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阿来的新作《格萨尔王》出版,同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了全球首发式。该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述神话”系列之一,成书约30万字,历时3年完成。2009年,英、德、法、意、日、韩6种语言的《格萨尔王》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井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签订了版权协议。
　　阿来是在四川阿坝嘉绒藏区一个被原始乡土包围的偏僻村寨里成长的,他说:“我是藏族人,从小就听过格萨尔王的故事。虽然童年正值文革时期,当时这些传说被禁止讲述,可格萨尔王对藏族人来说太重要了,哪怕不是听说唱艺人讲,断断续续零星的故事仍旧听得到。比较系统地了解这部史诗,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格萨尔王的故事再度在藏区流传。”
　　藏族谚语说:“每个格萨尔说唱艺人心中都有一个格萨尔王”。千百年来,古老的格萨尔传说—直在不断地被增加新的内容,我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说唱艺人、不同文本、不同作者笔下,总是能看到一些新的“仲肯”们新的吟唱,原有的史诗外总有更多的“意义”被延伸。
　　
　　人·神·魔
　　
　　小说《格萨尔王》设计了两条并进的叙事线索:一是以千百年来在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史诗《格萨尔》的主干部分为底本,侧重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另一条线索则围绕一个当代的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的说唱经历展开。阿来将他所接触到的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经历、性格和情感,浓缩到了小说中“晋美”这个角色身上。牧羊人晋美偶然得到“神授”的说唱本领,从此四处流浪,以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为生,逐渐成为一个知名的“仲肯”。
　　阿来所讲的故事,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一个关于人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其实,无论是“神”的世界,还是“魔”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人的世界。所谓的“人、神、魔大战”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神性、人性、魔性的斗争史。
　　在格萨尔降生岭噶之前,那里被妖魔鬼怪所占据,大地上飘散着“哀怨悲苦的味道”。“神”已经住在天上去了,只有人和“魔”还住在下界。在人和“魔”的争斗中,人总是失败的—方。而且,“魔”也已经都潜藏到人内心里去了。它们让人们自己跟自己搏斗。
　　在岭噶,一场人、神、魔大战的序幕才要拉开。
　　也有人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魔。群魔乱舞,魔都是从人内心里跑出来的。上古之时,本来没有魔。因为人们想要一个国,于是就要产生首领,首领的大权下还要分出很多小权,所以人有了尊卑;因为人们都想过上富足的日子,于是有了财富的追逐:田地、牧场、宫殿、金钱、珍宝,男人们还想要很多美女,于是就产生了争斗,更因为争斗的胜负而分出了贵贱。所有这些都是心魔所致。
　　
　　现实·幻想·穿越——晁通与格萨尔
　　
　　晁通,身为王室的核心成员,身任幼系达绒部长官和格萨尔的叔叔。少年时代的晁通胆大气盛,好勇斗狠,只几拳头就让对方一命归西了。有人告诉他母亲一个秘方,暗中让晁通喝下了胆小怕事的狐狸的血。晁通中了命运的魔法,从此具有了狐狸的胆怯、阴暗与狡猾。他不仅长期沉迷于魔道的修炼,通晓多种神变之术,而且毕其一生与格萨尔争夺王权。他们之间,原本有着族群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属于同一家族,然而,由于格萨尔从诞生开始,就是以神的意志出现在族群面前,而且成为王权的象征,这使魔性缠身的晁通无法平衡自己内心的欲望。于是,围绕着权力之争,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神魔之斗。
　　格萨尔与晁通之间特定的血缘关系,其实已经隐喻了神与魔共聚一体的潜在事实。他们都是以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又通过各自“非人”的秉赋左右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将这种血缘族群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神与魔,其实就是每个个体生命之中所隐藏的人性的不同侧面:一种是以理性的意志来行使权力,使权力带来公正与安宁;一种是受欲望的驱使来获取权力,让权力带来自我满足。格萨尔与晁通,正是这两种人性的隐喻和象征。
　　
　　晋美与格萨尔
　　
　　晋美与格萨尔之间的对话,发生在人与神、远古与现代之间,在晋美的说唱过程中,他们相遇、相识,莫逆于心。
　　眼神模糊、思维单纯的牧羊人晋美——一个孤独的草原旅人,在一次偶然的小憩中被天神选中,从此开始了传唱格萨尔王故事的使命。于是他带着神的意志,在梦中回望远古,又在现实中穿行于荒凉原野和现代都市之间。他相信神的力量,所以他总是用自已全部的身心,等待着每一个梦境的到来,期待着每一次神的召唤。晋美并不情愿只是一个简单的传唱者,还想成为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和求证者,甚至渴望与格萨尔王进行心灵的对话。而历代的仲肯并不需要这样忧心忡忡的许多思考,显然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讲述者。实际上,晋美与作者一直保持者密切的心理同构,甚至是作家自我的一种投影。
　　阿来说:“晋美就是我。”通过晋美之口,作者讲述了一个与传统史诗不一样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格萨尔王形象。以往的说唱艺人张扬的是格萨尔王神性的一面,阿来的《格萨尔王》使格萨尔在神性的祭坛之外呈露出人性的复杂。当格萨尔进入仲肯晋美的梦中,他和凡间的普通男子一样,有爱恨情仇,有七情六欲,他会经受“遗忘”的折磨,会沉溺于魔国美色的诱惑而不能自拔,对王妃珠牡的吃醋嫉妒感到无奈。作为一个王,他也并非永远慈悲宽大,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他同样表现出帝王的残忍,直到人间生母、妻子下地狱,格萨尔王才意识到自己杀戮太多。他征战一生,铲除了四大魔王,使天下的子民们终于过上了安康的生活。在无魔可杀之后,格萨尔在自己的国土上巡游,却发现自己的臣民总是伏首于地、不敢正视自己。为此,他迷惑不解地说:“他们应该爱我,而不是怕我。”他常常孤独,既要为众生尽除妖孽,又要在人心里撒播慈悲的种子,他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和事业深深怀疑:“这就是做王吗?”更大的心灵悖论则是,格萨尔王教导侄子扎拉成为一个怜老惜贫的国王,但是一个伟大的王总是有一个难解的谜团:为百姓散尽财宝还是锻造更多无敌的兵器?这些问题,晋美没办法回答。
　　
　　一个新“仲肯”的文化立场——民间文化立场
　　
　　为了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阿来曾数次前往传说中的格萨尔出生地和流传地区搜集资料,拜访说唱艺人,亲近那里的山川河流,他多次游历阿须草原、德格、甘孜、康定、道孚、炉霍、色达和白玉等地区,感受那里的人文气氛与地理脉息。
　　阿来的写作在题材选取、表达习惯、文化心理、创作语言、叙事风格和审美取向等方面与藏族民间叙事密切关联。藏族民间叙事的文化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作家精神世界及其创作的基础性因素。
　　藏族民间叙事体系庞杂,内容丰富,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本土文化体系和鲜活的民间文化资源。阿来的创作往往带有明显的民族自传性质和深刻的本土文化印记,民族志式的“细描”呈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个人感知与族群记忆相互交织的混合风格。阿来说:“我写《格萨尔王》,并没有想解构什么、颠覆什么,相反,我想借助这部书表达一种敬意——对于本民族历史的敬意,对于历史中那些英雄的敬意,对于创造这部史诗的那些一代又一代无名的民间说唱艺人的敬意,对于我们民族绵延千年的伟大的口传文学传统的敬意。”
　　
　　普遍的人性立场
　　
　　《格萨尔王》在构筑了一个时空交错的历史空间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人性空间。阿来在努力追求一种普遍意义,即超越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的“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格萨尔王》所描绘的时代早已逝去,那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也早已成为了历史天空中久远的传说。但是,蕴含在这一切后面的人性的意蕴,却仍在闪耀着熠熠的光彩,吸引着对于人性具有普遍兴趣的现代读者的视线。从人性的角度看来,生活在过去与生活在现在,生活在别处与生活在此处,本质上并无多大的不同。正如评论家邵毅平所说:“在一套完全陌生的服饰里面,有着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躯体,而在这似曾相识的躯体里面,则跳动着一颗我们非常熟悉的心灵。”
　　当《格萨尔王》的写作结束后,阿来又一次踏上故事的发生地。他说:“这是我的还愿之旅,感谢康巴大地,赐给我力量与灵感;感谢这片大地上的聆听史诗与传唱史诗的人们,使我能够捕捉到庄严与朴素的美感。”小说中,晋美艰辛地寻找宝藏,格萨尔则告诉晋美,真正的宝藏,所有的珍宝,其实在人们心中,它叫做“慈悲”。这既是创作主体的人生哲学,亦是藏传佛教的核心教义。“佛法传授的,就是人自己战胜心魔的无上胜法。”只有慈悲,才是人类最需要寻找的宝藏,也是驱除所有魔性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