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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德国的政治走向。由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政党机构和选民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正在执政的人民党面临着诸多严峻问题。两党最近通过了各自的新纲领，试图在新形势下确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以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关键词]基督教民主联盟 德国社会民主党 纲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075-06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都自称人民党。人民党是相对于以阶级、利益集团或特定社会身份为基础的政党而言的政党类型：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党员构成多样，群众基础广泛。德国政治理论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首次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人民党概念。之后，人民党的概念被广为接受和使用。
1945年以前，人民党在德国并不存在。1945年7月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二战后德国的第一个人民党，其思想和政治来源是基督教社会伦理观、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保守的价值观、限制国家权力万能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则通过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到(左翼)人民党的转变，其思想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运动和新社会运动对社民党的发展也有巨大推动作用。二战后，这两个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德国的政治走向。
2005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之后，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黑红大联盟。大联合政府将两个对立的政党连在一起，一方面使双方不再继续公开对决，另一方面也使两党陷入定位不明确、形象不清晰的困扰。如何确立自己不同于对手的鲜明路线和方针，以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是德国这两个执政的主流人民党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尴尬现状：德国主流政党的普遍困境
其实，目前德国的所有主流政党，包括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都面临着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尽管没有爆发民众对政党或政府的抗议风潮，但民众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工作并不满意。2007年秋季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超过60％的人对政党不满意，只有25％的人表示满意。民众加入政党的意愿也非常低，只有17％的无党派民众表示可能加入某个政党；82％的人表示对政党没有兴趣。那么，目前德国政党的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这就使得左翼政党，特别是社民党传统的“群众基础”发生了改变。此外，作为政党党员重要来源地的工会和教会也面临着成员流失的问题。
老龄社会的到来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老年人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社民党和基民盟内都有专门的老年工作委员会，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德国的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而青年人缺乏政治热情，直接导致了各传统政党的党员结构老化、党员人数下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减少了23万人。
与之相伴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生存环境的瓦解。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典型的社会阶层政党(Milieue Partei)，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营造着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环境，即使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他们也能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且是充满乐观和朝气蓬勃地生存、发展。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受压制的地位，这种与主流社会略有隔离的小环境对于社民党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战以前，这种社会环境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空间和精神寄托。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民党成为德国政治的主导力量，这种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甚至部分解体。社会阶层政党的名称今天已不再适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了。
其次是政党机构和选民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政党体制和选民结构的变化。如今，党的领导职务大都由职业政治家担任，他们掌控着议会党团和党内各个委员会的话语权，基层党员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党员构成在过去50年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工人曾长期是社民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战后工人党员的比例却逐步下降，现已远远低于职员和公务员在党内的比例了。1956年，社民党中40％的党员是工人，只有14％是职员或公务员；到1999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下降到21.2％，而职员和公务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8.8％。同时，个体从业人员、家庭妇女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党员人数则在增加。
虽然大部分工人在选举中仍支持社民党，但职员和公务员所占的比例却在提升，特别是所谓上升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比例提升了，其中主要包括学者、拥有中高级文凭的职员、公务员和日益增多的中青年个体从业人员；而长期是该党基础选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简单工作的下层民众今天却纷纷转向联盟党或者左翼党了。
200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妇女对社民党的支持率高于男性；男性选民在所有年龄段都更倾向于支持联盟党。社民党在2005年获得的支持率为34.2％，其中18—25岁妇女选民的支持率最高，为38.5％；25—35岁的男性选民的支持率最低，为30.7％。该党在45—60岁的选民中也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而在东部地区的支持率则不高，选民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次是18—25岁的年轻人。总体而言，社民党的选民结构变化了，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该党最主要的支持者。
虽然基民盟始终宣称自己是人民党，代表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其选民和党员来源也的确非常广泛，但是该党始终和某些社会阶层有着更紧密的关系，如天主教徒、个体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长期以来，基民盟在有工会组织的无产阶级工人中最缺乏影响力。然而，基民盟的选民也日益“无产阶级化”了，愈来愈多的工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支持基民盟。
在20世纪50—60年代，基民盟的党员人数并不多。但从1970年至1977年，该党党员数量从约33万增加到约66万，即翻了一番。由于1990年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基民盟的加入，基民盟的党员人数于1990年10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为789609人。此后，该党党员人数开始下降，到2005年底，基民盟拥有57.2万党员，大约与30年 前相当。
60岁以上的党员在基民盟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到2005年底为46.2％；女性党员的比例也在增加，从1969年的13.1％上升到2005年的25.3％。然而，该党女性选民的比例却大幅下降。二战后初期，女性选民曾是基民盟的决定性选民群体，但在2002年的联邦选举中，只有29.5％的女性选民支持基民盟。2005年的选举则表明，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选民对基民盟的认同度低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选民。
2005年的联邦选举也表明了基民盟选民年龄结构的特点：即选民年龄愈大，支持基民盟的比例愈高。基民盟的支持者在各个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如下：在18—25岁的选民中只占20.2％；在25—35岁选民中占23％；在35—44岁的选民中占24.3％的；在45—59岁的选民中占26.2％；在60岁以上的选民中则占到34.8％。60岁以上的选民群体也是基民盟最重要的支持群体。
可见，这两个政党面临着相似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排除障碍并创造机会，以改变党员人数减少和年龄老化的状况。2007年夏，大联合政府内曾发生了关于政党拨款问题的争执，社民党要求国家给各政党的财政拨款总额增加2000万欧元，达到每年1.53亿，以缓解由于党员减少带来的党费不足，难以维持政党开支的局面。但这一提议最终未果。
再次是社会运动的竞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政党已不再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唯一途径。社会运动不以普遍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基础，而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出发点，凝聚社会力量，影响社会发展，比如绿党的兴起、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ATTAC运动等莫不如此。愈来愈多的公民认为能够在社会运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参加某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就是其政治参与的最佳途经。一些社会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政党形态，但更多的却依然停留在社会运动的层面。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这势必对传统政党的组织发展产生影响和挑战。
现代社会的业余生活模式也日渐丰富，人们无需再像从前那样通过业余活动团体寻求精神和生活的寄托。业余生活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传统活动方式和传统组织模式的转变也是造成政党危机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政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昔日的人民党随之弱化。
最后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改革。尽管新自由主义仍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全球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延绵不绝的反全球化浪潮，社会公正重新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在经历了资本的全球肆虐，贫富差距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剧扩大之后，人们开始再度寻求对资本主导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调控，以弥合社会矛盾，重建社会和谐。这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总是或左或右，而非均衡笔直的。德国二战后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首先是基民盟政府推行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基础；然后是社民党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总体调节和干预，并推行扩大政府支出、加强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等措施，使社会福利水平大大提升，尤其是教育公正得以推进。因此，工人阶级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进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包括施罗德在内的社民党如今的许多精英人士就是这样进入主流社会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福利的支出已远远超过国家的支付能力，要求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呼声逐渐增强。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是在2003年提出了“2010规划”，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出台了促进就业的一系列强力措施。这是一场右翼政党想做而不敢做，而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保守派的主张走得更远，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不少社民党人纷纷退党，其中包括很多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和工会会员。
2005年大联合政府成立之后，社会福利改革仍继续进行，但民间对改革的抗议已逐渐减弱，没有同政府发生严重冲突。尽管2007年下半年也发生了火车司机的大规模罢工事件，但冲突主要集中在劳资之间，罢工的矛头并未指向政府。基民盟享受了上届红绿政府改革的成果，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繁荣、失业率下降。大联合政府使社民党和联盟党这两个昔日的对手变成执政伙伴，使福利改革能够继续推行。联合执政迫使两党不得不作出妥协的姿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形象，两党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两党的基础选民随之就有意见了。
二、新的修正因子：德国左翼党带来的变化
除了上述各种因素之外，德国执政两党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2007年新成立的德国左翼党。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德国东、西部的两股左翼力量在2005年的大选中就以“左翼党”的名字联合竞选，并获得8.7％的选票，成为德国政坛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直到2007年5月两党党员才通过投票决定合二为一。左翼党现有7.1万名党员(其中6万人生活在德国东部)，目前是德国的第三大党。
左翼党成立之初，一些党员就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论坛上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左翼党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该党主席之一比斯基认为，由新保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推行的社会福利国家转型(“2010规划”)不是改革，而是取消社会福利；左翼党是关注民生的政党，主张建立公正和平的社会，要求改变德国的社会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上。该党另一位主席拉封丹也指出，“左翼党”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影响德国政治的实力——正是因为左翼党的出现，社民党才不得不改变政策，转而支持最低工资的要求。拉封丹认为，左翼党继承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而目前的改革摧毁了曾给千百万德国人以同等身份的社会福利国家。
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西则认为，左翼党的成立是前东德崩溃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两德统一，而此前全都是德国东部加入西部。左翼党希望使德国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更符合德国宪法。因此，居西把左翼党称为目前德国政坛上“一个重要的修正因子”。而修正因子总会或多或少地被需要。人们最终将认识到，只有左翼党强大了，社民党才能更加趋向社会民主主义。居西指出，如果没有左翼党，就没有要求延长失业金I的社民党联邦党代表大会。 “当我们在2005年联邦选举时提出涵盖所有行业的法定最低工资时，所有人都对我们说，这在经济上是荒唐的。而如今，社民党主席贝克也在为争取最低工资而斗争，希望通过法律限制经理的工资。重要的是我们促成了这些变化。我们改变了时代的潮流——而且也由此改变了其他的政党……不仅社民党受到我们的推动，基民盟也间接地受到我们的推动。”
左翼党致力于呼吁法定最低工资、取消哈茨法案、坚持和平外交、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努力成为“小人物的保护者”。左翼党要重建社会福利国家，希望重新制定退休金制度改革措施，要求能源市场上实行电网国有化，价格由国家调控。左翼党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及私有化的幻想相对立。
由于历史的原因，左翼党的前身——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要在德国东部地区发挥影响，如在东部的三个州为第二大政治势力，在柏林州政府还是联合执政的党派之一。左翼党汇集了全德国比社民党更左的政治力量。在最近几次联邦州选举中取得的出色成绩表明左翼党已经成为全德国的政治力量。许多政治评论家因而认为，德国新的五党政治体系已基本形成。
左翼党的成就无疑是对社民党的巨大掣肘，致使社民党不能再忽视左翼党。虽然社民党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在德国西部和联邦层面上不同左翼党合作，但刚刚结束的黑森州选举却迫使社民党重新考虑它同左翼党的关系，并且试图在左翼党的容忍下让社民党候选人当选州长。从长远看，红绿联盟肯定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左翼党在德国西部几个联邦州的选举中，获胜，成功进入多个州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民党的力量，但也增加了政党执政联盟的多样性。汉堡选举的结果刚一揭晓，舆论就开始谈论黑绿联盟，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基民盟和绿党的对立太过根深蒂固了。因此，纲领的对立已不再是不同政党难以进行合作的理由了。各个政党之间纵横捭阖，有可能成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政党联盟，开启政党合作的新时代。
三、对策与措施：敢问路在何方
面对组织、政策和选民结构等方面的重重困境，面对左翼党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德国两大执政党都采取相应的策略，争取扭转党员人数下降、基础选民流失的趋势。与此同时，两党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期重新凸现各自的特色。2007年对于这两个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社民党和基民盟分别于10月28日和12月4日通过了新党纲，确立了各自的未来发展方向。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与时俱进的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40多年的历史中，参与执政的时间并不长。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社民党都处于受压制、受排挤的地位，至多充当反对派的角色。社民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是其能够历经磨难而生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最成功的调整当属该党顺应战后社会发展于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从无产阶级工人政党向人民党的重要转变，其选民基础扩展到社会所有阶层。《哥德斯堡纲领》突破了阶级斗争的传统思想，社会主义被看作长远目标；而1989年的《柏林纲领》则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一些重要思想，社民党由此告别了单方面的进步思想和增长思想。但另一方面，《柏林纲领》并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更没有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因而只是反映了部分现实。
在1998年社民党成功地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之后，该党党员并未因此而感到成功的喜悦；相反，党内却出现了持久的争吵。基层党员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对历经长期奋斗才获得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同以施罗德总理为首的改革派所推行的削减财政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福利改革路线发生了严重冲突。党的领导层和基层党员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在2005年联邦选举失利之后，社民党不仅丧失了对联邦政府的主导权，而且在联邦州层面也损失惨重。目前，该党仅在极少数的联邦州执政或参与执政。普通民众对社民党的认同度也持续走低，该党的选民支持率一直徘徊在30％以下。因此有人说，一个只得到不足1／3民众支持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人民党。
德国左翼党成立之后，社民党受到左翼党和基民盟的双重夹击，处境更加困难，其传统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社民党前主席拉封丹退党之后成为左翼党的主席之一，他对社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自称是坚持社会公正的政治家。为捍卫自己的领地，社民党必须左右开弓，以保持必要的活动空间，即一方面要维护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防止国际竞争力下滑。这是全球化带给社民党人的两难处境。
2007年10月26—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举行党代表大会，希望修正施罗德时期社民党的改革政策，赋予该党更多社会公正的特点，从而使社民党摆脱士气低落、民心丧失的危机。大会通过了新的《汉堡纲领》。这份纲领明确了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和长远目标，其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强调社会公正，并在纲领中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汉堡纲领》的要点如下：再度确认“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社民党的最基本价值；主张“可持续的进步和质的增长”，认为全球化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为全世界带来富足的机会，但全球化中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更加需要监控和透明化；提出预防性福利国家(Vorsorgende Sozialstaat)，即在个人责任和国家保护中寻求平衡；主张人人都有“好的工作”并实现充分就业；提出建立德国和欧洲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继续主张解雇保护、员工参与企业决策权、建立劳资社会权利平等的企业基本章程、劳资自主权和行业普遍工资标准制度；强调教育对保障生活机会平等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主张政府更多地投资教育事业；把欧盟看作是“对全球化的回应”。
新党纲旨在对21世纪所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作出反应。鉴于社民党目前所面临的党员与选民大量流失的困境，新党纲在“出新”的同时不忘继续强调社民党的传统，继续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舆论普遍认为社民党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政策修改，重新向左倾斜。
基民盟：唯一的人民党?
1945年7月成立的基民盟自我定位于中间派的人民党。该党1978年《路德维希港纲领》和1994年《汉堡纲领》中的第一句话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人民党”，面向“德国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所有公民”。基民盟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人类的基督教观念和对神的责任”，以自由、团结和公正为基本原则，致力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和联邦法制国家。基民盟的党员涵盖了天主教徒、新教徒、工会、企业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派别的成员。从选民构成来看，该党的支持者也堪称广泛多元，包括从新教徒到天主教徒、从农民到公务员、从蓝领工人到白领职员、从小企业主到商界精英等各个阶层。 2007年12月2～4日，基民盟在汉诺威举行第21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为了德国的准则》的新党纲，确立了该党未来20年的路线方针和行为准则。此次大会打出的标语口号就是“中间”，力图获取德国政治中间力量的支持。默克尔总理认为新党纲体现了自由、团结、公正的精神，突出了基民盟“中间人民党”的性质。她明确宣称“中间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清晰表明了基民盟的基本立场。在社民党重新强调传统价值、回归传统阵营之后，基民盟理所当然地自认为是德国社会的中间派别，是德国唯一的人民党。
基民盟纲领的篇幅比社民党的长了一倍，这份77页的基本纲领同样试图对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作出回答，包括人口变化、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国内动用联邦国防军和改善儿童托管条件，逐步分开医疗和护理保险，主张不再通过一揽子交纳保费来筹资等内容。此外，还提出对有孩子的家庭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重申了兵役义务，并认为近期内不应取消核能。
两部新党纲分别是社民党和基民盟在1945年之后的第三部纲领。对于制定新党纲的原因，两党都认为是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旧党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此外，这两部党纲还是在两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也是两党彼此界定、确立自我形象的举措。同时，两党对纲领的态度也不尽一致，社民党是纲领党，党纲对于社民党比对于基民盟更加重要；而基民盟则是保守的实用主义政党，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基民盟成功的秘诀。
这两个执政党都自称人民党。基民盟现在更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人民党。社民党则与施罗德的“新中间”拉开了距离，转而寻求社会上“团结互助的大多数”。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扭转前一时期留给世人的不再关心“小人物”利益的印象。因而，对双方的新党纲进行比较并非毫无意义。舆论普遍认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社民党与基民盟如今已是界限模糊，区别日渐减少。在新党纲中，这种趋势是否依然存在?有人甚至认为这两个党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都在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新党纲中是否真的如此?
总的说来，这两部新纲领在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和政策纲领方面存在一系列共同点，并未清晰阐明两党的实质区别。两份纲领都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社会发展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国家和民众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却均未作出明确的战略回答。从整体上看，社民党比基民盟更多地看到了当今社会的问题和不足，因而仍将社会主义作为长远目标，而基民盟则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和顶峰；两党都把全球化看作重要的挑战，基民盟侧重强调这一进程的机遇，而社民党则强调目前这种全球化的风险。尽管两党都认为欧盟是对全球化的回应，社民党希望在这一层面推行得更远一些，而基民盟则希望保留民族国家，认为地区应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自我定位，基民盟在新党纲中强化了其“中间人民政党”(Volkspartei der Mitte)的性质，试图进一步淡化基民盟作为传统右翼政党的色彩和形象，进而笼络中间选民，而社民党则定位于“左翼人民党”(linke Volkspartei)。
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基民盟无疑更倾向于市场，而社民党则强调从政治上对市场进行调控的必要性；基民盟希望继续推行私有化战略，社民党虽然原则上不反对私有化，但却提出了诸多限制，同时希望建立非私有化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上述内容在党纲中只是一般性描述，但却表明社民党反对极端市场化，明显有别于基民盟市场优先的立场。
在能源政策方面，基民盟原则上主张继续利用核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社民党则拒绝核能；社民党注重男女平等，基民盟则依然坚持传统的家庭观念，一如既往地认为婚姻是最重要的家庭形式；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社民党希望实施公民保险，并扩大法定医疗保险范围，要求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者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而基民盟则追求完全不同的奖励模式；在教育政策上，基民盟坚持现行的三元学校体制，而社民党则希望实现尽可能长时间的共同学习，希望建立直到十年级的共同学校；基民盟赞成大学收费，社民党则拒绝收费；基民盟毫无保留地赞成兵役义务，而社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持折中意见。
两部新纲领在一般性陈述方面和各个政治领域都存在明显区别。无论是在私有化政策方面，还是在雇工权利、公共领域就业、劳动时间以及最低工资等领域都是如此。在这些方面也体现出两党和工会的亲疏远近。社民党在党纲中还努力尝试重建与工会的伙伴关系。
总之，两部纲领都论及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从上述异同点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民党对于核心的社会政治冲突所持的基本立场。基民盟基本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即沿着已被社会发展所证明的成功之路前进；而社民党则并未确定是维持已有的发展路线抑或转向新的发展路径。两部纲领的区别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战略，但两党的分歧和区别却由于大联合政府而被淡化了许多。这两个政党都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中达成政治妥协，以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因为一个勉力为之的人民党难以提出积极的新举措，更不用说把这些举措付诸实践了。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义]
[关键词]基督教民主联盟 德国社会民主党 纲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075-06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都自称人民党。人民党是相对于以阶级、利益集团或特定社会身份为基础的政党而言的政党类型：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党员构成多样，群众基础广泛。德国政治理论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首次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人民党概念。之后，人民党的概念被广为接受和使用。
1945年以前，人民党在德国并不存在。1945年7月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二战后德国的第一个人民党，其思想和政治来源是基督教社会伦理观、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保守的价值观、限制国家权力万能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则通过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到(左翼)人民党的转变，其思想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运动和新社会运动对社民党的发展也有巨大推动作用。二战后，这两个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德国的政治走向。
2005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之后，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黑红大联盟。大联合政府将两个对立的政党连在一起，一方面使双方不再继续公开对决，另一方面也使两党陷入定位不明确、形象不清晰的困扰。如何确立自己不同于对手的鲜明路线和方针，以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是德国这两个执政的主流人民党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尴尬现状：德国主流政党的普遍困境
其实，目前德国的所有主流政党，包括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都面临着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尽管没有爆发民众对政党或政府的抗议风潮，但民众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工作并不满意。2007年秋季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超过60％的人对政党不满意，只有25％的人表示满意。民众加入政党的意愿也非常低，只有17％的无党派民众表示可能加入某个政党；82％的人表示对政党没有兴趣。那么，目前德国政党的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这就使得左翼政党，特别是社民党传统的“群众基础”发生了改变。此外，作为政党党员重要来源地的工会和教会也面临着成员流失的问题。
老龄社会的到来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老年人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社民党和基民盟内都有专门的老年工作委员会，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德国的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而青年人缺乏政治热情，直接导致了各传统政党的党员结构老化、党员人数下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减少了23万人。
与之相伴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生存环境的瓦解。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典型的社会阶层政党(Milieue Partei)，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营造着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环境，即使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他们也能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且是充满乐观和朝气蓬勃地生存、发展。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受压制的地位，这种与主流社会略有隔离的小环境对于社民党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战以前，这种社会环境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空间和精神寄托。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民党成为德国政治的主导力量，这种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甚至部分解体。社会阶层政党的名称今天已不再适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了。
其次是政党机构和选民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政党体制和选民结构的变化。如今，党的领导职务大都由职业政治家担任，他们掌控着议会党团和党内各个委员会的话语权，基层党员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党员构成在过去50年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工人曾长期是社民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战后工人党员的比例却逐步下降，现已远远低于职员和公务员在党内的比例了。1956年，社民党中40％的党员是工人，只有14％是职员或公务员；到1999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下降到21.2％，而职员和公务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8.8％。同时，个体从业人员、家庭妇女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党员人数则在增加。
虽然大部分工人在选举中仍支持社民党，但职员和公务员所占的比例却在提升，特别是所谓上升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比例提升了，其中主要包括学者、拥有中高级文凭的职员、公务员和日益增多的中青年个体从业人员；而长期是该党基础选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简单工作的下层民众今天却纷纷转向联盟党或者左翼党了。
200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妇女对社民党的支持率高于男性；男性选民在所有年龄段都更倾向于支持联盟党。社民党在2005年获得的支持率为34.2％，其中18—25岁妇女选民的支持率最高，为38.5％；25—35岁的男性选民的支持率最低，为30.7％。该党在45—60岁的选民中也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而在东部地区的支持率则不高，选民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次是18—25岁的年轻人。总体而言，社民党的选民结构变化了，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该党最主要的支持者。
虽然基民盟始终宣称自己是人民党，代表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其选民和党员来源也的确非常广泛，但是该党始终和某些社会阶层有着更紧密的关系，如天主教徒、个体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长期以来，基民盟在有工会组织的无产阶级工人中最缺乏影响力。然而，基民盟的选民也日益“无产阶级化”了，愈来愈多的工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支持基民盟。
在20世纪50—60年代，基民盟的党员人数并不多。但从1970年至1977年，该党党员数量从约33万增加到约66万，即翻了一番。由于1990年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基民盟的加入，基民盟的党员人数于1990年10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为789609人。此后，该党党员人数开始下降，到2005年底，基民盟拥有57.2万党员，大约与30年 前相当。
60岁以上的党员在基民盟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到2005年底为46.2％；女性党员的比例也在增加，从1969年的13.1％上升到2005年的25.3％。然而，该党女性选民的比例却大幅下降。二战后初期，女性选民曾是基民盟的决定性选民群体，但在2002年的联邦选举中，只有29.5％的女性选民支持基民盟。2005年的选举则表明，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选民对基民盟的认同度低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选民。
2005年的联邦选举也表明了基民盟选民年龄结构的特点：即选民年龄愈大，支持基民盟的比例愈高。基民盟的支持者在各个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如下：在18—25岁的选民中只占20.2％；在25—35岁选民中占23％；在35—44岁的选民中占24.3％的；在45—59岁的选民中占26.2％；在60岁以上的选民中则占到34.8％。60岁以上的选民群体也是基民盟最重要的支持群体。
可见，这两个政党面临着相似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排除障碍并创造机会，以改变党员人数减少和年龄老化的状况。2007年夏，大联合政府内曾发生了关于政党拨款问题的争执，社民党要求国家给各政党的财政拨款总额增加2000万欧元，达到每年1.53亿，以缓解由于党员减少带来的党费不足，难以维持政党开支的局面。但这一提议最终未果。
再次是社会运动的竞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政党已不再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唯一途径。社会运动不以普遍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基础，而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出发点，凝聚社会力量，影响社会发展，比如绿党的兴起、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ATTAC运动等莫不如此。愈来愈多的公民认为能够在社会运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参加某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就是其政治参与的最佳途经。一些社会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政党形态，但更多的却依然停留在社会运动的层面。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这势必对传统政党的组织发展产生影响和挑战。
现代社会的业余生活模式也日渐丰富，人们无需再像从前那样通过业余活动团体寻求精神和生活的寄托。业余生活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传统活动方式和传统组织模式的转变也是造成政党危机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政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昔日的人民党随之弱化。
最后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改革。尽管新自由主义仍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全球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延绵不绝的反全球化浪潮，社会公正重新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在经历了资本的全球肆虐，贫富差距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剧扩大之后，人们开始再度寻求对资本主导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调控，以弥合社会矛盾，重建社会和谐。这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总是或左或右，而非均衡笔直的。德国二战后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首先是基民盟政府推行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基础；然后是社民党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总体调节和干预，并推行扩大政府支出、加强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等措施，使社会福利水平大大提升，尤其是教育公正得以推进。因此，工人阶级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进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包括施罗德在内的社民党如今的许多精英人士就是这样进入主流社会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福利的支出已远远超过国家的支付能力，要求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呼声逐渐增强。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是在2003年提出了“2010规划”，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出台了促进就业的一系列强力措施。这是一场右翼政党想做而不敢做，而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保守派的主张走得更远，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不少社民党人纷纷退党，其中包括很多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和工会会员。
2005年大联合政府成立之后，社会福利改革仍继续进行，但民间对改革的抗议已逐渐减弱，没有同政府发生严重冲突。尽管2007年下半年也发生了火车司机的大规模罢工事件，但冲突主要集中在劳资之间，罢工的矛头并未指向政府。基民盟享受了上届红绿政府改革的成果，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繁荣、失业率下降。大联合政府使社民党和联盟党这两个昔日的对手变成执政伙伴，使福利改革能够继续推行。联合执政迫使两党不得不作出妥协的姿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形象，两党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两党的基础选民随之就有意见了。
二、新的修正因子：德国左翼党带来的变化
除了上述各种因素之外，德国执政两党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2007年新成立的德国左翼党。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德国东、西部的两股左翼力量在2005年的大选中就以“左翼党”的名字联合竞选，并获得8.7％的选票，成为德国政坛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直到2007年5月两党党员才通过投票决定合二为一。左翼党现有7.1万名党员(其中6万人生活在德国东部)，目前是德国的第三大党。
左翼党成立之初，一些党员就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论坛上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左翼党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该党主席之一比斯基认为，由新保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推行的社会福利国家转型(“2010规划”)不是改革，而是取消社会福利；左翼党是关注民生的政党，主张建立公正和平的社会，要求改变德国的社会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上。该党另一位主席拉封丹也指出，“左翼党”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影响德国政治的实力——正是因为左翼党的出现，社民党才不得不改变政策，转而支持最低工资的要求。拉封丹认为，左翼党继承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而目前的改革摧毁了曾给千百万德国人以同等身份的社会福利国家。
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西则认为，左翼党的成立是前东德崩溃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两德统一，而此前全都是德国东部加入西部。左翼党希望使德国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更符合德国宪法。因此，居西把左翼党称为目前德国政坛上“一个重要的修正因子”。而修正因子总会或多或少地被需要。人们最终将认识到，只有左翼党强大了，社民党才能更加趋向社会民主主义。居西指出，如果没有左翼党，就没有要求延长失业金I的社民党联邦党代表大会。 “当我们在2005年联邦选举时提出涵盖所有行业的法定最低工资时，所有人都对我们说，这在经济上是荒唐的。而如今，社民党主席贝克也在为争取最低工资而斗争，希望通过法律限制经理的工资。重要的是我们促成了这些变化。我们改变了时代的潮流——而且也由此改变了其他的政党……不仅社民党受到我们的推动，基民盟也间接地受到我们的推动。”
左翼党致力于呼吁法定最低工资、取消哈茨法案、坚持和平外交、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努力成为“小人物的保护者”。左翼党要重建社会福利国家，希望重新制定退休金制度改革措施，要求能源市场上实行电网国有化，价格由国家调控。左翼党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及私有化的幻想相对立。
由于历史的原因，左翼党的前身——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要在德国东部地区发挥影响，如在东部的三个州为第二大政治势力，在柏林州政府还是联合执政的党派之一。左翼党汇集了全德国比社民党更左的政治力量。在最近几次联邦州选举中取得的出色成绩表明左翼党已经成为全德国的政治力量。许多政治评论家因而认为，德国新的五党政治体系已基本形成。
左翼党的成就无疑是对社民党的巨大掣肘，致使社民党不能再忽视左翼党。虽然社民党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在德国西部和联邦层面上不同左翼党合作，但刚刚结束的黑森州选举却迫使社民党重新考虑它同左翼党的关系，并且试图在左翼党的容忍下让社民党候选人当选州长。从长远看，红绿联盟肯定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左翼党在德国西部几个联邦州的选举中，获胜，成功进入多个州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民党的力量，但也增加了政党执政联盟的多样性。汉堡选举的结果刚一揭晓，舆论就开始谈论黑绿联盟，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基民盟和绿党的对立太过根深蒂固了。因此，纲领的对立已不再是不同政党难以进行合作的理由了。各个政党之间纵横捭阖，有可能成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政党联盟，开启政党合作的新时代。
三、对策与措施：敢问路在何方
面对组织、政策和选民结构等方面的重重困境，面对左翼党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德国两大执政党都采取相应的策略，争取扭转党员人数下降、基础选民流失的趋势。与此同时，两党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期重新凸现各自的特色。2007年对于这两个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社民党和基民盟分别于10月28日和12月4日通过了新党纲，确立了各自的未来发展方向。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与时俱进的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40多年的历史中，参与执政的时间并不长。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社民党都处于受压制、受排挤的地位，至多充当反对派的角色。社民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是其能够历经磨难而生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最成功的调整当属该党顺应战后社会发展于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从无产阶级工人政党向人民党的重要转变，其选民基础扩展到社会所有阶层。《哥德斯堡纲领》突破了阶级斗争的传统思想，社会主义被看作长远目标；而1989年的《柏林纲领》则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一些重要思想，社民党由此告别了单方面的进步思想和增长思想。但另一方面，《柏林纲领》并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更没有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因而只是反映了部分现实。
在1998年社民党成功地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之后，该党党员并未因此而感到成功的喜悦；相反，党内却出现了持久的争吵。基层党员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对历经长期奋斗才获得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同以施罗德总理为首的改革派所推行的削减财政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福利改革路线发生了严重冲突。党的领导层和基层党员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在2005年联邦选举失利之后，社民党不仅丧失了对联邦政府的主导权，而且在联邦州层面也损失惨重。目前，该党仅在极少数的联邦州执政或参与执政。普通民众对社民党的认同度也持续走低，该党的选民支持率一直徘徊在30％以下。因此有人说，一个只得到不足1／3民众支持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人民党。
德国左翼党成立之后，社民党受到左翼党和基民盟的双重夹击，处境更加困难，其传统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社民党前主席拉封丹退党之后成为左翼党的主席之一，他对社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自称是坚持社会公正的政治家。为捍卫自己的领地，社民党必须左右开弓，以保持必要的活动空间，即一方面要维护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防止国际竞争力下滑。这是全球化带给社民党人的两难处境。
2007年10月26—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举行党代表大会，希望修正施罗德时期社民党的改革政策，赋予该党更多社会公正的特点，从而使社民党摆脱士气低落、民心丧失的危机。大会通过了新的《汉堡纲领》。这份纲领明确了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和长远目标，其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强调社会公正，并在纲领中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汉堡纲领》的要点如下：再度确认“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社民党的最基本价值；主张“可持续的进步和质的增长”，认为全球化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为全世界带来富足的机会，但全球化中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更加需要监控和透明化；提出预防性福利国家(Vorsorgende Sozialstaat)，即在个人责任和国家保护中寻求平衡；主张人人都有“好的工作”并实现充分就业；提出建立德国和欧洲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继续主张解雇保护、员工参与企业决策权、建立劳资社会权利平等的企业基本章程、劳资自主权和行业普遍工资标准制度；强调教育对保障生活机会平等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主张政府更多地投资教育事业；把欧盟看作是“对全球化的回应”。
新党纲旨在对21世纪所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作出反应。鉴于社民党目前所面临的党员与选民大量流失的困境，新党纲在“出新”的同时不忘继续强调社民党的传统，继续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舆论普遍认为社民党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政策修改，重新向左倾斜。
基民盟：唯一的人民党?
1945年7月成立的基民盟自我定位于中间派的人民党。该党1978年《路德维希港纲领》和1994年《汉堡纲领》中的第一句话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人民党”，面向“德国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所有公民”。基民盟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人类的基督教观念和对神的责任”，以自由、团结和公正为基本原则，致力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和联邦法制国家。基民盟的党员涵盖了天主教徒、新教徒、工会、企业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派别的成员。从选民构成来看，该党的支持者也堪称广泛多元，包括从新教徒到天主教徒、从农民到公务员、从蓝领工人到白领职员、从小企业主到商界精英等各个阶层。 2007年12月2～4日，基民盟在汉诺威举行第21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为了德国的准则》的新党纲，确立了该党未来20年的路线方针和行为准则。此次大会打出的标语口号就是“中间”，力图获取德国政治中间力量的支持。默克尔总理认为新党纲体现了自由、团结、公正的精神，突出了基民盟“中间人民党”的性质。她明确宣称“中间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清晰表明了基民盟的基本立场。在社民党重新强调传统价值、回归传统阵营之后，基民盟理所当然地自认为是德国社会的中间派别，是德国唯一的人民党。
基民盟纲领的篇幅比社民党的长了一倍，这份77页的基本纲领同样试图对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作出回答，包括人口变化、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国内动用联邦国防军和改善儿童托管条件，逐步分开医疗和护理保险，主张不再通过一揽子交纳保费来筹资等内容。此外，还提出对有孩子的家庭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重申了兵役义务，并认为近期内不应取消核能。
两部新党纲分别是社民党和基民盟在1945年之后的第三部纲领。对于制定新党纲的原因，两党都认为是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旧党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此外，这两部党纲还是在两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也是两党彼此界定、确立自我形象的举措。同时，两党对纲领的态度也不尽一致，社民党是纲领党，党纲对于社民党比对于基民盟更加重要；而基民盟则是保守的实用主义政党，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基民盟成功的秘诀。
这两个执政党都自称人民党。基民盟现在更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人民党。社民党则与施罗德的“新中间”拉开了距离，转而寻求社会上“团结互助的大多数”。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扭转前一时期留给世人的不再关心“小人物”利益的印象。因而，对双方的新党纲进行比较并非毫无意义。舆论普遍认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社民党与基民盟如今已是界限模糊，区别日渐减少。在新党纲中，这种趋势是否依然存在?有人甚至认为这两个党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都在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新党纲中是否真的如此?
总的说来，这两部新纲领在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和政策纲领方面存在一系列共同点，并未清晰阐明两党的实质区别。两份纲领都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社会发展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国家和民众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却均未作出明确的战略回答。从整体上看，社民党比基民盟更多地看到了当今社会的问题和不足，因而仍将社会主义作为长远目标，而基民盟则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和顶峰；两党都把全球化看作重要的挑战，基民盟侧重强调这一进程的机遇，而社民党则强调目前这种全球化的风险。尽管两党都认为欧盟是对全球化的回应，社民党希望在这一层面推行得更远一些，而基民盟则希望保留民族国家，认为地区应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自我定位，基民盟在新党纲中强化了其“中间人民政党”(Volkspartei der Mitte)的性质，试图进一步淡化基民盟作为传统右翼政党的色彩和形象，进而笼络中间选民，而社民党则定位于“左翼人民党”(linke Volkspartei)。
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基民盟无疑更倾向于市场，而社民党则强调从政治上对市场进行调控的必要性；基民盟希望继续推行私有化战略，社民党虽然原则上不反对私有化，但却提出了诸多限制，同时希望建立非私有化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上述内容在党纲中只是一般性描述，但却表明社民党反对极端市场化，明显有别于基民盟市场优先的立场。
在能源政策方面，基民盟原则上主张继续利用核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社民党则拒绝核能；社民党注重男女平等，基民盟则依然坚持传统的家庭观念，一如既往地认为婚姻是最重要的家庭形式；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社民党希望实施公民保险，并扩大法定医疗保险范围，要求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者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而基民盟则追求完全不同的奖励模式；在教育政策上，基民盟坚持现行的三元学校体制，而社民党则希望实现尽可能长时间的共同学习，希望建立直到十年级的共同学校；基民盟赞成大学收费，社民党则拒绝收费；基民盟毫无保留地赞成兵役义务，而社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持折中意见。
两部新纲领在一般性陈述方面和各个政治领域都存在明显区别。无论是在私有化政策方面，还是在雇工权利、公共领域就业、劳动时间以及最低工资等领域都是如此。在这些方面也体现出两党和工会的亲疏远近。社民党在党纲中还努力尝试重建与工会的伙伴关系。
总之，两部纲领都论及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从上述异同点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民党对于核心的社会政治冲突所持的基本立场。基民盟基本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即沿着已被社会发展所证明的成功之路前进；而社民党则并未确定是维持已有的发展路线抑或转向新的发展路径。两部纲领的区别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战略，但两党的分歧和区别却由于大联合政府而被淡化了许多。这两个政党都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中达成政治妥协，以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因为一个勉力为之的人民党难以提出积极的新举措，更不用说把这些举措付诸实践了。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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