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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东德和匈牙利)的档案表明，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最初几个月，贝利亚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苏联国内改革的同时，积极强力地授意并推动东欧国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改革，匈牙利便是早期推行“新方针”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与在苏联授意和推动下的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进程紧密相连，因而匈牙利的改革势必受到来自于苏共党内权力斗争势力消长的不断影响。由于贝利亚的垮台和马林科夫的失败而造成的匈牙利国内改革派在国内斗争中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了匈牙利国家早期的改革进程。
[关键词] 苏联 权力斗争 匈牙利 改革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4-0135-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大量的档案不断解密，国内外学者对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的夺权斗争以及苏联内部的改革已有初步研究，但对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却鲜有提及。本文将依据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匈牙利)的档案，详尽地探讨1953-1955年间苏共党内斗争影响下的匈牙利国家改革的早期进程，以期更为深刻地理解二战后东欧国家发展的曲折道路。
一
1953年对苏联和东欧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苏联东欧的政治积雪开始溶化，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共领导层在继续维持阵营内部团结的同时，试图对斯大林时期控制东欧的局面有所松动，允许东欧国家内部政策有一定的自由度，授意并推动东欧国家进行局部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仅对自冷战发生以来被纳入苏联发展轨道的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力薄弱以及潜在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基于此，苏联为进一步巩固它在东欧的地位，已决意在东欧国家搞局部的经济改革以改善东欧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从而巩固和增强这些国家政权的统治根基和社会控制力。因此，在苏联的授意和推动下，东欧国家先后开始了程度不同且范围有限的“被动”改革。
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档案显示，东德是苏联最早授意进行内部改革的东欧国家。苏联敦促东德进行改革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对东西德关系以及缓和东西方关系的考虑。因为东西德关系问题一直是苏联的棘手问题，而且从1953年初开始，东德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从1951年1月到1953年4月，逃到西德的人数达44.7万，其中1953年4个月就达12万以上。大量人口的逃亡一方面造成东德的人口流失和政局的不稳定，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无疑会加重西德的就业压力和经济负担。而人口逃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德被纳入苏联模式后一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一个孤立于世界经济的相对封闭的狭小经济圈内发展经济，而西德却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在世界市场的大范围内发展，两者不同发展模式的明显差别到1953年已表现出来。
事实上，早在1953年4月，苏联就敦促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集中统一的经济政策，面对当时大量东德人逃往西德、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3年5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东德局势，主要讨论人们大量逃往西德的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改善东德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会议持续讨论几天，分歧仍然很大。到6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最终统一意见，达成了一个《关于恢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可以看成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一个转折。6月2日的决议指出，由于人们对东德政府实施的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满导致大量人口逃往西德，东德现存政治、经济形势是由于政府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包括：在缺乏原料的情况下强迫发展重工业，强行发展生产合作社，对城乡小业主的严格限制，取消自由职业者和私人企业主的粮食配给卡，低估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并把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一些罪责归咎于知识分子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东德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决议认为，要改变东德目前这种现状，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首先要承认东德1952年7月8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错误的。同时，为改善东德的政治形势，巩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加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并保证和扩大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的德国的群众基础，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东德统一社会党实行以下措施：(1)停止人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加强现存的机器租借站作为影响农村工作的主要手段和辅助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3)通过各种渠道吸收私人资本以促进经济的发展。(4)重新审定五年计划，减少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增加消费产品的生产，充分保证人民的粮食要求。(5)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国家的财政制度，缩减行政开支，加强并提高东德马克的兑换率。(6)采取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保证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严禁滥用惩罚措施，重新审查被镇压人的档案。(7)要求社会各界人民对政府采取的广泛的政治措施给予以充分理解和广泛的支持。(8)停止粗暴干涉教堂事务的有害行动，取消伤害教堂和牧师的有关措施，包括没收教堂慈善机关的土地以及取消国家给教堂的补贴等。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此决议的同时，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也被召至莫斯科就决议精神及东德局势进行会谈。苏共领导认为苏联已为东德制定了改善政治、经济状况的方针，具体的实践要靠东德领导来进行。此后，东德领导人于6月5日至9日在柏林又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6月11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了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决议，同时发表了公报。“新方针”决议基本上是苏共6月2日决议的再版，“新方针”包括在政治生活中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在经济上减少重工业品的生产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减少对外旅游的限制，停止农业集体化等措施。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减少东德社会的不满情绪，为未来就德国统一问题同西方国家谈判创造一个更好的内部环境。
从现有的档案材料看，苏联党内执意要在东德推行“新方针”改革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国内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的苏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为党内斗争失败者的贝利亚。不仅如此，贝利亚还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贝利亚的这一主张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解决德国问题的措施时，引起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这也成为他后来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这起码表明，贝利亚当时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大方针下在东德推行小“新方针”，是出于对东西德关系问题的考虑，同时也是为未来德国的统一问题创造条件，其整体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同样，新的档案表明，匈牙利是在苏联授意和强力推动下第二个推行“新方针”的东欧国家，而且推动这一进程 的关键人物也是贝利亚。贝利亚的垮台和马林科夫的失败所造成的匈牙利国内改革派在匈党内斗争中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了匈牙利国家早期的改革进程。
就在苏联领导人关注东德局势并要求东德领导人强行改变斯大林集中统一经济政策的前后，即早在1953年3月，匈领导人拉科西就被召到了莫斯科并授意跟从苏联领导，在匈牙利宣布“新方针”和实行集体领导原则。1953年6月3日匈党书记处会议实际上已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类似于东德的“新方针”。它宣布以前只注重工业投资而忽视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并提出了一个经济计划修订案。尽管如此，莫斯科对匈牙利的状况仍不放心。当时匈党的高层领导虽然也知道乌布利希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判，但并未认识到苏联的举措意味着什么，而且当时匈牙利的国内气候也极为紧张。“农民对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和给国家义务交送货物的抵抗不断增加；工人对不断提高劳动定额和强迫认缴‘和平公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日益不满。物品匮乏，商店门前长队如龙。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审判或成为警察专横的牺牲品。”整个匈牙利领导层“由于强加于他们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刹那间停止运行”而变得无所适从，每个人都忐忑不安。拉科西等虽意识到苏联新领导对匈牙利的状况很是不满，但说不清具体原因。赫格居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中许多人或许根本不想作任何变革。……冷漠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六月初我们领导层情绪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匈牙利正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这场灾难有可能使共产党政权毁于一旦。于是，就在柏林事件爆发的前四天，即6月13日，匈党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格罗、纳吉、道比·伊斯特万、赫格居斯等人被召至莫斯科就匈牙利的政局进行会谈。
新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苏联当时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更为关注，不仅如此，苏联领导层都表示了对匈牙利事态的不满，并极力要求匈牙利领导人认清形势，锐意改革。当时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会议由当时苏头号人物马林科夫主持。马林科夫首先发难，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紧跟其后。他们指责匈牙利领导把国家领导到了接近爆发事态的边缘。据赫格居斯后来回忆，“原来他们对匈牙利民众的对立情绪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列举了大量逮捕、强制性推动农业合作化以及征收农业品定额制度方面的例子”。最近人们从匈牙利中央档案馆发现的有关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更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与会者历数匈牙利领导在诸如农业、工业、干部以及法制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马林科夫指出匈牙利领导低估了匈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特别谈到了匈牙利的经济问题和合作社问题以及干部问题，指出匈牙利的农业状况很糟，中央在农业方面投入太少，他说据他所知，1952年就有近一万人离开了农业合作社，因为合作社社员收入比普通农民还要少，匈在征收农民农业税中存在过激行为，“很多农民被法庭判刑，原因是他们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收缴任务，1952年下半年就有25万人被判刑。商业贸易也是一团糟，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0贝利亚则指出，匈牙利领导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努力去弄清农村的情况。他说，拉科西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原因在于纳吉主张合作社运动速度要慢，事实证明纳吉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他建议纳吉担任总理而拉科西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因为“纳吉仍然忠诚于党，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又是农业专家，对农业内行”。贝利亚还特别指出拉科西等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指责拉科西违犯法制，判刑太多，“两年半中有150万人被判刑”，被逮捕者更是多如牛毛。贝利亚认为应该派可靠同志专门负责内务部的工作以纠正现存的错误。贝利亚还说，因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匈牙利比较关注，他们的目的即在于推翻现在的匈政权，在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匈牙利现在有很多因素会被敌人加以利用，有很多人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所以改善现有状况迫在眉捷。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后发言。他指出，匈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亟待纠正。不顾自身能力加速工业化，从事工业的人数三年之内增加50万，这对匈牙利来说不但非常有害而且极其危险。匈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拉科西的专横行为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布尔加宁则强调指出，拉科西在军队中大规模进行清洗给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军队中就有17万余人受到惩罚，比例为3:1。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这“决不是社会主义之路而是走向灾难之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指责拉科西集团没有坚持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给党群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拉科西对与会者的发言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反驳。格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就拉科西的个人专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俄罗斯档案还记载，正是在贝利亚的强压之下，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才得以产生。在后来的两天讨论中，会议气氛比以前更加紧张。苏共坚持拉科西不再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两个职务，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由纳吉担任。在所有与会者当中，贝利亚的批评言辞最激烈，语气最强硬。莫洛托夫还断言拉科西在匈牙利执行某种独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和美国单独实行妥协。格罗、赫格居斯都作了低调的自我批评。纳吉则支持苏方的批评，甚至还举例支持苏方的观点。只有拉科西还企图为自己辩解，始终强调匈牙利的具体困难，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传统很薄弱等等。他说：“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拉科西的反驳惹恼了贝利亚，贝利亚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搞人事和宣传吧。”由于贝利亚历数拉科西等人的高压手段在匈牙利造成的无数错误和罪行，最后拉科西不得不接受了由马林科夫提出的人事变动的一揽子计划。即拉科西放弃总理职务，但可以保留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出任总理，时任内务部长的格罗和农业部长的赫格居斯担任副总理。萨劳伊·贝拉被任命为计划局局长，法尔考什·米哈伊和雷瓦伊·尤若夫辞去部长职务，并免去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从此，一个由纳吉、拉科西、格罗和赫格居斯组成的新领导集团代替了过去以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为首的“四人集团”，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和匈牙利领导看来，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总理职位显然要比第一书记的职务重要。因为当时在苏联马林科夫身居总理要职，被看成是苏联领导的第一号人物。就这样，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被“创造”出来了。匈牙利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是莫斯科的建议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而且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因为他们深知苏联作为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其拥有的权力是匈牙利人无 论如何也无法独自与之抗衡的。
虽如此，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匈“四人集团”和拉科西个人进行的，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触及匈牙利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也根本不是要给匈牙利以自由，他们只是要以纳吉遏制住拉科西一伙，因为一方面纳吉提出的建设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纲领给了人们很多许诺，社会舆论倾向于纳吉，纳吉当总理可适当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而且纳吉在斯大林逝世时已是副总理。另一方面，现已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纳吉之所以在战后能当上匈牙利内务部长等要职，与莫斯科的支持分不开，部分原因是由于纳吉在30年代曾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秘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有助于纳吉在匈牙利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所以莫斯科在批评拉科西时就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纳吉，把纳吉作为平衡拉科西的一个砝码。
1953年7月，纳吉正式出任总理。上台伊始，他首先深刻分析和批评了过去党和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纳吉的改革纲领是：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发展轻工业；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改变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允许农民退社，取消合作社；允许私有企业合法化；解散劳动营，取消流放，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纳吉的锐意改革博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并初见成效。“1953年秋天，市场商品供应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职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20％和10％。解散了拘留营，停止了移民，取消了即决审判。国家得到喘息的机会。人们不仅减少了恐惧，而且出现了劳动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作的意义，视之为未来的保证。”
由此可见，纳吉之所以能顺利上台并锐意改革，贝利亚功不可没。在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贝利亚之所以能成功地在国内进行改革，并将其改革理念引入东欧国家，推动东欧国家特别像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顺利地进行早期改革，这不能不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当时在党内的权力及地位有关。斯大林去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新的领导班子中，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许且掌管由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的新内务部，于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为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贝利亚的许多改革理念，特别是发展经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比例更符合马林科夫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革思路，因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推动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过程中，能够较默契地相互配合，使得贝利亚授意并推动的改革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但是这种良性发展的趋势很快就被人为破坏掉了。拉科西等人对国内经济生活中日益活跃起来的小手工业以及很多人退出生产合作社的现象甚为忧虑和不满。为了阻止合作社解散的趋势和使小手工业者不再重新抬头，拉科西伙同赫格居斯、格罗等采取了一些同政府新纲领精神背道而驰的手段，暗中在经济上限制小工业者的发展．并勾农民退礼和解散合作社制造困难。赫格居斯也承认这一点。由于拉科西等人的抵制，纳吉的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匈牙利的社会生活重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三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秘密逮捕。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是主谋，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两驾马车”中，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是关键因素：1953年12月23日，苏联报纸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厅从12月18日到23日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判处了贝利亚等六人死刑。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两驾马车”的解体，使得苏联国内的改革嘎然而止，正在进行中的东欧国家的改革步履惟艰。
贝利亚的垮台无形中把马林科夫推到了和赫鲁晓夫直接较量的前台。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贝利亚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马林科大和赫鲁晓夫两人在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力量和地位的增长与变化。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排在莫洛托夫之前，处于第二位，赫鲁晓夫排名第五位：贝利亚垮台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排名上升至第三位。9月，赫鲁晓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此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不断扩大。
就在1954年5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匈牙利国内改革和反对改革者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集中表现在匈牙利党的领导层内分为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两派。匈劳动人民党内部的这种斗争当然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虽然我们不能把苏共中主席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作影响匈党内斗争的主流而全然忽视它存在于匈牙利的更深刻的内部根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苏共党内斗争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斗争的直接抑或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党代会召开前，匈牙利国内整个权力机构和社会都已分成两派，表面上是表现为拉科西和纳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赫格居斯看来，1954年出现的这种社会两派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同匈牙利民族的感情创伤有关”。当时改革派的阵营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民族反抗精神作后盾”。正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个“轻易不甘放弃权力的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而且党的领导不承认自己是“造成民族感情创伤和民族反抗的原因”，所以党的领导机构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阵营也很强大。可见．反对改革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是继续遵循苏联斯大林模式还是改革斯大林模式。
克里姆林宫似乎感觉到当时匈牙利国内的这种对峙状态，于是匈牙利领导人又一次被召到了莫斯科。而此次莫斯科之行与前几次不同，此次成行是拉科西主动建议要求的。拉科两的目的无非是想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为自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以后．拉科西一直在抨击纳吉的改革路线，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反扑机会。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在与马林科夫的较量中马林科夫逐渐处于守势，但是对于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当时对于莫斯科谁是第一把手并不清楚，因此拉科西并未敢过早地摊牌。正如赫格居斯后来所说，“拉科西毕竟具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谋略，他在分析了形势以后，只提出在保留纳吉总理职务的情况下加强自己第一书记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和纳吉分别向苏共中央领导人陈述了各自的政见与观点，但苏共领导人强调匈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至关重要，他们设法缓和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要双方尽量保持克制，并力图避免东柏林事件在匈牙利出现。苏联当时的这种做法显然在于保持匈牙利稳定．避免匈牙利重蹈东德事件的覆辙。苏联领导人对这两派的态度成为匈牙利1954年5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尚方宝剑，于是党的三大在双方都比较克制的情况下成为一次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妥协的大会。从这一点上讲，拉科西在此次与纳吉的较量中实际上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
尽管苏联一直试图调和匈牙利的两派敌对者以保持匈牙利内部的相对稳定，但是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妥协并未维持多久。事实上，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反改革派和以纳吉为首的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到1954年 10月匈党中央全会时这种矛盾开始公开化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二，纳吉与拉科西展开激烈交锋。纳吉强烈谴责1953年6月之前匈党领导在经济政策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反对左倾宗派主义的斗争。拉科西则批评纳吉“新方针”政策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声称纳吉抓住过去的错误不放旨在煽动人民对党的不满情绪，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10月20日纳吉在《自由人民报》上发表文章，使匈党领导的内部分歧昭示天下，全国舆论哗然。不久，纳吉还提出并成立了爱国人民阵线。1954年秋，拉科西深感力不从心，于是赴莫斯科休养，实为去苏联寻求支持。他说服苏联领导人并使他们相信，纳吉集团的改革危及共产主义政权的基础，纳吉集团企图改变党的政治路线等等。拉科西的游说最终使他取得了赫鲁晓夫的支持，此时苏共党内马林科夫的地位也在被削弱。莫洛托夫等开始强烈攻击纳吉，1955年1月，纳吉等被再次召至莫斯科，此时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的斗争中已显然占了绝对优势，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更加巩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被挤到了主席团的后排位置。赫鲁晓夫温和地批评了纳吉关于发展轻工业的方针，指出苏联领导人担心纳吉的温和制度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但他并没有想撤换纳吉，而是想“迫使纳吉改变政策，变得更强硬些。”此次莫斯科会谈同5月份三大召开前的会谈的相似之处在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仍然要求纳吉与拉科西之间达成妥协，不同的是拉科西又一次在与纳吉的斗争中明显占了上风。
紧接着匈代表团回国后，拉科西便迫不急待地对纳吉最后摊牌。同年2月，拉科西通知全国说，纳吉因患心肌梗塞不能行使总理职务。3月米·阿·苏斯洛夫作为特使出席匈党中央全会。拉科西彻底否定了匈党十月全会的决议，他竭力夸大作家和新闻记者们激烈言论的影响，声称“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纳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以前在十月全会中全力支持他的人这时都纷纷谴责他的“右倾”错误。尽管苏斯洛夫表示，如果纳吉愿作检讨，那么他可继续保留总理职位。但是纳吉拒绝作自我批评。4月中央全会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其总理职务由赫格居斯担任。这样，拉科西终于在同改革派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再次掌握了绝对的权力。1955年11月纳吉被开除出党。这场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以纳吉的下台而告终。短暂的“解冻”被新的“冰冻”所代替。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
四
1955年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苏联承认南斯拉夫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合法的。此后东欧一些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的做法缓和并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共产党世界，特别是给东欧各国那些“斯大林的学生”以沉重的打击。同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的被解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各国的兄弟党在处理同苏关系上独立自主的要求。此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众，纷纷起来要求改革现状，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束缚，寻找一条像南斯拉夫那样适合本国国情、合乎民族特点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面对东欧出现的动荡局势，苏联当局再次面临对东欧政策的选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联在修正其东欧政策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支配地位。苏联虽然改变了原来那种用强力指挥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做法，但仍大力扶持那些既能控制局势又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以加强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甚至于不惜诉诸武力。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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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苏联 权力斗争 匈牙利 改革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4-0135-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大量的档案不断解密，国内外学者对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的夺权斗争以及苏联内部的改革已有初步研究，但对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却鲜有提及。本文将依据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匈牙利)的档案，详尽地探讨1953-1955年间苏共党内斗争影响下的匈牙利国家改革的早期进程，以期更为深刻地理解二战后东欧国家发展的曲折道路。
一
1953年对苏联和东欧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苏联东欧的政治积雪开始溶化，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共领导层在继续维持阵营内部团结的同时，试图对斯大林时期控制东欧的局面有所松动，允许东欧国家内部政策有一定的自由度，授意并推动东欧国家进行局部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仅对自冷战发生以来被纳入苏联发展轨道的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力薄弱以及潜在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基于此，苏联为进一步巩固它在东欧的地位，已决意在东欧国家搞局部的经济改革以改善东欧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从而巩固和增强这些国家政权的统治根基和社会控制力。因此，在苏联的授意和推动下，东欧国家先后开始了程度不同且范围有限的“被动”改革。
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档案显示，东德是苏联最早授意进行内部改革的东欧国家。苏联敦促东德进行改革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对东西德关系以及缓和东西方关系的考虑。因为东西德关系问题一直是苏联的棘手问题，而且从1953年初开始，东德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从1951年1月到1953年4月，逃到西德的人数达44.7万，其中1953年4个月就达12万以上。大量人口的逃亡一方面造成东德的人口流失和政局的不稳定，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无疑会加重西德的就业压力和经济负担。而人口逃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德被纳入苏联模式后一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一个孤立于世界经济的相对封闭的狭小经济圈内发展经济，而西德却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在世界市场的大范围内发展，两者不同发展模式的明显差别到1953年已表现出来。
事实上，早在1953年4月，苏联就敦促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集中统一的经济政策，面对当时大量东德人逃往西德、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3年5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东德局势，主要讨论人们大量逃往西德的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改善东德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会议持续讨论几天，分歧仍然很大。到6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最终统一意见，达成了一个《关于恢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可以看成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一个转折。6月2日的决议指出，由于人们对东德政府实施的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满导致大量人口逃往西德，东德现存政治、经济形势是由于政府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包括：在缺乏原料的情况下强迫发展重工业，强行发展生产合作社，对城乡小业主的严格限制，取消自由职业者和私人企业主的粮食配给卡，低估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并把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一些罪责归咎于知识分子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东德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决议认为，要改变东德目前这种现状，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首先要承认东德1952年7月8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错误的。同时，为改善东德的政治形势，巩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加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并保证和扩大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的德国的群众基础，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东德统一社会党实行以下措施：(1)停止人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加强现存的机器租借站作为影响农村工作的主要手段和辅助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3)通过各种渠道吸收私人资本以促进经济的发展。(4)重新审定五年计划，减少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增加消费产品的生产，充分保证人民的粮食要求。(5)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国家的财政制度，缩减行政开支，加强并提高东德马克的兑换率。(6)采取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保证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严禁滥用惩罚措施，重新审查被镇压人的档案。(7)要求社会各界人民对政府采取的广泛的政治措施给予以充分理解和广泛的支持。(8)停止粗暴干涉教堂事务的有害行动，取消伤害教堂和牧师的有关措施，包括没收教堂慈善机关的土地以及取消国家给教堂的补贴等。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此决议的同时，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也被召至莫斯科就决议精神及东德局势进行会谈。苏共领导认为苏联已为东德制定了改善政治、经济状况的方针，具体的实践要靠东德领导来进行。此后，东德领导人于6月5日至9日在柏林又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6月11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了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决议，同时发表了公报。“新方针”决议基本上是苏共6月2日决议的再版，“新方针”包括在政治生活中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在经济上减少重工业品的生产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减少对外旅游的限制，停止农业集体化等措施。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减少东德社会的不满情绪，为未来就德国统一问题同西方国家谈判创造一个更好的内部环境。
从现有的档案材料看，苏联党内执意要在东德推行“新方针”改革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国内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的苏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为党内斗争失败者的贝利亚。不仅如此，贝利亚还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贝利亚的这一主张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解决德国问题的措施时，引起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这也成为他后来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这起码表明，贝利亚当时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大方针下在东德推行小“新方针”，是出于对东西德关系问题的考虑，同时也是为未来德国的统一问题创造条件，其整体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同样，新的档案表明，匈牙利是在苏联授意和强力推动下第二个推行“新方针”的东欧国家，而且推动这一进程 的关键人物也是贝利亚。贝利亚的垮台和马林科夫的失败所造成的匈牙利国内改革派在匈党内斗争中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了匈牙利国家早期的改革进程。
就在苏联领导人关注东德局势并要求东德领导人强行改变斯大林集中统一经济政策的前后，即早在1953年3月，匈领导人拉科西就被召到了莫斯科并授意跟从苏联领导，在匈牙利宣布“新方针”和实行集体领导原则。1953年6月3日匈党书记处会议实际上已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类似于东德的“新方针”。它宣布以前只注重工业投资而忽视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并提出了一个经济计划修订案。尽管如此，莫斯科对匈牙利的状况仍不放心。当时匈党的高层领导虽然也知道乌布利希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判，但并未认识到苏联的举措意味着什么，而且当时匈牙利的国内气候也极为紧张。“农民对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和给国家义务交送货物的抵抗不断增加；工人对不断提高劳动定额和强迫认缴‘和平公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日益不满。物品匮乏，商店门前长队如龙。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审判或成为警察专横的牺牲品。”整个匈牙利领导层“由于强加于他们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刹那间停止运行”而变得无所适从，每个人都忐忑不安。拉科西等虽意识到苏联新领导对匈牙利的状况很是不满，但说不清具体原因。赫格居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中许多人或许根本不想作任何变革。……冷漠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六月初我们领导层情绪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匈牙利正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这场灾难有可能使共产党政权毁于一旦。于是，就在柏林事件爆发的前四天，即6月13日，匈党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格罗、纳吉、道比·伊斯特万、赫格居斯等人被召至莫斯科就匈牙利的政局进行会谈。
新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苏联当时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更为关注，不仅如此，苏联领导层都表示了对匈牙利事态的不满，并极力要求匈牙利领导人认清形势，锐意改革。当时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会议由当时苏头号人物马林科夫主持。马林科夫首先发难，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紧跟其后。他们指责匈牙利领导把国家领导到了接近爆发事态的边缘。据赫格居斯后来回忆，“原来他们对匈牙利民众的对立情绪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列举了大量逮捕、强制性推动农业合作化以及征收农业品定额制度方面的例子”。最近人们从匈牙利中央档案馆发现的有关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更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与会者历数匈牙利领导在诸如农业、工业、干部以及法制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马林科夫指出匈牙利领导低估了匈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特别谈到了匈牙利的经济问题和合作社问题以及干部问题，指出匈牙利的农业状况很糟，中央在农业方面投入太少，他说据他所知，1952年就有近一万人离开了农业合作社，因为合作社社员收入比普通农民还要少，匈在征收农民农业税中存在过激行为，“很多农民被法庭判刑，原因是他们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收缴任务，1952年下半年就有25万人被判刑。商业贸易也是一团糟，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0贝利亚则指出，匈牙利领导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努力去弄清农村的情况。他说，拉科西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原因在于纳吉主张合作社运动速度要慢，事实证明纳吉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他建议纳吉担任总理而拉科西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因为“纳吉仍然忠诚于党，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又是农业专家，对农业内行”。贝利亚还特别指出拉科西等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指责拉科西违犯法制，判刑太多，“两年半中有150万人被判刑”，被逮捕者更是多如牛毛。贝利亚认为应该派可靠同志专门负责内务部的工作以纠正现存的错误。贝利亚还说，因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匈牙利比较关注，他们的目的即在于推翻现在的匈政权，在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匈牙利现在有很多因素会被敌人加以利用，有很多人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所以改善现有状况迫在眉捷。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后发言。他指出，匈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亟待纠正。不顾自身能力加速工业化，从事工业的人数三年之内增加50万，这对匈牙利来说不但非常有害而且极其危险。匈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拉科西的专横行为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布尔加宁则强调指出，拉科西在军队中大规模进行清洗给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军队中就有17万余人受到惩罚，比例为3:1。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这“决不是社会主义之路而是走向灾难之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指责拉科西集团没有坚持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给党群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拉科西对与会者的发言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反驳。格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就拉科西的个人专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俄罗斯档案还记载，正是在贝利亚的强压之下，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才得以产生。在后来的两天讨论中，会议气氛比以前更加紧张。苏共坚持拉科西不再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两个职务，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由纳吉担任。在所有与会者当中，贝利亚的批评言辞最激烈，语气最强硬。莫洛托夫还断言拉科西在匈牙利执行某种独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和美国单独实行妥协。格罗、赫格居斯都作了低调的自我批评。纳吉则支持苏方的批评，甚至还举例支持苏方的观点。只有拉科西还企图为自己辩解，始终强调匈牙利的具体困难，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传统很薄弱等等。他说：“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拉科西的反驳惹恼了贝利亚，贝利亚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搞人事和宣传吧。”由于贝利亚历数拉科西等人的高压手段在匈牙利造成的无数错误和罪行，最后拉科西不得不接受了由马林科夫提出的人事变动的一揽子计划。即拉科西放弃总理职务，但可以保留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出任总理，时任内务部长的格罗和农业部长的赫格居斯担任副总理。萨劳伊·贝拉被任命为计划局局长，法尔考什·米哈伊和雷瓦伊·尤若夫辞去部长职务，并免去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从此，一个由纳吉、拉科西、格罗和赫格居斯组成的新领导集团代替了过去以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为首的“四人集团”，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和匈牙利领导看来，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总理职位显然要比第一书记的职务重要。因为当时在苏联马林科夫身居总理要职，被看成是苏联领导的第一号人物。就这样，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被“创造”出来了。匈牙利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是莫斯科的建议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而且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因为他们深知苏联作为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其拥有的权力是匈牙利人无 论如何也无法独自与之抗衡的。
虽如此，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匈“四人集团”和拉科西个人进行的，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触及匈牙利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也根本不是要给匈牙利以自由，他们只是要以纳吉遏制住拉科西一伙，因为一方面纳吉提出的建设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纲领给了人们很多许诺，社会舆论倾向于纳吉，纳吉当总理可适当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而且纳吉在斯大林逝世时已是副总理。另一方面，现已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纳吉之所以在战后能当上匈牙利内务部长等要职，与莫斯科的支持分不开，部分原因是由于纳吉在30年代曾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秘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有助于纳吉在匈牙利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所以莫斯科在批评拉科西时就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纳吉，把纳吉作为平衡拉科西的一个砝码。
1953年7月，纳吉正式出任总理。上台伊始，他首先深刻分析和批评了过去党和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纳吉的改革纲领是：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发展轻工业；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改变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允许农民退社，取消合作社；允许私有企业合法化；解散劳动营，取消流放，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纳吉的锐意改革博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并初见成效。“1953年秋天，市场商品供应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职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20％和10％。解散了拘留营，停止了移民，取消了即决审判。国家得到喘息的机会。人们不仅减少了恐惧，而且出现了劳动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作的意义，视之为未来的保证。”
由此可见，纳吉之所以能顺利上台并锐意改革，贝利亚功不可没。在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贝利亚之所以能成功地在国内进行改革，并将其改革理念引入东欧国家，推动东欧国家特别像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顺利地进行早期改革，这不能不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当时在党内的权力及地位有关。斯大林去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新的领导班子中，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许且掌管由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的新内务部，于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为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贝利亚的许多改革理念，特别是发展经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比例更符合马林科夫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革思路，因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推动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过程中，能够较默契地相互配合，使得贝利亚授意并推动的改革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但是这种良性发展的趋势很快就被人为破坏掉了。拉科西等人对国内经济生活中日益活跃起来的小手工业以及很多人退出生产合作社的现象甚为忧虑和不满。为了阻止合作社解散的趋势和使小手工业者不再重新抬头，拉科西伙同赫格居斯、格罗等采取了一些同政府新纲领精神背道而驰的手段，暗中在经济上限制小工业者的发展．并勾农民退礼和解散合作社制造困难。赫格居斯也承认这一点。由于拉科西等人的抵制，纳吉的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匈牙利的社会生活重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三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秘密逮捕。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是主谋，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两驾马车”中，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是关键因素：1953年12月23日，苏联报纸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厅从12月18日到23日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判处了贝利亚等六人死刑。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两驾马车”的解体，使得苏联国内的改革嘎然而止，正在进行中的东欧国家的改革步履惟艰。
贝利亚的垮台无形中把马林科夫推到了和赫鲁晓夫直接较量的前台。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贝利亚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马林科大和赫鲁晓夫两人在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力量和地位的增长与变化。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排在莫洛托夫之前，处于第二位，赫鲁晓夫排名第五位：贝利亚垮台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排名上升至第三位。9月，赫鲁晓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此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不断扩大。
就在1954年5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匈牙利国内改革和反对改革者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集中表现在匈牙利党的领导层内分为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两派。匈劳动人民党内部的这种斗争当然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虽然我们不能把苏共中主席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作影响匈党内斗争的主流而全然忽视它存在于匈牙利的更深刻的内部根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苏共党内斗争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斗争的直接抑或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党代会召开前，匈牙利国内整个权力机构和社会都已分成两派，表面上是表现为拉科西和纳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赫格居斯看来，1954年出现的这种社会两派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同匈牙利民族的感情创伤有关”。当时改革派的阵营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民族反抗精神作后盾”。正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个“轻易不甘放弃权力的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而且党的领导不承认自己是“造成民族感情创伤和民族反抗的原因”，所以党的领导机构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阵营也很强大。可见．反对改革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是继续遵循苏联斯大林模式还是改革斯大林模式。
克里姆林宫似乎感觉到当时匈牙利国内的这种对峙状态，于是匈牙利领导人又一次被召到了莫斯科。而此次莫斯科之行与前几次不同，此次成行是拉科西主动建议要求的。拉科两的目的无非是想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为自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以后．拉科西一直在抨击纳吉的改革路线，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反扑机会。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在与马林科夫的较量中马林科夫逐渐处于守势，但是对于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当时对于莫斯科谁是第一把手并不清楚，因此拉科西并未敢过早地摊牌。正如赫格居斯后来所说，“拉科西毕竟具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谋略，他在分析了形势以后，只提出在保留纳吉总理职务的情况下加强自己第一书记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和纳吉分别向苏共中央领导人陈述了各自的政见与观点，但苏共领导人强调匈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至关重要，他们设法缓和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要双方尽量保持克制，并力图避免东柏林事件在匈牙利出现。苏联当时的这种做法显然在于保持匈牙利稳定．避免匈牙利重蹈东德事件的覆辙。苏联领导人对这两派的态度成为匈牙利1954年5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尚方宝剑，于是党的三大在双方都比较克制的情况下成为一次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妥协的大会。从这一点上讲，拉科西在此次与纳吉的较量中实际上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
尽管苏联一直试图调和匈牙利的两派敌对者以保持匈牙利内部的相对稳定，但是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妥协并未维持多久。事实上，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反改革派和以纳吉为首的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到1954年 10月匈党中央全会时这种矛盾开始公开化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二，纳吉与拉科西展开激烈交锋。纳吉强烈谴责1953年6月之前匈党领导在经济政策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反对左倾宗派主义的斗争。拉科西则批评纳吉“新方针”政策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声称纳吉抓住过去的错误不放旨在煽动人民对党的不满情绪，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10月20日纳吉在《自由人民报》上发表文章，使匈党领导的内部分歧昭示天下，全国舆论哗然。不久，纳吉还提出并成立了爱国人民阵线。1954年秋，拉科西深感力不从心，于是赴莫斯科休养，实为去苏联寻求支持。他说服苏联领导人并使他们相信，纳吉集团的改革危及共产主义政权的基础，纳吉集团企图改变党的政治路线等等。拉科西的游说最终使他取得了赫鲁晓夫的支持，此时苏共党内马林科夫的地位也在被削弱。莫洛托夫等开始强烈攻击纳吉，1955年1月，纳吉等被再次召至莫斯科，此时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的斗争中已显然占了绝对优势，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更加巩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被挤到了主席团的后排位置。赫鲁晓夫温和地批评了纳吉关于发展轻工业的方针，指出苏联领导人担心纳吉的温和制度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但他并没有想撤换纳吉，而是想“迫使纳吉改变政策，变得更强硬些。”此次莫斯科会谈同5月份三大召开前的会谈的相似之处在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仍然要求纳吉与拉科西之间达成妥协，不同的是拉科西又一次在与纳吉的斗争中明显占了上风。
紧接着匈代表团回国后，拉科西便迫不急待地对纳吉最后摊牌。同年2月，拉科西通知全国说，纳吉因患心肌梗塞不能行使总理职务。3月米·阿·苏斯洛夫作为特使出席匈党中央全会。拉科西彻底否定了匈党十月全会的决议，他竭力夸大作家和新闻记者们激烈言论的影响，声称“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纳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以前在十月全会中全力支持他的人这时都纷纷谴责他的“右倾”错误。尽管苏斯洛夫表示，如果纳吉愿作检讨，那么他可继续保留总理职位。但是纳吉拒绝作自我批评。4月中央全会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其总理职务由赫格居斯担任。这样，拉科西终于在同改革派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再次掌握了绝对的权力。1955年11月纳吉被开除出党。这场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以纳吉的下台而告终。短暂的“解冻”被新的“冰冻”所代替。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
四
1955年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苏联承认南斯拉夫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合法的。此后东欧一些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的做法缓和并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共产党世界，特别是给东欧各国那些“斯大林的学生”以沉重的打击。同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的被解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各国的兄弟党在处理同苏关系上独立自主的要求。此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众，纷纷起来要求改革现状，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束缚，寻找一条像南斯拉夫那样适合本国国情、合乎民族特点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面对东欧出现的动荡局势，苏联当局再次面临对东欧政策的选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联在修正其东欧政策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支配地位。苏联虽然改变了原来那种用强力指挥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做法，但仍大力扶持那些既能控制局势又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以加强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甚至于不惜诉诸武力。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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