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些奇怪：几十年来，接受过全国各地无数媒体的采访，话题总是围绕着“歌曲翻译”，比如：“您最初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歌曲翻译作为您的终身事业的？”“是什么支撑您毕生从事歌曲翻译的？”等等。从没有记者和我谈及我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文艺领域。
是呀，我被定性为“歌曲翻译家”，似乎就此与其他领域绝缘了。
现在，生命之路行将接近终点，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很少提及的我的文学之梦。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父母的文化程度也只不过是高中生，他们的职业也与文艺圈无关。但他们是很看重读书的，家里的课外读物不断。我读小学的时候，安徒生、格林的童话和中国的寓言故事都已读得滚瓜烂熟，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套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我记得其中有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还有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和《爱的教育》等。初中时候，读过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对了，读到丰老的《音乐入门》和《音乐知识十八讲》也是在这一时期，那是我的音乐启蒙。我还啃过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有一次，有位同学带来一本钱彩的《说岳全传》，我问他借，他不肯。我把收藏了三年的集邮册送了他，换取了三天的借阅。我从星期五到星期日这三天里简直是废寝忘食，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兴奋激动，切齿痛恨，到最后泪流满面。当时我还不满15岁，岳飞成了我心目中第一号顶天立地的英雄。由此延伸开去，文天祥、辛弃疾、陆游，一个个后来都成了我崇敬的对象。我当时已会全文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再后来，由此延伸开去，爱上了宋词，开始研读宋朝的历史……
进入高中，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对文化的传承也相当重视——那是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中国四大名著自不必说，除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我们还接触了大量的旧俄作家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每天同学们来学校，见面谈论的话题是昨晚看了什么书。我记得当时流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等，还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书单。
我还多了一份爱好——爱上了诗歌。古汉语的底子虽然浅薄，但《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通俗选本还是不难解读的。此外，还读了郭沫若、田间、李季、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集。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是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还曾模仿普希金的《墓志铭》一诗为自己也写了一首《墓志铭》。
文史作品，年少时读过不少，仅仅是泛泛而读，并无强烈的爱好。只是到了高中，我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对文学真正地动了感情，渴望着去接近它、了解它、读懂它。
从高二开始，我成了班级墙报的主编。同时我也尝试向外投稿。我写的一首八行小诗，白纸黑字刊登在上海的《青年报》上;我写的一出20分钟的广播剧《祖国，我为了你》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正式播出。那是1951年，离我发表第一首翻译歌曲的1953年还早了两年。
对音乐开始着迷也是在进了高中以后。建国之初，清新纯朴的解放歌曲和革命歌曲、粗犷的陕北和山西民歌、朝气蓬勃的苏联歌曲，仿佛一下子开启了我的心窍。由歌曲起步，后来对音乐的浓厚兴趣逐渐延伸向合唱、轻音乐、进一步扩展向歌剧和交响乐。再后来，我已不满足于聆听，开始研读外国音乐史、作曲法、曲式学、音乐作品分析等，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终于，高中毕业了，在我们面前是一条铺满鲜花、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我们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毕业前夕，为填写报考志愿表，班主任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行动不便，报考理工科并不合适。现在我国各方面都在发展，以苏联为师，国家迫切需要俄语人才，你不如报考俄语，将来从事文学翻译，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依依不舍地割弃了报考无线电专业的梦想，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然而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却拒绝我入学。问题出在那份体格检查表上：体检医生漏填了“肢体残疾”4个字，致使学校误作健全的学生录取了我。
刹那間，鲜花不见了，阳光隐去了，前路是一片浓浓的雾。待梦醒之后，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班主任老师当初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就我这样的身体条件，从事笔译也许是最佳的选择。学习翻译，第一步得掌握外语。中学学的是英语，而现在奇缺的是俄语人才，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通过广播自学俄语。边学俄语，边读了大量的文艺翻译作品。有的作品甚至找来原文，与译文比照着研读，揣摸和学习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手段和方法。比如，我就把草婴先生翻译的巴甫连珂小说《幸福》初版本和后来推倒重译的再版本拿来做学习教材。
学了俄语，自然跃跃欲试进行翻译实践，当时自己最偏爱的文艺体裁是诗歌。有一天，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听广播乐团的排练，中间休息的时候，合唱指挥兼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先生鼓励我说：“你在学俄语，何不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于是，我译配了第一首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发表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那年我19岁。
没有料想到的是：1953年的那一次凭一时之兴的尝试竟成了原初的推动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歌曲翻译”后来竟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1955年，我从俄语转译了罗马尼亚诗人亚历山大·托玛的5首小诗，投寄给北京的《译文》杂志，《译文》当时是唯一的一家中央级外国文学刊物。两个月以后，《译文》就白纸黑字刊发了我的第一批译诗。接着，我又从俄语转译了南斯拉夫诗人柯奈斯基的3首短诗向他们投稿，《译文》二话没说，也很快刊发了。过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给我寄来了信和原版书，约我翻译苏联雅库提亚诗人艾略伊的诗集。此后陆陆续续还有约稿。 与此同时，1955年，我编译的第一套《苏联歌曲集》（1）和（3）由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出版。接着是《西方古典歌曲集》和《西洋古典合唱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我编译的《苏联歌曲汇编》（1～3）、《拉丁美洲歌曲集》《世界歌曲》（1～3）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开始约我翻译诗稿，不过大多是多人合集，有《愤怒与战斗》《阿尔巴尼亚诗选》《我们的怒吼》《土耳其诗选》《阿拉伯新诗选》《亚洲诗选》等，都是从俄语转译的。
时不时还翻译了一些零星的外国诗歌，投寄给《世界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几乎都很顺利，很少退稿。
回顾当年起步时的投稿经历，感慨万千，现在想来，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当年没有一家杂志社、没有一家出版社问过译者我的年龄（当年只能算是毛头小伙子）、我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我的外语水平、我的资历和职称（一片空白）、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政治面貌。当初他们只认一个理：作品的质量。只要质量符合要求，就发表、出版。设想一下，当年如果在学历、资历、职称稍稍较真一下，还会有今天的“薛范”吗？
一手译诗、一手译歌——这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的工作状态。忙碌，紧张，并快乐着。但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一直酝酿着我的文学梦、我的电影梦和我的话剧梦。
1958年，“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去淮河采风并参加治理淮河的劳动。萧白先生，现在是著名的指挥家兼作曲家了，当时他是指挥系的学生（比我年长两岁），他和几位同学合作创作了一部康塔塔式的《幸福河大合唱》，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大型作品比赛一等奖，这是我国音乐家在国际大型作品比赛中首次获得的最高奖项。我根据这一题材写了一部音乐故事片《没有唱完的歌》。我的剧本希望以音乐取胜，因此在设计的情节中安排了许多插曲，写了歌词，有抒情性的，有诙谐的，有庄严的，有豪放的，可以供作曲家写成独唱曲、重唱曲、对唱曲和合唱曲。我心想，剧本如果能搬上银幕的话，电影音乐的作曲非萧白莫属。
稿子投寄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在“大跃进”期间分為“海燕”和“江南”两个厂。我的剧本被江南厂采用了。我被邀请住进瑞金大楼（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口）的电影厂招待所修改剧本。当时指导我修改本子的除了剧本组的杨恭敏，还有演员组的白穆、汪漪、牛犇等人。那年我24岁，个儿长得又小，他们都比我年长，把我看成“小弟弟”。他们每天下班以后来我房间侃剧本，让情节更加灵动，让人物更加丰满。可惜好景不长，等剧本第一次修改稿脱稿，“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海燕”和“江南”相继下马。《没有唱完的歌》也就永远唱不成了。我第一次“触电”就此夭折。
不过我并没有垂头丧气。“今日失利，他日重整旗鼓，再接再厉！”我自己安慰自己说：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毕竟没有退稿，毕竟还是在电影局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毕竟还多了见识、长了学问，毕竟还结识了几位电影界人士，毕竟还去过片场参观电影拍摄，毕竟还看过几部“内参片”，毕竟……
毕竟我还揣着未了的文学之梦。
我前面说过，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希望日后能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我知道，要跨进这个领域，是需要有更多的学术准备的。所以我在自学外语、自学音乐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钻研古汉语、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甚至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文学作品从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杂剧一直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背诵了古文和诗词的许多名篇，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同时，我还广泛地阅读了我国翻译出版的各类外国诗集，不光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苏维埃诗人，还读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雪莱、拜伦、勃朗宁夫人，法国的雨果，意大利的但丁，美国的惠特曼、朗费罗以及亚非拉美诗人泰戈尔、纪伯伦、何塞·马蒂、聂鲁达、希克梅特等等。
我偏爱诗歌。当时市上有售一种绸面精装32开本的记事本，我买来抄录从报纸杂志和出版的诗集中我喜爱的中外诗歌。后来竟陆陆续续抄了16本之多。我把它放在枕边，每天起床或晚上躺下就背诵一首。日积月累，我到今天还能够记得起许多片段。
在学诗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当然很早就接触并喜欢诗歌，但只有“结识了”闻一多先生，攻读了他的诗作以及他对诗歌格律的见解和实践，我才真正地体悟到醍醐灌顶的诗歌启蒙。我背诵了他的大部分诗歌，甚至一些少有人关注的诗歌，比如《大鼓师》。我朗读他的诗句会享受到一种音乐的节律美。
爱诗的人，毋庸讳言，谁不偷偷地自己学着写诗呢？我就用上面提到的那个32开本的记事本写了满满一本。年少时，初生犊儿不怕虎，敢把习作拿出去投稿。长大了，读得多了，眼界高了，就没有那份勇气了。我所有的诗抄后来在“破四旧”时全被抄没，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我那时候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是有一首我还完整地记得，那是采用“闻一多十行诗体”（我发明的术语）模仿闻一多《口供》一诗写成的。且录在这里，也算留个痕迹。
告 白
我爱坐在阳台，肩上落满晚霞。
邀朋友在棋枰上捉对儿厮杀。
既无耐心品茗，也不周旋烟酒。
在空屋子里放肆地展放歌喉。
聆听飘来的乐音醉倒了心魂。
我爱捧着书从黄昏读到清晨。
嫌盆景之扭曲，叹笼鸟之羁绊。
去剧场冷看尘世的离合悲欢。
但还有一个我，你却未必知道——
断了翅的鸿雁望着远天长啸。
我为什么会记住这首诗呢？一，因为我在诗里告白了我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心迹;二，那是我最得意的模仿之作，几十年来，有事无事，我常在嘴里念叨;至于三，我现在也无法解释：写这首诗，当时还不满30岁，怎么会如此老气横秋，仿佛出自五六十岁人的笔下呢？ 除了偏爱音乐、偏爱诗歌，我年轻时候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我还迷上了电影和话剧。
我家附近有两三家小电影院，专门放映第三轮的中外影片，我是那里的常客。上海有两家著名的专演话剧的剧场——长江剧场和兰心大戏院，每有新剧上演，我也绝不会错过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话剧团的演出自不消说，外省市来的演出我也“一览无余”。有些冷僻的外国剧目，如《玛申卡》《第十二夜》《伊索》《一仆二主》《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怕连一些老人都未必记得起来。中国的剧作家，我最欣赏的是曹禺先生，尤其是他的《日出》和改编自巴金的《家》，我观看过无数个不同的演出版本。
我的“奢侈”还远不止这些。每有稿费收入，当天下午就去了新华书店。我通常不买小说。除了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和资料用书，除了音乐书籍，我主要购买新出版的中外诗歌集和中外话剧剧本。我敢说，我当年收藏的话剧剧本，连专业的戏剧工作者都未必有我这么齐全，有我这么多。
那时候，我还认认真真研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海鸥》和《樱桃园》的导演本、苏联专家来中央戏剧学院讲学的《导演学基础》和《编剧法》等，还有我国著名的话剧演员金山写的、塑造“万尼亚舅舅”的经验谈《一个角色的创造》等。倒不是痴心妄想要做演员或导演，而是想要深入地了解舞台，感受和解读戏剧。因为我的文学研究的选题，除了《闻一多论》之外，另一个便是《曹禺论》。不懂得戏剧，敢写曹禺吗？当然，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没准儿还想自己写一个剧本……
天有不测风云。1960年开始，中苏交恶。以前宣传的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成了“苏联修正主义”;以前的称谓“苏联老大哥”，现在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苏联的文学艺术遭到无形的封杀和无情的批判，不能再译介出版了。这对于我们这些以翻译为生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我认识的几位残疾朋友，也都是翻译俄语的，这一下，让我们统统变成了“啃老族”。
我不甘心“啃老”，努力想方设法“突围”。上世纪六十年代，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我通过俄语或英语转译了一些亚、非、拉美的歌曲和诗。后来传唱一时的古巴歌曲《关塔纳梅拉》《玉穆里河之花》、墨西哥歌曲《阿黛莉塔》《美丽的天使》、埃及歌曲《阿尔及利亚姑娘》等就是在那一时期译配发表的。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匮乏，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情势复杂多变，可以拿来译介发表的亚、非、拉美作品非常有限。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当时的文化气候：大约是1964或1965年吧，我从英文转译了一首拉丁美洲的短诗投寄给《人民日报》文化副刊，编辑部准备采用，来信要求我提供诗歌作者的政治面貌和对华态度。当时没有网络，信息闭塞，我等小百姓，怎么去“政审”洋人？于是我明白，翻译亚、非、拉美诗文最终也必然是穷途末路。
翻译的活儿不多，我就从事写作。那一段时期，我写了不少书评、乐评、剧评和影评，投寄给上海和北京的各家报纸杂志——采用了一半，报废了一半。发表过的文章没有存留下来，现在也回忆不起来究竟写过些什么，不过有两篇文章的题目还留有印象：一篇发表在北京的《戏剧报》上，标题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评论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甲午海战》中饰演李鸿章身边一个听差的出色表演。另一篇是评论一出越剧的有创意的舞台美工，标题是《喜剧的布景·布景的喜剧》，发表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因为常在晚报写稿，晚报的一位资深编辑谢泉铭先生还多次上门看望我，给了我具体的指导。谢泉铭先生在上海作者群中间颇有人望，上海作家有不少人在出道之前都曾得到过他的教益。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时间相对来说富裕得多了，于是我每天都泡在上海图书馆。
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在南京东路黄陂北路口，解放前是跑马厅，后来一度是上海美术馆的所在地，现在是上海历史博物馆。按照当年的规章制度，进图书馆需凭学生证或者工作证，而我两者都没有。婉转一点的提法，我属于“社会青年”，直白地说，就是“无业游民”。我只好拿着家里的户口本上图书馆。图书馆的“普通阅览室”提供近期的报纸杂志和一般图书，对于我，用处不大，因为我需要的业务用书大都已自费订阅和购买。图书馆另有一个“参考阅览室”，提供各个语种的外文报纸杂志、大型的工具书（如百科全书）和中国的古籍典藏（如《二十四史》等）。但进入“参考阅览室”是有门槛的，读者的条件是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大学生、大学教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如果要查阅港台报刊，还需党委一级的证明。而这些条件，我是一无所有，哪能高攀得上呢？幸好，1958年，“大跃进”年代，公共事业和服务行业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我的一位教授朋友特地去拜访了上海图书馆的领导，介绍了我的情况，为我争取来了一张“特例特办”的“参考阅览室”阅览证。谢天谢地，从此我可以畅快地遨游在书的天地之间了。
遨游在书的天地里，我的兴趣爱好庞杂，各类图书我都阅读。由于各类图书我都阅读，“触类旁骛”（我杜撰的成语）——于是我“旁騖”的课题也越来越多。
例如，我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真的是拍案叫绝。我们过去读过某些政论文章，艰涩枯燥，要硬着头皮才能读下去。而马克思的这篇政论文章，真没想到居然写得如此文采飞扬，大气磅礴。他笔下描述的并加以评论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深深吸引了我。那首激动人心的《国际歌》就诞生于巴黎公社。于是我泡在图书馆里借阅了大量有关巴黎公社的史料和文献，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国际歌〉史话》的书稿。还计划写一出以《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为主人公的话剧。可惜后来“大革文化命”，完成的书稿和资料、笔记本全都被毁。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我们的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法庭上的雄辩《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读了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我深受感动，同时也十分钦佩这位律师出身的卡斯特罗口若悬河的辩才。于是我又对拉丁美洲发生了兴趣。我泡在图书馆里借阅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不光是古巴）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也阅读了大量过去较少接触的拉丁美洲文学。最后写了一部取名《红石竹花》的三幕话剧。故事发生在巴蒂斯塔统治时期，一个普通的古巴工人家庭从浑浑噩噩走向革命觉醒。《红石竹花》完全是遵循“三一律”的戏剧结构创作的。剧本投寄给“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办公室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部门），大约过了半年，剧院来了两位同志（可惜没有记住大名），告诉我：黄佐临先生也看了这个剧本，说了句“剧本还是有基础的”。他们“遵嘱”来和作者本人谈谈剧本的优缺点。临走的时候，他们没把本子留下，说是带回去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1960年6月，非洲的刚果（金）宣布独立，卢蒙巴出任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但只过了3个月，他就被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叛军杀害。这一事件，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于是，我写了一部以刚果事件为背景的话剧《怒吼吧，刚果》。剧本写出初稿之后，得知海政话剧团已经有了一个相同题材的剧本《椰林怒火》，于是我就把初稿寄给了他们，表示“我的初稿如有参考价值，尽管使用”。后来，海政话剧团公演时采用了我的部分情节和台词，以及我译配的一首刚果歌曲（这绝对是稀缺材料）。《椰林怒火》来沪演出时，他们邀请我去观摩。演出后，《椰林怒火》的主创人员邀请我去后台见了面，一起拍个照存念。
学了中国历代文学，不能不旁及历史。我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翦伯赞、吕思勉的历史著作，雄心勃勃地计划搞些断代史研究，例如南宋史。从小对岳飞的崇敬之情一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由岳飞等民族英雄，爱及宋词;由各位南宋词人的作品关注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南宋的风土人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泡在图书馆里每天研读《二十四史》中的“宋史”卷以及《资治通鉴》。我打算写一部通俗性的、叙述性的《南宋史话》，或者像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样的长篇小说：从汴京沦陷、康王南渡直写到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
1965年写了一部以岳飞为题材的三幕七场诗剧《满江红》。所谓“诗剧”，并不是像莎士比亚剧本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诗剧。我是受曹禺话剧《家》的启发：在《家》的第一幕，觉新和瑞珏的洞房花烛夜，他们俩的台词就是诗性的韵文。我在写作《满江红》时就采取这样的形式。尤其在风波亭慷慨就义前夕那一场，我为岳飞写了一大段类似郭沫若《屈原》中《雷电颂》那样的诗意内心独白。现在自然记不起当时写了些什么，但是当时写作时那种震撼自我的激愤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完成的话剧剧本《满江红》投寄给上海青年话剧团“剧本创作组”（同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部门），大约过了三四个月，话剧团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导演伍黎，另一位是演员杨在葆。他们俩也从小崇拜岳飞，说这样的历史题材用诗剧的形式倒是别具一格。杨在葆还站起身来，在我的小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拿着剧本，有声有色地念着岳飞的台词。他们告诉我目前在排什么戏，计划中，将要推出什么剧目。所以，《满江红》即使要上马，最早也得明年，何况近日已停下业务活动，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大批判文章。
把话剧《满江红》寄给青年话剧团的同时，我还把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一部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满江红》，投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主编的《电影文学》月刊。大约过了七八个月编辑部来了通知，说准备刊用，责任编辑已经完成了付排前的文字加工。不幸的是，那时已是风雨满楼的1966年，全国各省市的各级文艺刊物都先后被迫停刊，我的《满江红》甚至没来得及挤上末班车。
当我现在写下这些回顾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十分惊讶：我当年的兴趣实在广泛，精力也着实充沛，学习也确实勤奋。一天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扑在学习和翻译、写作上了，恨不能蚂蚁吞象，把什么都学到手。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1966年戛然而止。
1966年的“大革文化命”，断了所有以笔耕为业的人的生计。“破四旧”抄没了我全部中外文书报杂志、乐谱、唱片、图册，和我历年积累的摘录、笔记、文史资料卡片、诗词手抄本，以及未完成的译和著的文稿，只留给我四卷《毛泽东选集》（连《鲁迅全集》都不肯开恩留下）。这10年内只是背诵“毛选”（怕脑子生锈）和呆望着天花板打发日子。父母在厂里监督劳动，工资削减掉一半，家里到了“家徒四壁”的境地，连寄信的8分邮票我都得靠朋友周济。不过在这十年里也学会了用3片小木柴、半张旧报纸燃旺蜂窝煤，学会了煮饭、烧菜、补衣、打毛线……
尼克松访华以后，广播电台开始举办英语、日语和法语课程，于是我抓紧机会复习了英语和新学了日语和法语，不过那时候学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休塞基-板在，板在，板板在！”
终于，“十年浩劫”结束了，又迎来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许多人都有一种得到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我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当时的感受。第一个例子，图书馆门口，每天清早，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开门，为的是去阅览室抢占一个座位。人们对知识的强烈的饥饿感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例子，短短几年里，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南京等城市先后出版了七八种苏联文学刊物，即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现象。我把“文革”终結后的这十年左右光景称作“我们共和国第二个黄金时期”。我当时接触过的一些年轻学子，不少人都怀着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渴望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但我本人在这“黄金时期”却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图书馆人满为患;大学恢复高考，中小学正式上课;停刊了十年的各省市报纸杂志又重见天日;关闭了十年的出版社又重新开张……眼看身边熟悉的人在“文革”后都恢复了工作，或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我竟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在事业上，此时又面临着严峻的取舍选择。经过那一场浩劫，心力交瘁，已无当年的豪情和锐气，雄心壮志也早销蚀殆尽。历年积累的文史资料已被洗劫一空，年龄已近黄昏，“从头再来”想再研究闻一多、曹禹、研究《牛虻》、研究巴黎公社、季米特洛夫、研究南宋史……既无客观条件，也无此心情。思来想去，为眼前的生计，唯一的轻车熟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小有成绩，略有影响的歌曲翻译。
重操旧业也不容易，首先碰到的是乐谱资料的空缺。上海图书馆原先订阅的一些文学艺术类书刊，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一一砍掉了。库存的俄文书刊，因为是“修正主义毒草”，在“文革”期间一一捆扎起来堆放在旮旯里积满了尘垢，无人过问。馆内俄语人才短缺，俄语书刊即使要上架外借，也无人整理。再深入一步说，即使你有歌曲译配出来，去哪里发表？“文革”的阴影还在，编辑对于外国歌曲心有余悸，尤其是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解冻，对于苏联歌曲更是敬谢不敏。 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也没有灰心丧气，一则，当时大家的遭遇“彼此彼此”，并不是我一个人;二则，我相信物极必反，黑夜的尽头总会有黎明。那时候，我常回忆起话剧《家》里的一个片断、几句对白。每次想起，心里就涌动着一股暖意。
瑞珏：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
晚，杜鹃在湖边上叫么？
觉新：记得，那时是春天刚刚起首。
瑞珏：嗯，春天剛刚起首。
觉新：可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不过冬天也有尽了（ liǎo）的
时候。
然而，“冬天尽了的时候”，我却失落了生活的目标，当时的心情十分沮丧。
后来有位广播记者采访，我谈到我那一时期的心境。我说我年轻时候曾经把贝多芬那句名言“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但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识过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我已经没有当年的豪情和锐气敢说贝多芬那样的话了，我只能竭力不让命运掐住我的咽喉。
采访稿后来播出，把我的谈话概括成这样一句“豪言壮语”：
我没有贝多芬那样的豪气，敢说“掐住命运的咽喉”，但我竭力不让命运掐住我的咽喉！
播音员抑扬顿挫，自然而然造成了“豪言壮语”的错觉。其实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人被掐住咽喉是什么样的反应？一脸惊恐，双脚乱蹬，两手死劲儿掰开掐住自己咽喉的那双手……明知力量悬殊，也要扑上去掐住命运的咽喉，那是强者的形象;而竭力不让命运来掐住咽喉，这是弱者的垂死挣扎，绝非“豪言壮语”。这里没有丝毫的美感。
我正是在“竭力不让命运掐住咽喉”的生存状态下，“挣扎着”想突围，写了个电影剧本《辛弃疾》，投寄给刚恢复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随后就收到回信，我一看信尾的署名居然是杨恭敏先生，30年前正是他采纳了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他坦率诚恳地告诉我：“历史剧这种写法已经落伍，不适应当今的时代了。”他的意见是中肯的。我的电影梦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投寄《辛弃疾》给电影厂的同时，我还“挣扎着”写了两篇历史小说：一篇是用传统的手法写了南宋虞允文抗金的故事《浪拍采石矶》;另一篇写了辛弃疾赋闲江西的故事《凭谁问》，用了诗化的写意手法。虞允文的故事发生在安徽境内，文稿就寄给合肥的文学杂志《大江》;辛弃疾的故事发生在江西，文稿就寄给了南昌的文学月刊《小说天地》。其实，当时《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已经复刊，但是我心怯，不敢攀高。稿子投寄给故事的发生地，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从来没写过小说，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投稿时没有署名“薛范”（怕也许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而是换了个笔名“嵇志默”，以初学者的身份去投稿。所幸的是，两篇小说都被采用发表了。
有朋友见到“嵇志默”这个笔名，他首先想到的是嵇康，以为我这个笔名源自“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晋国“竹林七贤”嵇康。非也。其实我这个笔名取自江淹的《恨赋》，“赍志以殁”的谐音。因为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无论翻译无论写作都打不开局面，前途茫茫，自觉得后半辈子只能赍志以殁了。
小说的发表已是1985年。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回暖，我把荒疏了将近20年的俄语又捡了起来，并千方百计搜罗苏联歌曲乐谱并陆陆续续译配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各方面情况的好转，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可以刊发外国歌曲的刊物和出版物也逐年增多，我的歌曲翻译事业也逐年有了起色。1987年，我编译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出版，从此我一心一意投入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择一业，毕一生”，彻底断了什么文史研究、文史评论、写剧本、写历史长篇小说的念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当初取名“嵇志默”，真的一语成谶。
别了，我最后的文学梦！
【附言】
看了这题目，有人会误以为我目前已搁笔赋闲。非也。我告别的是“文学梦”，但在歌曲翻译领域依旧笔耕不辍：生命不止，耕耘不止。
是呀，我被定性为“歌曲翻译家”，似乎就此与其他领域绝缘了。
现在，生命之路行将接近终点，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很少提及的我的文学之梦。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父母的文化程度也只不过是高中生，他们的职业也与文艺圈无关。但他们是很看重读书的，家里的课外读物不断。我读小学的时候，安徒生、格林的童话和中国的寓言故事都已读得滚瓜烂熟，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套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我记得其中有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还有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和《爱的教育》等。初中时候，读过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对了，读到丰老的《音乐入门》和《音乐知识十八讲》也是在这一时期，那是我的音乐启蒙。我还啃过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有一次，有位同学带来一本钱彩的《说岳全传》，我问他借，他不肯。我把收藏了三年的集邮册送了他，换取了三天的借阅。我从星期五到星期日这三天里简直是废寝忘食，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兴奋激动，切齿痛恨，到最后泪流满面。当时我还不满15岁，岳飞成了我心目中第一号顶天立地的英雄。由此延伸开去，文天祥、辛弃疾、陆游，一个个后来都成了我崇敬的对象。我当时已会全文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再后来，由此延伸开去，爱上了宋词，开始研读宋朝的历史……
进入高中，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对文化的传承也相当重视——那是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中国四大名著自不必说，除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我们还接触了大量的旧俄作家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每天同学们来学校，见面谈论的话题是昨晚看了什么书。我记得当时流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等，还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书单。
我还多了一份爱好——爱上了诗歌。古汉语的底子虽然浅薄，但《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通俗选本还是不难解读的。此外，还读了郭沫若、田间、李季、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集。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是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还曾模仿普希金的《墓志铭》一诗为自己也写了一首《墓志铭》。
文史作品，年少时读过不少，仅仅是泛泛而读，并无强烈的爱好。只是到了高中，我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对文学真正地动了感情，渴望着去接近它、了解它、读懂它。
从高二开始，我成了班级墙报的主编。同时我也尝试向外投稿。我写的一首八行小诗，白纸黑字刊登在上海的《青年报》上;我写的一出20分钟的广播剧《祖国，我为了你》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正式播出。那是1951年，离我发表第一首翻译歌曲的1953年还早了两年。
对音乐开始着迷也是在进了高中以后。建国之初，清新纯朴的解放歌曲和革命歌曲、粗犷的陕北和山西民歌、朝气蓬勃的苏联歌曲，仿佛一下子开启了我的心窍。由歌曲起步，后来对音乐的浓厚兴趣逐渐延伸向合唱、轻音乐、进一步扩展向歌剧和交响乐。再后来，我已不满足于聆听，开始研读外国音乐史、作曲法、曲式学、音乐作品分析等，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终于，高中毕业了，在我们面前是一条铺满鲜花、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我们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毕业前夕，为填写报考志愿表，班主任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行动不便，报考理工科并不合适。现在我国各方面都在发展，以苏联为师，国家迫切需要俄语人才，你不如报考俄语，将来从事文学翻译，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依依不舍地割弃了报考无线电专业的梦想，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然而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却拒绝我入学。问题出在那份体格检查表上：体检医生漏填了“肢体残疾”4个字，致使学校误作健全的学生录取了我。
刹那間，鲜花不见了，阳光隐去了，前路是一片浓浓的雾。待梦醒之后，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班主任老师当初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就我这样的身体条件，从事笔译也许是最佳的选择。学习翻译，第一步得掌握外语。中学学的是英语，而现在奇缺的是俄语人才，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通过广播自学俄语。边学俄语，边读了大量的文艺翻译作品。有的作品甚至找来原文，与译文比照着研读，揣摸和学习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手段和方法。比如，我就把草婴先生翻译的巴甫连珂小说《幸福》初版本和后来推倒重译的再版本拿来做学习教材。
学了俄语，自然跃跃欲试进行翻译实践，当时自己最偏爱的文艺体裁是诗歌。有一天，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听广播乐团的排练，中间休息的时候，合唱指挥兼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先生鼓励我说：“你在学俄语，何不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于是，我译配了第一首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发表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那年我19岁。
没有料想到的是：1953年的那一次凭一时之兴的尝试竟成了原初的推动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歌曲翻译”后来竟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1955年，我从俄语转译了罗马尼亚诗人亚历山大·托玛的5首小诗，投寄给北京的《译文》杂志，《译文》当时是唯一的一家中央级外国文学刊物。两个月以后，《译文》就白纸黑字刊发了我的第一批译诗。接着，我又从俄语转译了南斯拉夫诗人柯奈斯基的3首短诗向他们投稿，《译文》二话没说，也很快刊发了。过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给我寄来了信和原版书，约我翻译苏联雅库提亚诗人艾略伊的诗集。此后陆陆续续还有约稿。 与此同时，1955年，我编译的第一套《苏联歌曲集》（1）和（3）由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出版。接着是《西方古典歌曲集》和《西洋古典合唱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我编译的《苏联歌曲汇编》（1～3）、《拉丁美洲歌曲集》《世界歌曲》（1～3）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开始约我翻译诗稿，不过大多是多人合集，有《愤怒与战斗》《阿尔巴尼亚诗选》《我们的怒吼》《土耳其诗选》《阿拉伯新诗选》《亚洲诗选》等，都是从俄语转译的。
时不时还翻译了一些零星的外国诗歌，投寄给《世界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几乎都很顺利，很少退稿。
回顾当年起步时的投稿经历，感慨万千，现在想来，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当年没有一家杂志社、没有一家出版社问过译者我的年龄（当年只能算是毛头小伙子）、我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我的外语水平、我的资历和职称（一片空白）、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政治面貌。当初他们只认一个理：作品的质量。只要质量符合要求，就发表、出版。设想一下，当年如果在学历、资历、职称稍稍较真一下，还会有今天的“薛范”吗？
一手译诗、一手译歌——这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的工作状态。忙碌，紧张，并快乐着。但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一直酝酿着我的文学梦、我的电影梦和我的话剧梦。
1958年，“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去淮河采风并参加治理淮河的劳动。萧白先生，现在是著名的指挥家兼作曲家了，当时他是指挥系的学生（比我年长两岁），他和几位同学合作创作了一部康塔塔式的《幸福河大合唱》，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大型作品比赛一等奖，这是我国音乐家在国际大型作品比赛中首次获得的最高奖项。我根据这一题材写了一部音乐故事片《没有唱完的歌》。我的剧本希望以音乐取胜，因此在设计的情节中安排了许多插曲，写了歌词，有抒情性的，有诙谐的，有庄严的，有豪放的，可以供作曲家写成独唱曲、重唱曲、对唱曲和合唱曲。我心想，剧本如果能搬上银幕的话，电影音乐的作曲非萧白莫属。
稿子投寄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在“大跃进”期间分為“海燕”和“江南”两个厂。我的剧本被江南厂采用了。我被邀请住进瑞金大楼（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口）的电影厂招待所修改剧本。当时指导我修改本子的除了剧本组的杨恭敏，还有演员组的白穆、汪漪、牛犇等人。那年我24岁，个儿长得又小，他们都比我年长，把我看成“小弟弟”。他们每天下班以后来我房间侃剧本，让情节更加灵动，让人物更加丰满。可惜好景不长，等剧本第一次修改稿脱稿，“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海燕”和“江南”相继下马。《没有唱完的歌》也就永远唱不成了。我第一次“触电”就此夭折。
不过我并没有垂头丧气。“今日失利，他日重整旗鼓，再接再厉！”我自己安慰自己说：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毕竟没有退稿，毕竟还是在电影局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毕竟还多了见识、长了学问，毕竟还结识了几位电影界人士，毕竟还去过片场参观电影拍摄，毕竟还看过几部“内参片”，毕竟……
毕竟我还揣着未了的文学之梦。
我前面说过，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希望日后能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我知道，要跨进这个领域，是需要有更多的学术准备的。所以我在自学外语、自学音乐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钻研古汉语、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甚至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文学作品从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杂剧一直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背诵了古文和诗词的许多名篇，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同时，我还广泛地阅读了我国翻译出版的各类外国诗集，不光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苏维埃诗人，还读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雪莱、拜伦、勃朗宁夫人，法国的雨果，意大利的但丁，美国的惠特曼、朗费罗以及亚非拉美诗人泰戈尔、纪伯伦、何塞·马蒂、聂鲁达、希克梅特等等。
我偏爱诗歌。当时市上有售一种绸面精装32开本的记事本，我买来抄录从报纸杂志和出版的诗集中我喜爱的中外诗歌。后来竟陆陆续续抄了16本之多。我把它放在枕边，每天起床或晚上躺下就背诵一首。日积月累，我到今天还能够记得起许多片段。
在学诗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当然很早就接触并喜欢诗歌，但只有“结识了”闻一多先生，攻读了他的诗作以及他对诗歌格律的见解和实践，我才真正地体悟到醍醐灌顶的诗歌启蒙。我背诵了他的大部分诗歌，甚至一些少有人关注的诗歌，比如《大鼓师》。我朗读他的诗句会享受到一种音乐的节律美。
爱诗的人，毋庸讳言，谁不偷偷地自己学着写诗呢？我就用上面提到的那个32开本的记事本写了满满一本。年少时，初生犊儿不怕虎，敢把习作拿出去投稿。长大了，读得多了，眼界高了，就没有那份勇气了。我所有的诗抄后来在“破四旧”时全被抄没，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我那时候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是有一首我还完整地记得，那是采用“闻一多十行诗体”（我发明的术语）模仿闻一多《口供》一诗写成的。且录在这里，也算留个痕迹。
告 白
我爱坐在阳台，肩上落满晚霞。
邀朋友在棋枰上捉对儿厮杀。
既无耐心品茗，也不周旋烟酒。
在空屋子里放肆地展放歌喉。
聆听飘来的乐音醉倒了心魂。
我爱捧着书从黄昏读到清晨。
嫌盆景之扭曲，叹笼鸟之羁绊。
去剧场冷看尘世的离合悲欢。
但还有一个我，你却未必知道——
断了翅的鸿雁望着远天长啸。
我为什么会记住这首诗呢？一，因为我在诗里告白了我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心迹;二，那是我最得意的模仿之作，几十年来，有事无事，我常在嘴里念叨;至于三，我现在也无法解释：写这首诗，当时还不满30岁，怎么会如此老气横秋，仿佛出自五六十岁人的笔下呢？ 除了偏爱音乐、偏爱诗歌，我年轻时候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我还迷上了电影和话剧。
我家附近有两三家小电影院，专门放映第三轮的中外影片，我是那里的常客。上海有两家著名的专演话剧的剧场——长江剧场和兰心大戏院，每有新剧上演，我也绝不会错过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话剧团的演出自不消说，外省市来的演出我也“一览无余”。有些冷僻的外国剧目，如《玛申卡》《第十二夜》《伊索》《一仆二主》《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怕连一些老人都未必记得起来。中国的剧作家，我最欣赏的是曹禺先生，尤其是他的《日出》和改编自巴金的《家》，我观看过无数个不同的演出版本。
我的“奢侈”还远不止这些。每有稿费收入，当天下午就去了新华书店。我通常不买小说。除了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和资料用书，除了音乐书籍，我主要购买新出版的中外诗歌集和中外话剧剧本。我敢说，我当年收藏的话剧剧本，连专业的戏剧工作者都未必有我这么齐全，有我这么多。
那时候，我还认认真真研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海鸥》和《樱桃园》的导演本、苏联专家来中央戏剧学院讲学的《导演学基础》和《编剧法》等，还有我国著名的话剧演员金山写的、塑造“万尼亚舅舅”的经验谈《一个角色的创造》等。倒不是痴心妄想要做演员或导演，而是想要深入地了解舞台，感受和解读戏剧。因为我的文学研究的选题，除了《闻一多论》之外，另一个便是《曹禺论》。不懂得戏剧，敢写曹禺吗？当然，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没准儿还想自己写一个剧本……
天有不测风云。1960年开始，中苏交恶。以前宣传的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成了“苏联修正主义”;以前的称谓“苏联老大哥”，现在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苏联的文学艺术遭到无形的封杀和无情的批判，不能再译介出版了。这对于我们这些以翻译为生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我认识的几位残疾朋友，也都是翻译俄语的，这一下，让我们统统变成了“啃老族”。
我不甘心“啃老”，努力想方设法“突围”。上世纪六十年代，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我通过俄语或英语转译了一些亚、非、拉美的歌曲和诗。后来传唱一时的古巴歌曲《关塔纳梅拉》《玉穆里河之花》、墨西哥歌曲《阿黛莉塔》《美丽的天使》、埃及歌曲《阿尔及利亚姑娘》等就是在那一时期译配发表的。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匮乏，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情势复杂多变，可以拿来译介发表的亚、非、拉美作品非常有限。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当时的文化气候：大约是1964或1965年吧，我从英文转译了一首拉丁美洲的短诗投寄给《人民日报》文化副刊，编辑部准备采用，来信要求我提供诗歌作者的政治面貌和对华态度。当时没有网络，信息闭塞，我等小百姓，怎么去“政审”洋人？于是我明白，翻译亚、非、拉美诗文最终也必然是穷途末路。
翻译的活儿不多，我就从事写作。那一段时期，我写了不少书评、乐评、剧评和影评，投寄给上海和北京的各家报纸杂志——采用了一半，报废了一半。发表过的文章没有存留下来，现在也回忆不起来究竟写过些什么，不过有两篇文章的题目还留有印象：一篇发表在北京的《戏剧报》上，标题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评论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甲午海战》中饰演李鸿章身边一个听差的出色表演。另一篇是评论一出越剧的有创意的舞台美工，标题是《喜剧的布景·布景的喜剧》，发表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因为常在晚报写稿，晚报的一位资深编辑谢泉铭先生还多次上门看望我，给了我具体的指导。谢泉铭先生在上海作者群中间颇有人望，上海作家有不少人在出道之前都曾得到过他的教益。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时间相对来说富裕得多了，于是我每天都泡在上海图书馆。
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在南京东路黄陂北路口，解放前是跑马厅，后来一度是上海美术馆的所在地，现在是上海历史博物馆。按照当年的规章制度，进图书馆需凭学生证或者工作证，而我两者都没有。婉转一点的提法，我属于“社会青年”，直白地说，就是“无业游民”。我只好拿着家里的户口本上图书馆。图书馆的“普通阅览室”提供近期的报纸杂志和一般图书，对于我，用处不大，因为我需要的业务用书大都已自费订阅和购买。图书馆另有一个“参考阅览室”，提供各个语种的外文报纸杂志、大型的工具书（如百科全书）和中国的古籍典藏（如《二十四史》等）。但进入“参考阅览室”是有门槛的，读者的条件是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大学生、大学教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如果要查阅港台报刊，还需党委一级的证明。而这些条件，我是一无所有，哪能高攀得上呢？幸好，1958年，“大跃进”年代，公共事业和服务行业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我的一位教授朋友特地去拜访了上海图书馆的领导，介绍了我的情况，为我争取来了一张“特例特办”的“参考阅览室”阅览证。谢天谢地，从此我可以畅快地遨游在书的天地之间了。
遨游在书的天地里，我的兴趣爱好庞杂，各类图书我都阅读。由于各类图书我都阅读，“触类旁骛”（我杜撰的成语）——于是我“旁騖”的课题也越来越多。
例如，我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真的是拍案叫绝。我们过去读过某些政论文章，艰涩枯燥，要硬着头皮才能读下去。而马克思的这篇政论文章，真没想到居然写得如此文采飞扬，大气磅礴。他笔下描述的并加以评论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深深吸引了我。那首激动人心的《国际歌》就诞生于巴黎公社。于是我泡在图书馆里借阅了大量有关巴黎公社的史料和文献，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国际歌〉史话》的书稿。还计划写一出以《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为主人公的话剧。可惜后来“大革文化命”，完成的书稿和资料、笔记本全都被毁。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我们的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法庭上的雄辩《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读了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我深受感动，同时也十分钦佩这位律师出身的卡斯特罗口若悬河的辩才。于是我又对拉丁美洲发生了兴趣。我泡在图书馆里借阅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不光是古巴）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也阅读了大量过去较少接触的拉丁美洲文学。最后写了一部取名《红石竹花》的三幕话剧。故事发生在巴蒂斯塔统治时期，一个普通的古巴工人家庭从浑浑噩噩走向革命觉醒。《红石竹花》完全是遵循“三一律”的戏剧结构创作的。剧本投寄给“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办公室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部门），大约过了半年，剧院来了两位同志（可惜没有记住大名），告诉我：黄佐临先生也看了这个剧本，说了句“剧本还是有基础的”。他们“遵嘱”来和作者本人谈谈剧本的优缺点。临走的时候，他们没把本子留下，说是带回去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1960年6月，非洲的刚果（金）宣布独立，卢蒙巴出任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但只过了3个月，他就被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叛军杀害。这一事件，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于是，我写了一部以刚果事件为背景的话剧《怒吼吧，刚果》。剧本写出初稿之后，得知海政话剧团已经有了一个相同题材的剧本《椰林怒火》，于是我就把初稿寄给了他们，表示“我的初稿如有参考价值，尽管使用”。后来，海政话剧团公演时采用了我的部分情节和台词，以及我译配的一首刚果歌曲（这绝对是稀缺材料）。《椰林怒火》来沪演出时，他们邀请我去观摩。演出后，《椰林怒火》的主创人员邀请我去后台见了面，一起拍个照存念。
学了中国历代文学，不能不旁及历史。我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翦伯赞、吕思勉的历史著作，雄心勃勃地计划搞些断代史研究，例如南宋史。从小对岳飞的崇敬之情一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由岳飞等民族英雄，爱及宋词;由各位南宋词人的作品关注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南宋的风土人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泡在图书馆里每天研读《二十四史》中的“宋史”卷以及《资治通鉴》。我打算写一部通俗性的、叙述性的《南宋史话》，或者像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样的长篇小说：从汴京沦陷、康王南渡直写到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
1965年写了一部以岳飞为题材的三幕七场诗剧《满江红》。所谓“诗剧”，并不是像莎士比亚剧本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诗剧。我是受曹禺话剧《家》的启发：在《家》的第一幕，觉新和瑞珏的洞房花烛夜，他们俩的台词就是诗性的韵文。我在写作《满江红》时就采取这样的形式。尤其在风波亭慷慨就义前夕那一场，我为岳飞写了一大段类似郭沫若《屈原》中《雷电颂》那样的诗意内心独白。现在自然记不起当时写了些什么，但是当时写作时那种震撼自我的激愤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完成的话剧剧本《满江红》投寄给上海青年话剧团“剧本创作组”（同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部门），大约过了三四个月，话剧团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导演伍黎，另一位是演员杨在葆。他们俩也从小崇拜岳飞，说这样的历史题材用诗剧的形式倒是别具一格。杨在葆还站起身来，在我的小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拿着剧本，有声有色地念着岳飞的台词。他们告诉我目前在排什么戏，计划中，将要推出什么剧目。所以，《满江红》即使要上马，最早也得明年，何况近日已停下业务活动，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大批判文章。
把话剧《满江红》寄给青年话剧团的同时，我还把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一部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满江红》，投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主编的《电影文学》月刊。大约过了七八个月编辑部来了通知，说准备刊用，责任编辑已经完成了付排前的文字加工。不幸的是，那时已是风雨满楼的1966年，全国各省市的各级文艺刊物都先后被迫停刊，我的《满江红》甚至没来得及挤上末班车。
当我现在写下这些回顾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十分惊讶：我当年的兴趣实在广泛，精力也着实充沛，学习也确实勤奋。一天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扑在学习和翻译、写作上了，恨不能蚂蚁吞象，把什么都学到手。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1966年戛然而止。
1966年的“大革文化命”，断了所有以笔耕为业的人的生计。“破四旧”抄没了我全部中外文书报杂志、乐谱、唱片、图册，和我历年积累的摘录、笔记、文史资料卡片、诗词手抄本，以及未完成的译和著的文稿，只留给我四卷《毛泽东选集》（连《鲁迅全集》都不肯开恩留下）。这10年内只是背诵“毛选”（怕脑子生锈）和呆望着天花板打发日子。父母在厂里监督劳动，工资削减掉一半，家里到了“家徒四壁”的境地，连寄信的8分邮票我都得靠朋友周济。不过在这十年里也学会了用3片小木柴、半张旧报纸燃旺蜂窝煤，学会了煮饭、烧菜、补衣、打毛线……
尼克松访华以后，广播电台开始举办英语、日语和法语课程，于是我抓紧机会复习了英语和新学了日语和法语，不过那时候学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休塞基-板在，板在，板板在！”
终于，“十年浩劫”结束了，又迎来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许多人都有一种得到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我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当时的感受。第一个例子，图书馆门口，每天清早，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开门，为的是去阅览室抢占一个座位。人们对知识的强烈的饥饿感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例子，短短几年里，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南京等城市先后出版了七八种苏联文学刊物，即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现象。我把“文革”终結后的这十年左右光景称作“我们共和国第二个黄金时期”。我当时接触过的一些年轻学子，不少人都怀着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渴望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但我本人在这“黄金时期”却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图书馆人满为患;大学恢复高考，中小学正式上课;停刊了十年的各省市报纸杂志又重见天日;关闭了十年的出版社又重新开张……眼看身边熟悉的人在“文革”后都恢复了工作，或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我竟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在事业上，此时又面临着严峻的取舍选择。经过那一场浩劫，心力交瘁，已无当年的豪情和锐气，雄心壮志也早销蚀殆尽。历年积累的文史资料已被洗劫一空，年龄已近黄昏，“从头再来”想再研究闻一多、曹禹、研究《牛虻》、研究巴黎公社、季米特洛夫、研究南宋史……既无客观条件，也无此心情。思来想去，为眼前的生计，唯一的轻车熟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小有成绩，略有影响的歌曲翻译。
重操旧业也不容易，首先碰到的是乐谱资料的空缺。上海图书馆原先订阅的一些文学艺术类书刊，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一一砍掉了。库存的俄文书刊，因为是“修正主义毒草”，在“文革”期间一一捆扎起来堆放在旮旯里积满了尘垢，无人过问。馆内俄语人才短缺，俄语书刊即使要上架外借，也无人整理。再深入一步说，即使你有歌曲译配出来，去哪里发表？“文革”的阴影还在，编辑对于外国歌曲心有余悸，尤其是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解冻，对于苏联歌曲更是敬谢不敏。 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也没有灰心丧气，一则，当时大家的遭遇“彼此彼此”，并不是我一个人;二则，我相信物极必反，黑夜的尽头总会有黎明。那时候，我常回忆起话剧《家》里的一个片断、几句对白。每次想起，心里就涌动着一股暖意。
瑞珏：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
晚，杜鹃在湖边上叫么？
觉新：记得，那时是春天刚刚起首。
瑞珏：嗯，春天剛刚起首。
觉新：可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不过冬天也有尽了（ liǎo）的
时候。
然而，“冬天尽了的时候”，我却失落了生活的目标，当时的心情十分沮丧。
后来有位广播记者采访，我谈到我那一时期的心境。我说我年轻时候曾经把贝多芬那句名言“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但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识过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我已经没有当年的豪情和锐气敢说贝多芬那样的话了，我只能竭力不让命运掐住我的咽喉。
采访稿后来播出，把我的谈话概括成这样一句“豪言壮语”：
我没有贝多芬那样的豪气，敢说“掐住命运的咽喉”，但我竭力不让命运掐住我的咽喉！
播音员抑扬顿挫，自然而然造成了“豪言壮语”的错觉。其实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人被掐住咽喉是什么样的反应？一脸惊恐，双脚乱蹬，两手死劲儿掰开掐住自己咽喉的那双手……明知力量悬殊，也要扑上去掐住命运的咽喉，那是强者的形象;而竭力不让命运来掐住咽喉，这是弱者的垂死挣扎，绝非“豪言壮语”。这里没有丝毫的美感。
我正是在“竭力不让命运掐住咽喉”的生存状态下，“挣扎着”想突围，写了个电影剧本《辛弃疾》，投寄给刚恢复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随后就收到回信，我一看信尾的署名居然是杨恭敏先生，30年前正是他采纳了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他坦率诚恳地告诉我：“历史剧这种写法已经落伍，不适应当今的时代了。”他的意见是中肯的。我的电影梦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投寄《辛弃疾》给电影厂的同时，我还“挣扎着”写了两篇历史小说：一篇是用传统的手法写了南宋虞允文抗金的故事《浪拍采石矶》;另一篇写了辛弃疾赋闲江西的故事《凭谁问》，用了诗化的写意手法。虞允文的故事发生在安徽境内，文稿就寄给合肥的文学杂志《大江》;辛弃疾的故事发生在江西，文稿就寄给了南昌的文学月刊《小说天地》。其实，当时《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已经复刊，但是我心怯，不敢攀高。稿子投寄给故事的发生地，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从来没写过小说，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投稿时没有署名“薛范”（怕也许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而是换了个笔名“嵇志默”，以初学者的身份去投稿。所幸的是，两篇小说都被采用发表了。
有朋友见到“嵇志默”这个笔名，他首先想到的是嵇康，以为我这个笔名源自“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晋国“竹林七贤”嵇康。非也。其实我这个笔名取自江淹的《恨赋》，“赍志以殁”的谐音。因为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无论翻译无论写作都打不开局面，前途茫茫，自觉得后半辈子只能赍志以殁了。
小说的发表已是1985年。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回暖，我把荒疏了将近20年的俄语又捡了起来，并千方百计搜罗苏联歌曲乐谱并陆陆续续译配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各方面情况的好转，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可以刊发外国歌曲的刊物和出版物也逐年增多，我的歌曲翻译事业也逐年有了起色。1987年，我编译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出版，从此我一心一意投入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择一业，毕一生”，彻底断了什么文史研究、文史评论、写剧本、写历史长篇小说的念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当初取名“嵇志默”，真的一语成谶。
别了，我最后的文学梦！
【附言】
看了这题目，有人会误以为我目前已搁笔赋闲。非也。我告别的是“文学梦”，但在歌曲翻译领域依旧笔耕不辍：生命不止，耕耘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