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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电影发展的百年长河中，有一段满载着屈辱与压迫的灰色历史。1937年在伪满洲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是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铁证；但是，从满映中走出的电影人同中国电影的发展却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专业奉献。
[关键词]满映 满映电影人 中国电影
满映，全称“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1937年8月成立，到1945年解体为止，共拍摄了故事片、纪录片、新闻片等共计604部。满映所生产的影片，分为娱民映画(电影)、启民映画、时事映画三种，最典型的便是为殖民主义和奴化教育服务的所谓“国策片”。
满映被当时日本侵略军看做是占领中国的第二条战线，在人才和设备投入上甚至超过日本国内的电影业。打着“日满和谐、五族亲善”的旗号，满映自成立起。致力于招收和培养大批中国演员和技术人员。1937年9月，满映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收演员练习生。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满映开办了三期演员培训班(所)；1940年底，“满映”演员训练班扩大为综合性艺术学府，称为养成所，从只培养演员拓展为培养各项技术人才，分为演出科、技术科、摄影科、美术科、录音科等，学制为两年。到1944年底，共招收了三期养成所学员。从满映走出了张奕、张敏、浦克等著名演员和王启民、李光惠、马守清、朱文顺等，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摄影师、学者和导演。另外，满映成立后，一批日本电影人来到满映工作，1945年满映被接收后，一部分日本电影人留在了中国，也在新中国电影制作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从满映走出的新中国电影人
报考满映演员训练班或养成所的中国青年，住往出于比较单纯的动机：喜欢表演、希望成名或者寻找生路。随着他们的成熟和觉醒，满映演员逐渐了解了满映的政治目的，走上了反抗和抗争的道路，最终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下面分两个阶段来说明这一过程。
一、满映明星路
1937年11月，伪满各大报纸刊登了招收演员练习生的广告，招收了第一期学员共43人。这期学员中成名者最多。张奕是第一期中的佼佼者。据张奕晚年回忆，当时他刚刚17岁，还是一名中学生，正是出于对演员神秘而光彩生活的向往，才会报名参加满映。同期的侯志昂(侯健夫)从影前在哈尔滨道外同记工厂当学徒，还当过铁路职员；王福春(王启民)16岁就出外谋生，从影前是长春一家银行的职员；女学员中，进入满映前夏佩杰是哈尔滨的电车售票员；张敏(凌元)是长春的一名助产士，郑晓君是税捐局的打字晁后来主演过多部新中国电影的浦克，曾经是沈阳一家商店的学徒，1938年考入第三期演员训练班。和浦克同期的周凋出身于农民家庭，成年后在沈阳当英语教员，进入满映时29岁，是满映学员中年龄较大的而11岁的于延江(于洋)是随母亲到满映寻找大哥于延海时，被导演看中饰演一个农村小孩而进入电影业。当时他的母亲还靠着卖棒子面大饼和菜团子维持生计。从这些演员入行的经历看，他们报考满映多数是为了谋求出路，最多也是为了实现演员梦或者明星梦。
1938年满映拍摄了第一部“国策片”《壮志烛天》。该片讲的是农村“模范青年”刘德功常遭“土匪”(指东北抗日力量)侵扰，便投奔了伪满洲“国军”，并很快晋升为伍长。一次在讨匪中同匪首马德堂遭遇，刘负重伤。在“国防妇人会”妇女的精心看护下，刘伤愈出院，回乡同家人团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影片旨在美化伪满洲“国军”的生活，带有强烈的奴化宣传色彩。在片中，王福春(王启民)扮演男主角，郑晓君扮演女主角，张奕、张敏等分饰不同角色。从这部电影开始，满映学员们踏上了“明星”之路。
今天的研究者很难看到当年满映拍摄的电影。从现存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电影片名和简介，如《万世流芳》、《胭脂》、《黑脸贼》、《白兰之歌》、《迎春花》、《歌女恨》、《黄河》等。满映电影成就了一批满映明星。如明星夫妇王福春(王启民)和白玫，浦克和夏佩杰。白玫1938年经介绍转入满映，先后主演《龙争虎斗》等十多部电影成为满映一线女星，有“妖艳美人”之称，当时级别最高的女星还有张敏。大明星浦克被称为“永远青年”，夏佩杰是“活泼美人”，另外还有被称为“满洲之花”的“古典美人”郑晓君，容貌出众，能文能武，深受观众追捧。
除演员外，满映也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如导演张天赐，朱文顺周国权等。张天赐毕业于日本东京都电影艺术研究院导演系，1938年进入“满映”。“满映”派他到日本东京日活公司学习一年，学成后担任副导演。1941年开始独立执导电戥从满映养成所走出的有后来著名摄影师的聂晶、李光惠、包万勤(包杰)，“满映”最早独立工作的中国美术师刘学尧等。
二、抗争与重生
满映的明星生活，被严格控制在日本文化统治的高压之下。1940年，满映新址建成，日本军人出身的甘粞正彦被任命为满映理事长，他同时是日本大东亚谍报组组长原满映办公楼一楼走廊上镶有两条古怪的黑虫，据说是日本黑社会“黑龙会”的标志。满映内部的管理氛围可想而知。满映演员训练班(所)和后来的满映养成所教员和管理人员基本是日本人而电影剧本、演员角色、后期剪辑到审片各个环节，都会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审查。
据张奕晚年回忆，“那个时候，不是自己想演啥就演啥，得听厂子的，那都是任务。”满映二期学员，后来成为导演的王则曾编导一些影片，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对日伪的不满情绪。1944年夏，王则回长春探亲，在返回北平的途中被逮捕关进伪首都警察厅(今长春市公安局院内)，6个月后被迫害致死。
1942年，“满映”的编导演们利用拍片间隙，排演了一部话剧《遥远的风沙》。这部话剧的编剧是张英华(张辛实)，导演刘国权，主要演员有浦克、张奕、张敏等当红的明星。1944年周为这部话剧，张英华被日伪以“思想犯”的罪名逮捕，一年后才获释。
日本投降前，日军曾企图用焚烧大量胶片而烧毁满映片场。这一阴谋被爱国职工发现并及时制止。8月20日，伪“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服毒自杀，厂子当时仍由日本人管理，当时每个员工可以拿到3000多块钱的遣散费，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离开，留在厂里等待接收。
1945年8月共产党接收了日伪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之后，以张辛实(张英华)、王启民、张敏等人为代表的原满映进步电影工作者挺身而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护厂斗争，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这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后来随着我党的战略大撤退，将厂里的器材搬到了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与党中央派来的“延安电影团”会师，正式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进入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满映电影人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以建国后的反特电影《寂静 的山林》为例，这部电影汇集了很多原满映电影人。导演朱文顺，摄影包杰，演员白玫、郑晓君、贺汝瑜、侯健夫、李林、浦克、夏佩杰等人都是“满映”出身的电影人；被新中国观众戏称“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著名演员王心刚就是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同白玫演对手戏一举成名的。
以浦克和王启民的个人经历为例，他们对新中国电影的贡献不容忽视。浦克是满映时期最有影响的演员之一，解放后，浦克拍过的电影有七八十部，是长影最高产的演员之一，他所扮演的《向阳院的故事》中的石爷爷、《英雄儿女》中的朝鲜老大爷，在一代影迷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65年的从影生涯中，他帮助提携了很多后辈，是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王启民作为满映明星出道，后因身体原因改做摄影。作为摄影师他是“满映”第一个独立拍片的中国人作为导演，他和孙羽联合导演并自己担任摄影师的《人到中年》荣获金鸡奖、百花奖等诸多奖项。1962年王启民拍摄的《独立大队》一度作为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材。崔永元赞誉他为“至今无人能及的黑白片摄影艺术家”。
新中国电影中的满映日本人
到满映工作的日本人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当中有日本军人，日本间谍，还有在本土不得志的电影人和“左翼”导演等。日本法西斯垮台后_地下党和满映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便找到满映的日本人，希望他们站到中国人民这边来，共同保护满映的财产，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服务。1945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东影)成立，有250多日本人决定留下来。东影迁到了兴山后，这些原满映日本人就此成为我“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日双方经过3个月努力，建成了洗印、剪接、录音等技术车间，机器设备也按照原来的样子安装好，基本具备了生产一些新闻片的条件。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帮助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工作。作为长影骄傲的“七个第一”中，每一个里面都有日本留用者的身影。所谓“七个第一”，即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西译片《普通一兵》、第一部美术片《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又随着我解放大军南下，参加接收和创建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革命工作。比如东影动画科的森川和代就到了上海美影。她是从那里回国的。有的人，如满映编剧科的八木宽则一直留在北京并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离开中国回日本。1952年以后，这些日本人开始陆续回国，到1956年基本遣送完毕，但是仍旧有人留下来。如长影的录音师群叶。
满映作为日本文化侵略的工具，在历史上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民族情感上很难接受满映这样一段丑陋而屈辱的历史；但是，作为个人经历的一部分，满映的印记深深地烙刻在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命当中，并对其后来的岁月不可避免的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待细数而历历在目。那些从满映中走出的新中国电影人他们因此安身立命，扬名立万也因此屡受打击，历经坎坷更因此重获新生，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专业奉献。
[关键词]满映 满映电影人 中国电影
满映，全称“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1937年8月成立，到1945年解体为止，共拍摄了故事片、纪录片、新闻片等共计604部。满映所生产的影片，分为娱民映画(电影)、启民映画、时事映画三种，最典型的便是为殖民主义和奴化教育服务的所谓“国策片”。
满映被当时日本侵略军看做是占领中国的第二条战线，在人才和设备投入上甚至超过日本国内的电影业。打着“日满和谐、五族亲善”的旗号，满映自成立起。致力于招收和培养大批中国演员和技术人员。1937年9月，满映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收演员练习生。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满映开办了三期演员培训班(所)；1940年底，“满映”演员训练班扩大为综合性艺术学府，称为养成所，从只培养演员拓展为培养各项技术人才，分为演出科、技术科、摄影科、美术科、录音科等，学制为两年。到1944年底，共招收了三期养成所学员。从满映走出了张奕、张敏、浦克等著名演员和王启民、李光惠、马守清、朱文顺等，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摄影师、学者和导演。另外，满映成立后，一批日本电影人来到满映工作，1945年满映被接收后，一部分日本电影人留在了中国，也在新中国电影制作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从满映走出的新中国电影人
报考满映演员训练班或养成所的中国青年，住往出于比较单纯的动机：喜欢表演、希望成名或者寻找生路。随着他们的成熟和觉醒，满映演员逐渐了解了满映的政治目的，走上了反抗和抗争的道路，最终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下面分两个阶段来说明这一过程。
一、满映明星路
1937年11月，伪满各大报纸刊登了招收演员练习生的广告，招收了第一期学员共43人。这期学员中成名者最多。张奕是第一期中的佼佼者。据张奕晚年回忆，当时他刚刚17岁，还是一名中学生，正是出于对演员神秘而光彩生活的向往，才会报名参加满映。同期的侯志昂(侯健夫)从影前在哈尔滨道外同记工厂当学徒，还当过铁路职员；王福春(王启民)16岁就出外谋生，从影前是长春一家银行的职员；女学员中，进入满映前夏佩杰是哈尔滨的电车售票员；张敏(凌元)是长春的一名助产士，郑晓君是税捐局的打字晁后来主演过多部新中国电影的浦克，曾经是沈阳一家商店的学徒，1938年考入第三期演员训练班。和浦克同期的周凋出身于农民家庭，成年后在沈阳当英语教员，进入满映时29岁，是满映学员中年龄较大的而11岁的于延江(于洋)是随母亲到满映寻找大哥于延海时，被导演看中饰演一个农村小孩而进入电影业。当时他的母亲还靠着卖棒子面大饼和菜团子维持生计。从这些演员入行的经历看，他们报考满映多数是为了谋求出路，最多也是为了实现演员梦或者明星梦。
1938年满映拍摄了第一部“国策片”《壮志烛天》。该片讲的是农村“模范青年”刘德功常遭“土匪”(指东北抗日力量)侵扰，便投奔了伪满洲“国军”，并很快晋升为伍长。一次在讨匪中同匪首马德堂遭遇，刘负重伤。在“国防妇人会”妇女的精心看护下，刘伤愈出院，回乡同家人团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影片旨在美化伪满洲“国军”的生活，带有强烈的奴化宣传色彩。在片中，王福春(王启民)扮演男主角，郑晓君扮演女主角，张奕、张敏等分饰不同角色。从这部电影开始，满映学员们踏上了“明星”之路。
今天的研究者很难看到当年满映拍摄的电影。从现存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电影片名和简介，如《万世流芳》、《胭脂》、《黑脸贼》、《白兰之歌》、《迎春花》、《歌女恨》、《黄河》等。满映电影成就了一批满映明星。如明星夫妇王福春(王启民)和白玫，浦克和夏佩杰。白玫1938年经介绍转入满映，先后主演《龙争虎斗》等十多部电影成为满映一线女星，有“妖艳美人”之称，当时级别最高的女星还有张敏。大明星浦克被称为“永远青年”，夏佩杰是“活泼美人”，另外还有被称为“满洲之花”的“古典美人”郑晓君，容貌出众，能文能武，深受观众追捧。
除演员外，满映也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如导演张天赐，朱文顺周国权等。张天赐毕业于日本东京都电影艺术研究院导演系，1938年进入“满映”。“满映”派他到日本东京日活公司学习一年，学成后担任副导演。1941年开始独立执导电戥从满映养成所走出的有后来著名摄影师的聂晶、李光惠、包万勤(包杰)，“满映”最早独立工作的中国美术师刘学尧等。
二、抗争与重生
满映的明星生活，被严格控制在日本文化统治的高压之下。1940年，满映新址建成，日本军人出身的甘粞正彦被任命为满映理事长，他同时是日本大东亚谍报组组长原满映办公楼一楼走廊上镶有两条古怪的黑虫，据说是日本黑社会“黑龙会”的标志。满映内部的管理氛围可想而知。满映演员训练班(所)和后来的满映养成所教员和管理人员基本是日本人而电影剧本、演员角色、后期剪辑到审片各个环节，都会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审查。
据张奕晚年回忆，“那个时候，不是自己想演啥就演啥，得听厂子的，那都是任务。”满映二期学员，后来成为导演的王则曾编导一些影片，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对日伪的不满情绪。1944年夏，王则回长春探亲，在返回北平的途中被逮捕关进伪首都警察厅(今长春市公安局院内)，6个月后被迫害致死。
1942年，“满映”的编导演们利用拍片间隙，排演了一部话剧《遥远的风沙》。这部话剧的编剧是张英华(张辛实)，导演刘国权，主要演员有浦克、张奕、张敏等当红的明星。1944年周为这部话剧，张英华被日伪以“思想犯”的罪名逮捕，一年后才获释。
日本投降前，日军曾企图用焚烧大量胶片而烧毁满映片场。这一阴谋被爱国职工发现并及时制止。8月20日，伪“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服毒自杀，厂子当时仍由日本人管理，当时每个员工可以拿到3000多块钱的遣散费，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离开，留在厂里等待接收。
1945年8月共产党接收了日伪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之后，以张辛实(张英华)、王启民、张敏等人为代表的原满映进步电影工作者挺身而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护厂斗争，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这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后来随着我党的战略大撤退，将厂里的器材搬到了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与党中央派来的“延安电影团”会师，正式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进入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满映电影人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以建国后的反特电影《寂静 的山林》为例，这部电影汇集了很多原满映电影人。导演朱文顺，摄影包杰，演员白玫、郑晓君、贺汝瑜、侯健夫、李林、浦克、夏佩杰等人都是“满映”出身的电影人；被新中国观众戏称“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著名演员王心刚就是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同白玫演对手戏一举成名的。
以浦克和王启民的个人经历为例，他们对新中国电影的贡献不容忽视。浦克是满映时期最有影响的演员之一，解放后，浦克拍过的电影有七八十部，是长影最高产的演员之一，他所扮演的《向阳院的故事》中的石爷爷、《英雄儿女》中的朝鲜老大爷，在一代影迷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65年的从影生涯中，他帮助提携了很多后辈，是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王启民作为满映明星出道，后因身体原因改做摄影。作为摄影师他是“满映”第一个独立拍片的中国人作为导演，他和孙羽联合导演并自己担任摄影师的《人到中年》荣获金鸡奖、百花奖等诸多奖项。1962年王启民拍摄的《独立大队》一度作为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材。崔永元赞誉他为“至今无人能及的黑白片摄影艺术家”。
新中国电影中的满映日本人
到满映工作的日本人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当中有日本军人，日本间谍，还有在本土不得志的电影人和“左翼”导演等。日本法西斯垮台后_地下党和满映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便找到满映的日本人，希望他们站到中国人民这边来，共同保护满映的财产，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服务。1945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东影)成立，有250多日本人决定留下来。东影迁到了兴山后，这些原满映日本人就此成为我“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日双方经过3个月努力，建成了洗印、剪接、录音等技术车间，机器设备也按照原来的样子安装好，基本具备了生产一些新闻片的条件。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帮助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工作。作为长影骄傲的“七个第一”中，每一个里面都有日本留用者的身影。所谓“七个第一”，即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西译片《普通一兵》、第一部美术片《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又随着我解放大军南下，参加接收和创建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革命工作。比如东影动画科的森川和代就到了上海美影。她是从那里回国的。有的人，如满映编剧科的八木宽则一直留在北京并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离开中国回日本。1952年以后，这些日本人开始陆续回国，到1956年基本遣送完毕，但是仍旧有人留下来。如长影的录音师群叶。
满映作为日本文化侵略的工具，在历史上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民族情感上很难接受满映这样一段丑陋而屈辱的历史；但是，作为个人经历的一部分，满映的印记深深地烙刻在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命当中，并对其后来的岁月不可避免的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待细数而历历在目。那些从满映中走出的新中国电影人他们因此安身立命，扬名立万也因此屡受打击，历经坎坷更因此重获新生，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专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