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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对李渔诗心转变的视角分析了李渔的诗歌创作情况，表现为贵主情创新，力求不落俗套；以其富有代表性的悼亡诗为例，着重考察了李渔的诗心转变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对李渔的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李渔的诗歌中呈现出的悲凉凄厉、厚重质实和有裨风教、不平之鸣等独特美学风貌。
关键词：李渔 诗歌 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人或怀念亡妻，或悲悼故国，诗坛呈现独特的美学风貌。李渔（1611—1680），初名仙吕，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李渔著述甚丰，颇有实绩，名动一时。其好友丁澎在《笠翁诗集》序中云：“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书也。李子家贫，好著书，凡书序、传记、史断、杂说、碑铭、论赞，以及诗赋、填词、歌曲不下数十种，其匠心独造，无常师，善持论，不屑依附古人成说，以此名动公卿间。”①后世学者对其戏剧、小说的研究较多，而较少涉及到其诗文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李渔才华卓著，于诗文创作多有洞见，然其所处之时代为明清易代，社会动荡，又丧妻失子，令其内心悲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李渔身处两朝更替之际，其文学活动自无法与时代诗风、文风、士风相隔绝。因此，有必要从其作品与时代的互动上，系统考察李渔的诗心变迁与文学艺术。
一、李渔的诗心变迁与清初文坛风尚
“明社既屋”“中原板荡”，士子或隐，或降，人文生态呈现出一种独特复杂的状态。诗人众多，文坛苑囿，竞呈异彩。李渔之诗自有其价值，诚如杜书瀛先生所论“是清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李渔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平生以甲申之变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刻苦攻读诗书，想走读书做官的道路，在文学上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期社会的巨大变化，读书做官的美梦被打破，只好从事卖文演戏为生的职业。在其一生之中，有两次重大转折，一为甲申之变摧毁其科举美梦；一为乔、王二姬之死令其心灵受到重大打击。这两次转折，促使其诗心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探讨其诗心转变与清初文坛风尚有着密切关系。
（一）甲申之变造成李渔诗心的第一次转变
清军入关之前，李渔生活富足，在浙江兰溪富甲一方。其早年的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而中年及之后的生活恰恰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终日为生计而奔波劳碌，且其打秋风之举常遭人批评。甲申年，清军入关，虽未踏上浙土，却把他的科举之梦和诗书生活彻底打破，如他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中写道：“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③此外，还有《甲申纪乱》《甲申避乱》《避兵行》等诗，尤其是《避兵行》独具特色，诗云：“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陟山之岗……不如坐待千年劫，自凭三尺英雄铁。先刃山妻后刃妾，衔须伏剑名犹烈。”④这首诗记录了乙酉年（1645年）各镇的溃兵骚扰浙东的情况，李渔甚至有了“舍生取义”的想法，先杀掉妻子再自杀，愤慨地揭露了官兵的暴行，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疲于奔命的惨痛场景，堪称诗史。而至丙戌年（1646年），清军占领了李渔的家乡，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亲友和乡民被杀无数。乱后归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婺城乱后感怀》和《丙戌除夜》等诗歌。回到家后，他看到自己的著述和藏书皆被焚毁，内心异常悲痛。在《丁卯元日试笔》中，他写下“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⑤这样的诗句，可见当时生活的困顿。
（二）乔、王二姬之死构成李渔诗心的第二次转变
对于作家来讲，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失去美好的爱情。丧失妻妾的痛苦，于其心态的影响最为深远。乔复生、王再来是李渔一生之中很重要的知己。在李渔五十六岁时，游秦地，过平阳，纳乔姬；五十七岁，至兰州，纳王姬。二人均极富艺术才华，在李渔的家班女乐中担当重要的角色。然而好景不长，六年后，在李渔六十二岁之际，乔姬于途中病故。第二年，李渔再次游京师，王姬病故，作《后断肠诗十首》悼之。两位知己先后去世，令晚年的李渔沉痛不已，先后写下了三十余首悼亡诗歌，除了悼念王姬的十首断肠诗之外，著名的还有《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王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不觉泫然遂成四首》等。在《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其二中，他写道：“死断离魂生断肠，幽明咫尺叹参商。只愁我老男先妇，谁识伊徂凤泣凰。修短不均难损益，彭殇注定枉祈禳。多题恨句留青简，姓字千秋伴尔香。”⑥这首诗歌情真意切，缠绵凄恻，令人泣下。乔复生、王再来两位姬妾去世之后，李渔不觉心生“首丘之念”。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送长子将舒、次子将开回原籍参加童生试，产生移家杭州的念头，于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全家移居杭州。在杭州，其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入不敷出，欠下沉重的债务。他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生活窘境：“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即生平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妻妾儿女头上之簪、耳边之珥，凡值数钱一镪者，无不以之代子钱，始能挈家而出。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使尽难剜之肉；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并无可捉之襟。”⑦生活如此，精神上的重要支撑乔、王二姬亦先自己离开人世，每每念及于此，便悲从中来。
李渔一生困顿，所以在其诗歌创作之中，较多地关注了个体的命运以及山河破碎的境况，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这让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
二、时代风气影响之下的诗歌创作
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对于汉族士人来讲，可谓是“天崩地坼”的时代，大批明代遗民诗人不约而同地悲悼故国，抒发衣冠人物之悲和身世飘零之感；同时，降清的士子开始顺应太平，为颂圣美政，奏雍容和雅之调。明清之际的文学，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十分关注。诗人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抒发对时局社稷的关心之情。李渔虽创作了大量幽默风趣的通俗文学作品，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子，对家国有着深切的关怀和真挚的感情。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李渔的诗歌创作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悲凉凄厉与厚重质实并存。李渔的青年时代，多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救国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现存的诗歌如《赠侠少年》：“生来骨骼称头颅，未出须眉已丈夫。九死时拼三尺剑，千金来自一声卢。歌声不屑弹长铗，世事难堪击唾壶。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⑧ 诗歌中不顾个人得失、奋勇杀敌的侠义少年正是诗人心目中所向往的形象，也是理想的寄托。甲申之变，导致李渔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他的人生方向亦发生重大转折，开始走上卖文演戏以治生的道路。李渔亲身感受到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这一时期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动乱带给人们的巨大灾难，堪称“诗史”。《清明前一日》，表现的情感更为怆楚，其诗云：“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战场花是血，骑路柳为鞭。荒垅关山隔，凭谁寄纸钱。”⑨ 本是艳阳高照、气候宜人的清明时节，诗人内心感受到的却是战乱带来的凄惨荒凉情景。
李渔不仅擅长戏剧创作，还富有史才，著有《论古》《资治新书》《古今史略》等书。史学的涵养，使得其诗歌显得厚重质实，而不仅仅是为悼亡而感伤，如《挽季海涛先生》：“服官无冷热，大节总宜坚。师道真堪表，臣心不愧毡。生无妻子托，死有故人怜。不作招魂赋，知君在九天。”⑩ 而且在此诗前，有小序：“先生司铎长山，丙戌之难，先生靖焉。”{11}对于曾任金华县督学训导的季海涛（名怀德）这样坚持民族气节、殉节而死的明朝忠臣，李渔表示了极大的敬佩之情，写此诗来抒发自己的民族感情。类似的诗歌还有《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等。
其二，贵新主情和不平之鸣。在李渔看来，文学创作是作家心中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文生乎情，情不真则文不至耳”{12}“情真则文至矣”{13}。这在他的断肠诗三十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诗歌哀婉动人，不忍卒读，如其十九：“广陵散变湘灵瑟，昨夜怜予絮好音。倩女若能回玉趾，相如端不负琴心。霜风飒飒肠增裂，夜雨萧萧涕莫禁。愿假黑甜常会汝，巫山经过易追寻。”{14}在这首悼亡诗前有小序曰：“姬亡月余，不得一梦。是夕始返离魂，丝竹备陈，奏予所改《琵琶记·寻夫》一曲。醒后余音在耳，为之凄绝。”{15}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小说，李渔都是强调创新，注重从平常的题材中翻出新意。具有丰富的情感，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产生相应的感受，李渔从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创作实践出发提出“不平之鸣”的文学主张，“从来游戏神通，尽出文人之手，或寄情草木，或托兴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总以极文情之变，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16}。正因为如此，作诗为文须以自我之心为是，不必模仿他人，要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之言。在给自己的文集命名的时候，他用了“一家言”，解释说：“《一家言》维何？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乃余独异其辞者维何？曰：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冀于其中也。”{17}正因为有如此之文学主张，故当他看到战乱的景象才敢于通过写诗对官军的残暴行为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三，规正风俗有裨风教。李渔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所结交的也多为读书之人，自然难以脱离儒家的文化传统，为文作诗在注重从内心出发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在《闲情偶寄·凡例》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四期”之说，主要如下：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18}在清初动荡的社会之中，士林皆被悼亡之气濡染，旧朝不复存在，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而儒家正统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社会教化人心的问题。所思所得常借助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相互交流、切磋，共同研读儒家思想义理。李渔既没有隐遁于草野，亦没有参与奔走恢复的队伍，而是寻找了另外的一条实现自我价值之路，即“避”于城市。悼亡风气之浓，他确实感觉到了家国之情，甚至黍离之悲，然而没有完全采用激进的决裂方式，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卖文演戏，写诗著书，来实现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李渔的这种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时代哲学精神趋向的文学表达”{19}。而立德则主要通过其诗歌来实现，诗歌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还有规正风俗以有裨风教的愿望。
三、结语
如何评价李渔的诗歌成就，已经无需赘言，但有必要指出其诗歌成就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高度评价，然李渔的家乐女班及其自身的不合封建传统礼法的行为、观点，却饱受诟病，常因传统文学批评主流的影响，其诗歌价值一直被忽视。虽然今天学界对李渔的研究已能抛开成见，取得大量富有价值的成果，然多集中在其戏剧、小说等方面，对其诗歌的研究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诗文则是古代社会文学的正统，亦是诗人格外看重的。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肯定其诗歌的艺术与价值，发掘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① 李渔：《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杜书瀛：《李渔的诗》，《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3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 李渔：《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第42-43页，第149页，第204页，第225页，第147页，第95页，第98页，第9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211页，第211页，第47页，第4页，第2页。
{19} 钟明奇：《“自为一家”：李渔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73页。
关键词：李渔 诗歌 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人或怀念亡妻，或悲悼故国，诗坛呈现独特的美学风貌。李渔（1611—1680），初名仙吕，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李渔著述甚丰，颇有实绩，名动一时。其好友丁澎在《笠翁诗集》序中云：“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书也。李子家贫，好著书，凡书序、传记、史断、杂说、碑铭、论赞，以及诗赋、填词、歌曲不下数十种，其匠心独造，无常师，善持论，不屑依附古人成说，以此名动公卿间。”①后世学者对其戏剧、小说的研究较多，而较少涉及到其诗文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李渔才华卓著，于诗文创作多有洞见，然其所处之时代为明清易代，社会动荡，又丧妻失子，令其内心悲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李渔身处两朝更替之际，其文学活动自无法与时代诗风、文风、士风相隔绝。因此，有必要从其作品与时代的互动上，系统考察李渔的诗心变迁与文学艺术。
一、李渔的诗心变迁与清初文坛风尚
“明社既屋”“中原板荡”，士子或隐，或降，人文生态呈现出一种独特复杂的状态。诗人众多，文坛苑囿，竞呈异彩。李渔之诗自有其价值，诚如杜书瀛先生所论“是清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李渔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平生以甲申之变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刻苦攻读诗书，想走读书做官的道路，在文学上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期社会的巨大变化，读书做官的美梦被打破，只好从事卖文演戏为生的职业。在其一生之中，有两次重大转折，一为甲申之变摧毁其科举美梦；一为乔、王二姬之死令其心灵受到重大打击。这两次转折，促使其诗心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探讨其诗心转变与清初文坛风尚有着密切关系。
（一）甲申之变造成李渔诗心的第一次转变
清军入关之前，李渔生活富足，在浙江兰溪富甲一方。其早年的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而中年及之后的生活恰恰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终日为生计而奔波劳碌，且其打秋风之举常遭人批评。甲申年，清军入关，虽未踏上浙土，却把他的科举之梦和诗书生活彻底打破，如他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中写道：“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③此外，还有《甲申纪乱》《甲申避乱》《避兵行》等诗，尤其是《避兵行》独具特色，诗云：“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陟山之岗……不如坐待千年劫，自凭三尺英雄铁。先刃山妻后刃妾，衔须伏剑名犹烈。”④这首诗记录了乙酉年（1645年）各镇的溃兵骚扰浙东的情况，李渔甚至有了“舍生取义”的想法，先杀掉妻子再自杀，愤慨地揭露了官兵的暴行，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疲于奔命的惨痛场景，堪称诗史。而至丙戌年（1646年），清军占领了李渔的家乡，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亲友和乡民被杀无数。乱后归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婺城乱后感怀》和《丙戌除夜》等诗歌。回到家后，他看到自己的著述和藏书皆被焚毁，内心异常悲痛。在《丁卯元日试笔》中，他写下“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⑤这样的诗句，可见当时生活的困顿。
（二）乔、王二姬之死构成李渔诗心的第二次转变
对于作家来讲，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失去美好的爱情。丧失妻妾的痛苦，于其心态的影响最为深远。乔复生、王再来是李渔一生之中很重要的知己。在李渔五十六岁时，游秦地，过平阳，纳乔姬；五十七岁，至兰州，纳王姬。二人均极富艺术才华，在李渔的家班女乐中担当重要的角色。然而好景不长，六年后，在李渔六十二岁之际，乔姬于途中病故。第二年，李渔再次游京师，王姬病故，作《后断肠诗十首》悼之。两位知己先后去世，令晚年的李渔沉痛不已，先后写下了三十余首悼亡诗歌，除了悼念王姬的十首断肠诗之外，著名的还有《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王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不觉泫然遂成四首》等。在《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其二中，他写道：“死断离魂生断肠，幽明咫尺叹参商。只愁我老男先妇，谁识伊徂凤泣凰。修短不均难损益，彭殇注定枉祈禳。多题恨句留青简，姓字千秋伴尔香。”⑥这首诗歌情真意切，缠绵凄恻，令人泣下。乔复生、王再来两位姬妾去世之后，李渔不觉心生“首丘之念”。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送长子将舒、次子将开回原籍参加童生试，产生移家杭州的念头，于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全家移居杭州。在杭州，其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入不敷出，欠下沉重的债务。他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生活窘境：“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即生平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妻妾儿女头上之簪、耳边之珥，凡值数钱一镪者，无不以之代子钱，始能挈家而出。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使尽难剜之肉；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并无可捉之襟。”⑦生活如此，精神上的重要支撑乔、王二姬亦先自己离开人世，每每念及于此，便悲从中来。
李渔一生困顿，所以在其诗歌创作之中，较多地关注了个体的命运以及山河破碎的境况，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这让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
二、时代风气影响之下的诗歌创作
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对于汉族士人来讲，可谓是“天崩地坼”的时代，大批明代遗民诗人不约而同地悲悼故国，抒发衣冠人物之悲和身世飘零之感；同时，降清的士子开始顺应太平，为颂圣美政，奏雍容和雅之调。明清之际的文学，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十分关注。诗人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抒发对时局社稷的关心之情。李渔虽创作了大量幽默风趣的通俗文学作品，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子，对家国有着深切的关怀和真挚的感情。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李渔的诗歌创作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悲凉凄厉与厚重质实并存。李渔的青年时代，多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救国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现存的诗歌如《赠侠少年》：“生来骨骼称头颅，未出须眉已丈夫。九死时拼三尺剑，千金来自一声卢。歌声不屑弹长铗，世事难堪击唾壶。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⑧ 诗歌中不顾个人得失、奋勇杀敌的侠义少年正是诗人心目中所向往的形象，也是理想的寄托。甲申之变，导致李渔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他的人生方向亦发生重大转折，开始走上卖文演戏以治生的道路。李渔亲身感受到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这一时期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动乱带给人们的巨大灾难，堪称“诗史”。《清明前一日》，表现的情感更为怆楚，其诗云：“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战场花是血，骑路柳为鞭。荒垅关山隔，凭谁寄纸钱。”⑨ 本是艳阳高照、气候宜人的清明时节，诗人内心感受到的却是战乱带来的凄惨荒凉情景。
李渔不仅擅长戏剧创作，还富有史才，著有《论古》《资治新书》《古今史略》等书。史学的涵养，使得其诗歌显得厚重质实，而不仅仅是为悼亡而感伤，如《挽季海涛先生》：“服官无冷热，大节总宜坚。师道真堪表，臣心不愧毡。生无妻子托，死有故人怜。不作招魂赋，知君在九天。”⑩ 而且在此诗前，有小序：“先生司铎长山，丙戌之难，先生靖焉。”{11}对于曾任金华县督学训导的季海涛（名怀德）这样坚持民族气节、殉节而死的明朝忠臣，李渔表示了极大的敬佩之情，写此诗来抒发自己的民族感情。类似的诗歌还有《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等。
其二，贵新主情和不平之鸣。在李渔看来，文学创作是作家心中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文生乎情，情不真则文不至耳”{12}“情真则文至矣”{13}。这在他的断肠诗三十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诗歌哀婉动人，不忍卒读，如其十九：“广陵散变湘灵瑟，昨夜怜予絮好音。倩女若能回玉趾，相如端不负琴心。霜风飒飒肠增裂，夜雨萧萧涕莫禁。愿假黑甜常会汝，巫山经过易追寻。”{14}在这首悼亡诗前有小序曰：“姬亡月余，不得一梦。是夕始返离魂，丝竹备陈，奏予所改《琵琶记·寻夫》一曲。醒后余音在耳，为之凄绝。”{15}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小说，李渔都是强调创新，注重从平常的题材中翻出新意。具有丰富的情感，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产生相应的感受，李渔从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创作实践出发提出“不平之鸣”的文学主张，“从来游戏神通，尽出文人之手，或寄情草木，或托兴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总以极文情之变，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16}。正因为如此，作诗为文须以自我之心为是，不必模仿他人，要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之言。在给自己的文集命名的时候，他用了“一家言”，解释说：“《一家言》维何？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乃余独异其辞者维何？曰：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冀于其中也。”{17}正因为有如此之文学主张，故当他看到战乱的景象才敢于通过写诗对官军的残暴行为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三，规正风俗有裨风教。李渔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所结交的也多为读书之人，自然难以脱离儒家的文化传统，为文作诗在注重从内心出发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在《闲情偶寄·凡例》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四期”之说，主要如下：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18}在清初动荡的社会之中，士林皆被悼亡之气濡染，旧朝不复存在，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而儒家正统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社会教化人心的问题。所思所得常借助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相互交流、切磋，共同研读儒家思想义理。李渔既没有隐遁于草野，亦没有参与奔走恢复的队伍，而是寻找了另外的一条实现自我价值之路，即“避”于城市。悼亡风气之浓，他确实感觉到了家国之情，甚至黍离之悲，然而没有完全采用激进的决裂方式，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卖文演戏，写诗著书，来实现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李渔的这种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时代哲学精神趋向的文学表达”{19}。而立德则主要通过其诗歌来实现，诗歌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还有规正风俗以有裨风教的愿望。
三、结语
如何评价李渔的诗歌成就，已经无需赘言，但有必要指出其诗歌成就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高度评价，然李渔的家乐女班及其自身的不合封建传统礼法的行为、观点，却饱受诟病，常因传统文学批评主流的影响，其诗歌价值一直被忽视。虽然今天学界对李渔的研究已能抛开成见，取得大量富有价值的成果，然多集中在其戏剧、小说等方面，对其诗歌的研究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诗文则是古代社会文学的正统，亦是诗人格外看重的。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肯定其诗歌的艺术与价值，发掘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① 李渔：《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杜书瀛：《李渔的诗》，《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3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 李渔：《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第42-43页，第149页，第204页，第225页，第147页，第95页，第98页，第9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211页，第211页，第47页，第4页，第2页。
{19} 钟明奇：《“自为一家”：李渔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