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起二十世纪的“蒙古学”研究，鲍培和拉铁摩尔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名字。前者在阿尔泰语系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无人能撼，其身后的著述达到四百余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足以让人感到恐怖；后者以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其成果虽不如鲍培之多，却也是著作等身，且历经大半个世纪，至今仍散发着学术魅力。二人之中，拉铁摩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更高，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民国时被译成中文后，便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九八六年才有中译本面世，加之曲高和寡，了解的人不多。鲍培和拉铁摩尔的学术成就可谓“彪炳千秋”，有志于“蒙古学”的晚生后辈们大概都不会错过他们留下的任何一部专著或文章。
相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而言，两个人跌宕起伏的身世和相互之间在学术内外的纠葛却随着当事人的逝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实际上，鲍培和拉铁摩尔正好比是二十世纪的蒙古，在苏俄、德国、美国、日本等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努力寻求自己的方向，然而多数时候却无法把握命运，显得无奈又无助。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荣辱浮沉之后，他们二人却能全身而退，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以及他们在学术内外的纠葛是“蒙古学”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历史公案，他们二人更为二十世纪的蒙古史做了一个生动却又充满讽刺的注解。
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出生在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本是德国人，后移民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东方学学位后，被任命为俄国驻华领事，曾在天津、烟台等地任职。一九○○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杀洋鬼子”声中，年仅三岁的鲍培不得不跟随父亲迁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居留。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比山东要安全得多。幼年生活和家庭环境对鲍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东北的生活让他接触到大量蒙古族居民，他对蒙古语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至此。此外，鲍培无疑也在熟悉东方学的父亲那里得到了耳濡目染，父子二人选择同一所学校、同样的专业恐怕不是偶然或巧合。
鲍培回到圣彼得堡时还只能说汉语和德语，但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芬兰语。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鲍培凭借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遭遇抢劫，不幸死于凶徒之手。鲍培选择东方语言作为自己的专业，大有纪念亡父、传承家学的意味。在他求学期间，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然而，对政治毫无热情的鲍培却一心关注学术。一九二一年，他获得了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旋即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建为东方研究所）工作，负责为馆藏的蒙古手稿编撰目录。一九二五年，已经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的母校聘请年仅二十八岁的鲍培担任语言学教授。一九二六年，鲍培开始了他的蒙古之旅，作为苏联科学院蒙古访问团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了乌兰巴托。鲍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一方面是他踏上了自己向往多年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乌兰巴托是个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城市，佛教寺庙遍布，中式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俄式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跟现在的乌兰巴托风貌迥异”，眼前的景象唤起了鲍培儿时的中国记忆，让他感慨万千。
就在鲍培初到乌兰巴托的一九二六年，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情侣也同时来到了蒙古，新郎官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以横穿蒙古和中亚的方式去度蜜月，这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实属罕见，若不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很难解释拉铁摩尔夫妇的“怪异”之举。与鲍培一样，拉铁摩尔也有“中国”背景和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拉铁摩尔刚出生不久便被父亲带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汉语也是其母语之一。青年时代的拉铁摩尔曾在瑞士和英国读书，其间还曾短暂返回美国求学，但他未能取得高中以上的任何学位，以他后来的学术成就看，他完全称得上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一九一九年，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虽然收入丰厚，但他仍倾心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北方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终于在一九二六年，他弃商从文，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蒙古之旅，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二战”结束之前是鲍培和拉铁摩尔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们二人学术上成果频出，事业上蒸蒸日上，虽然战争波及了社会环境，但他们的个人境遇却未受太大影响。不过，他们在这段时间的言行和道路选择也为日后各自的挫折和困境埋下了隐患。
三十年代，鲍培领导了多次对蒙古，以及苏联境内蒙古人聚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东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察。田野工作使他对蒙古语以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研究如虎添翼，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的同时，他也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蒙古部主任，旗下集中了苏联大批从事蒙古研究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专家，而鲍培本人也成为苏联名副其实的“蒙古学”领军人物。
一九三四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后，政治迫害逐步蔓延到学术领域，很多学者被无端怀疑为间谍或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言论自由大受限制，不能通过检查的学术成果均遭查禁。拥有德裔移民身份的鲍培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他的学术地位极高，其语言学研究也未牵涉意识形态，加之多年以来不问政治，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算是躲过一劫。不过，鲍培对于大清洗中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理想也缺乏信念，虽然在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他却陷入了思想的痛苦之中。鲍培后来承认，正是在肃反运动中，他产生了“离开苏联”的念头。
政治环境虽差，鲍培的学术地位却始终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认可。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勘定蒙古国与“满洲国”的边界，鲍培作为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提出了划界草案，由于两年前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胜利为谈判增加了筹码，鲍培的意见大多得以实现。如今，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分割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东段）正是出自鲍培之手。 正当西方学者被阻挡在蒙古大门之外时，拉铁摩尔却获得了重返乌兰巴托的机会，他是美苏冷战时代最早访问蒙古的西方人之一。显然，他因同情社会主义而遭受的迫害，苏联人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点小小的特权权当是一种补偿。一九六二年，拉铁摩尔从蒙古返回后便出版了《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为苏联歌功颂德。在书中，拉铁摩尔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表明：“外蒙古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计划帮助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他甚至说：“今日的蒙古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吃得好、穿得好。”蒙古的教育、住房、就业和收入分配也都值得称道。他最后总结说，“蒙古人民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盟友，这个同盟不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交易”（Owen Lattimore，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1962，pp170-173）。
鲍培对拉铁摩尔的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蒙古与东欧没有太大区别，都已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殖民地，蒙古不过是苏联巩固其亚洲利益的傀儡和马前卒。拉铁摩尔立刻反击，他认为鲍培仅仅看到了外蒙古，如果以当年日本人占领下的内蒙古来做类比，就很容易发现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有很多优越之处。当年日本占领东蒙，不但没有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还保留落后的世袭王公，扶植德王傀儡政权。而苏联到来后的外蒙古却日新月异，废除了封建制度，正一步步走向工业化。此外，拉铁摩尔还提醒鲍培注意，正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外蒙古才免遭日本的侵略。
作为语言学家的鲍培并没有拉铁摩尔在论述史实时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他更多地依靠个人感受和经历作为论据支撑，其中显然融入了大量感情色彩。然而，拉铁摩尔的论点似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赞许，人们不过认为这是他支持共产主义态度的延续而已，毫无新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各执一词，恰好反映了二十世纪苏联与蒙古关系的正反两面。即使是今天，学者们也未能跳出这个范畴，或此或彼或折中而已。
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及遭遇惊人地相似，又都富有戏剧性。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两位“蒙古学”大家，一位从欧洲到美国，一位从美国到欧洲，客观上讲，他们的背井离乡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也维持了欧洲和美国在蒙古学研究力量上的平衡。鲍培“逃离苏联”在学术上的意义似乎更大，他将苏联“蒙古学”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带到美国，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苏联在蒙古学研究上的垄断。两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而他们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足以让人为之动容。面对各种诬陷和指责，鲍培和拉铁摩尔从未低头，他们奋起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周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誓死捍卫名誉。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相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而言，两个人跌宕起伏的身世和相互之间在学术内外的纠葛却随着当事人的逝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实际上，鲍培和拉铁摩尔正好比是二十世纪的蒙古，在苏俄、德国、美国、日本等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努力寻求自己的方向，然而多数时候却无法把握命运，显得无奈又无助。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荣辱浮沉之后，他们二人却能全身而退，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以及他们在学术内外的纠葛是“蒙古学”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历史公案，他们二人更为二十世纪的蒙古史做了一个生动却又充满讽刺的注解。
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出生在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本是德国人，后移民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东方学学位后，被任命为俄国驻华领事，曾在天津、烟台等地任职。一九○○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杀洋鬼子”声中，年仅三岁的鲍培不得不跟随父亲迁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居留。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比山东要安全得多。幼年生活和家庭环境对鲍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东北的生活让他接触到大量蒙古族居民，他对蒙古语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至此。此外，鲍培无疑也在熟悉东方学的父亲那里得到了耳濡目染，父子二人选择同一所学校、同样的专业恐怕不是偶然或巧合。
鲍培回到圣彼得堡时还只能说汉语和德语，但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芬兰语。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鲍培凭借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遭遇抢劫，不幸死于凶徒之手。鲍培选择东方语言作为自己的专业，大有纪念亡父、传承家学的意味。在他求学期间，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然而，对政治毫无热情的鲍培却一心关注学术。一九二一年，他获得了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旋即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建为东方研究所）工作，负责为馆藏的蒙古手稿编撰目录。一九二五年，已经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的母校聘请年仅二十八岁的鲍培担任语言学教授。一九二六年，鲍培开始了他的蒙古之旅，作为苏联科学院蒙古访问团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了乌兰巴托。鲍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一方面是他踏上了自己向往多年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乌兰巴托是个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城市，佛教寺庙遍布，中式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俄式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跟现在的乌兰巴托风貌迥异”，眼前的景象唤起了鲍培儿时的中国记忆，让他感慨万千。
就在鲍培初到乌兰巴托的一九二六年，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情侣也同时来到了蒙古，新郎官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以横穿蒙古和中亚的方式去度蜜月，这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实属罕见，若不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很难解释拉铁摩尔夫妇的“怪异”之举。与鲍培一样，拉铁摩尔也有“中国”背景和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拉铁摩尔刚出生不久便被父亲带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汉语也是其母语之一。青年时代的拉铁摩尔曾在瑞士和英国读书，其间还曾短暂返回美国求学，但他未能取得高中以上的任何学位，以他后来的学术成就看，他完全称得上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一九一九年，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虽然收入丰厚，但他仍倾心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北方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终于在一九二六年，他弃商从文，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蒙古之旅，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二战”结束之前是鲍培和拉铁摩尔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们二人学术上成果频出，事业上蒸蒸日上，虽然战争波及了社会环境，但他们的个人境遇却未受太大影响。不过，他们在这段时间的言行和道路选择也为日后各自的挫折和困境埋下了隐患。
三十年代，鲍培领导了多次对蒙古，以及苏联境内蒙古人聚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东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察。田野工作使他对蒙古语以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研究如虎添翼，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的同时，他也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蒙古部主任，旗下集中了苏联大批从事蒙古研究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专家，而鲍培本人也成为苏联名副其实的“蒙古学”领军人物。
一九三四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后，政治迫害逐步蔓延到学术领域，很多学者被无端怀疑为间谍或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言论自由大受限制，不能通过检查的学术成果均遭查禁。拥有德裔移民身份的鲍培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他的学术地位极高，其语言学研究也未牵涉意识形态，加之多年以来不问政治，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算是躲过一劫。不过，鲍培对于大清洗中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理想也缺乏信念，虽然在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他却陷入了思想的痛苦之中。鲍培后来承认，正是在肃反运动中，他产生了“离开苏联”的念头。
政治环境虽差，鲍培的学术地位却始终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认可。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勘定蒙古国与“满洲国”的边界，鲍培作为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提出了划界草案，由于两年前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胜利为谈判增加了筹码，鲍培的意见大多得以实现。如今，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分割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东段）正是出自鲍培之手。 正当西方学者被阻挡在蒙古大门之外时，拉铁摩尔却获得了重返乌兰巴托的机会，他是美苏冷战时代最早访问蒙古的西方人之一。显然，他因同情社会主义而遭受的迫害，苏联人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点小小的特权权当是一种补偿。一九六二年，拉铁摩尔从蒙古返回后便出版了《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为苏联歌功颂德。在书中，拉铁摩尔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表明：“外蒙古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计划帮助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他甚至说：“今日的蒙古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吃得好、穿得好。”蒙古的教育、住房、就业和收入分配也都值得称道。他最后总结说，“蒙古人民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盟友，这个同盟不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交易”（Owen Lattimore，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1962，pp170-173）。
鲍培对拉铁摩尔的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蒙古与东欧没有太大区别，都已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殖民地，蒙古不过是苏联巩固其亚洲利益的傀儡和马前卒。拉铁摩尔立刻反击，他认为鲍培仅仅看到了外蒙古，如果以当年日本人占领下的内蒙古来做类比，就很容易发现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有很多优越之处。当年日本占领东蒙，不但没有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还保留落后的世袭王公，扶植德王傀儡政权。而苏联到来后的外蒙古却日新月异，废除了封建制度，正一步步走向工业化。此外，拉铁摩尔还提醒鲍培注意，正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外蒙古才免遭日本的侵略。
作为语言学家的鲍培并没有拉铁摩尔在论述史实时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他更多地依靠个人感受和经历作为论据支撑，其中显然融入了大量感情色彩。然而，拉铁摩尔的论点似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赞许，人们不过认为这是他支持共产主义态度的延续而已，毫无新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各执一词，恰好反映了二十世纪苏联与蒙古关系的正反两面。即使是今天，学者们也未能跳出这个范畴，或此或彼或折中而已。
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及遭遇惊人地相似，又都富有戏剧性。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两位“蒙古学”大家，一位从欧洲到美国，一位从美国到欧洲，客观上讲，他们的背井离乡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也维持了欧洲和美国在蒙古学研究力量上的平衡。鲍培“逃离苏联”在学术上的意义似乎更大，他将苏联“蒙古学”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带到美国，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苏联在蒙古学研究上的垄断。两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而他们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足以让人为之动容。面对各种诬陷和指责，鲍培和拉铁摩尔从未低头，他们奋起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周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誓死捍卫名誉。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