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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是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自从它爆发的那天起，人们对它的评价、看法就褒贬不一、内容各异。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派别，甚至同一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对它的评价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评价是和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关注的内容和角度不断发生变化。这些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历史 观念 演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4-0023-07
十月革命将俄国这个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与其他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样，自它发生之日起，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就存在着很大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人们对十月革命关注的内容涉及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其次，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或是热情地欢呼它、赞美它，或是诅咒它、诋毁它；再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十月革命关注的重点发生着变化，一些新的观点和内容被提出来，而原有的看法被不断地抛弃、修正、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对十月革命的各种评价在横向上是多元的，在纵向上是动态的。这些评价持续时间之长、波及之广，既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人对社会主义运动看法的差异，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它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因此，从纵深性和多样性两个方面分析对十月革命的各种评价，对于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乃至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受到整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派都纷纷发表评论，或是支持，或是攻讦。在这一时期，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十月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及它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1917-1924年的苏俄(1922年后为苏联)时期，整个社会的气氛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逐渐占据了主流，但反对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如列宁所说：“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其次，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俄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列宁认为俄国的欠发达不构成它不能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它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更使它易于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20世纪初，俄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矛盾尖锐，一战又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导致俄国危机四伏。虽然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已有的权力，不顾其他阶级提出的“和平、自由、面包”的要求，使得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最后，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相互补充的：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俄国革命必将会在西方国家得到响应，“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难逃失败的命运，“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的灭亡”。
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国内也不乏反对者，其中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在十月革命的性质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未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程度，在俄国只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时的任务应当是通过革命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缩短资本主义的痛苦，而不是激进地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尽管由于形势所迫，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掌握了政权，但这并不是好事，革命的结果只能像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议会方式得到比先前更多的利益，在当时没有必要起来进行革命，“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因此，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期盼的世界革命是不会到来的，十月革命的最终结果只有如列宁所说的“必将失败”。
在西方国家中，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存在着左、中、右三派。
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褒贬参半。一方面，他们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具有时代的必然性，由于土地与和平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无法解决，革命“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如果无产阶级不把革命推向前进的话，革命就会最终失败，这是革命的生存规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另一方面，左派也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局限性。卢森堡认为俄国革命只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人专政的试验，“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种种措施上。在土地问题上，她反对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农民立刻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口号及其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消灭农村的财产差别，反而会使其加剧，将会直接导致新的私有制的产生，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好处。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她反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的做法，认为尽管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但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她还反对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以及剥夺其敌人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等权利的做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种种取消或限 制民主的做法表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采取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因此，左派呼吁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利用俄国革命所制造的整个形势发动革命，解决十月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并没有爆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革命，左派发动的不合时宜的暴力革命也都以失败告终。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西方左派的声音逐渐被淹没，并向右转了。
在中派看来，十月革命过大于功。中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十月革命的性质方面，尽管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政权，但它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活不成的早产的孩子。其次，中派极力批判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措施。他们指责列宁等人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尽快“诞生”，牺牲了民主的原则，建立了一个以集中制为原则的密谋组织；为了巩固十月革命的政权，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了一个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十月革命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被一个“新阶级”篡夺了。鲍威尔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无产阶级中少数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意志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考茨基更是指责“从工人苏维埃的独占统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独占统治”。最后，中派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向西方输出革命的做法。他们认为，虽然在欧洲和在俄国都是为同一事业即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都是为同一目标即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与俄国完全不同，所以斗争的方法也必须不同。在西方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成熟之前，不应该贸然地破坏任何资本主义组织，当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工人阶级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继续革命只是“无组织者对有组织者的统治，无知者对有知者的统治，自私自利者对忘我者的统治”，只是革命的倒退，“只是完全破产的前奏”。自此，中派一直对共产党保持着敌视和恐惧，在诋毁共产主义政权方面他们与自由派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俄国的流亡者以及信奉自由主义的英美学者组成了最早的自由派。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带有极其强烈的反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用“风暴”、“灾难”、“天灾”等形容十月革命。因此，自由派关注的重点主要不是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而是集中在俄国革命的政治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方面，集中在政府和自由党人、温和社会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等党派的主张和行动方面。例如，切尔诺夫认为二月革命建立的政权中，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纲领、立场以及领袖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使得新的政权在诞生之日就摇摇欲坠，给进一步的革命埋下了隐患；邓尼金则认为当权人士和领导集团的内讧使得“政变不可避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则将临时政府成员描述为“消极被动”、“目光短浅”、“做事轻率”、“两面三刀”、“厚颜无耻”、“沽名钓誉”、“眼界狭窄”、“不学无术”。保守的自由派则更多的从道德方面攻击十月革命。出于对革命天生的恐惧，他们认为它是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是一种“瘟疫”，必须阻止它在西方的蔓延。虽然自由派的论调多是咒骂和攻击，在理论上错误百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西方政府和民众中却有着巨大的市场，成为西方世界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的主流。
二
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1924-1953年，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和巩固，人们对十月革命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它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方面。这一时期，围绕着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派别：苏联派、托派和西方自由派。苏联派和自由派是各自“阵地”内官方、学术界和民间看法的主流，而托派仅仅代表了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呼声。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在政治上打倒了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了他们，进而在思想领域实行官、学、民一体化，按自己的意图改写了苏共的历史。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只是有选择地体现了列宁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一方面，尽管《教程》中依旧肯定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仍旧是十月革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仍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斯大林党内的竞争对手在《教程》中已经变成了反面角色，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成了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社会革命党人等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支持者则成了反革命分子、革命的破坏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革命中的地位被凸现出来，十月革命只是在伟大领袖列宁和他亲密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两个人领导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世界革命论”被“一国胜利论”取代。根据“一国胜利论”，不发达国家可以不依赖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力量，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最后，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当时没有提出“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但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完全正面意义的，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选择。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评价，流亡他乡的托洛茨基首先起来批判。托洛茨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斯大林模式背叛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是一个官僚异化的工人国家。一方面，斯大林等人通过权力垄断，享受着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建立起了“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是无产阶级用“十月革命”做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的方法办到的”，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即便官僚特权阶层也“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源泉的国有财产。从官僚活动的这个方面来说，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正因如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存在着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尽管托派拥护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的背叛”，但他们认为官僚对十月革命“背叛”得更彻底。布鲁诺·里奇提出(后来得到伯纳姆和沙什曼支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官僚集团——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个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在苏联存在着一个剥削阶级，它如同所有者一样控制着生产方式，这个阶级的成员不愿把财产拿出来分享，而是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集团，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 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苏联不是一个异化的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官僚集体主义。然而，虽然托洛茨基和托派中的反对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但他们用“背叛”来形容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把它的罪恶与十月革命完全剥离开的一种独特方式。
在西方，尽管自由派喜欢用“斯大林主义”来表示它与“列宁主义”的不同，但他们并不把斯大林模式看作是与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模式”，而是作为十月革命“罪恶”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用斯大林模式的“罪恶”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是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的，从根本上说是不民主的”。斯大林在20年代末发动的农业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只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错误的继续。十月革命的国有化政策，剥夺了资产阶级，而斯大林则是为了官僚自身的利益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共产党所信奉和采取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政策，无论在1917年还是其后，都是“通往奴役之路”。30年代的大清洗更是布尔什维克不民主、暴力的继续，十月革命暴力“专政”的是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这次是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另一部分共产党人的“专政”，是共产党人自己消灭自己。斯大林的错误在于苏共排斥民主的极权主义，而这是列宁的密谋的党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尽管自由派的攻击由于二战暂停了，但是冷战开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击愈演愈烈，重新占领了在二战期间失去的“失地”。
无论是苏联派、托派还是自由派，在这一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干巴巴的教条，在各自的阵地中扮演着强烈的排他的角色。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教条式的论断的解释力，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斯大林的去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三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解冻”。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无论在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抛弃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试图“回归列宁有关十月革命的主张”。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与十月革命区别看待，否定两者的联系。十月革命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列宁领导下的党是民主的，“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只是由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才极其严重地歪曲了党的原则，歪曲民主和法制，这便是斯大林时期种种错误的根源。二是历史事实相对得到了尊重，不再夸大斯大林个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布哈林和大部分托派尽管仍被看作是犯了错误，但他们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也从破坏分子和叛徒被看作是误入歧途的“小资产阶级斗士”。三是比起斯大林时期来，苏联对于十月革命中的历史研究还涉及到了革命前的俄国经济问题，革命中群众“自发的”抗议与党组织的“自觉的”抗议之间的比重问题，工人、农民、士兵在革命前后和革命当中的政治意识的变化等问题。∞然而，虽然这一时期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新气象”，但这种“解冻”只是相对的，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还是保守的，如有意地回避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西方学者可以相对便利地得到苏联公布的档案材料，到苏联进行调查。这为重评十月革命提供了条件。重评派采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十月革命。首先，注重研究工人、农民、士兵的思想和目标的“自发性”的变化，“开始‘从底层’来研究俄国革命”。通过对“激发群众起来推翻沙皇制度、摧毁俄国自由主义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客观过程的分析”，“推翻了西方关于偶然因素，关于沙皇、自由派和温和社会党人不能管理国家的传统观点”。其次，肯定普通群众对政局所起的作用。重评派认为，各个政党组织反映群众要求的程度与他们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的结论是，“人民群众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和自己的理性”，“在革命期间人民群众对政治领袖们起的作用同政治领袖们对人民群众起的作用一样大”。党的宣传之所以成功，不是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而是适应了群众的“激进主义”。再次，重评派的研究还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考察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各主要政党的组织、策略，重新认识“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民众骚动的原动力、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走稳定的资本主义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直到1917年那场话剧本身”。最后，重评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在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变化，二者存在着“大大脱节”。这种性质的改变并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期，而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掌权之后。蜕变的原因不是领袖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弄清导致十月人民大联合迅速崩溃、布尔什维克党变质、布尔什维克政权性质改变的过程”。但是，重评派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向自由派发难，因此，它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学术领域，而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还不能同自由派相比。
在重评派兴起的同时，另一种新的观点也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变化而来，与托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倾向于将十月革命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吉拉斯就是他们的代表。吉拉斯认为，首先，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创造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共产党的政治官僚是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其次，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看，十月革命只是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生产力并不发达，没有为革命准备好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而只有一种客观的紧迫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趋于灭亡”。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但不足以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因此，工业化革命必须既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必须集中一切物质资源。布尔什维克党由于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的执行者：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推行工业化政策。最后，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什么“背叛”的问题，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然 结果。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重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来承担，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承担”。因此，执政党为了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仍必须集所有资源于一身，建立绝对的权力，而绝对权力是绝对导致腐败的。这种通过现代化来解释十月革命的方法，引起了一些左翼学者的青睐，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把它穿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外衣重新打扮。
四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外的档案公开和学术交流也受到了严格控制，苏联和西方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研究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自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起，苏联和西方的社会思潮都出现了急速右转的趋势，“解冻”所激发的力量，经过20年的积压，终于以势不可挡之势释放出来。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不得不受其影响，很快否定的声音压过了肯定的声音。
在苏联，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就如同国内的局势一样复杂。尽管总体趋势是向右的，但官方与学者、官方与民间以及学者与民间的看法却不再是一个声音，而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从政府方面看，戈尔巴乔夫时期“回归列宁”的口号很快就像它的政权一样被推翻了。叶利钦上台后，采取了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然而，由于左翼人士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和竞选的需要，1996年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既认为11月7日是“日历中最红的一天，这一天在80年前载入了世界史册”，又说“革命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这是俄政府采取将“十月革命节”“无害化”的第一步。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统一俄罗斯党”提交的“《俄联邦劳动法》修正案”，废除了，“11月7日节”。这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游行和集会的方式抗议取消“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呼吁“不要侮辱先人”。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和凝聚民众，俄罗斯国家杜马又立法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纪念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上的阅兵，当时受检阅的红军战士直接开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寇浴血奋战。俄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进一步淡化民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结，弱化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纠葛；激发起民众的民族情绪；在不涉及对苏联政治评价的前提下，充分地满足了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对“十月革命节”的留恋之情。
1985—1991年间，在“回归列宁”的口号的推动下，苏联学术界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理论争论的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较量，因此，尽管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反对者与支持者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然而，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一边倒，维护十月革命的声音逐渐地被谩骂和攻击的声音淹没。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胜负自然容易分出。但有理不在声高。从学术的角度看，反对派的攻击多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的。他们要么只是简单地对十月革命、列宁和社会主义进行谩骂，要么从西方的自由派那里搬来一些攻击性的“圣谕”，而大肆鼓吹。雅科夫列夫咒骂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法西斯的变种”，要将它送上法庭；德·沃尔科戈诺夫则指责列宁“把赌注押在革命的方法上”，十月革命使用暴力手段是“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最畸形的形式”；加夫里尔·波波夫指责“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冒险主义的结果”，是“不合乎历史规律”的偶然事件；菲拉托夫公然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性错误。相对反对者而言，支持者的理论水平要高得多，他们主张屏弃意识形态的攻击，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研究十月革命，评判十月革命。尽管如此，维护者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重复前人，而少有创新之处。因此，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场争论反映出了俄国的学术界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所表现出的思想贫乏和学术水平的整体落后。
这一阶段是俄国民众摆脱政府的思想灌输，形成自发的看法的时期。总体上看，人们的思想经过巨大的波动后，趋于理性化。苏联剧变不久，65％左右的俄国民众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一种冷漠化处理@的方式，既不把它与伟大的革命联系起来，也不认为它造成了俄国人的悲剧，仅仅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它是伟大的革命，15％左右的人认为它是悲剧性的革命。这种现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刚刚经过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一度思想受到严密控制的民族来说，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很难为未来做好打算。因此，对于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大部分俄国人还没有勇气面对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面对现实，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也趋于理性化。积极的评价越来越多，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的人数增加到了40％左右，而持冷漠化处理的观点的人数降到了一半，认为它是悲剧的人数则降到了10％以下。
在西方，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否定的声音重新占据了主导。自由派回潮，重评派被边缘化了。在西方人看来，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诋毁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人走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资本主义收拾的残局。与此同时，重评派遭到了冷落，“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下，在西方右翼在政治上占上风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科学中占上风的情况下，重评派正在自我瓦解，动摇对自己优异研究成果的信心，并使那种已经丧失威信的关于革命的观点起死回生”。在这个背景下，重评派重新审视自己的早期观点。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他们渐渐地放弃了对社会结构、客观现实的分析，放弃通过阶级阶层的分析，即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对群众意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立场，并代之以对主观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偏好。一些重量级的重评派代表人物都开始从自己原来的观点倒退。如美国《俄国评论》杂志主编、曾写过关于俄国军队士兵情绪激进化的优秀专著的阿兰·沃德曼就谴责自己表现出“某种方法论上的天真”。罗纳德·苏尼也提出，“结构和社会状况甚或‘体验’，既不会导致行动，也不会创造意义”。他指出，研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阶级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对工人的道德和文化世界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重评派观点的改变，在其他一些重评派看来，“产生一种危险，即重评派将抛弃其基本立场并停止抨击西方传统观点”。不仅如此，他们还担心一些重评派会把俄国革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宣传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思想，而不再是客观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转变。这在他们看来，将导致重评派“关于1917年事件的全部新的解释将土崩瓦解。他们就会对自己确信的一切提出疑问。最后他们就会支持他们曾经激烈否定过的观点”。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来源于十月革命这一事件及其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影响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后续效应。没有了事实作为基础，历史的观念就会成为谎言，历史就会成为虚假的历史。然而，不同的人，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虚构历史，创造“观念的历史”。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也常常是从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的混合体中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来回答。但可以肯定，是历史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历史。回首20世纪，不论人们怎样评价，十月革命都是一件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作者简介]项佐涛，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孔寒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历史 观念 演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4-0023-07
十月革命将俄国这个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与其他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样，自它发生之日起，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就存在着很大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人们对十月革命关注的内容涉及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其次，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或是热情地欢呼它、赞美它，或是诅咒它、诋毁它；再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十月革命关注的重点发生着变化，一些新的观点和内容被提出来，而原有的看法被不断地抛弃、修正、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对十月革命的各种评价在横向上是多元的，在纵向上是动态的。这些评价持续时间之长、波及之广，既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人对社会主义运动看法的差异，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它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因此，从纵深性和多样性两个方面分析对十月革命的各种评价，对于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乃至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受到整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派都纷纷发表评论，或是支持，或是攻讦。在这一时期，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十月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及它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1917-1924年的苏俄(1922年后为苏联)时期，整个社会的气氛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逐渐占据了主流，但反对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如列宁所说：“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其次，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俄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列宁认为俄国的欠发达不构成它不能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它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更使它易于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20世纪初，俄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矛盾尖锐，一战又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导致俄国危机四伏。虽然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已有的权力，不顾其他阶级提出的“和平、自由、面包”的要求，使得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最后，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相互补充的：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俄国革命必将会在西方国家得到响应，“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难逃失败的命运，“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的灭亡”。
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国内也不乏反对者，其中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在十月革命的性质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未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程度，在俄国只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时的任务应当是通过革命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缩短资本主义的痛苦，而不是激进地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尽管由于形势所迫，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掌握了政权，但这并不是好事，革命的结果只能像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议会方式得到比先前更多的利益，在当时没有必要起来进行革命，“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因此，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期盼的世界革命是不会到来的，十月革命的最终结果只有如列宁所说的“必将失败”。
在西方国家中，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存在着左、中、右三派。
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褒贬参半。一方面，他们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具有时代的必然性，由于土地与和平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无法解决，革命“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如果无产阶级不把革命推向前进的话，革命就会最终失败，这是革命的生存规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另一方面，左派也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局限性。卢森堡认为俄国革命只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人专政的试验，“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种种措施上。在土地问题上，她反对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农民立刻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口号及其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消灭农村的财产差别，反而会使其加剧，将会直接导致新的私有制的产生，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好处。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她反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的做法，认为尽管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但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她还反对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以及剥夺其敌人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等权利的做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种种取消或限 制民主的做法表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采取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因此，左派呼吁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利用俄国革命所制造的整个形势发动革命，解决十月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并没有爆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革命，左派发动的不合时宜的暴力革命也都以失败告终。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西方左派的声音逐渐被淹没，并向右转了。
在中派看来，十月革命过大于功。中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十月革命的性质方面，尽管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政权，但它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活不成的早产的孩子。其次，中派极力批判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措施。他们指责列宁等人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尽快“诞生”，牺牲了民主的原则，建立了一个以集中制为原则的密谋组织；为了巩固十月革命的政权，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了一个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十月革命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被一个“新阶级”篡夺了。鲍威尔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无产阶级中少数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意志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考茨基更是指责“从工人苏维埃的独占统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独占统治”。最后，中派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向西方输出革命的做法。他们认为，虽然在欧洲和在俄国都是为同一事业即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都是为同一目标即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与俄国完全不同，所以斗争的方法也必须不同。在西方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成熟之前，不应该贸然地破坏任何资本主义组织，当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工人阶级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继续革命只是“无组织者对有组织者的统治，无知者对有知者的统治，自私自利者对忘我者的统治”，只是革命的倒退，“只是完全破产的前奏”。自此，中派一直对共产党保持着敌视和恐惧，在诋毁共产主义政权方面他们与自由派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俄国的流亡者以及信奉自由主义的英美学者组成了最早的自由派。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带有极其强烈的反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用“风暴”、“灾难”、“天灾”等形容十月革命。因此，自由派关注的重点主要不是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而是集中在俄国革命的政治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方面，集中在政府和自由党人、温和社会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等党派的主张和行动方面。例如，切尔诺夫认为二月革命建立的政权中，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纲领、立场以及领袖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使得新的政权在诞生之日就摇摇欲坠，给进一步的革命埋下了隐患；邓尼金则认为当权人士和领导集团的内讧使得“政变不可避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则将临时政府成员描述为“消极被动”、“目光短浅”、“做事轻率”、“两面三刀”、“厚颜无耻”、“沽名钓誉”、“眼界狭窄”、“不学无术”。保守的自由派则更多的从道德方面攻击十月革命。出于对革命天生的恐惧，他们认为它是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是一种“瘟疫”，必须阻止它在西方的蔓延。虽然自由派的论调多是咒骂和攻击，在理论上错误百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西方政府和民众中却有着巨大的市场，成为西方世界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的主流。
二
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1924-1953年，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和巩固，人们对十月革命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它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方面。这一时期，围绕着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派别：苏联派、托派和西方自由派。苏联派和自由派是各自“阵地”内官方、学术界和民间看法的主流，而托派仅仅代表了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呼声。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在政治上打倒了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了他们，进而在思想领域实行官、学、民一体化，按自己的意图改写了苏共的历史。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只是有选择地体现了列宁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一方面，尽管《教程》中依旧肯定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仍旧是十月革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仍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斯大林党内的竞争对手在《教程》中已经变成了反面角色，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成了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社会革命党人等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支持者则成了反革命分子、革命的破坏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革命中的地位被凸现出来，十月革命只是在伟大领袖列宁和他亲密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两个人领导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世界革命论”被“一国胜利论”取代。根据“一国胜利论”，不发达国家可以不依赖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力量，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最后，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当时没有提出“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但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完全正面意义的，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选择。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评价，流亡他乡的托洛茨基首先起来批判。托洛茨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斯大林模式背叛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是一个官僚异化的工人国家。一方面，斯大林等人通过权力垄断，享受着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建立起了“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是无产阶级用“十月革命”做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的方法办到的”，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即便官僚特权阶层也“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源泉的国有财产。从官僚活动的这个方面来说，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正因如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存在着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尽管托派拥护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的背叛”，但他们认为官僚对十月革命“背叛”得更彻底。布鲁诺·里奇提出(后来得到伯纳姆和沙什曼支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官僚集团——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个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在苏联存在着一个剥削阶级，它如同所有者一样控制着生产方式，这个阶级的成员不愿把财产拿出来分享，而是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集团，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 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苏联不是一个异化的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官僚集体主义。然而，虽然托洛茨基和托派中的反对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但他们用“背叛”来形容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把它的罪恶与十月革命完全剥离开的一种独特方式。
在西方，尽管自由派喜欢用“斯大林主义”来表示它与“列宁主义”的不同，但他们并不把斯大林模式看作是与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模式”，而是作为十月革命“罪恶”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用斯大林模式的“罪恶”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是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的，从根本上说是不民主的”。斯大林在20年代末发动的农业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只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错误的继续。十月革命的国有化政策，剥夺了资产阶级，而斯大林则是为了官僚自身的利益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共产党所信奉和采取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政策，无论在1917年还是其后，都是“通往奴役之路”。30年代的大清洗更是布尔什维克不民主、暴力的继续，十月革命暴力“专政”的是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这次是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另一部分共产党人的“专政”，是共产党人自己消灭自己。斯大林的错误在于苏共排斥民主的极权主义，而这是列宁的密谋的党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尽管自由派的攻击由于二战暂停了，但是冷战开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击愈演愈烈，重新占领了在二战期间失去的“失地”。
无论是苏联派、托派还是自由派，在这一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干巴巴的教条，在各自的阵地中扮演着强烈的排他的角色。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教条式的论断的解释力，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斯大林的去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三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解冻”。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无论在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抛弃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试图“回归列宁有关十月革命的主张”。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与十月革命区别看待，否定两者的联系。十月革命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列宁领导下的党是民主的，“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只是由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才极其严重地歪曲了党的原则，歪曲民主和法制，这便是斯大林时期种种错误的根源。二是历史事实相对得到了尊重，不再夸大斯大林个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布哈林和大部分托派尽管仍被看作是犯了错误，但他们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也从破坏分子和叛徒被看作是误入歧途的“小资产阶级斗士”。三是比起斯大林时期来，苏联对于十月革命中的历史研究还涉及到了革命前的俄国经济问题，革命中群众“自发的”抗议与党组织的“自觉的”抗议之间的比重问题，工人、农民、士兵在革命前后和革命当中的政治意识的变化等问题。∞然而，虽然这一时期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新气象”，但这种“解冻”只是相对的，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还是保守的，如有意地回避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西方学者可以相对便利地得到苏联公布的档案材料，到苏联进行调查。这为重评十月革命提供了条件。重评派采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十月革命。首先，注重研究工人、农民、士兵的思想和目标的“自发性”的变化，“开始‘从底层’来研究俄国革命”。通过对“激发群众起来推翻沙皇制度、摧毁俄国自由主义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客观过程的分析”，“推翻了西方关于偶然因素，关于沙皇、自由派和温和社会党人不能管理国家的传统观点”。其次，肯定普通群众对政局所起的作用。重评派认为，各个政党组织反映群众要求的程度与他们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的结论是，“人民群众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和自己的理性”，“在革命期间人民群众对政治领袖们起的作用同政治领袖们对人民群众起的作用一样大”。党的宣传之所以成功，不是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而是适应了群众的“激进主义”。再次，重评派的研究还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考察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各主要政党的组织、策略，重新认识“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民众骚动的原动力、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走稳定的资本主义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直到1917年那场话剧本身”。最后，重评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在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变化，二者存在着“大大脱节”。这种性质的改变并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期，而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掌权之后。蜕变的原因不是领袖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弄清导致十月人民大联合迅速崩溃、布尔什维克党变质、布尔什维克政权性质改变的过程”。但是，重评派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向自由派发难，因此，它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学术领域，而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还不能同自由派相比。
在重评派兴起的同时，另一种新的观点也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变化而来，与托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倾向于将十月革命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吉拉斯就是他们的代表。吉拉斯认为，首先，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创造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共产党的政治官僚是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其次，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看，十月革命只是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生产力并不发达，没有为革命准备好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而只有一种客观的紧迫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趋于灭亡”。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但不足以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因此，工业化革命必须既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必须集中一切物质资源。布尔什维克党由于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的执行者：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推行工业化政策。最后，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什么“背叛”的问题，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然 结果。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重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来承担，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承担”。因此，执政党为了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仍必须集所有资源于一身，建立绝对的权力，而绝对权力是绝对导致腐败的。这种通过现代化来解释十月革命的方法，引起了一些左翼学者的青睐，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把它穿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外衣重新打扮。
四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外的档案公开和学术交流也受到了严格控制，苏联和西方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研究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自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起，苏联和西方的社会思潮都出现了急速右转的趋势，“解冻”所激发的力量，经过20年的积压，终于以势不可挡之势释放出来。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不得不受其影响，很快否定的声音压过了肯定的声音。
在苏联，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就如同国内的局势一样复杂。尽管总体趋势是向右的，但官方与学者、官方与民间以及学者与民间的看法却不再是一个声音，而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从政府方面看，戈尔巴乔夫时期“回归列宁”的口号很快就像它的政权一样被推翻了。叶利钦上台后，采取了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然而，由于左翼人士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和竞选的需要，1996年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既认为11月7日是“日历中最红的一天，这一天在80年前载入了世界史册”，又说“革命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这是俄政府采取将“十月革命节”“无害化”的第一步。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统一俄罗斯党”提交的“《俄联邦劳动法》修正案”，废除了，“11月7日节”。这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游行和集会的方式抗议取消“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呼吁“不要侮辱先人”。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和凝聚民众，俄罗斯国家杜马又立法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纪念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上的阅兵，当时受检阅的红军战士直接开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寇浴血奋战。俄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进一步淡化民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结，弱化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纠葛；激发起民众的民族情绪；在不涉及对苏联政治评价的前提下，充分地满足了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对“十月革命节”的留恋之情。
1985—1991年间，在“回归列宁”的口号的推动下，苏联学术界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理论争论的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较量，因此，尽管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反对者与支持者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然而，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一边倒，维护十月革命的声音逐渐地被谩骂和攻击的声音淹没。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胜负自然容易分出。但有理不在声高。从学术的角度看，反对派的攻击多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的。他们要么只是简单地对十月革命、列宁和社会主义进行谩骂，要么从西方的自由派那里搬来一些攻击性的“圣谕”，而大肆鼓吹。雅科夫列夫咒骂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法西斯的变种”，要将它送上法庭；德·沃尔科戈诺夫则指责列宁“把赌注押在革命的方法上”，十月革命使用暴力手段是“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最畸形的形式”；加夫里尔·波波夫指责“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冒险主义的结果”，是“不合乎历史规律”的偶然事件；菲拉托夫公然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性错误。相对反对者而言，支持者的理论水平要高得多，他们主张屏弃意识形态的攻击，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研究十月革命，评判十月革命。尽管如此，维护者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重复前人，而少有创新之处。因此，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场争论反映出了俄国的学术界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所表现出的思想贫乏和学术水平的整体落后。
这一阶段是俄国民众摆脱政府的思想灌输，形成自发的看法的时期。总体上看，人们的思想经过巨大的波动后，趋于理性化。苏联剧变不久，65％左右的俄国民众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一种冷漠化处理@的方式，既不把它与伟大的革命联系起来，也不认为它造成了俄国人的悲剧，仅仅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它是伟大的革命，15％左右的人认为它是悲剧性的革命。这种现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刚刚经过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一度思想受到严密控制的民族来说，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很难为未来做好打算。因此，对于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大部分俄国人还没有勇气面对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面对现实，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也趋于理性化。积极的评价越来越多，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的人数增加到了40％左右，而持冷漠化处理的观点的人数降到了一半，认为它是悲剧的人数则降到了10％以下。
在西方，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否定的声音重新占据了主导。自由派回潮，重评派被边缘化了。在西方人看来，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诋毁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人走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资本主义收拾的残局。与此同时，重评派遭到了冷落，“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下，在西方右翼在政治上占上风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科学中占上风的情况下，重评派正在自我瓦解，动摇对自己优异研究成果的信心，并使那种已经丧失威信的关于革命的观点起死回生”。在这个背景下，重评派重新审视自己的早期观点。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他们渐渐地放弃了对社会结构、客观现实的分析，放弃通过阶级阶层的分析，即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对群众意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立场，并代之以对主观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偏好。一些重量级的重评派代表人物都开始从自己原来的观点倒退。如美国《俄国评论》杂志主编、曾写过关于俄国军队士兵情绪激进化的优秀专著的阿兰·沃德曼就谴责自己表现出“某种方法论上的天真”。罗纳德·苏尼也提出，“结构和社会状况甚或‘体验’，既不会导致行动，也不会创造意义”。他指出，研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阶级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对工人的道德和文化世界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重评派观点的改变，在其他一些重评派看来，“产生一种危险，即重评派将抛弃其基本立场并停止抨击西方传统观点”。不仅如此，他们还担心一些重评派会把俄国革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宣传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思想，而不再是客观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转变。这在他们看来，将导致重评派“关于1917年事件的全部新的解释将土崩瓦解。他们就会对自己确信的一切提出疑问。最后他们就会支持他们曾经激烈否定过的观点”。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来源于十月革命这一事件及其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影响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后续效应。没有了事实作为基础，历史的观念就会成为谎言，历史就会成为虚假的历史。然而，不同的人，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虚构历史，创造“观念的历史”。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也常常是从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的混合体中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来回答。但可以肯定，是历史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历史。回首20世纪，不论人们怎样评价，十月革命都是一件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作者简介]项佐涛，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孔寒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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