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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学识、气质、言谈举止对学生来讲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师的学识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老师的气质及政治态度直接影响学生的世界观形成，老师的个人爱好也同样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学生的兴趣。因此，了解名人，尤其是了解著名作家、研究作家的早期思想和环境，是不能不研究作家中学生时代的老师的。了解这些中学时代的老师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作家早年的生活环境以及这些老师对作家成长的影响。所以，这里择要介绍茅盾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对于茅盾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在嘉兴府中学堂求学情形时说：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嘉县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几何老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僻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从茅盾这节风趣幽默的回忆文字中，他对嘉兴府中学堂的老师怀有深深的敬意，也有着铭心的记忆和影响，尤其是老师们的反清革命精神在少年茅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方于笥（1877—1945），字叠裳，号青箱。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校长。方校长祖籍浙江淳安。明末后迁嘉兴定居，旋为嘉兴城内望族。方青箱于1877年生于嘉兴马厍汇。据方青箱的儿子方怀时说： “古人常以青箱藏书，此可反映他生于书香之家。”可知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早年在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深受世界进步潮流影响，于清末加入光复会，立志反清革命。 从1910年7月到1911年11月，方青箱在嘉兴府中学任监督（即校长），其时茅盾正从湖州府中学堂转嘉兴求学，据方怀时先生回忆说：方青箱在“主持该校时，不仅提倡剪发辫，组织学生军及实行军事训练，且与其他革命先进敖梦姜及朱瑞先生等成立嘉兴光复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7日，方校长带领嘉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军及起义军进攻嘉兴府衙门，并在嘉兴成立军政分府，方青箱被推为分府民政长。于是，他辞去校长职务，主持肃清清政权残余武装，维持社会秩序，推行民国政制，为嘉兴的光复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以后，方青箱历任吴兴县知事、安徽省印花税处处长、浙江省长公署外交顾问、浙江督军公署高等顾问及南北和平会议秘书等职，在教育方面，方青箱还担任过浙江省立一中校长及浙江省立编译馆馆长。
计宗型（1883 —1934），字仰先，曾用名计钟英。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代数教员。1883年出生在嘉兴新丰镇的一个中等水平的地主家庭，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但计仰先天资聪颖，清末应科举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学，曾在嘉兴秀水学堂读书。据计仰先亲属回忆，在县城嘉兴读书时， “因反对考官不公，带头闹事而被除名”，转而去南浔公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浙江武备学堂，但又因反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而被开除，旋即去上海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读书，在那里，计仰先接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不久，他在同学的资助下，赴日本半工半读，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计仰先不仅精通物理数学，而且富有反清革命思想。在日本半工半读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前夕，计仰先回到故乡嘉兴，在嘉兴府中学堂任数理教员，此时少年茅盾也恰从湖州府中学堂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堂，插入四年级学习，由计仰先先生传授其代数知识。计仰先到嘉兴府中学堂任教后，与校长方青箱、诸辅成、朱希祖等以中学堂为基点，积极从事秘密反清革命工作。在这同时，计仰先积极在嘉兴开展体育活动，参加嘉兴竞争体育会，为革命的到来作准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嘉兴府中学堂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计仰先凭借革命热情和高大强健的体魄，加入光复沪杭敢死队，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和进攻杭州抚台衙门等战役。
辛亥革命后，嘉兴府中学堂原来校长方青箱主持地方军政事务，校务改由陈凤章主持，但由于陈的方法不当，致使本来对革命充满希望的茅盾等少年学生十分失望，最后被迫离开学校。1912年5月，计仰先放弃做官的机会，认为振兴中国，只有教育，回到革命前工作过的嘉兴府中学堂任校长。此时，学校已改为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计仰先主持三中校政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恪尽职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据计先生的儿子计晋仁回忆说： “平时，他一早就去学校，晚上一直要到我们将上床的时候，才提了煤油灯回家。他走路很快，街坊上的人背后都称为‘火轮船’。”他挚爱教育事业，对有才华的年轻人关怀备至，如陆志鸿、汪胡桢、张印通等都曾受业于计仰先先生，有很深的师生之谊。据说计仰先对学生要求甚严，时常态度声色俱厉，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他特地在手指上套枚戒指，以警策自己。果然，后来计先生开导学生态度温和多了。1922年1月4日，计仰先与浙江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校长许炳堃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赴美考察教育、实业一年，后又去欧洲，在柏林患喉结核病，治疗半年后于1923年11月回国，回国后不久，旋于1924年12月8日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在主持浙江教育厅时，计仰先革除弊端，深入山区了解教育，争取教育经费。同时，计先生接任厅长后，在浙江文化事业上办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仅完成了前任厅长未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抄补工作，还将《丁氏抄本》专运北京重新补订，终于使文澜阁四库全书缺书补抄与缮校工作圆满完成。1927年，浙江省长夏超被孙传芳部暗杀后，计仰先失声痛哭，并辞去教育厅长的职务，赋闲在家。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受同盟会中好友黄郛和张群的邀请，计仰先曾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帮办、上海同济大学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科长等职务。他看到国民党日趋腐败，十分不满，特别是对“九一八”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他在上海市政府任科长时，据说国民党党部给他送去一份入党表格，让他入党，计仰先看了一眼，把表格撕得粉碎扔入了字纸篓。其性格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后，计先生在病中为国忧愤不已，痛恨报国无门，常捶击床沿怒声诅咒，1934年末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时年51岁。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字迪先、逖先，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国文老师。朱希祖出生在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里，族祖父朱昌颐是清道光年间的状元，因此，长木桥朱家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朱家长辈对子女督学甚严。朱希祖17岁中秀才后，正值清末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朱希祖作为清代名门之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深受感染和影响，他倾向革命，思想进步。后又留学日本，1908年在日本与鲁迅一起听章太炎讲课，是听讲者笔记最勤奋的人。据周作人回忆说： “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太炎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许寿裳也回忆说： “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逖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逖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
朱希祖回国后，又与鲁迅等一起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作同事并参与所谓的“木瓜之役”。当时浙江两级师范校长沈钓儒去职，继任的是夏震武。夏震武到校第一天，就让教务长许寿裳陪他去“谒圣”、拜孔夫子。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寿裳的拒绝，全校教师知道后，群起反对，并给夏震武起个绰号“夏木瓜”。但他仍不觉悟，态度蛮横，使得不少教师纷纷离校，他还竟以“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的罪名相威胁，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这位“夏木瓜”终于只好辞职。他们称这次斗争为“木瓜之役”。胜利后，鲁迅和朱希祖等又开一个庆祝会，叫“木瓜纪念会”。朱希祖也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在参与“木瓜之役”后，朱希祖应方青箱之聘，到嘉兴府中学堂任国文教员。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朱希祖此时早已是革命党，在暗地里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茅盾从湖州转学嘉兴，进嘉兴府中学堂，正巧朱希祖在该校任教。辛亥革命时，朱希祖积极参与光复嘉兴、杭州等地的斗争。革命后，朱希祖回到海盐老家担任海盐县民事长（即县长），主政时，他积极推行剪辫子、放小脚，在全县开展破除迷信活动，严禁鸦片，兴办学校等，开海盐先风，深得家乡民众拥戴。1913年2月朱希祖离家北上，任北京清史馆编修，开始了历史研究道路。1921年，朱希祖又和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23年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同时在女师大兼课。朱希祖与鲁迅关系一直很好。这位学识渊博、富有革命思想的老师对茅盾影响不小。朱希祖著作有《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海盐文献源流》等。
钱恂（1853—1927），字念劬，自号积跬步主人，浙江湖州（清归安县）人。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代理校长。钱氏世居湖州鲍山，以渔田耕稼为业，后来弃农辍渔，迁居湖州城内，成为文土。钱家到钱恂时，已是湖州望族，其弟钱玄同，侄钱三强等都是名人。钱恂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他青年时即考中秀才，却应试多场未能考取举人。后来步入仕途，即随薛福成等人出使欧洲，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等使馆任职。1897年，钱恂发游日倡议后，以己弟幼楞为留日先导。次年，钱恂出使日本。在日本时，钱恂曾携夫人单士厘从日本东京出发旅行，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洲，为时80天。1908年，他出使意大利，次年回国。1910年5月，其胞弟钱玄同从日本回国。不久，钱恂即受湖州府中学堂校长沈谱琴恳请，代理校长，其时茅盾正在这所学校读书。茅盾在回忆录中讲到，有一年暑假开学后，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参观回来，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沈谱琴校长郑重向全体师生推荐一位长者，沈校长说：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
钱恂代理校长时间不长，但在少年茅盾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钱恂先生到茅盾班上教写作文，茅盾回忆说：“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这篇作文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大体是鸿鹄高飞，嘲笑下边的仰着脸看的猎人。这像寓言。但因我名德鸿，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第二天发下作文卷来，我的卷上有好多点，也有几个圈（钱老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同学们的卷子也有连点都没有的），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就勾出来，在旁边写个正确的。钱老先生还在我这篇作文的后边写一个批语： ‘是将来能为文者’。”
钱老先生为人和蔼，担任校长时，曾热情邀请学生去他借住的陆家花园游玩，并给大家看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钱恂在湖州首举义旗，响应革命号召。辛亥革命后，钱恂为第一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后又到北京任大总统府顾问。旋即赋闲。1927年卒于北京，终年75岁。
张相（1877—1945），字献之，茅盾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茅盾的言辞间，充满对这位浙江才子的敬仰之情。后来茅盾所作煌煌一册的诗词集，基础还得力于张献之先生呢。
张献之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877年，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维持生计。张献之天分很高，初涉试场即中秀才，后来拜著名词人谭复堂（献）为师。由于张献之的骈文诗词都好，被世人誉为“钱塘才子”。
张献之年轻时潜心研究旧学，又受维新思想影响悉心学习日语，希望通过翻译介绍，探求东西各国富强之路。他翻译的《十九世纪外交史》，为当时关心国际政局的读者所推崇。1902年后，担任杭州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的文史讲席， 除茅盾外，著名诗人徐志摩也是他的及门弟子。张献之先生在安定中学任教时的音容笑貌，茅盾直到晚年还记得非常清晰，在黑板前的风采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此坟者，是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己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倒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茅盾对张献之印象之深，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的众多老师中是不多见的。
在茅盾离开安定中学的第二年，即1914年，张献之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离开杭州，去中华书局编审文史地理课本，主持教科图书部，后又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历时30年。同时，他又是旧《辞海》的主编人之一。张献之著作甚丰，除《诗词曲语辞汇释》外，还有《古今文综》，《古文尺牍大观》（与姚汉章合编），《春声集》（未刊行，已散佚）。1945年夏，张献之先生病逝上海。享年69岁。
（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在嘉兴府中学堂求学情形时说：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嘉县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几何老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僻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从茅盾这节风趣幽默的回忆文字中，他对嘉兴府中学堂的老师怀有深深的敬意，也有着铭心的记忆和影响，尤其是老师们的反清革命精神在少年茅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方于笥（1877—1945），字叠裳，号青箱。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校长。方校长祖籍浙江淳安。明末后迁嘉兴定居，旋为嘉兴城内望族。方青箱于1877年生于嘉兴马厍汇。据方青箱的儿子方怀时说： “古人常以青箱藏书，此可反映他生于书香之家。”可知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早年在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深受世界进步潮流影响，于清末加入光复会，立志反清革命。 从1910年7月到1911年11月，方青箱在嘉兴府中学任监督（即校长），其时茅盾正从湖州府中学堂转嘉兴求学，据方怀时先生回忆说：方青箱在“主持该校时，不仅提倡剪发辫，组织学生军及实行军事训练，且与其他革命先进敖梦姜及朱瑞先生等成立嘉兴光复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7日，方校长带领嘉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军及起义军进攻嘉兴府衙门，并在嘉兴成立军政分府，方青箱被推为分府民政长。于是，他辞去校长职务，主持肃清清政权残余武装，维持社会秩序，推行民国政制，为嘉兴的光复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以后，方青箱历任吴兴县知事、安徽省印花税处处长、浙江省长公署外交顾问、浙江督军公署高等顾问及南北和平会议秘书等职，在教育方面，方青箱还担任过浙江省立一中校长及浙江省立编译馆馆长。
计宗型（1883 —1934），字仰先，曾用名计钟英。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代数教员。1883年出生在嘉兴新丰镇的一个中等水平的地主家庭，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但计仰先天资聪颖，清末应科举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学，曾在嘉兴秀水学堂读书。据计仰先亲属回忆，在县城嘉兴读书时， “因反对考官不公，带头闹事而被除名”，转而去南浔公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浙江武备学堂，但又因反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而被开除，旋即去上海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读书，在那里，计仰先接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不久，他在同学的资助下，赴日本半工半读，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计仰先不仅精通物理数学，而且富有反清革命思想。在日本半工半读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前夕，计仰先回到故乡嘉兴，在嘉兴府中学堂任数理教员，此时少年茅盾也恰从湖州府中学堂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堂，插入四年级学习，由计仰先先生传授其代数知识。计仰先到嘉兴府中学堂任教后，与校长方青箱、诸辅成、朱希祖等以中学堂为基点，积极从事秘密反清革命工作。在这同时，计仰先积极在嘉兴开展体育活动，参加嘉兴竞争体育会，为革命的到来作准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嘉兴府中学堂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计仰先凭借革命热情和高大强健的体魄，加入光复沪杭敢死队，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和进攻杭州抚台衙门等战役。
辛亥革命后，嘉兴府中学堂原来校长方青箱主持地方军政事务，校务改由陈凤章主持，但由于陈的方法不当，致使本来对革命充满希望的茅盾等少年学生十分失望，最后被迫离开学校。1912年5月，计仰先放弃做官的机会，认为振兴中国，只有教育，回到革命前工作过的嘉兴府中学堂任校长。此时，学校已改为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计仰先主持三中校政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恪尽职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据计先生的儿子计晋仁回忆说： “平时，他一早就去学校，晚上一直要到我们将上床的时候，才提了煤油灯回家。他走路很快，街坊上的人背后都称为‘火轮船’。”他挚爱教育事业，对有才华的年轻人关怀备至，如陆志鸿、汪胡桢、张印通等都曾受业于计仰先先生，有很深的师生之谊。据说计仰先对学生要求甚严，时常态度声色俱厉，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他特地在手指上套枚戒指，以警策自己。果然，后来计先生开导学生态度温和多了。1922年1月4日，计仰先与浙江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校长许炳堃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赴美考察教育、实业一年，后又去欧洲，在柏林患喉结核病，治疗半年后于1923年11月回国，回国后不久，旋于1924年12月8日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在主持浙江教育厅时，计仰先革除弊端，深入山区了解教育，争取教育经费。同时，计先生接任厅长后，在浙江文化事业上办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仅完成了前任厅长未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抄补工作，还将《丁氏抄本》专运北京重新补订，终于使文澜阁四库全书缺书补抄与缮校工作圆满完成。1927年，浙江省长夏超被孙传芳部暗杀后，计仰先失声痛哭，并辞去教育厅长的职务，赋闲在家。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受同盟会中好友黄郛和张群的邀请，计仰先曾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帮办、上海同济大学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科长等职务。他看到国民党日趋腐败，十分不满，特别是对“九一八”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他在上海市政府任科长时，据说国民党党部给他送去一份入党表格，让他入党，计仰先看了一眼，把表格撕得粉碎扔入了字纸篓。其性格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后，计先生在病中为国忧愤不已，痛恨报国无门，常捶击床沿怒声诅咒，1934年末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时年51岁。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字迪先、逖先，是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国文老师。朱希祖出生在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里，族祖父朱昌颐是清道光年间的状元，因此，长木桥朱家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朱家长辈对子女督学甚严。朱希祖17岁中秀才后，正值清末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朱希祖作为清代名门之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深受感染和影响，他倾向革命，思想进步。后又留学日本，1908年在日本与鲁迅一起听章太炎讲课，是听讲者笔记最勤奋的人。据周作人回忆说： “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太炎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许寿裳也回忆说： “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逖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逖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
朱希祖回国后，又与鲁迅等一起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作同事并参与所谓的“木瓜之役”。当时浙江两级师范校长沈钓儒去职，继任的是夏震武。夏震武到校第一天，就让教务长许寿裳陪他去“谒圣”、拜孔夫子。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寿裳的拒绝，全校教师知道后，群起反对，并给夏震武起个绰号“夏木瓜”。但他仍不觉悟，态度蛮横，使得不少教师纷纷离校，他还竟以“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的罪名相威胁，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这位“夏木瓜”终于只好辞职。他们称这次斗争为“木瓜之役”。胜利后，鲁迅和朱希祖等又开一个庆祝会，叫“木瓜纪念会”。朱希祖也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在参与“木瓜之役”后，朱希祖应方青箱之聘，到嘉兴府中学堂任国文教员。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朱希祖此时早已是革命党，在暗地里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茅盾从湖州转学嘉兴，进嘉兴府中学堂，正巧朱希祖在该校任教。辛亥革命时，朱希祖积极参与光复嘉兴、杭州等地的斗争。革命后，朱希祖回到海盐老家担任海盐县民事长（即县长），主政时，他积极推行剪辫子、放小脚，在全县开展破除迷信活动，严禁鸦片，兴办学校等，开海盐先风，深得家乡民众拥戴。1913年2月朱希祖离家北上，任北京清史馆编修，开始了历史研究道路。1921年，朱希祖又和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23年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同时在女师大兼课。朱希祖与鲁迅关系一直很好。这位学识渊博、富有革命思想的老师对茅盾影响不小。朱希祖著作有《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海盐文献源流》等。
钱恂（1853—1927），字念劬，自号积跬步主人，浙江湖州（清归安县）人。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代理校长。钱氏世居湖州鲍山，以渔田耕稼为业，后来弃农辍渔，迁居湖州城内，成为文土。钱家到钱恂时，已是湖州望族，其弟钱玄同，侄钱三强等都是名人。钱恂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他青年时即考中秀才，却应试多场未能考取举人。后来步入仕途，即随薛福成等人出使欧洲，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等使馆任职。1897年，钱恂发游日倡议后，以己弟幼楞为留日先导。次年，钱恂出使日本。在日本时，钱恂曾携夫人单士厘从日本东京出发旅行，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洲，为时80天。1908年，他出使意大利，次年回国。1910年5月，其胞弟钱玄同从日本回国。不久，钱恂即受湖州府中学堂校长沈谱琴恳请，代理校长，其时茅盾正在这所学校读书。茅盾在回忆录中讲到，有一年暑假开学后，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参观回来，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沈谱琴校长郑重向全体师生推荐一位长者，沈校长说：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
钱恂代理校长时间不长，但在少年茅盾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钱恂先生到茅盾班上教写作文，茅盾回忆说：“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这篇作文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大体是鸿鹄高飞，嘲笑下边的仰着脸看的猎人。这像寓言。但因我名德鸿，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第二天发下作文卷来，我的卷上有好多点，也有几个圈（钱老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同学们的卷子也有连点都没有的），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就勾出来，在旁边写个正确的。钱老先生还在我这篇作文的后边写一个批语： ‘是将来能为文者’。”
钱老先生为人和蔼，担任校长时，曾热情邀请学生去他借住的陆家花园游玩，并给大家看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钱恂在湖州首举义旗，响应革命号召。辛亥革命后，钱恂为第一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后又到北京任大总统府顾问。旋即赋闲。1927年卒于北京，终年75岁。
张相（1877—1945），字献之，茅盾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茅盾的言辞间，充满对这位浙江才子的敬仰之情。后来茅盾所作煌煌一册的诗词集，基础还得力于张献之先生呢。
张献之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877年，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维持生计。张献之天分很高，初涉试场即中秀才，后来拜著名词人谭复堂（献）为师。由于张献之的骈文诗词都好，被世人誉为“钱塘才子”。
张献之年轻时潜心研究旧学，又受维新思想影响悉心学习日语，希望通过翻译介绍，探求东西各国富强之路。他翻译的《十九世纪外交史》，为当时关心国际政局的读者所推崇。1902年后，担任杭州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的文史讲席， 除茅盾外，著名诗人徐志摩也是他的及门弟子。张献之先生在安定中学任教时的音容笑貌，茅盾直到晚年还记得非常清晰，在黑板前的风采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此坟者，是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己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倒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茅盾对张献之印象之深，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的众多老师中是不多见的。
在茅盾离开安定中学的第二年，即1914年，张献之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离开杭州，去中华书局编审文史地理课本，主持教科图书部，后又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历时30年。同时，他又是旧《辞海》的主编人之一。张献之著作甚丰，除《诗词曲语辞汇释》外，还有《古今文综》，《古文尺牍大观》（与姚汉章合编），《春声集》（未刊行，已散佚）。1945年夏，张献之先生病逝上海。享年69岁。
（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