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纪录片在对外传播及交流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渐成为跨语言、跨国界、跨民族的文化载体，为世界了解并认识中国打开了新的窗口。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在叙事的“技”上，借助画面、朗诵、音乐等多媒介整合叙事来弥补杜诗翻译中音美、形美、意美的流失；又通过网络技术的发展、平台可供性来增强该片的跨媒介叙事能力；在叙事的“道”上以事实服人，以形象动人，以情感感人，以道理影响人，将杜诗推向世界，促进各族人民的思想交流。可见，以纪录片为文学载体的叙事方式，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纪录片 《伟大诗人杜甫》 跨媒介 多媒介 叙事
　　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由英国广播公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华影制片公司和英国Maya Vision公司联合制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主持人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为该片的导演主持，传奇影星伊恩·麦克莱恩爵士（Sir Ian McKellen）为该片朗诵英译版杜甫诗歌。原版长58分钟，于2020年4月6日在英国播出后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内版本长48分钟，在B站上共获得320多万的播放量（截止2021年4月），并于2020年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评为优秀海外传播作品。该片成功地以杜甫的诗歌为载体，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并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文化，按爱德华·霍尔的划分，属于高语境文化，其传播高度依赖于交际语境。杜甫诗歌中的隐喻、象征、晦涩信息可以被长期生活在该文化语境下的中国人所感知，但却很难被低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以及多数欧洲文化的持有者所理解。如何使西方观众了解并认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诗人杜甫及其诗歌？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一书给出了启示。他提出：“中国人谈论文章，讲究‘道’与‘技’的关系。这种思维模式与结构的动词性相遇相值，就产生了结构中的道与技的命题。”[1]这种并存的双构思维，即寓道理于讲故事的技巧之中：故事背后的精神理念传承为“道”；而把“道”融于故事中，引人入胜的讲述手法即为“技”。《伟大诗人杜甫》虽然是英国人迈克尔·伍德的作品，但在叙事特征上，却恰好契合了中国叙事学的“技”和“道”。
　　一.“技”
　　杜甫的一生是与诗歌紧密相连的，他的诗以律诗见长，语言精练，诗歌本身具有的抑扬顿挫的美感和音韵美很难被翻译。其实，弗罗斯特早在20世纪就发出了“诗者，译之所失也”[2]的感叹。制片人兼主持人的伍德深谙中华文化，既然翻译不可避免地会丢失部分原意，那么就借用影像的优势，用图像、旁白和诗歌朗诵来呈现。该片聚焦杜甫的思想、情感和经历，采取多媒介的整合叙事手法来弥补翻译遗憾，使受众尽可能产生共鸣，走进这样一位心怀天下的伟大诗人，从而理解并欣赏他。
　　（一）多媒介的整合叙事
　　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的亮点之一是邀请到曾经扮演过《指环王》中的甘道夫的英国著名演员伊恩·麦克莱恩来朗诵杜甫的15首英译诗歌。杜诗沉郁顿挫，配合具有磅礴质感的“莎翁腔”朗诵，给人以跨越时空、重现历史的感觉。伊恩的吟诗看似静止不动，但其面部表情丰富，时而悲痛，时而深情，对杜甫的遭遇感同身受。最典型的一首诗歌是杜甫由长安回奉先县探望妻儿时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伊恩吟诵到“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紧闭的嘴角和停顿恰到好处。紧接着画面切换，乌云密布，大雪纷飞；画面拉近，静止在门口的台阶，渲染出杜甫的满腔悲痛：“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襁褓中的幼子被饿死，常人肯定被悲伤压垮，但哀痛愧疚中的杜甫想到的却是平常百姓：“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通过画面、朗诵、文字以及背景音乐的多媒介整合叙事，国外观众能更好地感悟杜甫的无私大爱和坎坷经历。
　　钱钟书在谈论诗画关系时，这样定义艺术的“出位之思”：“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3]其实诗歌的意象和韵律也有“出位之思”，都欲打破文本固有的限制和束缚。这种多媒介叙事的典型场景之一是该片对《阁夜》的解读。在主持人介绍完三峡全景退场后，空旷久远的背景音乐响起，伴随着伊恩厚重的朗诵，镜头画面从山峦层叠到灿烂星空，再到奔流的大江、高耸的山岩和寒沧冬夜里的船只，让观众不禁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雄伟气象。与此同时，《阁夜》的文字也如同灯光般逐渐出现在屏幕右侧。音乐和吟诵、图像、汉字三种媒介在时空中交相辉映，很好地传递了杜甫诗歌中的“意美、音美和形美”[4]。同理，纪录片对“子美七绝，此为压卷”的《江南逢李龟年》的介绍也借助了“出位之思”，把以文字来传播的诗歌转换为可咏唱的歌曲模式。中南大学的学生们用流行音乐的曲調来创作，用唐代乐器长笛、阮、二胡、萧等来配乐吟唱该诗，正好体现了诗歌和音乐的密不可分性。这种加入音乐性和表演性的多媒介叙事方式，拓宽了杜甫诗歌的阐释形式，也能让缺少中华文化背景的西方观众更直观地鉴赏杜诗。
　　（二）网络平台的可供性
　　沃尔夫把跨媒介性分为两类：“作品内的（intracompositional）跨媒介性和作品外的（extracompositional）跨媒介性。”[5]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的跨媒介传播主要得力于网络平台的可供性。“可供性，在我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也译作功能可供性、承担特质、直观功能、预设用途、可操作暗示、符担性、支应性、示能性等，指事物能够提示其可以帮助人们做什么的一种属性或特征。”[6]在数字网络时代，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新媒介平台也为纪录片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阵地。网络平台的可供性包括可关联性、持久性、可见性、可搜索性等。丰富的可供性为用户提供了多样的操作可能。点赞、转发、评论、加标签等都在无形间推动了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的海外传播，使杜甫“在场”，进入西方观众的视野，被更多的人看到并接受。 　　网络平台的互动性和关联性还促进了杜诗的翻译。为了使高语境文化能更为畅通有效地向低语境文化传播，导演选取了相对更为明确、直接的杜诗翻译——洪业版本。观众因为纪录片而对杜甫诗歌产生兴趣，进而又进入文本形式的诗歌中，并借助网络平台的转发和评论进行翻译对话。这部纪录片激发了很多境外网友在推特上对杜诗的翻译尝试和评价。国内微信公众号、豆瓣、朋友圈等也出现了很多相关的点评、推送和评价文章。当人们开始在各种网络平台评论《伟大诗人杜甫》的内容、价值和诗歌翻译时，跨文化传播便得以实现。尽管纪录片选择的杜诗译本受到很大争议，但网络平台的多种可供性，使更多的受众参与到文本的阐释中来，这便拓宽了该片的传播广度和深度。网友就纷纷指出，杜甫的诗歌虽然讲述的是唐代社会问题，但仍有其当下的意义。加拿大导演斯塔法·克什瓦里（Mostafa Keshvari）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也引用了杜甫《雨晴》中的诗句“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来鼓励在新冠疫情中受苦的人们，赋予2000多年前的杜诗以当下意义。可见，该片播放后，在网络、电视和现实中扩展、延伸，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互文网。这种广义的文本间网络邀请受众参与到杜甫诗歌的意义构建和内容生产中，也在传播过程中促使更多受众构建属于自己的杜诗文化。网络平台的可供性，使不同媒介的文本和内容发挥各自的作用，促成了更为有效的跨媒介文化传播。
　　二.“道”
　　（一）以事实服人
　　《伟大诗人杜甫》访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汉学家、唐诗翻译家宇文所安，人大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学中国文学讲师刘陶陶，中南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杨雨等。他们的讲述为理解杜甫诗歌及其价值提供了学术化的专业视角。但与此同时，主持人也在杜甫草堂采访了普通民众对杜甫的看法：朗诵《春夜喜雨》的五岁小孩儿，发音标准的年轻人和老者……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于杜甫生平及其诗歌的不同阐释和评价，形成了多维的比较视野，也从各个方面证明了该片的结论：杜甫的诗歌有着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民族的价值观，用汉语中最精炼的词句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内蕴。
　　文化参照物的选取也至关重要。纪录片一开始便将杜甫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不仅使观众产生期待，更好地理解杜甫的文学成就，也让故事的讲述更引人入胜。同时，把杜甫的诗与《荷马史诗》作比，也能凸显杜诗“史诗”的特点。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用酒神和日神的对比来阐释李白杜甫诗歌风格的差异。把偏南方一隅、歌舞升平的长沙比作二战中的卡萨布兰卡。安史之乱三千万人的死亡与一战联系起来，使观众体会到战乱时期杜甫颠簸流离的境遇。甚至把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弗洛伊德的哀伤与抑郁与杜诗中人与时间、宇宙的关系以及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联系起来。这些参照物的对比解读，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甚至有些还不太贴切，但对于了解西方文化和术语的观众，无疑能拉近他们与这位中国古代诗人心灵的距离，更直观地理解异质陌生文化。
　　（二）以情感感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中提道，“讲情感才能感染人。动情对于加深印象、改变态度具有重要作用。”[7]杜甫的诗歌是理解杜甫一生的关键，因而译本的选择尤为重要。洪业的杜诗翻译是最早的版本，虽然内容准确度、韵律和意境等都有欠缺，但却抓住了纪录片想要表达中华文化的情感语汇。在采访中，导演兼主持人，同时也是英国历史学家的迈克尔·伍德坦言，唐诗的复杂性使这部片子远不完美，但他从局外人的视角出发，选择展示了一些西方观众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些不一定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杜诗名句，但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拨动人们心弦的故事。
　　自古以来，杜甫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形象。但如果将其局限于此，人物塑造则会过于单薄，从而扁平化。得益于诗歌的选取和串联，在《伟大诗人杜甫》中，杜甫既是父亲、丈夫，也是友人和臣子。通过诵读“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塑造了一位直言见忠的臣子形象。《月夜》中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獨看”，是杜甫想象妻子的望月长思和自己被禁长安的望月相思之苦。“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则从妻子的角度出发考虑儿女的负担。纪录片通过对该诗的选择展示了一位体贴、深情的丈夫。《梦李白》创作于李白被流放之际，“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刻画的则是杜甫对友人的长久思念和不安忧虑。纪录片中雾气弥漫的水墨背景和诗句“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英文朗诵，体现了杜甫对友人命运的殷忧和惴惴不安的祈祷，展现的是杜甫对人与人之间情谊的重视。
　　对挚友的情谊追思，对家人的思念和离乱之痛，对普通百姓的怜悯之心，对朝廷的愤慨和忠贞，在诗歌的文字、旁白、音乐、朗诵渲染之下增强了吸引力，感染观众的同时有效地加强了西方观众的情感认同，同时传达出杜甫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操。
　　（三）以道理影响人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一个故事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是因为这个故事不仅在形式上创新，而且形式蕴含于内容。话语之下是思想，导演伍德把他想要讲述的“道”贯通于杜甫的故事之中。
　　阐释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离不开唐代的创作时空。但文学阐释人类经验这一根本命题是不变的。伍德认为，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千古流传，是因为他呈现了诗中人性的相通处，比如友谊、忠诚、坚韧、博爱、良知，这些都能够跨越种族、语言和时间。因此，杜诗叙述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华民族过去的生活史，更是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观念史；叙述中的重要人物、重要阶段、重要事件也就有了原型的作用。《伟大诗人杜甫》播出之际正好是新冠疫情猖獗之时，杜甫的诗歌和情感，让不少网友评论在疫情的焦虑中找到了慰藉并产生了共鸣。可见杜甫的诗歌可以跨越时空，唤起人们对苦难的体验。这也证实了此片能在类似的历史文化语境里再现杜诗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研究者和崇拜者。这都与杜甫的爱国血诚、高尚道德情操密不可分。杜甫是一个看重家庭和亲情，对社会、国家及民族怀有高度责任感的人。他的诗歌除了体现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之外，还体现了华夏民族重信交、厚人伦的美德。庆幸的是，《伟大诗人杜甫》的“道”不仅仅停留在事实、形象和情感层面，它还展现了人们对于杜甫的追思和其诗歌的文化传承，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人对杜甫精神的宣传和弘扬，并提出“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人可以和杜甫相比”的结论，因为“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感情，还能象征整个文明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导演迈克尔·伍德在访谈中提道：“杜甫用汉语中最伟大的语言阐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8]至此，被伍德发现的杜诗超越了国别和文化的壁垒，不再只属于中华文明，而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结语
　　纪录片《伟大诗人杜甫》始于杜甫的起伏跌宕的一生，将杜诗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贯穿其中。在“技”上，即在形式上，网络技术的发展、平台的可供性增强了该片跨媒介叙事和传播的能力，从而影响西方观众。在“道”上，即内容上，诗歌的共情可以消除偏见，推动各族人民的心灵沟通和思想交流，拉近观众与文化的距离，从而加深观众对文化的理解。以纪录片为载体承载文学的手段，的确可以使“中国故事”得到“国际传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融通，这为中国本土纪录片的创作和讲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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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钱钟书.钱钟书集：七缀集[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8.
　　[4]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75.
　　[5]钟雅琴.超越的“故事世界”：文学跨媒介叙事的运行模式与研究进路[J].文艺争鸣，2019（08）：126-134.
　　[6]徐艳珠，张志安.从平台可供性视角看中国企业海外传播[J].对外传播，2020（07）：10-1.
　　[7]刘亚琼.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EB/OL]（2019-04-23）[2021.1.8]. http：//www. 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31253.html
　　[8]张进.是什么让杜甫“破圈”？专访BBC纪录片〈杜甫〉主持人[EB/OL]（2020-05-01） [2021.1.8].
　　h t t p ： / / w w w . b j n e w s . c o m . c n / culture/2020/05/01/723400.html
　　本文系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项目（编号：DY21C077）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校级项目（编号：QJ2021-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