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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今天的我们走进书店,打着各类旗号的英语辅导书足以让选择恐惧症们落荒而逃;走在大街上,铺天盖地的英语辅导班广告早已让我们再懒得扫上一眼。然而,你是否思考过,在这一切还没有出现之前,如果古人们想學外语,他们该怎么做?
古人为什么要学外语
的确,古代交通不便,各个民族沟通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外语需求也很低,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不可能是完全隔阂的,他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通常有如下四种方式:
贸易
古代的贸易主要发生在边境交汇区,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在那里贩卖各自的物品;也有充当“联络员”角色的商人,如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人,他们往返于不同的国家,为东西方的商品交易牵线搭桥。
移民
在古代,平民百姓的生活极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冲击。一旦遇上蝗灾、雪灾、战乱等,赖以维生的田地往往颗粒无收。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去其他地方另谋生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快速融入当地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
战争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方便打探敌情,古代打仗时军中常有随行的翻译。在军中充当翻译的常常是使臣,也有一些胡人军官或和尚兼任翻译。
文化传播
除了暴力的方式,古代国家同样也通过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进行沟通。其中典型的代表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东方的僧人,他们为了传教,往往会学习掌握一门甚至多门外语。
对于中国来说,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语言和文字后,中原大地上原本分裂的各诸侯国真正结成一家。但在此之前,中国各地的方言还是存在不小的差别的。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南边的越国人说的方言在中原人看来简直是火星语。不信来看一下春秋早期的这首《越人歌》——
滥兮抃草滥予昌
枑泽予昌州州鍖州
焉乎秦胥胥缦予乎
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翻译版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翻译版看起来舒服多了对不对?
这么悬殊的差距,交流起来必定会产生困难,因此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有翻译这个职业了。在《周礼》里,这些翻译人员有一个神奇的称呼——舌人。不过随着版图的扩大,这些难解的语言也渐渐消失。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南部仍保留有一些语言的“活化石”,如闽南语、客家话等,在外地人听来同样是如坠云雾,不知所云。
知名外语学院
外语学习离不开教育机构,古今皆然。古代的外语教育虽不如今天这般成熟,但还是诞生了几个较具有代表性的外语学院——
国子监
国子监又叫国子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由朝廷直属管理,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
隋唐时期对外交流空前繁荣,唐都作为世界大都市吸引了各地商人、留学生,相应催生了外语学习的需求,国子监因此设立了多国“外语系”,培养精通外语和翻译的人才。除此之外,国子监还吸引了来自高丽、琉球、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因此国子监设有号舍,专供留学生居住。
四方馆
四方馆最初是隋炀帝杨广下旨设置、用来接待四方少数民族和外国大使的办事处,相当于现在的经贸办。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原大行其道,顺应时代潮流,四方馆变成了佛经翻译馆,主要负责将梵语佛经译成汉语,玄奘也在此工作过。
四夷馆
四夷馆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在南京创立,是我国古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才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培养了解邻国历史地理的翻译人才。
到了清朝雍正时期,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并有了统一的外语课本《华夷译语》。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沿袭了汉译佛经的宇宙最强汉字注音译法。
同文馆
1861年1月,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同文馆。同治元年六月,同文馆开办招生,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学生多是来自八旗贵族的官二代,专职学习翻译和外交。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
1902年1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然是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学外语,古人可是认真的
在四夷馆、同文馆这些官办的翻译培训学校出现之前,想要系统地进行外语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外语的习得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浸入”式的环境。更何况,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往往并非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会互相影响、相互融合。比如汉唐的丝绸之路上,来自中国、印度、西域各国的商人之间的通用语言是一种粟特语,因为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并且善于经商的民族,而且恰好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的语言也就混杂了很多汉语和梵语的成分,为汉人和印度人学习带来了便利。
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是如何学习语言的,今天的我们已很难考证。不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学习英语的方法或许能让我们略知一二。这些商人们学习英语用的祖传秘诀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汉字注音法!乾隆年间,出现了一本叫《红毛番话》的小册子,上面收录了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六种外语,单词按照粤语发音标注,例如one的标注发音为“温”,house的标注发音是“孝士”。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学习方法,一边比划一边学,就能学到最基本的经商用语了。而这样一种经典但低效的方法倒也沿用至今,成了现代人和古人难得的共同经历。 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古人们对学外语兴趣都不大,朝廷禁止教外国人汉语,也不鼓励国人学外语。直到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外语学习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唯一一次出现过的学习外语的持续兴趣只在于梵语。
过去缺乏成熟的教学、学习方法,人们为了学习外语常常是绞尽脑汁,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从下面列出的几位苦练外语的典型代表中,大家可以管窥过去人们学习外语摸着石头过河的漫漫长征路。
玄奘
一代高僧玄奘家庭世代为官,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他四处游学,拜访了不少国内外高僧,学习经纶和梵语。其中一位老师、印度和尚波顿告诉玄奘,在印度的那烂陀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可以去拜他为师。于是,玄奘踏上了“西天求经”之路,在19年的留学生涯中,边走边学,几乎通晓所到国家的各种语言,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多语种人才。
利玛窦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以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的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也为了更方便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开始向当地居民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由于当时教外国人学汉语是非法的,利玛窦的老师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上课,“补习班”也都是秘密开展。有意思的是,利玛窦在澳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掌握汉语,自以为可以动身北上进京,可到了北方才发现,自己跟着澳门人学的所谓“汉语”竟是方言,和真正的汉语大相径庭,中原人说的话他依旧听不懂。没办法,一切只好重新来过,从头学习真正的“汉语”。
如此一波三折的历程,利玛窦的恒心和决心着实令人钦佩。他后来官至尚书,成为第一个在朝廷任职的西方人;并和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溥仪
末代皇帝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的老师是牛津毕业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先生送给溥仪一个英文名“亨利”。溥仪从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开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在庄士敦的教导下,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甚至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
为了跨越语言所带来的障碍,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在做着不懈的努力。语言可以是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一扇窗,供我们窥见不同文明的宝藏。一路走来,我们学习外语的资源越来越多,越来越优质;我们从对不同民族的猜忌与排挤,到求同存異、互相学习。道路虽仍漫长,但或许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冲破巴别塔的阻隔,合为一家。
(摘自微信公众号“校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