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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读王建军教授撰著的《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使我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的所言所行有了新的认识，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有了新的认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对梁启超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维新变法这一历史时期，其评价相对单一”，建军教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梁启超的一生放置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总进程下做整体把握，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演变做全方位梳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做全景式的扫描。《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梁启超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之源：对教育价值的信仰。
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之实质是对为什么要办教育的回答，这种回答影响对教育的决策、对教育的选择、对教育地位的判断、对教育的资源配置与经费投入，等等。为什么要重视教育，为什么要把教育放在救亡图存的核心位置，梁启超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与分析。
梁启超认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梁启超以为，“开民智”不仅仅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为何“开民智”是救亡图存的关键呢？梁启超指出：“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以用矣，地利似可以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矣。”这里，梁启超强调民智与民权、民智与公理公法、民智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民智不开，公理公法不明，民权便无以伸张，社会便难以进步。梁启超进而指出：“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促进维新变法、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路径无疑是正确的。梁启超进而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阐述了开民智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由此，他得出结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入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这里，梁启超实际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智地位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由君主之政向民之政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开民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开民智如此重要，何以开民智呢？梁启超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教育是开智的根本手段。梁启超还讲：“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在梁启超看来，要变法，必须先改变人;要改变人，必须先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必须先变科举、兴学校。唯有如此，才能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梁启超通过论证民智与民权的关系，把握民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演进的趋势，在确立开民智关键地位的基础上，进而自然地引出教育之于开民智的关键价值，也就自然地奠定了教育之于救国的价值。
梁启超不仅在整体上论证了教育之于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本体价值，不仅论证了教育之于救亡图存的救国价值，而且在倡导发展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独特的价值。如他认为小学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小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广开民智的根本。小学教育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中学堂、大学堂的发展，故应在全国上下形成“无论贵贱无不入学”的氛围。
在谈到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时，梁启超基于传统教师存在的不足、聘请的洋教习具有的局限以及新式教育的发展趋势，明确指出要真正发展新式教育，唯有创办师范学堂，培养新型教师。“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要求发展女子教育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女子受教育同样非常重要，因為女子受了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在认定女子教育独特价值的同时，梁启超还从女学盛衰与国家强弱的关系上得出结论：“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因此，中国要想强国，必须兴女学。
在《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一书中，我们能看到梁启超对于教育价值的认识有其对西方发达国家重视教育作用并发展教育的事实之观察，更有对以往科举制影响下旧教育乃至洋务教育“未得其道”的反思。可以这样讲，梁启超及其老师康有为，也包括其同时代的严复等人，他们对教育价值的充分认识与肯定，构成了他们重视与投身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没有他们对教育价值深刻的揭示与简明的表达，没有他们在此基础上对发展教育事业的设计，就不可能有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论家、思想家、教育家对教育价值全方位的揭示，使教育救国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思潮而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也被一些开明的政治官员所接受。有此思想基础，方加速了对科举制的批判，加速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加速了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此后普及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女子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全面教育思想、现代学制建设思想等，都开始兴起并有相应的实践。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探索教育救国之道时，把近代社会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其中具有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是记载并评述了梁启超作为学术大师孜孜于人才培养的教育故事，彰显了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宝贵品质。
以往的研究关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较多，关注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实践活动较少。其实梁启超在教育实践上有着精彩的教育教学活动，这在《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中有比较翔实的记载，也给读者呈现了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鲜活形象。梁启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教育的巨大价值和作用，而且躬身实践，亲自参与办学、亲自创办学校，亲自进行教育教学培养人才，展现出了一位教育家的真正品质。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任上的教育教学实践。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来到长沙，在谭嗣同、黄遵宪等办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在总教习任上，他襄助学校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阐述了他的办学思想、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主张;同时，他还讲授《公羊传》和《孟子》等课，畅言民权思想。梁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事，胪举失政，盛倡革命”。除了通过讲课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外，他还同谭嗣同、唐才常在校内组织了“南学会”，亲为会长，每逢星期日公开讲学，除学生必须参加外，官绅士民均可自由参加，使湖南维新变法风气大开。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大同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至日本。由于从时务学堂学生的身上切实看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故他在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在条件很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创办学校，招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和各地华侨子女。如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于1899年春创办同文学校，让华侨子弟读书期间“近采泰西、日本教育之法……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以中学、小学章程为课则”。1899年9月，梁启超在华侨郑席儒等资助下，于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梁启超亲任校长，学校设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学、伦理学、泰西学案、人群发达史、中外哲学、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诸生札记、日本各学校讲义等课程。梁启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向学生传授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开拓学生的眼界。梁启超还向学生传授中国历史，并采用新理想评论中国古代人物，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作为学校课外讲读教材。
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实践。1920年3月，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年近五十的他以全部精力投身于文教事业和讲学活动。有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内容整理发现，1921年10月至12月、1922年4月至1923年1月，梁啟超在短短13个月时间内，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的高校、文化机构演讲次数多达38场。梁启超讲学极为认真，凡是约定的讲演，即便是身体欠佳，也不肯停止或改期。梁启超的讲演不仅内容上别开生面，而且真诚自然，充满感情，又因语言、表达的特殊，给学生留下深刻而有趣的印象。听过梁启超讲演的学生这样描述道：“蓝袍青褂，身材魁梧，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来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梁实秋先生当年曾亲耳聆听过梁启超的讲演，他记述道：“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这样的讲座，听众的情绪达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导师的实践。1925年，梁启超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他不仅主动承担导师职务，而且对要求接受指导的16名学生皆应承下来，远远超过当时学校规定的指导10人的任务。此外，梁启超还承担了司法储才馆、燕京大学的讲学任务。梁启超虽然忙碌，但他忙得兴奋，他讲：“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苦。”
梁启超办学与为师的实践，充分地展示出一位教育家对培养人才之教育教学工作的热爱与情怀。梁启超在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实践中真正体会到了作为教师的趣味，同时也展现出了他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品质。1922年8月5日，梁启超在对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学员演讲中特别强调，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由此他指出教师不应有厌倦之感。他说：“教育家日日做的终身做的不外两件事，一是学，一是诲人。学是自利，诲人是利他。人生活的目的，除却自利、利他两件外更有何事？”教育是一件既能利己，又能利他的事业，因而教育是一项十分有趣味的事业。在许多领域前景还不明时，教育领域是一条光明大道，因为国家的托命在人民，未来建设国家的栋梁正在学校读书。只要教育者“鞠躬尽瘁”，好生把学生培养出来，不愁国家不中兴。梁启超强调：“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梁启超晚年的讲学与人才培养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教育家的风采。有人这样评价梁启超：“惟其与青年接近，循循善诱，日事研磨，一有所问，无不详答，现实中国无论南北，能如先生之以学识文章，负当代之盛名，而以慈祥和蔼之态度，携提后进，诚恳指导者，恐再无第二人矣，先生实绝代之文宗良师也。”
著名教育史学家陈景磐先生曾讲：“现在教育史这门学科，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似乎都偏重于教育家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述，而对他们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则往往注意不够。须知，一个教师如果缺少这种精神，无论他学了多少教育理论，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王建军教授撰著的《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不仅关注了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而且关注了梁启超的教育实践，关注了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既注重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思想阐发，又注重教育教学实践的鲜活的教育家形象。这在呼唤与倡导教育家办学的当今时代，对教育工作者就具有了特殊的可资镜鉴的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一是揭示了梁启超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之源：对教育价值的信仰。
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之实质是对为什么要办教育的回答，这种回答影响对教育的决策、对教育的选择、对教育地位的判断、对教育的资源配置与经费投入，等等。为什么要重视教育，为什么要把教育放在救亡图存的核心位置，梁启超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与分析。
梁启超认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梁启超以为，“开民智”不仅仅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为何“开民智”是救亡图存的关键呢？梁启超指出：“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以用矣，地利似可以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矣。”这里，梁启超强调民智与民权、民智与公理公法、民智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民智不开，公理公法不明，民权便无以伸张，社会便难以进步。梁启超进而指出：“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促进维新变法、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路径无疑是正确的。梁启超进而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阐述了开民智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由此，他得出结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入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这里，梁启超实际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智地位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由君主之政向民之政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开民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开民智如此重要，何以开民智呢？梁启超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教育是开智的根本手段。梁启超还讲：“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在梁启超看来，要变法，必须先改变人;要改变人，必须先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必须先变科举、兴学校。唯有如此，才能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梁启超通过论证民智与民权的关系，把握民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地位演进的趋势，在确立开民智关键地位的基础上，进而自然地引出教育之于开民智的关键价值，也就自然地奠定了教育之于救国的价值。
梁启超不仅在整体上论证了教育之于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本体价值，不仅论证了教育之于救亡图存的救国价值，而且在倡导发展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独特的价值。如他认为小学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小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广开民智的根本。小学教育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中学堂、大学堂的发展，故应在全国上下形成“无论贵贱无不入学”的氛围。
在谈到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时，梁启超基于传统教师存在的不足、聘请的洋教习具有的局限以及新式教育的发展趋势，明确指出要真正发展新式教育，唯有创办师范学堂，培养新型教师。“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要求发展女子教育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女子受教育同样非常重要，因為女子受了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在认定女子教育独特价值的同时，梁启超还从女学盛衰与国家强弱的关系上得出结论：“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因此，中国要想强国，必须兴女学。
在《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一书中，我们能看到梁启超对于教育价值的认识有其对西方发达国家重视教育作用并发展教育的事实之观察，更有对以往科举制影响下旧教育乃至洋务教育“未得其道”的反思。可以这样讲，梁启超及其老师康有为，也包括其同时代的严复等人，他们对教育价值的充分认识与肯定，构成了他们重视与投身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没有他们对教育价值深刻的揭示与简明的表达，没有他们在此基础上对发展教育事业的设计，就不可能有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论家、思想家、教育家对教育价值全方位的揭示，使教育救国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思潮而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也被一些开明的政治官员所接受。有此思想基础，方加速了对科举制的批判，加速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加速了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此后普及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女子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全面教育思想、现代学制建设思想等，都开始兴起并有相应的实践。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探索教育救国之道时，把近代社会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其中具有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是记载并评述了梁启超作为学术大师孜孜于人才培养的教育故事，彰显了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宝贵品质。
以往的研究关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较多，关注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实践活动较少。其实梁启超在教育实践上有着精彩的教育教学活动，这在《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中有比较翔实的记载，也给读者呈现了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鲜活形象。梁启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教育的巨大价值和作用，而且躬身实践，亲自参与办学、亲自创办学校，亲自进行教育教学培养人才，展现出了一位教育家的真正品质。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任上的教育教学实践。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来到长沙，在谭嗣同、黄遵宪等办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在总教习任上，他襄助学校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阐述了他的办学思想、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主张;同时，他还讲授《公羊传》和《孟子》等课，畅言民权思想。梁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事，胪举失政，盛倡革命”。除了通过讲课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外，他还同谭嗣同、唐才常在校内组织了“南学会”，亲为会长，每逢星期日公开讲学，除学生必须参加外，官绅士民均可自由参加，使湖南维新变法风气大开。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大同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至日本。由于从时务学堂学生的身上切实看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故他在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在条件很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创办学校，招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和各地华侨子女。如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于1899年春创办同文学校，让华侨子弟读书期间“近采泰西、日本教育之法……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以中学、小学章程为课则”。1899年9月，梁启超在华侨郑席儒等资助下，于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梁启超亲任校长，学校设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学、伦理学、泰西学案、人群发达史、中外哲学、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诸生札记、日本各学校讲义等课程。梁启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向学生传授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开拓学生的眼界。梁启超还向学生传授中国历史，并采用新理想评论中国古代人物，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作为学校课外讲读教材。
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实践。1920年3月，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年近五十的他以全部精力投身于文教事业和讲学活动。有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内容整理发现，1921年10月至12月、1922年4月至1923年1月，梁啟超在短短13个月时间内，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的高校、文化机构演讲次数多达38场。梁启超讲学极为认真，凡是约定的讲演，即便是身体欠佳，也不肯停止或改期。梁启超的讲演不仅内容上别开生面，而且真诚自然，充满感情，又因语言、表达的特殊，给学生留下深刻而有趣的印象。听过梁启超讲演的学生这样描述道：“蓝袍青褂，身材魁梧，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来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梁实秋先生当年曾亲耳聆听过梁启超的讲演，他记述道：“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这样的讲座，听众的情绪达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导师的实践。1925年，梁启超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他不仅主动承担导师职务，而且对要求接受指导的16名学生皆应承下来，远远超过当时学校规定的指导10人的任务。此外，梁启超还承担了司法储才馆、燕京大学的讲学任务。梁启超虽然忙碌，但他忙得兴奋，他讲：“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苦。”
梁启超办学与为师的实践，充分地展示出一位教育家对培养人才之教育教学工作的热爱与情怀。梁启超在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实践中真正体会到了作为教师的趣味，同时也展现出了他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品质。1922年8月5日，梁启超在对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学员演讲中特别强调，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由此他指出教师不应有厌倦之感。他说：“教育家日日做的终身做的不外两件事，一是学，一是诲人。学是自利，诲人是利他。人生活的目的，除却自利、利他两件外更有何事？”教育是一件既能利己，又能利他的事业，因而教育是一项十分有趣味的事业。在许多领域前景还不明时，教育领域是一条光明大道，因为国家的托命在人民，未来建设国家的栋梁正在学校读书。只要教育者“鞠躬尽瘁”，好生把学生培养出来，不愁国家不中兴。梁启超强调：“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梁启超晚年的讲学与人才培养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教育家的风采。有人这样评价梁启超：“惟其与青年接近，循循善诱，日事研磨，一有所问，无不详答，现实中国无论南北，能如先生之以学识文章，负当代之盛名，而以慈祥和蔼之态度，携提后进，诚恳指导者，恐再无第二人矣，先生实绝代之文宗良师也。”
著名教育史学家陈景磐先生曾讲：“现在教育史这门学科，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似乎都偏重于教育家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述，而对他们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则往往注意不够。须知，一个教师如果缺少这种精神，无论他学了多少教育理论，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王建军教授撰著的《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不仅关注了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而且关注了梁启超的教育实践，关注了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既注重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思想阐发，又注重教育教学实践的鲜活的教育家形象。这在呼唤与倡导教育家办学的当今时代，对教育工作者就具有了特殊的可资镜鉴的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