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太大、人口太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很不方便，于是需要疏解人口，此事古已有之。在明清时期，为调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朝廷就采取过多项措施。
　　明初，北京城市人口只有9.6万，朱棣迁都后，市民、官员驻军及家眷、居于皇城内外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人员等加起来让北京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为此，明代中期就开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后来又坚持实行调控北京人口的各项措施。
　　首先是命京城及京畿卫所的军士外迁，令他们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种植和畜牧业生产。如今京郊及周边地区以“营” “堡” “卫”等命名的地名相当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其次是劝返外省移民。永乐年间，朝廷曾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随着人口膨胀，为了鼓励移民返乡，朝廷实行了较为优惠的政策，比如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及路程的远近给予路费和安置费等。万历年间，城西有户杨氏人家，自山东济宁移民进京七十余年，老家尚有百岁老母，因家长主动率全家二十多口人返乡，顺天府尹便上报朝廷，万历特赐金匾一块，上书“仁孝”两个大字并赐银千两。这就是鼓励移民返乡的生动例子。
　　清廷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但他们还是感到了北京“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人口压力，于是从雍正年间开始先后也采取了多项措施疏解人
　　除了与明代类似的迁出驻防官兵及家眷、遣送外省人回籍等之外，清廷还对外来人口进行了严格控制。首当其冲就是外省来京的官员、基层办事人员和文人：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要编定保甲；租住民房者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以房管人。官府按月会去详细查问，不允许收留来历不明之人。
　　当时的北京户口“京籍”也是很紧俏的，为获得“京籍”，外省人会私下贿赂兵马指挥司官员。乾隆年间，南城有个商户在京经商多年，但无“京籍”，便私下给了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3000两的银票，请其将自己的名字纳入坊巷号簿之中。不想此事败露，商户被处罚银及枷号两个月，副指挥被革职、重笞后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一带）。
　　由于对外来人口严格控制，到1908年，北京内外城居民为75万人，低于明代鼎盛期的85万人。
　　而且，清代即便是退休官员也不能长期留京，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即使留居北京，他们也多数住在郊区的大兴、宛平。清廷还要求“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如果他们藏在北京不走或离京后又偷偷来京，“均要问罪”。
　　不过，仍有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八年后，陈宏谋因病且年逾古稀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亲自到陈府做工作，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之处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好好照顾陈宏谋一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十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三十余口返乡。乾隆親自上阵也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