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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大中文系就读时,讲授当代文学的教授倡导写作中的极简主义,对文本中的象征隐喻之类颇有偏见,认为将生活幻想化和可能化纯属凌空蹈虚。我还记得他举例说,“有一首朦胧诗里写‘小草打了个绿色的喷嚏’,小草如何打喷嚏?喷嚏又怎么会是绿色的?这种浅陋的修辞完全在戏弄读者”。
偏见障目。“小草打了个绿色的喷嚏”难道不是如“雨水洗过的良心”一般清新可爱吗?朦胧诗初起之时,这种陌生化的写法必定激发过诗人们对表现对象的新鲜感与间离感,而这种问离的效果更有助于将读者从阅读惰性和所谓规范审美中解脱出来。毕加索曾说过一句看似悖理的箴言:“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一种谎言,它使我们认识真理,至少认识到要我们去理解真理。”当代作家们早已从经典现实主义那种对现实的直接摹写和再现转向对内在感受与体验的观照,而个性化的修辞既可形象表达作家的心向、态度、需要、价值观和情绪状态,又可锐化读者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敏感性。“反射镜”式的文字早已使读者审美钝化,而对熟悉事物的粉碎、破坏、修复和再造所产生的震撼效果,虽使人感到不安和折磨,却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文学离不开修辞,尤其是比喻。“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唯如此。歌德在《浮士德》中甚至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广义上说,隐喻无处不在)。虽言之极端,有“无边”之嫌,然比喻用得是否迥然异趣,在小说创作中委实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性,像海水的船,简单极了。”(萨冈《你好,忧愁》)“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博尔赫斯《另一次死亡》)“那些狠巴巴的冷脸,就像用旧的,不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巴尔扎克《高老头》)……读者们读到此类比喻,思想的欢愉和智性的慰藉所荡起的涟漪必定如大拇指疾扫琴弦。
与比喻界前辈和翘楚相比,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毫不逊色。初读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时,惊诧于大江健三郎拔新领异的比喻。在大江的小说中,比喻像是老树恣肆的根须,熟而生陌,陌而生虑。大江太热爱比喻了,小说中俯拾即是的比喻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或许不是错觉),仿佛不用比喻,他就无法精确而形象地说出他的处境、感受与体验。不管怎么说,比喻客观上成了他的引渡之舟,成了他难以捉摸的不稳定的冥思气质最恰当的载体。
《个人的体验》主人公的名字“鸟”,即是逃避自我、逃避情感、逃避现实的一类人的象征,隐喻性的名字从而具有了涵盖性和整体性。小说第一句便是比喻,“鸟像野鹿似的昂然而优雅地低头看着陈列架上印制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此时,“鸟”的“怪物孩子”尚在妻子腹中,“鸟”还做着去非洲的梦,而他热爱的非洲地图价格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尽管买不起,屡次来书店凝视非洲地图的“鸟”还是做出了与梦想相衬的优雅姿势。然而,接踵而至的比喻有力而隐蔽地暗示了情节的发展和故事的走向,“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但鸟的妻子,此时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山鸡似的紧闭着眼睛。”“鸟战栗地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个垂眉俯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个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着考拉、鸭嘴兽、袋鼠跳跃奔走的澳大利亚土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图,则是一个被剥掉了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惨不忍睹的头颅。”轰炸式显性比喻隐性推动命运加快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鸟”的非洲梦最终破灭,妻子生下了一个脑袋上长瘤的怪物,“鸟”陷入无法自拔的逃避和堕落的深渊。
大江不惮于以动植物(尤其是狗、鼠)自比或他比,个性化比喻给我的震撼猛烈而多维。大江比喻的生动性并非仅仅依赖陌生化和新奇感,他超常的洞察力、表现力以及小说内嵌的美学特征和哲学思考尤值得挖掘。他也许是真正“万物平等论”的文字实践者。
《道德经》里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真的是平等的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动物庄园》,这本反鸟托邦的讽喻式小说,讲述动物农场的一只老猪认为人类是寄生虫,号召动物们起来革命,赶走人类。动物们群起响应,宣布“一切动物皆平等”。而取得统治权的猪们开始享有特权,越来越像人类,并把之前的口号改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平等”。抛开政治上的影射,奥威尔揭穿了所谓众生平等的假象。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说,“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所有修辞亦然。被修辞“加持”的语言,堂奥葱茏,美学意义得到提升。在大江的小说中,比喻更变成了一种策略,将感觉与智性完美结合在一起,世间万物完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无褒贬无边界的通感”。
《个人的体验》主人公长着一只“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的鼻梁,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一样直挺地指向天空”,机车从他的头顶通过时,“像是挂在黑色夜空里一头巨大的黑色犀牛”。他有时“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曲着身子”,有时“像缩回洞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有时“像锅里的炒豆,蹦跳着穿好衣服”,有时“像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低着头哆哆嗦嗦地逃离了客厅”,有时“像糖一样融化在那热度里(医生很细微却很明显的权威式热情)”,有时“像甲虫喝树液一样,非常严肃地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有时流下一滴“像唾液一样毫无意义的眼泪”……
大江所用的喻体可谓百无禁忌,以主人公为本体的比喻句喻体即有西红柿、气球、小老鼠、熊、仓库、美洲狮子、鱼、蛔虫、水耗子、通訊机、萎缩的干鱼、逃进袋子里的蛇、吸满水的海绵、刚宰杀的鸡的内脏、绿色小种子等等,看似信手拈来的物象,却充满了灵动与聪慧之美。“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他不赋予任何事物以约定俗成的情感偏见,却又随时能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映照物共情同绪。用自然、原始、亲和度较高的初始心观照与呼应自然之物,读者亦享受到修辞带来的晃动、模糊、随性与不确定之美。他是成规定式的亵渎者、叛逆者和破坏者,他刺激了我们渴望变化的那根神经。
偏见障目。“小草打了个绿色的喷嚏”难道不是如“雨水洗过的良心”一般清新可爱吗?朦胧诗初起之时,这种陌生化的写法必定激发过诗人们对表现对象的新鲜感与间离感,而这种问离的效果更有助于将读者从阅读惰性和所谓规范审美中解脱出来。毕加索曾说过一句看似悖理的箴言:“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一种谎言,它使我们认识真理,至少认识到要我们去理解真理。”当代作家们早已从经典现实主义那种对现实的直接摹写和再现转向对内在感受与体验的观照,而个性化的修辞既可形象表达作家的心向、态度、需要、价值观和情绪状态,又可锐化读者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敏感性。“反射镜”式的文字早已使读者审美钝化,而对熟悉事物的粉碎、破坏、修复和再造所产生的震撼效果,虽使人感到不安和折磨,却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文学离不开修辞,尤其是比喻。“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唯如此。歌德在《浮士德》中甚至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广义上说,隐喻无处不在)。虽言之极端,有“无边”之嫌,然比喻用得是否迥然异趣,在小说创作中委实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性,像海水的船,简单极了。”(萨冈《你好,忧愁》)“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博尔赫斯《另一次死亡》)“那些狠巴巴的冷脸,就像用旧的,不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巴尔扎克《高老头》)……读者们读到此类比喻,思想的欢愉和智性的慰藉所荡起的涟漪必定如大拇指疾扫琴弦。
与比喻界前辈和翘楚相比,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毫不逊色。初读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时,惊诧于大江健三郎拔新领异的比喻。在大江的小说中,比喻像是老树恣肆的根须,熟而生陌,陌而生虑。大江太热爱比喻了,小说中俯拾即是的比喻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或许不是错觉),仿佛不用比喻,他就无法精确而形象地说出他的处境、感受与体验。不管怎么说,比喻客观上成了他的引渡之舟,成了他难以捉摸的不稳定的冥思气质最恰当的载体。
《个人的体验》主人公的名字“鸟”,即是逃避自我、逃避情感、逃避现实的一类人的象征,隐喻性的名字从而具有了涵盖性和整体性。小说第一句便是比喻,“鸟像野鹿似的昂然而优雅地低头看着陈列架上印制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此时,“鸟”的“怪物孩子”尚在妻子腹中,“鸟”还做着去非洲的梦,而他热爱的非洲地图价格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尽管买不起,屡次来书店凝视非洲地图的“鸟”还是做出了与梦想相衬的优雅姿势。然而,接踵而至的比喻有力而隐蔽地暗示了情节的发展和故事的走向,“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但鸟的妻子,此时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山鸡似的紧闭着眼睛。”“鸟战栗地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个垂眉俯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个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着考拉、鸭嘴兽、袋鼠跳跃奔走的澳大利亚土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图,则是一个被剥掉了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惨不忍睹的头颅。”轰炸式显性比喻隐性推动命运加快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鸟”的非洲梦最终破灭,妻子生下了一个脑袋上长瘤的怪物,“鸟”陷入无法自拔的逃避和堕落的深渊。
大江不惮于以动植物(尤其是狗、鼠)自比或他比,个性化比喻给我的震撼猛烈而多维。大江比喻的生动性并非仅仅依赖陌生化和新奇感,他超常的洞察力、表现力以及小说内嵌的美学特征和哲学思考尤值得挖掘。他也许是真正“万物平等论”的文字实践者。
《道德经》里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真的是平等的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动物庄园》,这本反鸟托邦的讽喻式小说,讲述动物农场的一只老猪认为人类是寄生虫,号召动物们起来革命,赶走人类。动物们群起响应,宣布“一切动物皆平等”。而取得统治权的猪们开始享有特权,越来越像人类,并把之前的口号改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平等”。抛开政治上的影射,奥威尔揭穿了所谓众生平等的假象。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说,“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所有修辞亦然。被修辞“加持”的语言,堂奥葱茏,美学意义得到提升。在大江的小说中,比喻更变成了一种策略,将感觉与智性完美结合在一起,世间万物完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无褒贬无边界的通感”。
《个人的体验》主人公长着一只“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的鼻梁,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一样直挺地指向天空”,机车从他的头顶通过时,“像是挂在黑色夜空里一头巨大的黑色犀牛”。他有时“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曲着身子”,有时“像缩回洞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有时“像锅里的炒豆,蹦跳着穿好衣服”,有时“像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低着头哆哆嗦嗦地逃离了客厅”,有时“像糖一样融化在那热度里(医生很细微却很明显的权威式热情)”,有时“像甲虫喝树液一样,非常严肃地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有时流下一滴“像唾液一样毫无意义的眼泪”……
大江所用的喻体可谓百无禁忌,以主人公为本体的比喻句喻体即有西红柿、气球、小老鼠、熊、仓库、美洲狮子、鱼、蛔虫、水耗子、通訊机、萎缩的干鱼、逃进袋子里的蛇、吸满水的海绵、刚宰杀的鸡的内脏、绿色小种子等等,看似信手拈来的物象,却充满了灵动与聪慧之美。“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他不赋予任何事物以约定俗成的情感偏见,却又随时能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映照物共情同绪。用自然、原始、亲和度较高的初始心观照与呼应自然之物,读者亦享受到修辞带来的晃动、模糊、随性与不确定之美。他是成规定式的亵渎者、叛逆者和破坏者,他刺激了我们渴望变化的那根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