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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末，港英总督杨慕奇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日军马上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抗日人士，勒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前往“大日本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日本特务甚至点名要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面”。
如果没能及时把这批重要人物营救出来，那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巨大损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1941年12月7、8、9三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应变准备，想方设法保护好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精心组织下，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广东省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战史上的“乾坤大挪移”就此拉开序幕。
周密部署巧安排
在日军严密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情况下，营救工作艰巨复杂。一方面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南方局派到香港的刘少文留在香港负责联系被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另一方面由廖安祥和李建行负责打通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帮助廖承志、张文彬、连贯等人先行撤离港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负责布置从九龙撤退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再到惠州，从惠州到老隆的安全护送工作。廖承志、连贯经东江抗日根据地到老隆和韶关，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和交通线。从老隆至韶关由中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后，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安排。临行前，廖承志再三强调：“据可靠消息，日本人为了稳住香港，马上要把大批难民疏散到内地去，这是开展营救工作的好时机。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实施营救计划，赶快把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营救出去。”
梁广和刘少文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静安，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寻找营救对象。他面临最大困难就是只见过营救名单上的少数人，而知道住处的就更是少之又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在铜锣湾遇到了《华商报》主笔张友渔。张友渔主动要求留下寻找其他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由于重点抢救对象邹韬奋六易其居，潘静安等人花了四天时间才在一个贫民窟里面找到了他。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柳亚子、何香凝、夏衍、丁聪风子等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相继被找到。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被要求在家等消息，每天的食物和蔬菜由地下党派专人送上门。
为了确保途中安全，在尹林平的领导下，东江游击区与港九地区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东线由蔡国梁指挥，西线由曾鸿文指挥。根据尹林平的部署，惠阳县委在惠阳前线工委、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和淡水以西的茶园村建立秘密接待站，担负护送任务。
上述路线，没有一条是安全的。在东线，要闯过启德机场日军的牛池湾岗哨，路经日伪和土匪盘踞的西贡，夜渡有敌军炮艇巡逻和海盗猖獗的大鹏湾;在西线，沿途布满敌伪检查站，翻越土匪出没的大帽山。当时东江游击队势单力薄，夹在广州和香港两个已经沦陷城市间的狭小地带，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穿过被封锁的深圳河后，一定要偷越被日军占领的广九铁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惠州。而惠州既是东江地区公署所在地，又是惠阳县政府所在地。虽然有水路发达的优势，但是却有国民党65军一个师的兵力驻守，师长张光琼。他也得到了近期有一批文化人士要从香港经惠阳地区进入内地的情报。在所有进出惠州的水口、路口加设检查站，还专门设了一个港九难民登记处，要求每一个从香港过来的人都必须去登记。游击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险象环生，步步惊心。中共惠阳县委决定把在惠州城建立秘密交通站的任务交给年仅22岁的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卢伟如去执行。
1941年12月，卢伟如进入惠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秘密交通站。他发现水东街位于西枝江、东江交汇处东部的一个半岛上，岛上有密布的商铺和一排排民居，人员密集复杂，且靠近码头，住宿、登船、出行非常方便。
东湖酒家高档奢华，仿欧式建筑，屋前有小花园，室内带有壁橱，屋旁建有廊柱，洋气十足。门口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岗哨。卢伟如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张光琼师长包下了这里的三楼。地下工作的原则就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在东湖酒家设立秘密交通站，以香港业昌公司老板的身份包下酒家的二楼。
设站东湖酒家之后，卢伟如还联络到惠州中国农工党，让他们把位于水东街的东和行商行腾出一部分供自己使用。自此，卢伟如在地下党、游击队员的帮助下，从香港筹集了煤油、布匹、医用品等许多紧缺物资，利用东和行商行真正做起了生意。在战争年代，这些紧俏商品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前来购买。这样不仅和国民党军官们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关系，而且使他们放松了警惕，为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廖承志密过惠州安排营救
1942年1月2日晨，廖承志等人装扮成香客先行撤出九龙市区，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检查岗哨，到达牛池湾后，翻过九龙坳，走海边小路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天黑之后，廖承志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登上了刘培率领的护航队武装船。小船悄悄升帆出海，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偷渡大鹏湾。3日凌晨到达沙渔涌。然后由刘培护送到田心村交给惠阳短枪队。6日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秘密到达惠州。到达后，卢伟如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部署和抢救文化人的准备工作和应对措施。廖承志听后，对联络站接应、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安全措施作了进一步部署。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他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参与公开活动;二是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
1942年1月下旬，受廖承志的委托，人称“梅州大侠”的廖安祥携带3万元从香港来到惠州，打算开一家叫源吉行的商行，卢伟如当了源吉行的老板。
此后廖安祥和卢伟如经常用源吉行的名头，以谈生意为名义，花重金宴请张光琼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卢伟如趁他们酒酣耳热之际，向张光琼提出：“自己有些香港来的客户、亲友因避战火要经过惠州到后方去避难，请他们高抬贵手，多行方便。”不料，他们竟然没有丝毫疑惑，一口应允。 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寇突然发动空袭。源吉行也被炸毁，廖安祥等组织员工和市民救火，但火势太大根本救不过来。这时廖安祥灵机一动，当即向张光琼求救，没想到张光琼还真的派兵过来把火扑灭了，还把保险柜也给搬了出来。自此之后，整个惠州城的人都知道源吉行的老板廖安祥、卢伟如与惠州最高长官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惠州只要是他两人出面的事就没有人敢阻拦。
金蝉脱壳化险境
1月9日午夜，3艘小木船载着邹韬奋、茅盾等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撤离香港，男人换上广东人穿的短裤短衫，女人换上旧旗袍，打扮成难民的样子，偷渡到九龙的秘密接待站。一个小时后，第一和第二艘船在九龙红磡遭遇海匪张嘴索要“100元保护费”，而不远处就是日军电台的营房。为了避免耽搁引起日军的怀疑，护送的游击队员李锦荣准备花钱消灾，用当地话：“老兄，大家出来捞世界，看开一点吧！”这群海匪一听不是外地人，也不敢拖延，马上改口50元。李锦荣怕夜长梦多，赶紧给钱后带着众人离开了危险地带。第三艘同样遇到海匪。双方拔枪对射，护送的游击队员用冲锋枪才吓退了海匪。11日晨，他们一行20多人化妆成难民，由交通员带领来到青山道口，混入难民队伍，向北经九华径到到荃湾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离开难民队伍，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在武工队的警戒掩护下，爬过大帽山，穿过峡谷，进了元朗十八乡。12日，秘密接待站给每人发了一张由“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签署的难民回乡证，分批上路，经元朗再次混入难民队伍，顺利通过落马洲的日军岗哨，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从赤尾村往北穿过宝深公路，再过梅林坳，最终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前后到达白石龙的民主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有两三百人。
由于白石龙前后左右不是日军就是国民党顽军，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地区流动性很大。营救到这里的人，稍作休息，即分批送往惠阳等地，然后再转到更安全的地方。
1月下旬开始，这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越过广九铁路，经田心村秘密接待站，送到淡水附近的茶园交通站。为了躲避日寇对惠州城的轰炸，保证他们的安全，惠阳党组织把他们暂时安置在茶园交通站休息。在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2月14日（农历腊月三十），茅盾、张友渔等20多人化装成富商模样，在惠阳县委的护送下开始从茶园向惠州出发，步行一整天，终于于当日午夜到达惠州城。惠阳县委通过打入国民党税局的中共党员黄鑫用高价为茅盾、张友渔他们购买到证件和国民党官员走私船的船票。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卢伟如领着茅盾、张友渔等20多人前往渡口所码头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中共后东特委又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的走私汽车，将他们安全护送到韶关市，之后再转移到大后方。
1月初到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多数人走西线到宝安，少数容易暴露的爱国民主人士或年老体弱者，则安排走东线。另有不少名人如夏衍、范长虹等人是从香港经澳门至中山或广州、湛江等地转入广西桂林。
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广东省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营救了被日军围困在港九敌占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撤到惠宝游击区。此外，还直接派遣武工队潜入港九市区与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紧密配合，营救出不少国际友人安全撤到中国内地。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政治事故和人员伤亡。这就是抗战史上的“乾坤大挪移”—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行动。中国文学大师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如果没能及时把这批重要人物营救出来，那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巨大损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1941年12月7、8、9三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应变准备，想方设法保护好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精心组织下，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广东省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战史上的“乾坤大挪移”就此拉开序幕。
周密部署巧安排
在日军严密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情况下，营救工作艰巨复杂。一方面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南方局派到香港的刘少文留在香港负责联系被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另一方面由廖安祥和李建行负责打通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帮助廖承志、张文彬、连贯等人先行撤离港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负责布置从九龙撤退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再到惠州，从惠州到老隆的安全护送工作。廖承志、连贯经东江抗日根据地到老隆和韶关，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和交通线。从老隆至韶关由中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后，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安排。临行前，廖承志再三强调：“据可靠消息，日本人为了稳住香港，马上要把大批难民疏散到内地去，这是开展营救工作的好时机。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实施营救计划，赶快把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营救出去。”
梁广和刘少文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静安，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寻找营救对象。他面临最大困难就是只见过营救名单上的少数人，而知道住处的就更是少之又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在铜锣湾遇到了《华商报》主笔张友渔。张友渔主动要求留下寻找其他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由于重点抢救对象邹韬奋六易其居，潘静安等人花了四天时间才在一个贫民窟里面找到了他。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柳亚子、何香凝、夏衍、丁聪风子等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相继被找到。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被要求在家等消息，每天的食物和蔬菜由地下党派专人送上门。
为了确保途中安全，在尹林平的领导下，东江游击区与港九地区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东线由蔡国梁指挥，西线由曾鸿文指挥。根据尹林平的部署，惠阳县委在惠阳前线工委、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和淡水以西的茶园村建立秘密接待站，担负护送任务。
上述路线，没有一条是安全的。在东线，要闯过启德机场日军的牛池湾岗哨，路经日伪和土匪盘踞的西贡，夜渡有敌军炮艇巡逻和海盗猖獗的大鹏湾;在西线，沿途布满敌伪检查站，翻越土匪出没的大帽山。当时东江游击队势单力薄，夹在广州和香港两个已经沦陷城市间的狭小地带，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穿过被封锁的深圳河后，一定要偷越被日军占领的广九铁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惠州。而惠州既是东江地区公署所在地，又是惠阳县政府所在地。虽然有水路发达的优势，但是却有国民党65军一个师的兵力驻守，师长张光琼。他也得到了近期有一批文化人士要从香港经惠阳地区进入内地的情报。在所有进出惠州的水口、路口加设检查站，还专门设了一个港九难民登记处，要求每一个从香港过来的人都必须去登记。游击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险象环生，步步惊心。中共惠阳县委决定把在惠州城建立秘密交通站的任务交给年仅22岁的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卢伟如去执行。
1941年12月，卢伟如进入惠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秘密交通站。他发现水东街位于西枝江、东江交汇处东部的一个半岛上，岛上有密布的商铺和一排排民居，人员密集复杂，且靠近码头，住宿、登船、出行非常方便。
东湖酒家高档奢华，仿欧式建筑，屋前有小花园，室内带有壁橱，屋旁建有廊柱，洋气十足。门口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岗哨。卢伟如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张光琼师长包下了这里的三楼。地下工作的原则就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在东湖酒家设立秘密交通站，以香港业昌公司老板的身份包下酒家的二楼。
设站东湖酒家之后，卢伟如还联络到惠州中国农工党，让他们把位于水东街的东和行商行腾出一部分供自己使用。自此，卢伟如在地下党、游击队员的帮助下，从香港筹集了煤油、布匹、医用品等许多紧缺物资，利用东和行商行真正做起了生意。在战争年代，这些紧俏商品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前来购买。这样不仅和国民党军官们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关系，而且使他们放松了警惕，为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廖承志密过惠州安排营救
1942年1月2日晨，廖承志等人装扮成香客先行撤出九龙市区，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检查岗哨，到达牛池湾后，翻过九龙坳，走海边小路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天黑之后，廖承志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登上了刘培率领的护航队武装船。小船悄悄升帆出海，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偷渡大鹏湾。3日凌晨到达沙渔涌。然后由刘培护送到田心村交给惠阳短枪队。6日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秘密到达惠州。到达后，卢伟如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部署和抢救文化人的准备工作和应对措施。廖承志听后，对联络站接应、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安全措施作了进一步部署。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他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参与公开活动;二是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
1942年1月下旬，受廖承志的委托，人称“梅州大侠”的廖安祥携带3万元从香港来到惠州，打算开一家叫源吉行的商行，卢伟如当了源吉行的老板。
此后廖安祥和卢伟如经常用源吉行的名头，以谈生意为名义，花重金宴请张光琼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卢伟如趁他们酒酣耳热之际，向张光琼提出：“自己有些香港来的客户、亲友因避战火要经过惠州到后方去避难，请他们高抬贵手，多行方便。”不料，他们竟然没有丝毫疑惑，一口应允。 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寇突然发动空袭。源吉行也被炸毁，廖安祥等组织员工和市民救火，但火势太大根本救不过来。这时廖安祥灵机一动，当即向张光琼求救，没想到张光琼还真的派兵过来把火扑灭了，还把保险柜也给搬了出来。自此之后，整个惠州城的人都知道源吉行的老板廖安祥、卢伟如与惠州最高长官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惠州只要是他两人出面的事就没有人敢阻拦。
金蝉脱壳化险境
1月9日午夜，3艘小木船载着邹韬奋、茅盾等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撤离香港，男人换上广东人穿的短裤短衫，女人换上旧旗袍，打扮成难民的样子，偷渡到九龙的秘密接待站。一个小时后，第一和第二艘船在九龙红磡遭遇海匪张嘴索要“100元保护费”，而不远处就是日军电台的营房。为了避免耽搁引起日军的怀疑，护送的游击队员李锦荣准备花钱消灾，用当地话：“老兄，大家出来捞世界，看开一点吧！”这群海匪一听不是外地人，也不敢拖延，马上改口50元。李锦荣怕夜长梦多，赶紧给钱后带着众人离开了危险地带。第三艘同样遇到海匪。双方拔枪对射，护送的游击队员用冲锋枪才吓退了海匪。11日晨，他们一行20多人化妆成难民，由交通员带领来到青山道口，混入难民队伍，向北经九华径到到荃湾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离开难民队伍，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在武工队的警戒掩护下，爬过大帽山，穿过峡谷，进了元朗十八乡。12日，秘密接待站给每人发了一张由“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签署的难民回乡证，分批上路，经元朗再次混入难民队伍，顺利通过落马洲的日军岗哨，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从赤尾村往北穿过宝深公路，再过梅林坳，最终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前后到达白石龙的民主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有两三百人。
由于白石龙前后左右不是日军就是国民党顽军，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地区流动性很大。营救到这里的人，稍作休息，即分批送往惠阳等地，然后再转到更安全的地方。
1月下旬开始，这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越过广九铁路，经田心村秘密接待站，送到淡水附近的茶园交通站。为了躲避日寇对惠州城的轰炸，保证他们的安全，惠阳党组织把他们暂时安置在茶园交通站休息。在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2月14日（农历腊月三十），茅盾、张友渔等20多人化装成富商模样，在惠阳县委的护送下开始从茶园向惠州出发，步行一整天，终于于当日午夜到达惠州城。惠阳县委通过打入国民党税局的中共党员黄鑫用高价为茅盾、张友渔他们购买到证件和国民党官员走私船的船票。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卢伟如领着茅盾、张友渔等20多人前往渡口所码头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中共后东特委又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的走私汽车，将他们安全护送到韶关市，之后再转移到大后方。
1月初到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多数人走西线到宝安，少数容易暴露的爱国民主人士或年老体弱者，则安排走东线。另有不少名人如夏衍、范长虹等人是从香港经澳门至中山或广州、湛江等地转入广西桂林。
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广东省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营救了被日军围困在港九敌占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撤到惠宝游击区。此外，还直接派遣武工队潜入港九市区与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紧密配合，营救出不少国际友人安全撤到中国内地。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政治事故和人员伤亡。这就是抗战史上的“乾坤大挪移”—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行动。中国文学大师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