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斋月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警察动手之后，割据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5月10日当晚开始，连日来朝着以色列方向发射上千枚火箭弹，其中部分被以方拦截。遭受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以方，报复性空袭来势凶猛，定点清除若干巴武装组织情报官和指挥官之外，也炸死不少无辜平民，触发国际众怒。
　　这场小型战事，发生在以色列3月大选之后的组阁僵局期，也与巴方原计划于5月22日和7月31日分别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和总统选举隐隐相关。就在4月30日，86岁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宣布：“没有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参与，就不能举行选举。”阿巴斯指责以方不配合巴方促成选举，但当下的选情其实对法塔赫一派不利。
　　今年同样面临政党轮替风险的，还有身陷3场官司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由于未能按期于5月4日完成组阁，关于延长两周组阁期的请求又被7月即将离任的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否决，因此内塔尼亚胡惴惴不安地等待在野党联盟领袖拉皮德组阁的结果。若拉皮德也未能按期完成组阁，那么为了避免以色列两年半内开启第五次大选，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要求以“战时总理”的身份继续掌权。因此，以色列此番大动干戈，动机并不单纯。

棘手的内部政治僵局

　　今年3月23日，以色列举行了历史上第24次议会选举，这也是以色列在短短两年内的第四次大选。前三次大选分别在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3月举行。其中，前两次大选后，主要政党都未能成功组阁。
　　第三次大选后，情况也未能根本好转。但就在山穷水尽之时，转机突现。两大阵营的首脑内塔尼亚胡与甘茨达成轮流担任总理的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在联合政府中首先出任总理，为期18个月，甘茨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内塔尼亚胡结束任期后，甘茨将接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改任副总理。然而，双方实际上是同床异梦，脆弱的执政联盟因政府预算分歧而瓦解，最后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
　　与前三次大选相比，此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排名前两位的政党及其议席差异。在前三次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与“蓝白党”是排名靠前的两大党，两者之间的席位之差不超过3席。而在本次大选前，中左翼政党“蓝白党”分裂出一个由拉皮德领导的“拥有未来”党后，元气大伤，成为仅获8席的小黨；“拥有未来”党则以17席的成绩稳坐第二把交椅，但其与第一大党利库德集团的差距扩大了。利库德集团在此次大选中获得30席。
　　虽然利库德集团所获席位离组阁所需的61席仍存较大缺口，但由于其在各政党中的绝对领先位置，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还是于4月6日委任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内塔尼亚胡将有28天的时间组成新政府。
　　就目前的格局来看，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获得52席，以“拥有未来”党为首的中左翼阵营获得56席，双方都未能达到组阁所需的61席。尚未表态加入哪一阵营的“统一右翼联盟”（Yamina，犹太复国主义色彩的极右政党，由前国防部长贝内特领导，与内塔尼亚胡倚靠的正统派犹太教政党对立）和“联合阿拉伯名单”（Ra’am，伊斯兰保守派政党），成为双方拉拢的重点。这两个政党分别握有7席和5席。
　　从理论上讲，以色列左右两大阵营都有组阁成功的可能，但也不排除组阁再次失败并在今年10月左右举行第五次大选的可能。

以色列人自然看到了选举门槛过低的负面效用，因此从1992年开始逐步提高选举门槛。1992年当年，从1%提高到1.5%。虽然只提高了0.5%，却给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巴以问题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如今又遇到了如此棘手的内部政治僵局，悲情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被困在议会制的迷宫中。他们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出迷宫吗？其实在其不算太长的历史中，以色列人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提高选举门槛的艰难权衡

　　以色列频繁出现组阁困境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就是结构性因素与制度性因素的叠加。
　　以色列的社会结构极其多元，存在众多的教派和族群。不熟悉以色列的人会认为，以色列是个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同质化国家。但实际上，以色列不仅有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即使在犹太人内部，差异也非常明显。
　　以色列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非常高。每届议会大选的参选党派，最多时达33 个，最少时也有14 个，最终能跨过议会门槛的党派均不少于10个，多时达15个。众多的政党直接提升了议会制下组阁谈判的复杂性，也极其不利于联合政府的稳定。
　　当然，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并不必然带来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关键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如果把选举制度分为向心型与离心型的话，简单多数选举制就属于向心型，比例代表制则属于离心型。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迪韦尔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采取简单多数代表制的国家通常会产生两党制，而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通常会产生多党制。举例来说，美国是个社会结构非常多元化的国家，有着纷繁复杂的族裔差异，但美国却没有出现碎片化的多党制，其中的奥秘就是美国采取了简单多数选举制。
　　不幸的是，从建国开始以色列就一直采取比例代表制。在比例代表制之下，众多的小党和新党很容易进入议会，进而造成了政党体系的碎片化。自建国以来，以色列的不少政治家就试图废除比例代表制，如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就提议用多数选举制取代比例代表制，但因众多小党的联合抵制，这一改革方案最终夭折。
　　除选举制度外，另一个可立竿见影的制度措施，是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即各政党的得票率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获准进入议会并取得议席。可是从1949年到1992年，以色列的选举门槛一直维持在1%得票率的较低水平，致使很多小党可以轻易进入议会，加剧了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提高了组阁的难度。 　　聪明的以色列人自然看到了选举门槛过低的负面效用，因此从1992年开始逐步提高选举门槛。1992年当年，从1%提高到1.5%。虽然只提高了0.5%，却给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一个小的右翼政党，仅因微弱的差异而未能迈过1.5%的门槛，最后未能获得议席。而在这一次大选前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就因为失去了这个作为盟友的小党，而不得不将执政地位拱手让给工党。工党领袖拉宾执政后接受“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和平进程的内外政策，中东的和平进程因此得以推进。
　　2003年，以色列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被提高到2%，到2015年，再提高到3.25%。即便如此，选举门槛实际上还是偏低。多数欧洲国家的选举门槛是4%～5%，而以色列的却只有3.25%。不少专家认为，以色列的选举门槛应该提高至4%，才能达到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政治的复杂性在于，很多事情并不依照简单的线性逻辑。不断提高选举门槛，固然可以减少议会中的政党数量，但对很多小党来讲，则意味着巨大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一旦某些小党看不到任何参政机会，它们及其背后的势力就会成为离心离德的力量，进而成为政治动蕩的潜在根源。这就是以色列没有进一步提高选举门槛的重要原因。

事与愿违的总理直选尝试

　　除了提高选举门槛之外，以色列另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是实行总理直选。以色列属于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在议会制国家，选民选举议员，议员组成议会，然后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政府。以色列困局的根源在于，议会内的政党数量过多，造成组阁困境以及联合政府的不稳定。
　　以色列议会现有120个席位，组阁至少需要61席。即使某个政治人物迈过了这一关，也始终要面对盟友背叛的风险。一旦议会中的盟友出现背叛或倒戈，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就可能因无法获得有效的多数支持而垮台。

迫于无奈，以色列议会最终在2001年3月废除总理直选制，恢复之前的总理选举办法。就这样，历史仿佛跟以色列人开了一个玩笑，精心设计的制度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为了摆脱政府不稳定的困局，以色列议会在1992年通过了总理直选法案。简单来讲，在新的选举方法下，选民需要同时投出两票，一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另一票投给心仪的总理人选。前者依然按照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各政党按照得票率瓜分议会席位。后者则按照简单多数原则，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50%选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总理；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的有效选票，那么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得票多的获胜成为总理。
　　总理直选制的核心是，将总理职位变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此之前，总理职位是由议会中的议员选举产生的，是一种间接选举方式；改革之后，总理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产生不再直接受制于议会中政党格局的影响。比如，即使总理所属的政党不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只要其在总理选举中是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他（她）依旧可以成功当选。而总理直选之前，总理通常是由议会内的第一大党的党首充任。
　　以色列在1996年、1999年和2001年总共实行过三次总理直选。总理直选制度的初衷是通过加强总理的权力来提升政府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促进大党的出现，以降低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
　　然而，政治的复杂性再次体现出来，总理直选制度实施的结果事与愿违。首先，总理直选制实施后，议会内的政党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多，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反而提高了；其次，大党的力量受到削弱，小党的作用反而凸显了；再次，由于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加剧，政府的稳定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导致了更频繁的内阁危机，在不到5年时间里，通过直选上台的3位总理最终都以被迫辞职收场。
　　迫于无奈，以色列议会最终在2001年3月废除总理直选制，恢复之前的总理选举办法。就这样，历史仿佛跟以色列人开了一个玩笑，精心设计的制度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尝试失败的原因不难理解。虽然总理直选制直接借鉴了总统制的选举方法，但总理在当选后依然受制于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其所领导的政府也仍旧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句话，总理直选制只是简单改变了政府首脑的产生方式，却并没有从实质上改造议会制下的权力运行模式。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但也是复杂性的科学。以色列人曾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在贫瘠的土地上打造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如今，能否走出议会制的迷宫，考验着以色列人的智慧与耐心。以色列的人口只有900多万，其规模也就相当于大国的一个普通大城市。如果以色列能够将视角东移，从东方的政治智慧中获得某些启发，或许有利于其早日走出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