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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二百壮士》这个雕塑，从2004年“八·一五”开始筹划、策划、收集资料，然后从设计到制作，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都是一个难忘的、不可磨灭的一个过程，在个人的艺术生涯中，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回顾，谈一些艺术的话题，可以说也是一个学术研讨。在大邑收租院这个环境中，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艺术项目，是和纯粹的个人艺术活动有区别的。我今年从头到尾把我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今年能够遇上这么一个项目，是一生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现在我们整个工程基本完成，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从整体布置、具体造型、空间尺度关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气势，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整体的感觉、历史的感觉，我个人认为都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效果。
樊建川：目前到我们这里看博物馆的，可能有一、二万人了。雕像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可还是有几千人看了。看了以后都说：“哇，这个事情好！”没有不震撼的。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我昨天跟几位老师商量到一点钟，要保护好这二百个人。当年他们保护我们，现在我们要把他们保护好，让他们能够长存下去。我想这次有发言权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高水平的这么一个群雕。我想下一步就是怎样和建筑相结合，希望大家一起来帮我。
把这二百个壮士作为一件作品，蛮有气势的。我相信它先是在雕塑界，然后慢慢地在整个国内会产生一些影响。像我们以前四川出了一个收租院，我写文章谈到过，其实中国20世纪唯一真正在世界产生国际影响的也就是收租院，当然也是歪打正着，恰好正在这收租院旁边又有了一组这么气势、这么辉煌、磅礴的东西，我们也需要不断扩大它的社会影响。
沈允庆：我这次资料做得比较多，做了一百多张图，以前对这种历史了解得比较少，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遍历史。以前很少接触做写实的，写实的东西怎么表现，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从人物的角度表现，都是从这次做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体验，大家在一起搞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也是一种公共艺术，从四川雕塑状态展到这次《二百壮士》的集体创作，这种机会在四川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
邓乐：我说二点：第一，应该感谢樊总；第二，朱成和谭云做了很多工作。有几个联系，原来就说到兵马俑、收租院和这件事情的联系，我想今天坐到这儿有几十个四川雕塑家，像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几十个艺术家坐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它的学术意义在里面。以前我们有这个传统，消解个人意志，为一个整体的事业或意志来做东西。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回归到这个上面来看，它的整体意义我觉得在学术上研究一下很有必要。国外是从个人出发，再来想更大的东西。今天，我想我们再回到民族传统上来，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的艺术家，都可能做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的风格，但是怎么来做一个更大的东西，把二百壮士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上来考虑，我觉得第一它是一个公共情感，樊总你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民族的事情是一个公共的事情，也就是公共情感。公共艺术在学术上准备不够，认真研究起来，原来做架上时候，因为它比较小，可以自己把握到方向和题材，个人去把握，但是把握一个更大的题材，公共资源、公共题材其实更难。遇到的难题，就是现在公共艺术所遇到的难题，它那种折磨，要求你个人的角度、能力要超越……所以公共艺术就困难。我一直很赞成孙博士的观点，在一个比较专制的艺术环境中间做公共艺术，它的难度更大，因为它要冲破一个体制的问题，刚才说腰斩，让你悬在空中，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如果意志薄弱了，有可能退出或者死亡，这就需要考验投资人和艺术家，你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来面对城市。城市就是一个公共载体。所以艺术家原来的架上模式观念现在应该转换，从脑子里面根本转换。你不是面对个人问题、一个小问题，你是在面对公共的问题、面对更大的社会问题，这需要你的意志更坚强。这点我深有感触，我们有时做雕塑，你面对各种各样的因素，跟你的意志发生违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总结。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四川雕塑状态非常好，大家放弃自己的东西，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这次谭云做出的努力我是很佩服的，他一直想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而且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在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四川雕塑家的一个榜样，在带动大家一起走的情况下，特别是朱成、谭云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觉得公共艺术理论从宏观的和表面上理解一些东西，局外来谈往往谈得比较空，真的进入一个公共艺术状态，面临的这些很具体的问题，其实是很学术的。包括我们怎么组织这次活动，组织雕塑家一起来创造，怎么让个人服从集体意志和公共意志，就《二百壮士》这个案例，认认真真总结的话，它是有很多学术方面值得研究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以前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以前做城市雕塑更多的是个人意志，我觉得这个在学术上要好好的总结。
谭云：今天这个活动，艺术整体上来说基本结束，很圆满的结束。那边2500个老兵的手印，在两馆之间的那个广场，现正在用玻璃把它腐刻出来，包括签名、番号，玻璃是透明的，2500个都是右手，构成上把它集中，看的时候会有一股一股无形的力量向游人推过来。这又是中国壮士，现在活着的老兵，它实际上是一个玻璃装置景观。
（谭云 四川雕塑院院长）
樊建川：目前到我们这里看博物馆的，可能有一、二万人了。雕像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可还是有几千人看了。看了以后都说：“哇，这个事情好！”没有不震撼的。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我昨天跟几位老师商量到一点钟，要保护好这二百个人。当年他们保护我们，现在我们要把他们保护好，让他们能够长存下去。我想这次有发言权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高水平的这么一个群雕。我想下一步就是怎样和建筑相结合，希望大家一起来帮我。
把这二百个壮士作为一件作品，蛮有气势的。我相信它先是在雕塑界，然后慢慢地在整个国内会产生一些影响。像我们以前四川出了一个收租院，我写文章谈到过，其实中国20世纪唯一真正在世界产生国际影响的也就是收租院，当然也是歪打正着，恰好正在这收租院旁边又有了一组这么气势、这么辉煌、磅礴的东西，我们也需要不断扩大它的社会影响。
沈允庆：我这次资料做得比较多，做了一百多张图，以前对这种历史了解得比较少，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遍历史。以前很少接触做写实的，写实的东西怎么表现，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从人物的角度表现，都是从这次做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体验，大家在一起搞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也是一种公共艺术，从四川雕塑状态展到这次《二百壮士》的集体创作，这种机会在四川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
邓乐：我说二点：第一，应该感谢樊总；第二，朱成和谭云做了很多工作。有几个联系，原来就说到兵马俑、收租院和这件事情的联系，我想今天坐到这儿有几十个四川雕塑家，像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几十个艺术家坐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它的学术意义在里面。以前我们有这个传统，消解个人意志，为一个整体的事业或意志来做东西。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回归到这个上面来看，它的整体意义我觉得在学术上研究一下很有必要。国外是从个人出发，再来想更大的东西。今天，我想我们再回到民族传统上来，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的艺术家，都可能做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的风格，但是怎么来做一个更大的东西，把二百壮士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上来考虑，我觉得第一它是一个公共情感，樊总你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民族的事情是一个公共的事情，也就是公共情感。公共艺术在学术上准备不够，认真研究起来，原来做架上时候，因为它比较小，可以自己把握到方向和题材，个人去把握，但是把握一个更大的题材，公共资源、公共题材其实更难。遇到的难题，就是现在公共艺术所遇到的难题，它那种折磨，要求你个人的角度、能力要超越……所以公共艺术就困难。我一直很赞成孙博士的观点，在一个比较专制的艺术环境中间做公共艺术，它的难度更大，因为它要冲破一个体制的问题，刚才说腰斩，让你悬在空中，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如果意志薄弱了，有可能退出或者死亡，这就需要考验投资人和艺术家，你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来面对城市。城市就是一个公共载体。所以艺术家原来的架上模式观念现在应该转换，从脑子里面根本转换。你不是面对个人问题、一个小问题，你是在面对公共的问题、面对更大的社会问题，这需要你的意志更坚强。这点我深有感触，我们有时做雕塑，你面对各种各样的因素，跟你的意志发生违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总结。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四川雕塑状态非常好，大家放弃自己的东西，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这次谭云做出的努力我是很佩服的，他一直想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而且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在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四川雕塑家的一个榜样，在带动大家一起走的情况下，特别是朱成、谭云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觉得公共艺术理论从宏观的和表面上理解一些东西，局外来谈往往谈得比较空，真的进入一个公共艺术状态，面临的这些很具体的问题，其实是很学术的。包括我们怎么组织这次活动，组织雕塑家一起来创造，怎么让个人服从集体意志和公共意志，就《二百壮士》这个案例，认认真真总结的话，它是有很多学术方面值得研究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以前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以前做城市雕塑更多的是个人意志，我觉得这个在学术上要好好的总结。
谭云：今天这个活动，艺术整体上来说基本结束，很圆满的结束。那边2500个老兵的手印，在两馆之间的那个广场，现正在用玻璃把它腐刻出来，包括签名、番号，玻璃是透明的，2500个都是右手，构成上把它集中，看的时候会有一股一股无形的力量向游人推过来。这又是中国壮士，现在活着的老兵，它实际上是一个玻璃装置景观。
（谭云 四川雕塑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