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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慢差费,师生累得无功效
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之病由来已久,吕叔湘先生诊断出的这个语文教学的病根至今仍未见良方能根治。究其根源,虽有诸多理由,但在我看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所学内容不足以让学生获得丰厚的语文素养,二是教与学都不得法。
我们的小学课程表每天被排得满满的,学生的在校时间看似很长,可是真正用于学习语文的课时平均每天还不足一个小时。由于时间所限,所学的内容就只能局限在一本教材里。一个学期下来,教师能让学生把教材的内容掌握熟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几近于识字课本,都不足以让学生获得保其终生足用的语文能量。再把现实看透彻些,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小学阶段——12岁之前,人生学语言最黄金的阶段——没有学好自己的母语,等到了中学,还能有多少机会学好语文呢?现在的中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有几个学生不是埋头伏在试卷堆里的?我们的中学课程表上,有多少时间是给学生学母语的?到了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母语几乎从此不再是学生的一门学科,很多学生在大学里就根本不再有自己的中文课程。我们的学生到大学本科毕业,在穷尽十六年的大好时光后走向社会,别说母语文化了,就是许多母语常识也难有几人通晓。要运用就更难了,看看我们多少大学毕业的学生要写一份简历都蹙眉难书。
再看,在整个中小学阶段,我们的语文教师、教研员、家长和学生一齐上阵,一学期下来,却没办法让绝大多数学生学好一本薄薄的语文教材。为了让学生学好语文,我们把语文课上得无比精巧,学生呢,却没有被“语”和“文”的味道迷倒。调查显示,所有的学科里,怕语文、恨语文的学生比比皆是。可是,翻看学生一学期的练习本,事实证明,学生们的语文练习卷没少做,作文没少写,教师批改得很仔细,可是,学生的读写能力就是没提升。原因是什么?重复作业,反复练习,到小学毕业了,还在教学生造句。最关键的是,学生读得少,写得多(其实是无效的作业多),导致学生没有学语文的后劲。
许多教师总是很固执地认为,只要让学生多写多练,把课本里的字词句篇都学得烂熟于心,学生的成绩自然就会提高了。这种朴实的理念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二十年甚至更远点看,我们当下的这些所谓的语文知识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我们的学生没有成为真正的读书人时,语文教材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就算掌握得再好也是没用的。相比于让学生有足够的能量应对人生而言,语文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我们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饱读诗书获得语文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凭借这种机械重复的方式。
大道至简,语文教师几人知
我在做“素读”经典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前人学习语文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效仿。我们至今难以把已存在两千多年的私塾里运用的教学方法做个具体的界定。我们在前人的文集里极少见到名称新奇的教学法则,他们似乎也很少给教学过程取个美好的名字。可是,你随手翻阅他们的教本,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做法。
但从识字而言,我们今天为了让孩子认识两三千字,要耗尽六年左右的学时。可是,你看,我们的先辈,他们把通用的汉字全都编成韵语,集历史典故、天文地理、人情风俗、神话传说于一体,让孩子在琅琅书声中通晓日常规则乃至人生大道,把“学识”与“为人”的道法集于一体。看看《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声律启蒙》等蒙学读本,都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跟孩子说话!
旧时的教师似乎也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掌握种种教学法则,在诸多教学文集里,我们知道前人只强调读什么品质的书,至于怎么教学,好像记载得极其少,甚至找不到比较完整的论述教学方法的篇章。不像今天,满眼都是教学论文集。说得最多的就是要读到什么程度。比如,曾国藩就强调读书要出“金石之声”,要“飘飘意远”,更远点的有要求读书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类的。然而,到底怎么教的呀?无法知晓。
从古代的文献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强调学生的诵读之功。十年寒窗,至少会用五年的时间让学生们把整本整本的书装进肚子里。讲不讲呢?应该是讲的,但不会是我们今天的这种讲,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讲,是学生一边读背,一边自悟,间或听教师点拨几句。一如孔门子弟向夫子问孝,夫子会根据不同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对答,极少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满堂师音灌耳的讲解。少讲,即把大量时间留给了学生们读书、大声地诵读。“三五童子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这一年里,《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烂熟于心,而经由这《千字文》获得的文化含量却能令孩子受益终身。
语文教学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语文界的泰斗级人物于永正老师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简简单单教语文!”怎样才算是简单教语文呢?我有次听于老师的课,五年级的一篇课文,他就只是强调“读”和“背”,他自己还反复读给学生听,声情并茂地读,读到后来学生都停不下来了。最近,我也听了王崧舟老师的一节课《孔子游春》,我发现王老师整篇教学设计都围绕一个重点: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背诵。他设计的导语和练习,都是为了让学生当堂背诵课文里的精彩段落。所以,会观课的教师不难发现,无论大师们用多少精妙的技巧,其实到最后都是为了落实读和背的教学目标。想想看,当我们的学生在小学背诵了大量的文字,背诵了像《大学》《论语》《孟子》《庄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些厚重的书,到了中学,还需要我们教他们造句写话吗?
大道至简,小学的语文课其实可以简单成“读课”。只有大量地读、高质量地读,才是根治小学语文诸病之灵丹。
万物有序,“素读”经典遵道行
自然有道,天地有法,万物并作有序。我个人认为,从今上溯大约五六十年,不难发现我们的语文教学因种种缘由,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能做到读写结合,而前人是先读书后写文的。不读书怎么作文?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却不懂。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却从二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写日记,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其实,前人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得法而行,就连像书写这样的技能,也要有个开笔仪式。古人用毛笔写字,让学生先描红,掌握毛笔的性能,练好腕力,握力大而落笔轻。到后来,凡是有毛笔基础的人书写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而现在,一开始就让学生用铅笔写字,根本不管他们的手力是否适合写硬笔字,看似节省了练习过程,结果呢,几年以后,别说能写一手好字了,就连握笔姿势都没几个是正确的。至于读书的序列,我们现在似乎完全迷失而不得要领。到底什么时候该读什么书,完全是按照表面的字数或者文句的长短而断定其难易程度。但前人怎么做呢?《三字经》告诉我们,前人是这样教学生的:“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看看,入学童子是训蒙阶段,要先接受“训诂”,为的是让孩子接受足够的史哲信息,要明了“句读”之法,为的是能自己读书。这个“小学”是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为一体,而用的教材都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诸如此类朗朗上口的韵文。两三年下来,学生就能出口成章,下笔能书。接着,就开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们现在的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都没几个真正翻阅过。情何以堪,我的母语!我们不在学生该读书的时候让他们多读一点中国书,能指望学生身上的印记是纯中国的色彩吗?正如余光中先生所忧患的那样:当你的女朋友已经改名为“玛利亚”时,你怎么能要求她吟一曲“浣溪沙”?
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之病由来已久,吕叔湘先生诊断出的这个语文教学的病根至今仍未见良方能根治。究其根源,虽有诸多理由,但在我看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所学内容不足以让学生获得丰厚的语文素养,二是教与学都不得法。
我们的小学课程表每天被排得满满的,学生的在校时间看似很长,可是真正用于学习语文的课时平均每天还不足一个小时。由于时间所限,所学的内容就只能局限在一本教材里。一个学期下来,教师能让学生把教材的内容掌握熟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几近于识字课本,都不足以让学生获得保其终生足用的语文能量。再把现实看透彻些,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小学阶段——12岁之前,人生学语言最黄金的阶段——没有学好自己的母语,等到了中学,还能有多少机会学好语文呢?现在的中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有几个学生不是埋头伏在试卷堆里的?我们的中学课程表上,有多少时间是给学生学母语的?到了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母语几乎从此不再是学生的一门学科,很多学生在大学里就根本不再有自己的中文课程。我们的学生到大学本科毕业,在穷尽十六年的大好时光后走向社会,别说母语文化了,就是许多母语常识也难有几人通晓。要运用就更难了,看看我们多少大学毕业的学生要写一份简历都蹙眉难书。
再看,在整个中小学阶段,我们的语文教师、教研员、家长和学生一齐上阵,一学期下来,却没办法让绝大多数学生学好一本薄薄的语文教材。为了让学生学好语文,我们把语文课上得无比精巧,学生呢,却没有被“语”和“文”的味道迷倒。调查显示,所有的学科里,怕语文、恨语文的学生比比皆是。可是,翻看学生一学期的练习本,事实证明,学生们的语文练习卷没少做,作文没少写,教师批改得很仔细,可是,学生的读写能力就是没提升。原因是什么?重复作业,反复练习,到小学毕业了,还在教学生造句。最关键的是,学生读得少,写得多(其实是无效的作业多),导致学生没有学语文的后劲。
许多教师总是很固执地认为,只要让学生多写多练,把课本里的字词句篇都学得烂熟于心,学生的成绩自然就会提高了。这种朴实的理念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二十年甚至更远点看,我们当下的这些所谓的语文知识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我们的学生没有成为真正的读书人时,语文教材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就算掌握得再好也是没用的。相比于让学生有足够的能量应对人生而言,语文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我们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饱读诗书获得语文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凭借这种机械重复的方式。
大道至简,语文教师几人知
我在做“素读”经典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前人学习语文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效仿。我们至今难以把已存在两千多年的私塾里运用的教学方法做个具体的界定。我们在前人的文集里极少见到名称新奇的教学法则,他们似乎也很少给教学过程取个美好的名字。可是,你随手翻阅他们的教本,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做法。
但从识字而言,我们今天为了让孩子认识两三千字,要耗尽六年左右的学时。可是,你看,我们的先辈,他们把通用的汉字全都编成韵语,集历史典故、天文地理、人情风俗、神话传说于一体,让孩子在琅琅书声中通晓日常规则乃至人生大道,把“学识”与“为人”的道法集于一体。看看《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声律启蒙》等蒙学读本,都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跟孩子说话!
旧时的教师似乎也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掌握种种教学法则,在诸多教学文集里,我们知道前人只强调读什么品质的书,至于怎么教学,好像记载得极其少,甚至找不到比较完整的论述教学方法的篇章。不像今天,满眼都是教学论文集。说得最多的就是要读到什么程度。比如,曾国藩就强调读书要出“金石之声”,要“飘飘意远”,更远点的有要求读书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类的。然而,到底怎么教的呀?无法知晓。
从古代的文献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强调学生的诵读之功。十年寒窗,至少会用五年的时间让学生们把整本整本的书装进肚子里。讲不讲呢?应该是讲的,但不会是我们今天的这种讲,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讲,是学生一边读背,一边自悟,间或听教师点拨几句。一如孔门子弟向夫子问孝,夫子会根据不同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对答,极少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满堂师音灌耳的讲解。少讲,即把大量时间留给了学生们读书、大声地诵读。“三五童子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这一年里,《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烂熟于心,而经由这《千字文》获得的文化含量却能令孩子受益终身。
语文教学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语文界的泰斗级人物于永正老师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简简单单教语文!”怎样才算是简单教语文呢?我有次听于老师的课,五年级的一篇课文,他就只是强调“读”和“背”,他自己还反复读给学生听,声情并茂地读,读到后来学生都停不下来了。最近,我也听了王崧舟老师的一节课《孔子游春》,我发现王老师整篇教学设计都围绕一个重点: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背诵。他设计的导语和练习,都是为了让学生当堂背诵课文里的精彩段落。所以,会观课的教师不难发现,无论大师们用多少精妙的技巧,其实到最后都是为了落实读和背的教学目标。想想看,当我们的学生在小学背诵了大量的文字,背诵了像《大学》《论语》《孟子》《庄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些厚重的书,到了中学,还需要我们教他们造句写话吗?
大道至简,小学的语文课其实可以简单成“读课”。只有大量地读、高质量地读,才是根治小学语文诸病之灵丹。
万物有序,“素读”经典遵道行
自然有道,天地有法,万物并作有序。我个人认为,从今上溯大约五六十年,不难发现我们的语文教学因种种缘由,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能做到读写结合,而前人是先读书后写文的。不读书怎么作文?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却不懂。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却从二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写日记,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其实,前人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得法而行,就连像书写这样的技能,也要有个开笔仪式。古人用毛笔写字,让学生先描红,掌握毛笔的性能,练好腕力,握力大而落笔轻。到后来,凡是有毛笔基础的人书写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而现在,一开始就让学生用铅笔写字,根本不管他们的手力是否适合写硬笔字,看似节省了练习过程,结果呢,几年以后,别说能写一手好字了,就连握笔姿势都没几个是正确的。至于读书的序列,我们现在似乎完全迷失而不得要领。到底什么时候该读什么书,完全是按照表面的字数或者文句的长短而断定其难易程度。但前人怎么做呢?《三字经》告诉我们,前人是这样教学生的:“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看看,入学童子是训蒙阶段,要先接受“训诂”,为的是让孩子接受足够的史哲信息,要明了“句读”之法,为的是能自己读书。这个“小学”是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为一体,而用的教材都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诸如此类朗朗上口的韵文。两三年下来,学生就能出口成章,下笔能书。接着,就开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们现在的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都没几个真正翻阅过。情何以堪,我的母语!我们不在学生该读书的时候让他们多读一点中国书,能指望学生身上的印记是纯中国的色彩吗?正如余光中先生所忧患的那样:当你的女朋友已经改名为“玛利亚”时,你怎么能要求她吟一曲“浣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