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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娟 编译
中国政治研究的诞生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转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初是在冷战政治研究的推动下，由一小部分著名的亚洲学家发展起来，包括费正清(John.K.Fairbank)(哈佛)、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史乐伯(Robert A.Scalapin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密歇根大学)、多克·巴内特(A.Doak Barnet)(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后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范伦特(Geoge E.Tayer)(华盛顿)以及约翰·林德贝克(John.M.Lindbeck)(芝加哥大学)等。
这些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先驱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背景和传统，他们培养了第一代面向社会科学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一起出版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开拓性的中国政治研究著作，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制定决策的上层人士以及中国政治统治阶层的顶端。
第一代的中国政治研究大部分是由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即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JCCC)o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自1959年成立后，将美国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推进当代中国的研究。其研究和培训基金最初集中于一小部分精英学院，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密歇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和华盛顿等。中文和中国地区研究也在美国政府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得到保障。随后，不断有人指出，美国政府冷战的“敌情研究”秘密计划资助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训。
由于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国，学者们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因此，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专家只能通过在台湾学习汉语和在香港学习中国社会与政治，培养自己的汉学研究技能。他们往往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机制和社会动态进行广泛探究，而他们的方法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源的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补充进了台湾的情况报告、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一些对中国难民的深入采访。在涉及中国的比较研究出现以后，研究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体制很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研究的相关点。同样，中国的前共产主义社会和文化也被排除在研究日程之外，于是“共产主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目标，从而孤立于对中国前现代和民国时期文化、社会及政治的相关研究。
第二代的崛起
美国对1949年后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十年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巨变上。许多年轻的博士生都被这个研究课题所吸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大量新的确凿的资料，包括大量的红卫兵文件，而这些资料将中国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出来。
对第二代政治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专题研究作一个简要的罗列，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半数主要的研究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培训中国政治专家有着巨大影响，二是在文革期间学者们研究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十分广泛。与这些专题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献资源的研究指南也大量出现。同时，受到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资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召开了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会议，在第一代资深研究学者们的指导下，这些会议为展示许多年轻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论坛。同样，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很多第二代专家关于中国的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机遇和障碍
尽管第二代研究学者在中国政治研究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局限就是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中国。美国学者接受的语言培训主要来自于台北一些大学的中文课程，而专题论文领域的研究主要在香港进行，运用大学服务中心大量的报纸和文献档案，年轻的学者们同时也可以从数量很少但不断增加的中国大陆难民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63年，大学服务中心诞生于九龙，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入香港中文大学，它也许是全世界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地方。
谈到中国大陆的信息提供者，我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很多香港的美国学者，所做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一小部分新的大陆移民的访谈基础上的。
实际上，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研究和游历的机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却普遍具有很高的质量，而且很多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裴宜理在1999年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虽然缺少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们所做研究的质量实际上却是非常显著的。他们基本上依靠中国大陆的官方文件(随后增加了香港的访问和红卫兵出版物)所做的关于官僚作风和政治动员的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出版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一直是西方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圣经”。《中国季刊》创始于1960年，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财政支持，迄今为止一直是对研究中国革命和1949年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学者们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着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述，而且多年来，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大多是由《中国季刊》发起的。《中国季刊》在研究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所打破，之后几年又出现了很多相关的专业杂志，包括《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等。
越南战争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政府和中国研究界的密切联系在1965—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美国 的中国研究学者中，这场战争本身在美国就有巨大的分歧。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公认的。相关的争论一度集中在“毛泽东式”激进的共产主义在指引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中的潜在价值。正如一名年轻的学者所说：“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使得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提供了解答越南战争的洞察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它试图领导‘第三世界’找到一条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越南战争要求很多中国研究学者重新评价自己所选研究课题中的政治因素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共产主义差异和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中国研究学者们发现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伴随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混乱局面，使得这个国内运动具有了国际重要性。毛泽东主义为有关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解答世界将陷于共产主义单极世界恐慌的途径。”
为回应美国在越南的进一步行动，一个由年轻一代的美国左翼和欧洲的亚洲学者们组成的有悖于当时主流学术研究的新学术潮流团体出现了。这个“叛逆”的学派创立了自己的学术机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并且创立了自己发布关于亚洲问题的进步观点和研究的期刊——《亚洲问题学者通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受到1968年世界学生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亚洲研究的分裂导致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是其中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激进的反战学者们更倾向于理想化的毛主义，从而对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暴行并不大肆批判；二是传统的学者，尽管他们也经常怀疑美国越南战争的合理性，但对毛主义者们改革中国的本质和结果也没有太多的批评。
这个新学术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着，直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从而提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才结束。到这时，很多先前的“中国发展模式”追随者们才开始认识到——甚至有时候过分批判——毛主义的缺陷。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的成熟
随着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中国的破冰式访问，两国学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明显增加了。尽管在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完全实现之前，美国公民获得中国签证依然困难，但20世纪70年代许多中国研究专家通过不断扩大的教育和文化代表团、“友好”团体、科学和技术交流等渠道获得了第一次进人中国大陆的机会。
随着美国学者们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一些对于中国“集权主义”本质的陈旧认识得到了修正。先前根据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研究而出现的关于共产主义体制内的官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研究，也开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出现。
最后，1978—1979年冬天的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再次引起了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转变。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研究学者和研究生第一次可以在中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这些机会最初还很有限并且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但中国仍然在对外开放(哪怕只是一点点)，从而使得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的中国研究、地区档案调查、深度采访以及田野调查研究成为可能。正是由于最初的开放，很多重要的合作完成的专题研究首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如果不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申请人莫什(Steven Mosher)1982年在广东省一个农村实行欺骗性的实地调查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境(不久也遭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驱逐)，20世纪80年代无疑也将开创更多的建立在中国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微观政治研究。在此后的数年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中国的实地研究机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代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人数众多的(同时更加训练有素的)第三代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在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出现。仍然是由密歇根、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带头，美国大学纷纷扩充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随着更多可利用资源的出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研究生学习和培训经费的增长，1983—1988年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实质性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新的中国研究发展环境中，有一所大学在为中国研究学者提供培训方面走在了其他大学的前面，那就是密歇根大学。拥有着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imon)、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以及后来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hal)等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密歇根大学成为最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机构。
20世纪80年代，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培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核心的社科学科所包容。另一方面，政治学也不例外，全国主要的部门开始对其中国政治研究生提出更加迫切的社会科学要求，包括统计方法、调查研究、宏观政治经济、官僚机构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课程都出现了。
第二代的很多学者只是在研究所才开始他们的中文学习，然后通常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台湾接受强化语言培训，而80年代的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所培训之前已经完成了两到三年的中文学习。因此，当80年代后期入境中国的阻碍去除之后，他们更能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获得实地研究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中国出生的研究生开始到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带来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理解以及本土化的流利中文。在这个年代末，中国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第三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很大一部分的研究经费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CSCC)资助的，它们的前身分别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CCC)和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
8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的最终副产品是，以前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研究”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对中国主要领导人及机构的研究著作和对主要政策和政治运动的文献研究在80和90年代一直都存在，但是这些研究已经不再主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而微观政治和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开始登上中心舞台。
改革时期的中国政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把 注意力投向中国后毛泽东时期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方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赞助召开了很多学术会议，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的效果。这样的会议总结并传播了有关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80年代后期，三个新的研究课题成为美国学者的主要课题。首先，中国不断加速的市场转型对改革时期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本质和结构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威?并且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二个核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不断发展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关系。毛泽东时代的“统一指挥”模式已经不足以维持日趋复杂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随着80年代行政和财政分权的不断发展，新的激励体系和决策制定机制正在极大地重塑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于是，随之而来的官僚机构的分化、“个别性承包”、“碎片化的威权体制”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家关于改革以后中国研究的注意力所在。
随着关于改革时期国家权力本质和官僚政治变化的新的研究高潮，第三个研究课题即“公民社会”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在80年代后期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中深受重视，人们用它来分析苏联集团内部，例如波兰的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团体”等反对团体的出现(或复兴)。
80年代，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转型重新得到强调，也促进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一轮研究高潮和民主化前景的更专业的研究。第四代学者和政治经济成就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一批新的训练有素的政治科学家出现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这一代学者有很强的统计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微观政治分析学的学术素养。
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投向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能力”。早期关于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地方的零和讨论，为更加细致地研究国家权力的本质、形态和结构以及对这种权力施加的环境制约提供了道路。
另外两个值得指出的新趋势是：其一，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缓慢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继续先前提到的国内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研究。很多中美学者之间的联合是非常成功的，包括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村政治改革和公众抗议的研究，王绍光和胡鞍钢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的研究，托尼·塞奇和杨雪冬对村庄选举的研究，裴宜理和李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的研究，以及戴慕珍和赵树凯对改革时期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研究等。除了这些成对的合作研究外，中美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推动并且获得了非政府组织诸如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傅利曼基金会、史密斯·里查得逊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等的财政支持。
其二，中国过去的共产主义对当今后改革时代影响的“重新发现”也是15年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政治学家、政治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开始大量发表关于政党和政党斗争的复苏、关系网以及改革时期其他各种社会结构和行为的传统模式的著作。此外，对于过去的重新研究使得社会科学家们逐渐开始重新审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中长期被忽略的方面。
[责任编辑：文心]
中国政治研究的诞生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转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初是在冷战政治研究的推动下，由一小部分著名的亚洲学家发展起来，包括费正清(John.K.Fairbank)(哈佛)、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史乐伯(Robert A.Scalapin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密歇根大学)、多克·巴内特(A.Doak Barnet)(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后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范伦特(Geoge E.Tayer)(华盛顿)以及约翰·林德贝克(John.M.Lindbeck)(芝加哥大学)等。
这些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先驱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背景和传统，他们培养了第一代面向社会科学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一起出版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开拓性的中国政治研究著作，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制定决策的上层人士以及中国政治统治阶层的顶端。
第一代的中国政治研究大部分是由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即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JCCC)o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自1959年成立后，将美国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推进当代中国的研究。其研究和培训基金最初集中于一小部分精英学院，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密歇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和华盛顿等。中文和中国地区研究也在美国政府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得到保障。随后，不断有人指出，美国政府冷战的“敌情研究”秘密计划资助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训。
由于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国，学者们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因此，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专家只能通过在台湾学习汉语和在香港学习中国社会与政治，培养自己的汉学研究技能。他们往往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机制和社会动态进行广泛探究，而他们的方法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源的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补充进了台湾的情况报告、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一些对中国难民的深入采访。在涉及中国的比较研究出现以后，研究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体制很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研究的相关点。同样，中国的前共产主义社会和文化也被排除在研究日程之外，于是“共产主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目标，从而孤立于对中国前现代和民国时期文化、社会及政治的相关研究。
第二代的崛起
美国对1949年后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十年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巨变上。许多年轻的博士生都被这个研究课题所吸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大量新的确凿的资料，包括大量的红卫兵文件，而这些资料将中国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出来。
对第二代政治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专题研究作一个简要的罗列，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半数主要的研究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培训中国政治专家有着巨大影响，二是在文革期间学者们研究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十分广泛。与这些专题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献资源的研究指南也大量出现。同时，受到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资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召开了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会议，在第一代资深研究学者们的指导下，这些会议为展示许多年轻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论坛。同样，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很多第二代专家关于中国的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机遇和障碍
尽管第二代研究学者在中国政治研究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局限就是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中国。美国学者接受的语言培训主要来自于台北一些大学的中文课程，而专题论文领域的研究主要在香港进行，运用大学服务中心大量的报纸和文献档案，年轻的学者们同时也可以从数量很少但不断增加的中国大陆难民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63年，大学服务中心诞生于九龙，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入香港中文大学，它也许是全世界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地方。
谈到中国大陆的信息提供者，我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很多香港的美国学者，所做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一小部分新的大陆移民的访谈基础上的。
实际上，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研究和游历的机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却普遍具有很高的质量，而且很多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裴宜理在1999年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虽然缺少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们所做研究的质量实际上却是非常显著的。他们基本上依靠中国大陆的官方文件(随后增加了香港的访问和红卫兵出版物)所做的关于官僚作风和政治动员的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出版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一直是西方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圣经”。《中国季刊》创始于1960年，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财政支持，迄今为止一直是对研究中国革命和1949年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学者们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着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述，而且多年来，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大多是由《中国季刊》发起的。《中国季刊》在研究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所打破，之后几年又出现了很多相关的专业杂志，包括《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等。
越南战争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政府和中国研究界的密切联系在1965—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美国 的中国研究学者中，这场战争本身在美国就有巨大的分歧。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公认的。相关的争论一度集中在“毛泽东式”激进的共产主义在指引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中的潜在价值。正如一名年轻的学者所说：“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使得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提供了解答越南战争的洞察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它试图领导‘第三世界’找到一条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越南战争要求很多中国研究学者重新评价自己所选研究课题中的政治因素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共产主义差异和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中国研究学者们发现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伴随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混乱局面，使得这个国内运动具有了国际重要性。毛泽东主义为有关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解答世界将陷于共产主义单极世界恐慌的途径。”
为回应美国在越南的进一步行动，一个由年轻一代的美国左翼和欧洲的亚洲学者们组成的有悖于当时主流学术研究的新学术潮流团体出现了。这个“叛逆”的学派创立了自己的学术机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并且创立了自己发布关于亚洲问题的进步观点和研究的期刊——《亚洲问题学者通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受到1968年世界学生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亚洲研究的分裂导致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是其中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激进的反战学者们更倾向于理想化的毛主义，从而对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暴行并不大肆批判；二是传统的学者，尽管他们也经常怀疑美国越南战争的合理性，但对毛主义者们改革中国的本质和结果也没有太多的批评。
这个新学术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着，直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从而提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才结束。到这时，很多先前的“中国发展模式”追随者们才开始认识到——甚至有时候过分批判——毛主义的缺陷。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的成熟
随着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中国的破冰式访问，两国学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明显增加了。尽管在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完全实现之前，美国公民获得中国签证依然困难，但20世纪70年代许多中国研究专家通过不断扩大的教育和文化代表团、“友好”团体、科学和技术交流等渠道获得了第一次进人中国大陆的机会。
随着美国学者们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一些对于中国“集权主义”本质的陈旧认识得到了修正。先前根据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研究而出现的关于共产主义体制内的官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研究，也开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出现。
最后，1978—1979年冬天的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再次引起了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转变。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研究学者和研究生第一次可以在中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这些机会最初还很有限并且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但中国仍然在对外开放(哪怕只是一点点)，从而使得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的中国研究、地区档案调查、深度采访以及田野调查研究成为可能。正是由于最初的开放，很多重要的合作完成的专题研究首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如果不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申请人莫什(Steven Mosher)1982年在广东省一个农村实行欺骗性的实地调查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境(不久也遭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驱逐)，20世纪80年代无疑也将开创更多的建立在中国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微观政治研究。在此后的数年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中国的实地研究机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代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人数众多的(同时更加训练有素的)第三代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在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出现。仍然是由密歇根、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带头，美国大学纷纷扩充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随着更多可利用资源的出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研究生学习和培训经费的增长，1983—1988年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实质性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新的中国研究发展环境中，有一所大学在为中国研究学者提供培训方面走在了其他大学的前面，那就是密歇根大学。拥有着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imon)、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以及后来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hal)等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密歇根大学成为最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机构。
20世纪80年代，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培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核心的社科学科所包容。另一方面，政治学也不例外，全国主要的部门开始对其中国政治研究生提出更加迫切的社会科学要求，包括统计方法、调查研究、宏观政治经济、官僚机构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课程都出现了。
第二代的很多学者只是在研究所才开始他们的中文学习，然后通常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台湾接受强化语言培训，而80年代的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所培训之前已经完成了两到三年的中文学习。因此，当80年代后期入境中国的阻碍去除之后，他们更能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获得实地研究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中国出生的研究生开始到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带来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理解以及本土化的流利中文。在这个年代末，中国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第三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很大一部分的研究经费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CSCC)资助的，它们的前身分别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CCC)和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
8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的最终副产品是，以前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研究”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对中国主要领导人及机构的研究著作和对主要政策和政治运动的文献研究在80和90年代一直都存在，但是这些研究已经不再主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而微观政治和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开始登上中心舞台。
改革时期的中国政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把 注意力投向中国后毛泽东时期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方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赞助召开了很多学术会议，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的效果。这样的会议总结并传播了有关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80年代后期，三个新的研究课题成为美国学者的主要课题。首先，中国不断加速的市场转型对改革时期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本质和结构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威?并且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二个核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不断发展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关系。毛泽东时代的“统一指挥”模式已经不足以维持日趋复杂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随着80年代行政和财政分权的不断发展，新的激励体系和决策制定机制正在极大地重塑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于是，随之而来的官僚机构的分化、“个别性承包”、“碎片化的威权体制”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家关于改革以后中国研究的注意力所在。
随着关于改革时期国家权力本质和官僚政治变化的新的研究高潮，第三个研究课题即“公民社会”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在80年代后期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中深受重视，人们用它来分析苏联集团内部，例如波兰的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团体”等反对团体的出现(或复兴)。
80年代，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转型重新得到强调，也促进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一轮研究高潮和民主化前景的更专业的研究。第四代学者和政治经济成就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一批新的训练有素的政治科学家出现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这一代学者有很强的统计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微观政治分析学的学术素养。
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投向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能力”。早期关于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地方的零和讨论，为更加细致地研究国家权力的本质、形态和结构以及对这种权力施加的环境制约提供了道路。
另外两个值得指出的新趋势是：其一，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缓慢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继续先前提到的国内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研究。很多中美学者之间的联合是非常成功的，包括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村政治改革和公众抗议的研究，王绍光和胡鞍钢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的研究，托尼·塞奇和杨雪冬对村庄选举的研究，裴宜理和李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的研究，以及戴慕珍和赵树凯对改革时期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研究等。除了这些成对的合作研究外，中美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推动并且获得了非政府组织诸如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傅利曼基金会、史密斯·里查得逊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等的财政支持。
其二，中国过去的共产主义对当今后改革时代影响的“重新发现”也是15年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政治学家、政治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开始大量发表关于政党和政党斗争的复苏、关系网以及改革时期其他各种社会结构和行为的传统模式的著作。此外，对于过去的重新研究使得社会科学家们逐渐开始重新审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中长期被忽略的方面。
[责任编辑：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