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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这也是耻感文化的首次提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是土居健郎运用临床分析的方法，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对日本国民性格进行研究的著作，著作中同时也对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感文化进行质疑。但其书中的观点在论述角度上有些许偏颇。本文通过比较《菊与刀》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耻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耻文化的社会表现，以便于更加客观且深入地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人的心理结构》;耻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3-0050-02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理论的奠基人。作品《菊与刀》更是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因为本尼迪克特从西方其他国家的角度探索了日本的民族特色，并首次提出了耻感文化，这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现象。耻感文化的提议引起了整个学术和文化界的轰动，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片废墟，其经济处于几乎崩溃的状态。但是，在1970年代，日本的经济情况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当世界各国惊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并学习日本式的商业方法时，日本人开始冷静地重新评估其民族文化。在此研究中，土居健郎所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他通过多次访美考察，发现欧美人与日本人的心理发展有很大不同。他打破了欧洲和美国以前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探索了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核心-依赖心理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总结了日本人依附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表现。其观点是站在本民族自省的立场进行的剖析，并对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文化进行了质疑与批判，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性与其说是耻文化，不如说是依赖心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与强大的内在心理基础。日本文化也是如此。本文将对《菊与刀》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耻文化进行阐述，通过对比两人对耻文化的研究，达到客观深入了解日本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的目的。
一、《菊与刀》中的日本耻感文化
（一）耻感文化的本质内涵
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感文化，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国民性的内涵。首先，耻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反馈不尽人意时，那么作为自我，道德良心的“超我”就会感到耻辱。日本的耻感文化体现了一种特别重视他人的反应和评价的文化，即主要表现在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举止的反馈上。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的赏识与赞叹，并受到团体的夸赞，就会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相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举止受到他人的冷眼相对，并且受到团体的鄙视，他就会感到羞耻。这种心理是人们自觉形成的价值意识，也是人们维护尊严和珍惜自己的声誉的道德情感的体现。在日本人具有强烈的耻辱感的前提下，他们将具有强烈的服从感和公众评价意识。其次，耻感文化是罪感文化的等同概念。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东西，而日本人的耻辱文化则强调外界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是不知道对与错，也不是不知道善与恶，但他们只是会认识到羞愧与不羞愧，一切都以羞耻为核心与判断标准。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写到，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名誉背负的一种情分，绝对不可以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做到自己的本分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复仇”，要么“自杀”，或者进行自我克制。即使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解决办法。损害了“情面”，对于同辈分的人有仇必报，对于上级君主则选择自杀。例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举例，武士在受到训诫即使在饥肠辘辘之时也得装出一副刚刚用膳完毕的样子，还得用牙签剔剔牙缝。他们必须不为伤痛所征服。他们直至死都不能显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必须毫无畏惧地忍受痛苦。本尼迪克特论述到，日本的耻文化包含忠、孝、仁、义等道德層面，每一个层面下又都有各自的准则和规定，日本人就是在这些条框下有秩序地生存，一旦这些准则互相冲突时，日本人便会以死来表示自己对信仰的尊重。而即便是死，他们也会以日本人独有的方式进行，例如以“切腹自尽”来表示对自己所属集团或天皇的忠孝。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相当强烈，他们十分在乎集团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集团利益受损或产生不可挽救的恶劣效果，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耻辱感，日本人很喜欢钻牛角尖，一旦这种耻辱感放大化，他们就会以自杀来谢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正是因为日本人耻感文化作用的结果。
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与耻
（一）《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依赖心理
土居健郎在书中写到，日本人心理应该归结于依赖心理。作者认为，依赖心理的原型是一种母婴之间产生的婴儿心理学。婴儿出生时，他与母亲并没有完全分开。后来，随着身体和精神的不断发展，他发现母亲和自己独立存在，但他感到在做某些事情时，没有母亲是他无法做到的。这种与母亲分不开的心理就是依赖心理了。它否认了人们应该彼此分离的事实，并试图减轻分离疼痛的心理活动。人们长大后，这种心理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依赖正好植根于日本社会，例如下属，亲属与师生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本人将这种亲子关系视为最崇高的人际关系典范，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以此为衡量标准。除了日本的亲子关系外，其他人际关系也以此为基础向外扩展。这种现象与依赖心理学的原理完全一致。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国家，这也是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特色。在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意识中，有强烈的依赖心理表现。日本人总是希望通过依靠他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流。正是由于这种依赖，他们在集团内部才不会被他人所抛弃，并在集团内部失去价值。正是由于心理上的依赖，日本人在团体中表现出强烈的团结和服从。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总是喜欢和一群人在一起的原因。如果他们不属于某个群体，他们会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这种团体性质也将使他们更容易为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而奋斗。土居健郎在他的书中说，战后，日本人很快表现出与西方全面合作的态度。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依赖心理，导致他们专注于团体的利益，并容忍一切。显然，这种说法是有偏见的。 （三）《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恶感与耻辱感
土居健郎在书中写到，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归结于耻感文化是一种主观判断，是错误的。这一观点反驳了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归结于耻感文化这一论述。换句话说，也就是反驳了日本人具有耻感这一说法。很明显，土居健郎的想法存在不足之处。在书中，土居健郎认为本尼迪克特将“罪恶感”和“耻辱心”看作是两种毫不相干的感情，并且日本人只有耻辱感，西方人只有罪恶感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土居健郎认为一个人经常同时经历或感受到两种情绪，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还说日本人和西方人都有罪恶感，但是日本人的罪恶感体现在个人所属群体的背叛中。西方人的罪恶感是通过背叛个人精神内形成的超我产生的。叛乱的心理因素仍然存在，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在罪恶感上仍然保留着心理叛乱的痕迹。相反，当日本人出卖自己集团的利益，并失去集团的信任时，他们通常会感到很愧疚。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区分基于耻感的文化和基于罪恶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本尼迪克特从许多例子中得出结论，日本人的耻辱感比罪恶感更为严重。本尼迪克特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指在日本基于耻辱的文化。但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罪恶感，西方人也没有羞耻感。西方人的罪恶感面对的是上帝，而土居健郎讨论的耻辱感是背叛他所属集团的罪行。因此，如果日本人出卖自己的团体，他们会感到愧疚与不安。相反，如果他们受到团体的谴责，那自我就会感觉到太可耻了。在减少罪恶感方面，日本人和西方人也有所不同。西方人会通过去教堂向神父供认或亲自认罪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日本人在有过错时或者背叛所属集团时则是以谢罪的方式来弥补。这种谢罪行为其实是依赖心理的表现，也是请求原谅并且请求准许自己回归集团继续相互依赖的过程。日本人的耻辱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自己背叛了集团或者真的为自己做错事情而感到耻辱，而是因为害怕被所属集团抛弃。换句话说，日本人的谢罪可能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进行的，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三、结语
这两本著作都足以揭示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对于了解日本文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菊与刀》深刻地站在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面进行了阐释和解释，并明确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深入分析了耻感文化在指导人类道德观念和构建社会文化观念中的重要作用。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虽然对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但确实也指出日本人耻辱感和罪恶感的产生都是源于背叛集团时所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指出日本人是处于依赖心理，通过谢罪达到回归集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阎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孙志民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3]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論（中文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申秀逸.试论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与耻” [J].山花，2012.
[5]孙冬梅.从《菊与刀》看日本的“耻”文化[J].文化长廊，2018.
作者信息：
孙畅，第一作者，女，汉族，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王越，第二作者，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日语教育。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人的心理结构》;耻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3-0050-02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理论的奠基人。作品《菊与刀》更是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因为本尼迪克特从西方其他国家的角度探索了日本的民族特色，并首次提出了耻感文化，这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现象。耻感文化的提议引起了整个学术和文化界的轰动，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片废墟，其经济处于几乎崩溃的状态。但是，在1970年代，日本的经济情况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当世界各国惊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并学习日本式的商业方法时，日本人开始冷静地重新评估其民族文化。在此研究中，土居健郎所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他通过多次访美考察，发现欧美人与日本人的心理发展有很大不同。他打破了欧洲和美国以前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探索了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核心-依赖心理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总结了日本人依附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表现。其观点是站在本民族自省的立场进行的剖析，并对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文化进行了质疑与批判，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性与其说是耻文化，不如说是依赖心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与强大的内在心理基础。日本文化也是如此。本文将对《菊与刀》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耻文化进行阐述，通过对比两人对耻文化的研究，达到客观深入了解日本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的目的。
一、《菊与刀》中的日本耻感文化
（一）耻感文化的本质内涵
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耻感文化，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国民性的内涵。首先，耻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反馈不尽人意时，那么作为自我，道德良心的“超我”就会感到耻辱。日本的耻感文化体现了一种特别重视他人的反应和评价的文化，即主要表现在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举止的反馈上。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的赏识与赞叹，并受到团体的夸赞，就会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相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举止受到他人的冷眼相对，并且受到团体的鄙视，他就会感到羞耻。这种心理是人们自觉形成的价值意识，也是人们维护尊严和珍惜自己的声誉的道德情感的体现。在日本人具有强烈的耻辱感的前提下，他们将具有强烈的服从感和公众评价意识。其次，耻感文化是罪感文化的等同概念。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东西，而日本人的耻辱文化则强调外界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是不知道对与错，也不是不知道善与恶，但他们只是会认识到羞愧与不羞愧，一切都以羞耻为核心与判断标准。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写到，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名誉背负的一种情分，绝对不可以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做到自己的本分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复仇”，要么“自杀”，或者进行自我克制。即使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解决办法。损害了“情面”，对于同辈分的人有仇必报，对于上级君主则选择自杀。例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举例，武士在受到训诫即使在饥肠辘辘之时也得装出一副刚刚用膳完毕的样子，还得用牙签剔剔牙缝。他们必须不为伤痛所征服。他们直至死都不能显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必须毫无畏惧地忍受痛苦。本尼迪克特论述到，日本的耻文化包含忠、孝、仁、义等道德層面，每一个层面下又都有各自的准则和规定，日本人就是在这些条框下有秩序地生存，一旦这些准则互相冲突时，日本人便会以死来表示自己对信仰的尊重。而即便是死，他们也会以日本人独有的方式进行，例如以“切腹自尽”来表示对自己所属集团或天皇的忠孝。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相当强烈，他们十分在乎集团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集团利益受损或产生不可挽救的恶劣效果，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耻辱感，日本人很喜欢钻牛角尖，一旦这种耻辱感放大化，他们就会以自杀来谢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正是因为日本人耻感文化作用的结果。
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与耻
（一）《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依赖心理
土居健郎在书中写到，日本人心理应该归结于依赖心理。作者认为，依赖心理的原型是一种母婴之间产生的婴儿心理学。婴儿出生时，他与母亲并没有完全分开。后来，随着身体和精神的不断发展，他发现母亲和自己独立存在，但他感到在做某些事情时，没有母亲是他无法做到的。这种与母亲分不开的心理就是依赖心理了。它否认了人们应该彼此分离的事实，并试图减轻分离疼痛的心理活动。人们长大后，这种心理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依赖正好植根于日本社会，例如下属，亲属与师生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本人将这种亲子关系视为最崇高的人际关系典范，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以此为衡量标准。除了日本的亲子关系外，其他人际关系也以此为基础向外扩展。这种现象与依赖心理学的原理完全一致。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国家，这也是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特色。在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意识中，有强烈的依赖心理表现。日本人总是希望通过依靠他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流。正是由于这种依赖，他们在集团内部才不会被他人所抛弃，并在集团内部失去价值。正是由于心理上的依赖，日本人在团体中表现出强烈的团结和服从。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总是喜欢和一群人在一起的原因。如果他们不属于某个群体，他们会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这种团体性质也将使他们更容易为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而奋斗。土居健郎在他的书中说，战后，日本人很快表现出与西方全面合作的态度。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依赖心理，导致他们专注于团体的利益，并容忍一切。显然，这种说法是有偏见的。 （三）《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恶感与耻辱感
土居健郎在书中写到，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归结于耻感文化是一种主观判断，是错误的。这一观点反驳了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归结于耻感文化这一论述。换句话说，也就是反驳了日本人具有耻感这一说法。很明显，土居健郎的想法存在不足之处。在书中，土居健郎认为本尼迪克特将“罪恶感”和“耻辱心”看作是两种毫不相干的感情，并且日本人只有耻辱感，西方人只有罪恶感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土居健郎认为一个人经常同时经历或感受到两种情绪，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还说日本人和西方人都有罪恶感，但是日本人的罪恶感体现在个人所属群体的背叛中。西方人的罪恶感是通过背叛个人精神内形成的超我产生的。叛乱的心理因素仍然存在，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在罪恶感上仍然保留着心理叛乱的痕迹。相反，当日本人出卖自己集团的利益，并失去集团的信任时，他们通常会感到很愧疚。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区分基于耻感的文化和基于罪恶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本尼迪克特从许多例子中得出结论，日本人的耻辱感比罪恶感更为严重。本尼迪克特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指在日本基于耻辱的文化。但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罪恶感，西方人也没有羞耻感。西方人的罪恶感面对的是上帝，而土居健郎讨论的耻辱感是背叛他所属集团的罪行。因此，如果日本人出卖自己的团体，他们会感到愧疚与不安。相反，如果他们受到团体的谴责，那自我就会感觉到太可耻了。在减少罪恶感方面，日本人和西方人也有所不同。西方人会通过去教堂向神父供认或亲自认罪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日本人在有过错时或者背叛所属集团时则是以谢罪的方式来弥补。这种谢罪行为其实是依赖心理的表现，也是请求原谅并且请求准许自己回归集团继续相互依赖的过程。日本人的耻辱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自己背叛了集团或者真的为自己做错事情而感到耻辱，而是因为害怕被所属集团抛弃。换句话说，日本人的谢罪可能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进行的，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三、结语
这两本著作都足以揭示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对于了解日本文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菊与刀》深刻地站在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面进行了阐释和解释，并明确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深入分析了耻感文化在指导人类道德观念和构建社会文化观念中的重要作用。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虽然对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但确实也指出日本人耻辱感和罪恶感的产生都是源于背叛集团时所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指出日本人是处于依赖心理，通过谢罪达到回归集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阎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孙志民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3]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論（中文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申秀逸.试论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罪与耻” [J].山花，2012.
[5]孙冬梅.从《菊与刀》看日本的“耻”文化[J].文化长廊，2018.
作者信息：
孙畅，第一作者，女，汉族，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王越，第二作者，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日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