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两位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得主——奥利弗·斯通和阿方索·卡隆就合拍片更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还是融合各种文化争论得不亦乐乎。
　　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内地观众对港台导演作品历来青睐有加，然而摆在港台导演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如何平衡自我的特色与文化的融合。对于“北上”淘金的香港和台湾导演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现实中必须面对的选择题。有趣的是，香港导演和台湾导演在这方面的境况完全不同。
　　香港导演：这是个难题
　　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都曾有过各自的“黄金时代”，而后又因为先天的限制而陷入低谷。香港电影人在“北上”的路途上起步得更早，也走得更远。2004年元旦，“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CEPA协议）正式开始实施。陈可辛、陈嘉上、刘伟强、陈木胜、徐克、尔冬升等一大批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寻求拍片机会。他们担任导演的合拍片迅速在日益成长的内地市场占据可观的份额。2010年，内地华语片票房前10名中，《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叶问2》《锦衣卫》等都是香港导演“北上”的合拍片，其票房总和在年度总票房中占比超过四成；2011年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排名前10名的国产影片中，有5部影片是由香港导演执导的。这些数据显示，香港导演已经完全融入内地电影文化，并且能够很好地掌握内地观众的口味。
　　然而，在迅速融入内地站稳脚跟的同时，“北上”的香港导演也陷入了创作美学上的纠结。面对“港味儿不再”的批评，“北上”香港导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的阵营出现了分裂。有人选择融合到底，例如陈可辛。他去年的作品《中国合伙人》讲的是三个内地年轻人创业的故事，里面展示了内地社会的变迁，与香港无内在联系。有人选择坚守，例如杜琪峰和韦家辉的银河映像曾经是那么的特立独行，他们对香港本土电影有着浓厚的情结，坚持拍港味儿十足的警匪片。尽管从2011年开始，杜琪峰也尝试与内地合作，但由他出品的合拍电影依然与香港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比杜琪峰更为纠结的，是有着“香港鬼才导演”之称的彭浩翔。作为香港导演中的年轻人，他“北上”的步伐迈得比较迟，在内地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彭浩翔在内地可以轻易接到投资几百万的小项目，却没有人肯给他投一部大制作。冯小刚曾看中他的编剧才华，请他为自己的喜剧电影操刀，最终因为京港喜剧的风格差异太大而作罢。而后，彭浩翔返回香港拍了纯粹的港片《志明与春娇》，却借助口碑传播得到了内地观众的青睐，并最终在内地开拍了他的大制作——由黄晓明和周迅主演的《撒娇女人》。
　　台湾导演：从来不是问题
　　台湾电影人的大规模“北上”，要比香港电影人晚很多。尽管焦雄屏等台湾电影人很早就来大陆监制电影，但直到2010年，台湾导演苏照彬执导了小马奔腾出品的武侠电影《剑雨》，才算是正式开启了台湾电影导演“北上”的序幕。此后，钮承泽、陈正道、林书宇、林育贤等人纷纷加入“北上”的行列。由于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牵绊极深，“北上”的台湾导演很少有香港导演那种究竟是坚守本土电影文化，还是融入内地电影文化的纠结。而那些对本土电影文化有很深情结的导演，也甘于在本土市场拍片，不容易被“北上”的利益所打动。台湾“北上”导演对大陆电影市场的融入，从他们在大陆拍摄的作品就能看出来。钮承泽执导的《艋舺》虽然有台湾本土的味道，却丝毫不妨碍大陆观众理解和喜爱。而后钮承泽受邀执导华谊影业出品的《LOVE》，从成片上更是看不出任何地域文化色彩。因《盛夏光年》而小有名气的台湾青年导演陈正道，在大陆先后执导了《四夜奇谭》《幸福额度》《101次求婚》，以及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片——由徐峥监制并主演的《催眠大师》。如果片方不特意点出这些电影的导演陈正道来自台湾，观众只会以为他是一位大陆的新锐导演。陈正道在谈及“北上”拍片的感受时直言，台湾本土电影与大陆电影的确存在差异，台湾电影的创作比较关注自我，大陆的观众则喜欢思考“在大环境下我会怎么样”。但他认为，台湾电影人的诚意足以消弭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