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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学者钱大昕学识精深渊博，在经学与史学上造诣颇高。在其藏书题跋中，有许多利用碑刻文字考证史实、纠正前人谬误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九千多种，体例完备，涉及经、史、子、集，其中的史部目录类金石部分的提要内容，对钱大昕的考证成果多有采纳。同时，《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补阙与考订。
关键词：钱大昕;藏书题跋;《四库全书总目》
一、引言
钱大昕（1728—1804）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少詹事;乾隆四十年（1775）居丧归里，此后潜心治学。他著述众多，其中《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金石文跋尾》等著作，涉及史实考证与古籍校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云：“先生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史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1]（P3-4）由此可见钱大昕治学领域之博洽。同时，钱大昕亦是藏书大家，《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中有许多藏书题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金石文跋尾》则以金石碑刻来考证古籍讹误，补订阙漏。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编撰时对钱大昕的著作及藏书题跋多有参考和借鉴;同时，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补阙与考订。可以说，钱大昕本人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却与《四库全书总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二、《四库全书总目》参考借鉴
钱大昕藏书题跋
1.《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又《老学庵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于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于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2]（P413）
按：钱大昕的《金石文跋尾》网罗搜集了众多的金石碑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辽史》对当时的职官制度记载多有疏漏，四库馆臣采纳《金石文跋尾》的考证成果来增补辽代官制，可见当时学界对钱大昕学识的高度认可。
2.《隶释》二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其中偶有遗漏者，如《卫尉卿衡方碑》以“宽懔”为“宽慄”，以“声香”为“馨香”，以“邵虎”为“召虎”，以“疣”为“厖”、“”为“谥”，以“剋长剋君”为“克长克君”，以“謇謇”为“蹇蹇”，以“乐旨”为“乐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讚”为“幽贊”，以“无畺”为“无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均举其疏。[2]（P735）
按：宋代洪适《隶释》共著录汉魏隶书石刻文字一百八十三种，因是书为考隶而作，故书中对每篇碑碣文字皆依其字画写定，再将以某字为某字注明于后，间附论证。《四库全书总目》对《隶释》极为推崇，认为“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是书虽然广博，亦难免出现纰缪。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就列举了《隶释》的许多疏漏，四库馆臣对此多有采纳。
3.《石刻补叙》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2]（P736）
按：关于《石刻补叙》的作者，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出自南丰曾氏，宏父名惇，以字行;厉鹗亦沿用了这一观点。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判定著者为庐陵曾宏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如《石刻补叙》，本庐陵曾宏父撰，与南丰曾惇字宏父者绝不相涉，而误以为一人。曩岁李南涧刊此书，予始为考证，今《四库全书目》即采予说也。”[3]可见，《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主要是来自钱氏的考辨。
4.《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于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余字，是可以备参核矣。[2]（P739）
按：钱大昕《金石文跋尾》指出，在都穆的《金薤琳琅》中，誤将《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两侧之文合入碑阴。同时，从这段记载可知，刻于贞元九年（793）的《姜嫄公刘庙碑》，在《金薤琳琅》中收载了全文，至钱大昕所处时代，则已损失三十余字。
5.《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2]（P740）
按：钱大昕不仅精通经学、史学，在天文历法方面也颇有造诣。《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顾炎武《求古录》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该碑有伪造的可能。钱氏则以长历推演，不仅考证出中平二年十月丙辰为十月二十一日、《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的记载是错误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曹全碑》的真实性。 6.《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2]（P741）
按：钱大昕在《金石文跋尾》中举出了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的六条舛误，大都是有理有据的，匡谬之功甚大。
三、钱大昕藏书题跋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之后，《四库全书总目》遂得到了广泛的流传。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撰成于嘉庆四年（1799），《四库全书总目》问世早于是书数年。钱氏仔细研读过《四库全书总目》，并在《十驾斋养新录》的相关题跋中对总目提要的得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见解。同时，《潜研堂文集》五十卷乃钱氏生前所手定，集中题跋亦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者。总的来看，钱氏是较早关注和补正《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之一。
1.《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辗转钞传，讹误颇甚。中阙卷第十四至二十四、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参校诸本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2]（P495）
按：从《潜研堂文集·跋唐大诏令》的记载来看，钱大昕所见《唐大诏令集》版本的残阙卷次、卷数，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本均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还利用此书宝历元年《南郊赦文》“亚献嘉王运、终献循王遹，各赐物一百匹”的记载，纠正了《唐书·十一宗诸子传》“嘉王运，贞元十七年薨”的舛误。
2.《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2]（P513）
按：钱大昕《东家杂记》题跋对孔传生平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传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县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东转运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邠州。”[3]（P279）可补《四库全书总目》孔传仕宦履历。
3.《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振孙撰。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人。厉鹗《宋诗纪事》称其端平中仕为浙西提举，改知嘉兴府。考周密《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则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江提举，鹗盖考之未详也。[2]（P730）
按：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论及《直斋书录解题》时云：“今《四库全书总目》又引《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攝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谓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西提举。予检汲古阁毛氏所刊《癸辛杂识》无此两条，不知《总目》所据何本也？”[3]（P313-314）钱大昕对这两条的出处提出疑问，因为他所见到的汲古阁刊本恰恰没有这两条。通常认为，周密《癸辛杂识》以毛晋汲古阁本最为完备，《前集》《后集》各一卷，《续集》《别集》各两卷。钱大昕对《癸辛杂识》汲古阁刊本极为熟谙，不仅指出该刊本无“莆田阳氏子妇”“陈周士”两条，还订正了它的一些舛误。如《别集》上卷“兀朮石蜟，修四朝国史，其赞史浩略云云”中，“兀朮石蜟”为“尤木石焴”之讹;依据石刻题名，订正《别集》“蔡秔”乃“蔡杭”之误。以上所举讹误《四库全书总目》均未提及，钱氏的题跋可补《总目》之阙，使之更臻于完备。
4.《滏水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赵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道人，滏阳人……又刘祁《归潜志》曰：“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案屏山，李之纯之号也）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2]（P1420）
按：钱大昕《跋滏水文集》云：“予家收藏石刻，有《乞伏村唐帝庙记》《邓州宣圣庙碑》《盖公和尚状铭》，皆不见于此集。据遗山云，公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氏者不在也。”[1]（P503）元好问所言与刘祁云“佛、老二家者皆削去”的记载若合符节。
5.《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又彝尊所见徐炯家宋刻本，称二百卷，今抄本止一百十卷，寻检首尾，似无阙佚，殆彝尊记忆未审，或偶然笔误欤？[2]（P1698）
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吴兴刘氏藏本亦为百卷，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见刻本一百十卷不相吻合。可见，《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有多个版本并行于世，钱氏所载版本亦可资参考。
附带提及一点的是，钱大昕所见之书也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未收者。如钱氏在《与谢方伯论平水韵书》中指出：“今案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不见于《钦定四库书目》，惟邵长衡《古今韵略》卷首历叙所见韵书曾载之。”[1]（P574）吴门黄丕烈收藏有《平水新刊韵略》，撰者是山西平水人王文郁。钱氏推测，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即是从《平水新刊韵略》翻刻而来的，但终究以未见刘书，而未敢遽下定论。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九千多种，钱氏仍能发现它所未收录的作品，足以见出其学识之广博。
四、结语
总的来看，钱大昕的藏书题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既涵盖了卷数、撰者、生平履历、引文、讹误等信息，也囊括了小学、金石、天文历法等领域。这些题跋功力深厚，考据严谨，结论允当，发挥了辨伪补阙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所题跋的藏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书籍多有重合，二者可互为参资，皆有功于学林。《四库全书总目》在编撰时，曾多次参考并采纳了其学术成果;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考订与补正。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大昕不仅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推动四库学发展的先驱者。 参考文献：
[1][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陈文和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2018.
[3][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Qian Daxin’s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Postscripts and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Li Xin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Qian Daxin， a scholar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profound knowledge in classics and history. There are many texts in th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to verify historical facts and correct the fallacies of predecessors.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庫全书总目》） is a huge masterpiece with more than 9，000 books， complete in style， involving a sub-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The content of the Jinshi part of the catalogue has been adopted by Qian Daxin’s research result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Qian Daxin’s postscript also included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Key words：Qian Daxin;collection of titles and postscripts;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关键词：钱大昕;藏书题跋;《四库全书总目》
一、引言
钱大昕（1728—1804）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少詹事;乾隆四十年（1775）居丧归里，此后潜心治学。他著述众多，其中《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金石文跋尾》等著作，涉及史实考证与古籍校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云：“先生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史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1]（P3-4）由此可见钱大昕治学领域之博洽。同时，钱大昕亦是藏书大家，《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中有许多藏书题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金石文跋尾》则以金石碑刻来考证古籍讹误，补订阙漏。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编撰时对钱大昕的著作及藏书题跋多有参考和借鉴;同时，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补阙与考订。可以说，钱大昕本人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却与《四库全书总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二、《四库全书总目》参考借鉴
钱大昕藏书题跋
1.《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又《老学庵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于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于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2]（P413）
按：钱大昕的《金石文跋尾》网罗搜集了众多的金石碑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辽史》对当时的职官制度记载多有疏漏，四库馆臣采纳《金石文跋尾》的考证成果来增补辽代官制，可见当时学界对钱大昕学识的高度认可。
2.《隶释》二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其中偶有遗漏者，如《卫尉卿衡方碑》以“宽懔”为“宽慄”，以“声香”为“馨香”，以“邵虎”为“召虎”，以“疣”为“厖”、“”为“谥”，以“剋长剋君”为“克长克君”，以“謇謇”为“蹇蹇”，以“乐旨”为“乐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讚”为“幽贊”，以“无畺”为“无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均举其疏。[2]（P735）
按：宋代洪适《隶释》共著录汉魏隶书石刻文字一百八十三种，因是书为考隶而作，故书中对每篇碑碣文字皆依其字画写定，再将以某字为某字注明于后，间附论证。《四库全书总目》对《隶释》极为推崇，认为“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是书虽然广博，亦难免出现纰缪。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就列举了《隶释》的许多疏漏，四库馆臣对此多有采纳。
3.《石刻补叙》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2]（P736）
按：关于《石刻补叙》的作者，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出自南丰曾氏，宏父名惇，以字行;厉鹗亦沿用了这一观点。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判定著者为庐陵曾宏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如《石刻补叙》，本庐陵曾宏父撰，与南丰曾惇字宏父者绝不相涉，而误以为一人。曩岁李南涧刊此书，予始为考证，今《四库全书目》即采予说也。”[3]可见，《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主要是来自钱氏的考辨。
4.《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于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余字，是可以备参核矣。[2]（P739）
按：钱大昕《金石文跋尾》指出，在都穆的《金薤琳琅》中，誤将《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两侧之文合入碑阴。同时，从这段记载可知，刻于贞元九年（793）的《姜嫄公刘庙碑》，在《金薤琳琅》中收载了全文，至钱大昕所处时代，则已损失三十余字。
5.《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2]（P740）
按：钱大昕不仅精通经学、史学，在天文历法方面也颇有造诣。《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顾炎武《求古录》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该碑有伪造的可能。钱氏则以长历推演，不仅考证出中平二年十月丙辰为十月二十一日、《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的记载是错误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曹全碑》的真实性。 6.《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2]（P741）
按：钱大昕在《金石文跋尾》中举出了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的六条舛误，大都是有理有据的，匡谬之功甚大。
三、钱大昕藏书题跋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之后，《四库全书总目》遂得到了广泛的流传。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撰成于嘉庆四年（1799），《四库全书总目》问世早于是书数年。钱氏仔细研读过《四库全书总目》，并在《十驾斋养新录》的相关题跋中对总目提要的得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见解。同时，《潜研堂文集》五十卷乃钱氏生前所手定，集中题跋亦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者。总的来看，钱氏是较早关注和补正《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之一。
1.《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辗转钞传，讹误颇甚。中阙卷第十四至二十四、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参校诸本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2]（P495）
按：从《潜研堂文集·跋唐大诏令》的记载来看，钱大昕所见《唐大诏令集》版本的残阙卷次、卷数，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本均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还利用此书宝历元年《南郊赦文》“亚献嘉王运、终献循王遹，各赐物一百匹”的记载，纠正了《唐书·十一宗诸子传》“嘉王运，贞元十七年薨”的舛误。
2.《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2]（P513）
按：钱大昕《东家杂记》题跋对孔传生平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传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县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东转运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邠州。”[3]（P279）可补《四库全书总目》孔传仕宦履历。
3.《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振孙撰。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人。厉鹗《宋诗纪事》称其端平中仕为浙西提举，改知嘉兴府。考周密《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则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江提举，鹗盖考之未详也。[2]（P730）
按：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论及《直斋书录解题》时云：“今《四库全书总目》又引《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攝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谓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西提举。予检汲古阁毛氏所刊《癸辛杂识》无此两条，不知《总目》所据何本也？”[3]（P313-314）钱大昕对这两条的出处提出疑问，因为他所见到的汲古阁刊本恰恰没有这两条。通常认为，周密《癸辛杂识》以毛晋汲古阁本最为完备，《前集》《后集》各一卷，《续集》《别集》各两卷。钱大昕对《癸辛杂识》汲古阁刊本极为熟谙，不仅指出该刊本无“莆田阳氏子妇”“陈周士”两条，还订正了它的一些舛误。如《别集》上卷“兀朮石蜟，修四朝国史，其赞史浩略云云”中，“兀朮石蜟”为“尤木石焴”之讹;依据石刻题名，订正《别集》“蔡秔”乃“蔡杭”之误。以上所举讹误《四库全书总目》均未提及，钱氏的题跋可补《总目》之阙，使之更臻于完备。
4.《滏水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赵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道人，滏阳人……又刘祁《归潜志》曰：“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案屏山，李之纯之号也）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2]（P1420）
按：钱大昕《跋滏水文集》云：“予家收藏石刻，有《乞伏村唐帝庙记》《邓州宣圣庙碑》《盖公和尚状铭》，皆不见于此集。据遗山云，公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氏者不在也。”[1]（P503）元好问所言与刘祁云“佛、老二家者皆削去”的记载若合符节。
5.《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又彝尊所见徐炯家宋刻本，称二百卷，今抄本止一百十卷，寻检首尾，似无阙佚，殆彝尊记忆未审，或偶然笔误欤？[2]（P1698）
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吴兴刘氏藏本亦为百卷，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见刻本一百十卷不相吻合。可见，《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有多个版本并行于世，钱氏所载版本亦可资参考。
附带提及一点的是，钱大昕所见之书也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未收者。如钱氏在《与谢方伯论平水韵书》中指出：“今案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不见于《钦定四库书目》，惟邵长衡《古今韵略》卷首历叙所见韵书曾载之。”[1]（P574）吴门黄丕烈收藏有《平水新刊韵略》，撰者是山西平水人王文郁。钱氏推测，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即是从《平水新刊韵略》翻刻而来的，但终究以未见刘书，而未敢遽下定论。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九千多种，钱氏仍能发现它所未收录的作品，足以见出其学识之广博。
四、结语
总的来看，钱大昕的藏书题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既涵盖了卷数、撰者、生平履历、引文、讹误等信息，也囊括了小学、金石、天文历法等领域。这些题跋功力深厚，考据严谨，结论允当，发挥了辨伪补阙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所题跋的藏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书籍多有重合，二者可互为参资，皆有功于学林。《四库全书总目》在编撰时，曾多次参考并采纳了其学术成果;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考订与补正。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大昕不仅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推动四库学发展的先驱者。 参考文献：
[1][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陈文和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2018.
[3][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Qian Daxin’s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Postscripts and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Li Xin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Qian Daxin， a scholar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profound knowledge in classics and history. There are many texts in th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to verify historical facts and correct the fallacies of predecessors.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庫全书总目》） is a huge masterpiece with more than 9，000 books， complete in style， involving a sub-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The content of the Jinshi part of the catalogue has been adopted by Qian Daxin’s research result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Qian Daxin’s postscript also included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
Key words：Qian Daxin;collection of titles and postscripts;Siku Quanshu Zongmu（《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