同的悲剧也发生在万俵大介的妻子中，这个贵族小姐刚一嫁进万俵家就受到了自己公公的性骚扰，此后一直生活在自己丈夫的怀疑猜忌之下，这些伤害都是男性强加给她的，她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她非但不怪自己的丈夫，在被儿子劝说离开万俵这个畸形的家时还表示自己爱她的丈夫。如此畸形的爱也许是源于她内心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因为自己，一生受男权思想毒害严重的她从未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抗争。《女系家族》中的滨田文乃，影视剧中穿插了许多她与矢岛嘉藏相知相遇相爱的回忆场景，然而在传统女系家族不受待见的嘉藏却得到了温柔朴实的文乃的忠诚的爱，文乃还要为他受尽三姊妹的羞辱，女主的形象是隐忍的，本应好好养胎的文乃受嘉藏嘱托，誓要毁灭传承多年的女系家族，所以影片最后文乃的逆袭也并不是建立在她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而抗争，而是手握生下的男丁和真正的遗嘱才得以获得尊重。而矢岛家族的三姊妹虽自小养尊处优，表面上地位高于男性，实则她们只负责维持女系家族的名声，商店的经营、家族的管理等全都仰仗所招的女婿，甚至对财产的争夺其实都是被管家宇市和梅芳村这些阴险的男性所愚弄。
因此，山崎小说影视改编中所有的女性形象本质上是受男权社会的控制。在男权主义横行的政治背景下，虽然情人的形象塑造上面有独特的审美和人文关怀，也掩盖不了这些女性的“他者”色彩。
而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以其传播迅速、广泛特点著称。山崎的小说是影视剧改编的常客，但如前文所述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设置往往暗含男权倾向，这在文学创作上也许是她社会写实派的特点，但改编成影视后就不得不注意传播效果的影响。丹尼尔·贝尔曾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在影视媒介的影响下，受众对文学美情趣的改变表现在对其接受方式发生了转向，也就是说，如今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习惯，已经从阅读文本转向观看影视、由主动思考转向被动接受。纸媒文学以文字符号表现文学的内涵与形象，需要读者仔细品读深刻体会；而影视则通过音像符号把文学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观众无须动脑筋便一目了然。[7] 当普通观众抱着休闲的心态观看这些影视作品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剧中所流露的男权主义倾向，这使得其中的错误观点及其艺术表现轻易为大众接纳。更何况山崎的作品常被反复翻拍、搬上荧幕，若影视改编设置上不去注意呈现男权对女性的压迫的话，可能会无形中给大众带来持续的错误认知，至少不利于女性权利的伸张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鲍同. 山崎丰子文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2.
[2]张福贵、靳丛林.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M].長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317.
[3]鲍同. 山崎丰子文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2.
[4]《山崎丰子自述：我的创作我的大阪》.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美]丹尼尔 贝尔.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梁晶晶. 影视媒介影响下的文学传播[D].山西大学，2012.
摘 要：山崎丰子是日本著名“社会派”小说家，其作品以大胆揭露社会黑暗闻名。她的大部分作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影视改编被搬上荧幕使其作品生命力和艺术力更加长久。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影视作品《白色巨塔》（2003年唐泽寿明主演）《华丽一族》（2007年木村拓哉主演）《女系家族》（2005年米仓凉子主演）中的花森庆子、高须相子、浜田文乃的三位女性形象，并且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电视传播的相关特点来分析这些影视改编中男权主义倾向的传播效果。以期审视影视改编作品中的男权、女权意识。
关键词：山崎丰子；影视改编；女性形象；男权主义；女性主义视角
作者简介：姚琴（1979-），江西永丰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语教育、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4
山崎丰子为当代日本文坛三大才女之首，日本战後十大女作家之一，与大师松本清张、水上勉齐名。在每日新闻社工作之余从事写作，1957年写出《暖帘》，次年便以《花暖簾》荣获第三十九届直木赏，1963年出版《女系家族》；同年《白色巨塔》开始在《Sunday每日》周刊连载，因探讨医病关系的尖锐内容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1973年出版的《华丽一族》，以日本金融改革为背景，赤裸裸地写出银行界人性欲望和金钱权力的纠结。她的作品结构紧密，情节高潮迭起，在爱恨情仇之间纠葛不断的复杂人性更是引人入胜，因而成为影视改编的最佳题材。以往对山崎的研究都是主要着眼于山崎小说文本的解读，而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山崎小说影视改编上，本文重点选取了《白色巨塔》（2003年唐泽寿明主演）《华丽一族》（2007年木村拓哉主演）《女系家族》（2005年米仓凉子主演）的改编电视剧来作为分析山崎丰子影视改编人物特点的切入点。其中又以这三部作品中的共同点—均将“情人”角色改变为重点人物这点，来着重解读花森庆子、高须相子、浜田文乃这三位“情人”角色。试图通过对这三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物形象解读来更好地理解山崎丰子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一、共同的“第三者”形象
这三位女性在剧中的身份用日语来说是“愛人”，战后常用来指非单纯的情侣关系，暗含贬义。我们也可以大致理解成情侣或夫妻关系中的“第三者”。的确，这三位女性角色都是“第三者”。花森庆子是一家酒吧的老板娘，美丽性感、风姿绰约。她经营的酒吧既是财前和医院各教授、主任私下疏通、勾结的秘密场所，也是庆子和财前两人幽会的地方。财前的婚姻是政治结合，而且是以入赘身份娶了他的妻子，瞄准的只是他的岳父能够为他医院教授之路提供金钱和人脉的支持。他的妻子内心也十分清楚财前的目的，所以虽然他们夫妻俩表面上相敬如宾，可实际上却是互不关心。财前结束一天繁忙的医院工作后回到家也鲜少和妻子同床共枕，常常是孤独一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小憩一夜；而妻子也只是利用丈夫的前途觊觎着教授夫人的身份，每天参加各种教授夫人活动，极力展现自己，很少真正关心丈夫。甚至对于自己的婆婆，财前最爱的母亲，也没有丝毫尊敬之情。高须相子的情况则更加特殊，她在公众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万俵家族的执事和管家，但他们家族所有成员都心知肚明的是她还是一家之主——万俵大介的情妇，和万俵夫妻同房而睡。这听上去是荒谬的、有违伦理的，可却作为既定的事实已经存在于这个金融家族中十几年了。高须相子能在万俵家有这么高的地位和万俵大介的妻子懦弱无能的性格分不开。万俵大介的妻子出身贵族名门，对人情世故、争权夺利之事一概不懂，并且因为刚嫁入万俵家时被自己的公公性骚扰，此后一直生活在自己丈夫的怀疑、芥蒂、憎恨的阴影下愈发沉默、不问世事，家里女主人该管的所有事情都全权交由高须相子，甚至是对自己丈夫和情妇同房而睡这种事情也屈辱地接受。因此，比起正房妻子，高须相子颇有女主人的作风，不仅在工作上为万俵大介出谋划策，生活中包揽了所有万俵家的大小事务，甚至是万俵子女的终身大事也全权由她掌控。再说说浜田文乃，文乃和前面两位女性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她出身于乡村田野中，性格温柔善良。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矢岛嘉藏，因为矢岛虽身为企业之主，却一直生活在百年女系家族的阴影之中，他周围的女性皆是看不起男性，傲慢自大的类型。岳母和妻子自不用说，只当他是传承女系家族血统的工具，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受家族风气的影响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亲情可言。在这种极度扭曲的环境下，只有文乃能满足他身为男人的尊严。矢岛嘉藏死后，文乃一直生活在他的三个女儿的恐吓、侮辱之下，直到最后才通过自己诞下家藏的儿子以及真正的遗书实现反击。
二、角色的复杂性，突破传统“第三者”形象范畴
在一般人眼中，情人心怀叵测、贪得无厌，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在山崎作品中，情人却被描写得温柔贤惠，处事不惊，懂得忍让，甚至比妻子更了解男人的心思，理解男人的苦衷。在山崎小说中，情人的描写不仅占有相当篇幅，而且很多是以相对正面的形象出现的。《女系家族》中的浜田文乃、《白色巨塔》中的花森庆子，《华丽一族》的高须相子等人，彻底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她们能够从容应对上流社会，聪明睿智，与所爱的男人不只限于肉体关系，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辅助他们前行。影视剧也很大程度地还原了这点，三位女性虽然都插足了男方的婚姻，但绝不单纯是社会对“第三者”的传统不入流的印象那么简单。花森庆子学历为名校医科中途退学，首先她能考上医科大学就证明她的才智是受社会认可的，其次她退学并不是因为学业退步，而是因为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忍受不了权钱交易的龌龊风气，这也表明她是位有追求、思想独立的女性。而她在剧中也曾表白自己和财前交往是因为看中了他虽出身贫穷却不甘天命，游走于善恶的边缘一个劲儿地往上爬的努力和志气。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财前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对照，因为她自己选择远离医学腐败而财前却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既有规则。她曾说过她的心愿就是一边守护着财前一边看着他往上爬，想看看他究竟能爬到什么位置。财前就是那个替她实现自己医学志向的人，她也看得十分透彻，抱着局外人的心态观赏财前与社会黑暗面斗争的过程，其实也是在默默注视社会的规则走向。她与财前也不仅是两性的肉体关系，确切地说她是财前的红颜知己。她理解财前的内心挣扎和思想斗争，也因此更加从心底疼爱他，她会去听财前的医学讲座、孤身飞到波兰只为给财前一个惊喜和最后的告别、会陪财前欣赏他的理想医学大楼的建设等等。剧中，她曾多次警告财前不要太得意忘形，爬得越高也会有摔得越高的危险，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深刻洞察力。剧中她和财前感情的高潮在财前患上癌症后，他们来到医院天台谈心。在这里，财前最后诉说了自己的付出、努力、奋斗还有眼看理想就要实现却生命所剩无几的不甘，庆子非常心疼，痛他所痛、恨他所恨，和他相泣于天台上。落日余晖为这份感情笼上了一层苍凉、悲哀同时真挚的色彩。如果说财前和里见是作者想要刻画的一正一反的形象，那么财前和庆子就是对方的镜子，两人如此相似，所以才会有情感的共鸣。 高须相子和万俵大介，两人也非单纯的肉体关系，高须相子是万俵大介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高须相子曾在美国留过学，这在当时还是6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十分难得，说明她是位智慧勇敢的女性。万俵大介也曾评价她是“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万俵大介选择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事业需要，高须相子能力过人且对他忠心耿耿，特别是处事手段大胆、想法独到的特点让她成为自己的得意助手。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万俵大介对自己的妻子无法坦诚相待，他活在自己父亲的威权和妻子对他身体背叛的怀疑下，急于用别的女性来转移这份痛苦。相比万俵大介和她交往的动机不纯，高须相子则坦然得多。她帮助打理他的事业和家庭只是因为她是真的爱他。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是万俵大介拯救了她，之后她就决定以万俵家族的繁荣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而努力，即便是成为“第三者”这种令人不齿的身份。就是到了最后她终于知道万俵大介留她在身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转移自己妻子的身体背叛痛苦后，她仍然没有选择离开他，而是更加理解了自己所爱男人的痛苦，还发誓要让他幸福。虽然这样看来她好像在盲目的爱中迷失了自己，但剧中结尾万俵大介决定和她分开、辞退她的职位时，尽管自己非常痛苦，但是还是表现得不卑不亢，保有自己的尊严彻底离开这个家，即使多年的光阴被耽误无结果，却还是决绝离开，无任何纠缠。因此，剧中的高须相子虽是暗地的情人，却十分懂得报恩、重感情、有胆识、有尊严。
滨田文乃在剧中的形象则更加鲜明。因为在山崎丰子原著中，长女藤矢岛代才是着笔最多的人物，但改编成影视剧后将滨田文乃变成了女主角。剧中表现的是女系家族畸形的环境下成长的女性的傲慢、无知、自私自利，凸显出文乃温柔、善良、体贴的难得品质。而且男方和男方妻子已经去世，在这两大背景下的铺垫之下，观众更能直接感受到文乃的过人之处。如果说花森庆子和高须相子在为人上还有污点的话，比如花森庆子放任财前堕落在权钱交易中，高须相子对万俵一家的冷酷和伤害，滨田文乃则是三人中最“纯洁”的一个角色。除了和有妇之夫发展关系这点外，她做人方面实在没有为恶之处。同样，她也是真心爱着嘉藏，和他的子女面对父亲的死的漠不关心相比，只有文乃一人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并没有奢望过得到嘉藏的遗产，却在得知嘉藏的遗产有她的一份后，感动而泣。家里总是摆着她拥有的唯一的嘉藏照片，生活常常在思念与泪水中度过。文乃拥有天然的朴实、勤劳、善良、温柔这些品质，在周围人的算计特别是三个女儿的侮辱下，她常常是被动的、受欺负的、隐忍的、默默承受的，但这绝不仅是她性格的全部，在遇到与嘉藏和自己的孩子有关的事时，她会表现得特别勇敢和坚强。如反抗三姐妹带走家中遗照时、无论如何也不肯打掉自己孩子时、向矢岛家宣布真正的遗书以完成嘉藏心愿时都是十分坚决和勇敢地站了出来。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也让人印象深刻。身怀六甲的她被梅芳村骗上车到很远的地方后，知道梅芳村照顾自己、接近自己一切只是阴谋时，毅然决然地下了车，绝不和梅芳村同流合污。
所以，这三位女性除去“第三者”身份外，共有的优秀品质就是勇敢、坚决、有尊严。这种复杂化的性格描写和角色塑造脱离了普通影视剧所塑造的“第三者”形象藩篱。使得影视作品更加深刻、创新，并一定程度上留给社会大众对“第三者”形象的单一看法和固有成见的思考空间。
三、将“情人”身份作为刻画重点的原因
探究为何在三部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出现了“情人”的角色时，我们应该首先回到山崎的原著创作背景中去看。三部书都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大阪，而大阪正是山崎的家乡，所以我们可以从山崎丰子的生长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在大阪商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尊妻围妾”的奇特风俗，即：在不损害正妻尊严的同时，以繁荣家族产业为目的，形成了围妾的传统。店主对外公开承认围妾，并以此炫耀自己生意上的兴隆——妾的人数越多意味着商家的生意越好。形成这种独特风俗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围妾被看做是衡量商家信誉度的标志之一。在与新的商业伙伴合作前，一般要调查其信誉度，其中包括这家店主在外是否有女人，有几个。只有一个女人侍奉的商人被认为气量小，无法做大生意。其次，在大阪商家里，如果妻子不能生育，丈夫并不休掉她，而是利用妾来借腹怀胎，以确保家族血脉不断，家业繁荣。再者，即使妻子产下男孩，也有不少体弱多病或不善经营。这时便从妾所生子女中挑选优秀者，让其另立门户，为家业提供帮助。这样，围妾就演变成从维护家族产业出发的“政治手段”，妾的地位也不得不被认可。[1]同时，山崎作为日本社会派小说代表，其作品像一部部真实、新鲜的记事文学，观照着日本社会的每处缝隙与角落。被誉为“平民作家”的她善于将笔触伸向不为主流所接纳的社会边缘人物并赋予他们层次丰富的性格特征。“日本现代作家强调尊重个性，但在女性观上却很少有人能摆脱传统的影响：尾崎红叶热衷于描写艺妓、妾婢的生活，但对这些不幸的女子的存在很少表示不平，这也许是他作为古典派作家的有意追求；夏目漱石的妻子像奴隶一样服从丈夫，而他在作品中屡屡炫耀，以此为荣；……‘提起哪一位明治作家，要想从中寻到把妓女和小妾与男人同样看待的观点是很困难的。’……在这种传统女性观的束缚下，反叛的新女性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而门里站在角落的又多是令人垂怜的不幸女人，或至多不过是受人敬佩的坚忍的贤妻良母而已。”[2]山崎小说中情人的描写不仅占有相当篇幅，人物形象还具有智慧、自尊、勇敢等的优秀品质，一反以往日本作家作品中呈现的女性观，也体现了山崎的创作手法和独特审美取向。
影视剧中出彩的人物形象自然也离不开影视改编，比如《论<白色巨塔>人物塑造的悲剧性》一文中这样写到：“在财前刚刚成为教授，在人生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他面对法庭和死亡，……最后判决一下来，财前跟花森来到屋顶进行的一段对话，他说‘我哪里做错了！’” 而实际上原著中并没有这个场面。在原著中花森庆子的最后一次亮相出现在财前败诉、术后弥留之际。庆子拜访里见医生，希望得知财前病情并进行探视，但被里见婉言谢绝。也就是说，财前败诉住院，直到去世再也没有与庆子见面。财前与庆子的天台场景是被改编成的电视剧中出现的一幕。[3]但这一幕却是庆子对财前爱意的直接表露和集中体现。庆子面对人生关头最后依然痛苦的财前，不知如何排遣安慰，只能吐露真心表明自己对财前的爱意，以期给财前最后的心灵抚慰。 四、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山崎小说改编影视对男权主义倾向的传播效果
山崎作为日本“社会派”小说代表人，其作品格局宏大、视野宽广、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就其所反映的时代环境和作者本人被时代背景制约的角度来说，不难发现她的作品中都流露出男权主义倾向。如在创作《女系家族》这部小说时，山崎表示“矢岛嘉藏生前，得知了自己的情妇滨田文乃已怀孕，直到临死前都认为这个胎儿是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胎儿认领’，因此，在嘉藏死后出生的这个男孩，也成为了继承者的其中一人。
「女系家族的再次传承，慎戒之--」
藤代的声音，响彻屋内刻画著家族两百年来历史的梁柱及墙壁，倏地又像被吸入一般的立即消失。历经四个世代的女系家族，宣告终焉。而此时，矢岛嘉藏的声音，像是在嘲笑般的从墓地底层传来，像是在宣告男性家族就此扎根。
写下结局的这五行字后，我像是对现代的妖怪们完成了复仇似地，感到一阵满足。若不是有事前领养胎儿的这项法律，我便无法写出这样的结局了。法律真是一种奇异的、活生生的存在。”[4]山崎否定了女系家族存在的意义，却让男系家族取而代之。这种明显的性别区分对待恰恰体现出山崎的男权主义倾向。小说影视改编也是如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的话，不难发现这三部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命运都是和“父权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男性中心文化是把女性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女性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女性只能受男权的摆布，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用女性来充当权力的牺牲品，而女性则成为了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的“他者”形象。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描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她认为，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被建构的“他者”是男性主体的客体，充当着男性中心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定性角色。[5]《白色巨塔》中，全剧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生活在男权的阴影下。如花森庆子明明有着不输于男性的才智，却自愿退出医界政治斗争，而是成为了酒吧妈妈桑，旁观财前这些男人的政治斗争；财前妻子的生活目标被刻画成不在意家庭生活，只以自己成为教授妻子为人生乐趣，整日周旋于教授夫人会的疏通，甚至不在意财前在外有情人的事实；医生的夫人们组成“教授夫人会”，仰仗其丈夫的地位名誉过着奢侈矫饰的生活；东教授的女儿，一个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前期也是受父母的控制不知世俗。而《华丽一族》中，父权毒害更加严重，即使是曾赴美留学的高须相子，也在经历婚姻失败后轻易爱上万俵大介，沦为他忠心的跟随者，帮他打理事业家庭，剧中有个情节是高须相子终于得知万俵大介留她在身边的原因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后竟还表示她不会离开他；相同的悲剧也发生在万俵大介的妻子中，这个贵族小姐刚一嫁进万俵家就受到了自己公公的性骚扰，此后一直生活在自己丈夫的怀疑猜忌之下，这些伤害都是男性强加给她的，她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她非但不怪自己的丈夫，在被儿子劝说离开万俵这个畸形的家时还表示自己爱她的丈夫。如此畸形的爱也许是源于她内心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因为自己，一生受男权思想毒害严重的她从未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抗争。《女系家族》中的滨田文乃，影视剧中穿插了许多她与矢岛嘉藏相知相遇相爱的回忆场景，然而在传统女系家族不受待见的嘉藏却得到了温柔朴实的文乃的忠诚的爱，文乃还要为他受尽三姊妹的羞辱，女主的形象是隐忍的，本应好好养胎的文乃受嘉藏嘱托，誓要毁灭传承多年的女系家族，所以影片最后文乃的逆袭也并不是建立在她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而抗争，而是手握生下的男丁和真正的遗嘱才得以获得尊重。而矢岛家族的三姊妹虽自小养尊处优，表面上地位高于男性，实则她们只负责维持女系家族的名声，商店的经营、家族的管理等全都仰仗所招的女婿，甚至对财产的争夺其实都是被管家宇市和梅芳村这些阴险的男性所愚弄。
因此，山崎小说影视改编中所有的女性形象本质上是受男权社会的控制。在男权主义横行的政治背景下，虽然情人的形象塑造上面有独特的审美和人文关怀，也掩盖不了这些女性的“他者”色彩。
而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以其传播迅速、广泛特点著称。山崎的小说是影视剧改编的常客，但如前文所述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设置往往暗含男权倾向，这在文学创作上也许是她社会写实派的特点，但改编成影视后就不得不注意传播效果的影响。丹尼尔·贝尔曾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在影视媒介的影响下，受众对文学美情趣的改变表现在对其接受方式发生了转向，也就是说，如今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习惯，已经从阅读文本转向观看影视、由主动思考转向被动接受。纸媒文学以文字符号表现文学的内涵与形象，需要读者仔细品读深刻体会；而影视则通过音像符号把文学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观众无须动脑筋便一目了然。[7] 当普通观众抱着休闲的心态观看这些影视作品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剧中所流露的男权主义倾向，这使得其中的错误观点及其艺术表现轻易为大众接纳。更何况山崎的作品常被反复翻拍、搬上荧幕，若影视改编设置上不去注意呈现男权对女性的压迫的话，可能会无形中给大众带来持续的错误认知，至少不利于女性权利的伸张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鲍同. 山崎丰子文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2.
[2]张福贵、靳丛林.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M].長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317.
[3]鲍同. 山崎丰子文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2.
[4]《山崎丰子自述：我的创作我的大阪》.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美]丹尼尔 贝尔.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梁晶晶. 影视媒介影响下的文学传播[D].山西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