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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是其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以“分工”为切入点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马克思思想理论形成史的角度而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分工”绝非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起点。他对马克思分工逻辑的误读最终使其曲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阶段，以望月对马克思的解读为鉴，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分工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真正走出资本的逻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 分工 异化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以下简称望月）先生是日本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一生虽只撰写了一部专著《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但因此在日本享有“望月史学”的美誉。他严谨治学的态度令人尊敬，敢于对马克思学研究有关望月清司所做的研究范畴，国内学者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日本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界定为马克思学。本文根据姚顺良教授2011年第1期在《现代哲学》中发表的《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一文中的观点，将望月清司的研究归属为马克思学领域。进行历史学和文献学领域的方法创新，值得借鉴。
望月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其根基就是分工。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工逻辑，他的解读颇为独特。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理论产物，因此这部分是研究马克思分工逻辑的重要和关键之处。同时，他指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持有不同的“史论”思想，两者位相不同、难以连接。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分工展开史论”，是从《巴黎手稿》直至《政治经济学大纲》贯穿的思想主线，也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我们认为，望月以“分工”为切入点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马克思思想理论形成史的角度而言比较准确，但“分工”绝非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起点，更不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视角。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的第三章，评述望月对马克思在《形态》中分工逻辑的解读，指出望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图景的“误读”，从而厘清“分工”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理论意义。
一
就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研究本体而言，无论是研究其市民社会基础，还是理解其理论切入路径，“分工”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概念。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形成史看，望月选择以分工作为理论视角进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虽然比较准确，但是他的“分工”并非马克思笔下的“分工”。在研究分工的时间跨度、理论视角和定位等方面，马克思与望月存在本质差异。
望月把分工看作贯穿人类历史的要素，时间维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至原始社会，理论视角上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劳动的“分离”都当作是“分工”，而这些都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分工”概念的曲解，因此他的理论具有“泛分工论”色彩。他的“分工”论域是从“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和对立”，以及“自立的工业劳动”与“孤立、分散的农业劳动”之间分离与结合的角度，探讨人类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部落制度到国家、从地域局限性到民族的整个过程。对于城乡分离的社会历史，他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85、107、117页。
马克思則全然不同：在《形态》中他对 “分工”的研究角度直接针对生产力。在他看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在黑格尔那作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而在黑格尔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因此，马克思将分工置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进而通过分工说明异化的根源。“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同时，“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但与此同时，作为主体的人，其自身的劳动活动直接构成了“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④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探讨分工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影响，即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⑤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基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⑥
正是对分工理解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他们对分工在理论定位上的截然不同：望月将分工作为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切入点，并把马克思“分工展开史论”与恩格斯“所有形态史论”相对立；而马克思恰恰相反，他以分工为理论路径说明所有制。
回到《形态》的文本，马克思分析并演绎了从分工到私有制的环节，“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至此一切社会交往都不再是原先纯粹的个人交往了，“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104、127页。最初，分工包含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的分配等，以及资本在所有者之间的“劈分”，因此分工在本质上内嵌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随着分工愈加发达，资本累积愈多，这种分裂就越尖锐。由于“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鲜明地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但是“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②私有制，“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起初尚保留“共同体（Geimenwesen）的形式”，但随着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它将愈加“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③这恰恰是他用分工演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所有制问题。 二
望月的理论平台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有色棱镜直接导致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误读，其理论“偏差”在根本上涉及到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他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形态》处于连贯一致的理论体系之中，其中的核心理念“异化”和“分工”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双重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双重理论逻辑，劳动过程理论是“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实际上，当望月还沉浸在自上而下的人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逻辑中不能自拔之时，马克思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本人起初以“分工”为切入点，但最终抛弃了“分工”，将“实践”确立为真正的逻辑起点。从以下几个重要文本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逻辑脉络，体悟分工在其思想发展阶段的理论意义，以及诞生社会实践这一理论逻辑起点的艰辛过程。
1844年马克思尚停留在用异化解释分工的阶段。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分工看作是“国民经济学的用语”，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和“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從《穆勒评注》到《神圣家族》，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最终确立了实践这一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范式。随后，在《形态》中，马克思尝试用分工解读社会生活，不过，这时的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还停留在斯密的手工业劳动分工的水平，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分工”，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马克思先用分工说明了生产力及其发展进程，进而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解释了城市农村的分离和对立、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并指明分工是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试图用分工说明异化，并在解释的过程中改造了早期的异化范畴，实现了对异化的扬弃和超越，逐步以生产和实践、以社会历史的崭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此时马克思的论述还不够透彻，尚未完成唯物史观的最终架构。此后，他远没有止步于《形态》中的“分工”思想。
在《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他将分工具体化，并将其置于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演变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阈之中，深刻地论述了作为经济范畴的分工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内涵，他区分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分工，指认了只有在商品经济阶段的特殊社会分工才形成生产结果的异化。
马克思预感到会有后人（如望月）误以《形态》为自己的理论思想基点。因此，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特意以蒲鲁东为理论批判的“靶子”，坚决予以驳斥，阐明了分工不是自己思想理论的逻辑前提，从静态而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产活动；从动态而言，则是生产力。就此，马克思坚定地表明了自己思想理论前进的方向。
一方面，马克思阐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分工绝不是整体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恰恰是劳动生产的需要和现实的经济发展促成了分工，并推动了分工的发展。他对工厂和社会作了比照，并从中分析分工在两者中的逻辑关系。第一，马克思坦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第二，马克思指出，现实需要导致了不同的分工，“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第三，马克思论述了在整体社会中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分工的规则，“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这些规则“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与此同时，“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164、161～166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分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在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不是分工决定了作坊的出现，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在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分工随工具的发展而发展，反之亦然。因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②
望月紧扣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异化”和“分工”，但是，他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断裂和飞跃的不同阶段，误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切入点指认为逻辑起点，以“分工史论”概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工具理性和目的论的理论棱镜，强行将自己的思想“嫁接”到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这也必然导致他无法超越分工和市民社会。
三
望月步蒲鲁东后尘，把分工当作永恒之物。他试图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从简单分工发展到复杂分工。随着市民社会的推进，形成一个链条，“大工业”是扬弃和重复积累的历史链条中的最后顶点，也是将自然力和技术条件等编织成一个“最广泛的分工”⑤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42、144页。有机整体。
望月宣称“要以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的韦伯为‘线索’，重新去构筑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他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不断合理化的过程，注重科层制社会中主体间分工与合作。在市民社会以前，每个人因特定生活条件被置于某个固定位置；在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则因“分工”而被置于社会的某一环；而在未来，当这些个体以普遍交往为中介结合之时，在分工体系中的任何一环上，实现对现有各种生产力的“革命的领有”，即“必须具备能够正确地继承被市民社会所开发和获得的生产力与交往体系的普遍性质，而且它还要以能够继承和运用这些要素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前提”。⑤个体选择工作的“偶然”⑥必须具备非常苛刻的条件——完人的能力，即“必须能够自由地操作整个分工链条以及该链条上的每一环节”。②[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7、172、172页。由此，扬弃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使人获得自由。 初看望月的论述，似乎振振有词，但细细思量却发现他的观点无异于“分工永恒论”。他以为消除了异化形式的分工就能突破他所鄙夷、愤恨的市民社会，达到完美的、真正的市民社会。他不是消除分工和异化，而是以此完善分工，将分工极致化，实现永恒的分工。他的分工体系中，每一环都已人格化，无法被扬弃和超越，能够“超越”的仅仅是分工的异化形式。从本质而言，他的“自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主体在社会大工业分工体系中的“自由流动”，是对分工的自觉服从。显然，望月没有看到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历史意蕴。
马克思在深入考察社会历史的前提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分工的性质，正视分工对物质生产的真正意义，驳斥了如蒲鲁东（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望月）的分工永恒论，从而科学地展望了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
第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所谓综合劳动，指出后者没有理解自动工厂中专业分工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意义，反而倒退至每个工人必須具备全面知识。请注意，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综合劳动”，与望月的“完人的能力”，即“必须能够自由地操作整个分工链条以及该链条上的每一环节”，②简直如出一辙。蒲鲁东先生“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9、156～157页。望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望月不仅把马克思停留在了“前马克思”阶段，甚至把他倒退到了斯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走进了韦伯。望月将马克思的“分工”限制在了斯密所处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完全无视马克思已进入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市民社会阶段。显然，望月的“自由”绝不是马克思的“自由”。这是望月误读马克思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分工逻辑的理论归宿。
第二，马克思科学考察分工在不同社会阶段中的真正本质，而望月忽视了这一点，他就如同蒲鲁东一样，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④依据《资本论》，我们发现马克思在科学考察分工的基础上论述了超越分工的现实可能性。从广义而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分工具有不同的性质；从狭义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同阶段的分工的起点及其性质也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提高生产效率是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正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207页。分工的起点不同，决定其性质相异。只有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分工，才有可能为人类带来自由时间，从而超越分工。
第三，马克思历史辩证地考察了资本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并由此科学展望了超越分工、超越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制度，是以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为前提的，虽然它对剩余劳动具有“狼一样的贪欲”，但客观而言，社会生产力因此而不断发展，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只需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够保持普遍的社会财富。劳动的社会化和社会生产的科学化，为人类创造“自由时间”，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和飞跃。
从《形态》到《1863-186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重释自由-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仅仅是相对的、低级阶段的，真正的“自由”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在其彼岸，在“有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6～927页。
望月的世界历史图景与其说是“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前市民社会→异化的市民社会→真正的市民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史。与此相对，马克思已经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超越了分工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无须完人和苛刻的能力条件，关键是真正超越生产和资本的逻辑，将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科学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高度统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的体现，也是超越“组织生产”、实现将“劳动的解放”提升至“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新的境界。
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阶段，以望月对马克思的解读为鉴，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分工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论意蕴、真正走出资本的逻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 分工 异化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以下简称望月）先生是日本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一生虽只撰写了一部专著《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但因此在日本享有“望月史学”的美誉。他严谨治学的态度令人尊敬，敢于对马克思学研究有关望月清司所做的研究范畴，国内学者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日本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界定为马克思学。本文根据姚顺良教授2011年第1期在《现代哲学》中发表的《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一文中的观点，将望月清司的研究归属为马克思学领域。进行历史学和文献学领域的方法创新，值得借鉴。
望月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其根基就是分工。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工逻辑，他的解读颇为独特。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理论产物，因此这部分是研究马克思分工逻辑的重要和关键之处。同时，他指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持有不同的“史论”思想，两者位相不同、难以连接。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分工展开史论”，是从《巴黎手稿》直至《政治经济学大纲》贯穿的思想主线，也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我们认为，望月以“分工”为切入点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马克思思想理论形成史的角度而言比较准确，但“分工”绝非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起点，更不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视角。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的第三章，评述望月对马克思在《形态》中分工逻辑的解读，指出望月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图景的“误读”，从而厘清“分工”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理论意义。
一
就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研究本体而言，无论是研究其市民社会基础，还是理解其理论切入路径，“分工”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概念。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形成史看，望月选择以分工作为理论视角进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虽然比较准确，但是他的“分工”并非马克思笔下的“分工”。在研究分工的时间跨度、理论视角和定位等方面，马克思与望月存在本质差异。
望月把分工看作贯穿人类历史的要素，时间维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至原始社会，理论视角上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劳动的“分离”都当作是“分工”，而这些都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分工”概念的曲解，因此他的理论具有“泛分工论”色彩。他的“分工”论域是从“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和对立”，以及“自立的工业劳动”与“孤立、分散的农业劳动”之间分离与结合的角度，探讨人类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部落制度到国家、从地域局限性到民族的整个过程。对于城乡分离的社会历史，他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85、107、117页。
马克思則全然不同：在《形态》中他对 “分工”的研究角度直接针对生产力。在他看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在黑格尔那作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而在黑格尔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因此，马克思将分工置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进而通过分工说明异化的根源。“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同时，“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但与此同时，作为主体的人，其自身的劳动活动直接构成了“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④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探讨分工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影响，即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⑤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基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⑥
正是对分工理解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他们对分工在理论定位上的截然不同：望月将分工作为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切入点，并把马克思“分工展开史论”与恩格斯“所有形态史论”相对立；而马克思恰恰相反，他以分工为理论路径说明所有制。
回到《形态》的文本，马克思分析并演绎了从分工到私有制的环节，“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至此一切社会交往都不再是原先纯粹的个人交往了，“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104、127页。最初，分工包含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的分配等，以及资本在所有者之间的“劈分”，因此分工在本质上内嵌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随着分工愈加发达，资本累积愈多，这种分裂就越尖锐。由于“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鲜明地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但是“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②私有制，“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起初尚保留“共同体（Geimenwesen）的形式”，但随着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它将愈加“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③这恰恰是他用分工演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所有制问题。 二
望月的理论平台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有色棱镜直接导致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误读，其理论“偏差”在根本上涉及到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他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形态》处于连贯一致的理论体系之中，其中的核心理念“异化”和“分工”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双重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双重理论逻辑，劳动过程理论是“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实际上，当望月还沉浸在自上而下的人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逻辑中不能自拔之时，马克思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本人起初以“分工”为切入点，但最终抛弃了“分工”，将“实践”确立为真正的逻辑起点。从以下几个重要文本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逻辑脉络，体悟分工在其思想发展阶段的理论意义，以及诞生社会实践这一理论逻辑起点的艰辛过程。
1844年马克思尚停留在用异化解释分工的阶段。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分工看作是“国民经济学的用语”，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和“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從《穆勒评注》到《神圣家族》，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最终确立了实践这一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范式。随后，在《形态》中，马克思尝试用分工解读社会生活，不过，这时的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还停留在斯密的手工业劳动分工的水平，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分工”，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马克思先用分工说明了生产力及其发展进程，进而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解释了城市农村的分离和对立、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并指明分工是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试图用分工说明异化，并在解释的过程中改造了早期的异化范畴，实现了对异化的扬弃和超越，逐步以生产和实践、以社会历史的崭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此时马克思的论述还不够透彻，尚未完成唯物史观的最终架构。此后，他远没有止步于《形态》中的“分工”思想。
在《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他将分工具体化，并将其置于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演变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阈之中，深刻地论述了作为经济范畴的分工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内涵，他区分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分工，指认了只有在商品经济阶段的特殊社会分工才形成生产结果的异化。
马克思预感到会有后人（如望月）误以《形态》为自己的理论思想基点。因此，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特意以蒲鲁东为理论批判的“靶子”，坚决予以驳斥，阐明了分工不是自己思想理论的逻辑前提，从静态而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产活动；从动态而言，则是生产力。就此，马克思坚定地表明了自己思想理论前进的方向。
一方面，马克思阐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分工绝不是整体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恰恰是劳动生产的需要和现实的经济发展促成了分工，并推动了分工的发展。他对工厂和社会作了比照，并从中分析分工在两者中的逻辑关系。第一，马克思坦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第二，马克思指出，现实需要导致了不同的分工，“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第三，马克思论述了在整体社会中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分工的规则，“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这些规则“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与此同时，“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164、161～166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分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在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不是分工决定了作坊的出现，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在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分工随工具的发展而发展，反之亦然。因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②
望月紧扣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异化”和“分工”，但是，他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断裂和飞跃的不同阶段，误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切入点指认为逻辑起点，以“分工史论”概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工具理性和目的论的理论棱镜，强行将自己的思想“嫁接”到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这也必然导致他无法超越分工和市民社会。
三
望月步蒲鲁东后尘，把分工当作永恒之物。他试图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从简单分工发展到复杂分工。随着市民社会的推进，形成一个链条，“大工业”是扬弃和重复积累的历史链条中的最后顶点，也是将自然力和技术条件等编织成一个“最广泛的分工”⑤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42、144页。有机整体。
望月宣称“要以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的韦伯为‘线索’，重新去构筑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他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不断合理化的过程，注重科层制社会中主体间分工与合作。在市民社会以前，每个人因特定生活条件被置于某个固定位置；在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则因“分工”而被置于社会的某一环；而在未来，当这些个体以普遍交往为中介结合之时，在分工体系中的任何一环上，实现对现有各种生产力的“革命的领有”，即“必须具备能够正确地继承被市民社会所开发和获得的生产力与交往体系的普遍性质，而且它还要以能够继承和运用这些要素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前提”。⑤个体选择工作的“偶然”⑥必须具备非常苛刻的条件——完人的能力，即“必须能够自由地操作整个分工链条以及该链条上的每一环节”。②[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7、172、172页。由此，扬弃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使人获得自由。 初看望月的论述，似乎振振有词，但细细思量却发现他的观点无异于“分工永恒论”。他以为消除了异化形式的分工就能突破他所鄙夷、愤恨的市民社会，达到完美的、真正的市民社会。他不是消除分工和异化，而是以此完善分工，将分工极致化，实现永恒的分工。他的分工体系中，每一环都已人格化，无法被扬弃和超越，能够“超越”的仅仅是分工的异化形式。从本质而言，他的“自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主体在社会大工业分工体系中的“自由流动”，是对分工的自觉服从。显然，望月没有看到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历史意蕴。
马克思在深入考察社会历史的前提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分工的性质，正视分工对物质生产的真正意义，驳斥了如蒲鲁东（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望月）的分工永恒论，从而科学地展望了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
第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所谓综合劳动，指出后者没有理解自动工厂中专业分工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意义，反而倒退至每个工人必須具备全面知识。请注意，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综合劳动”，与望月的“完人的能力”，即“必须能够自由地操作整个分工链条以及该链条上的每一环节”，②简直如出一辙。蒲鲁东先生“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9、156～157页。望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望月不仅把马克思停留在了“前马克思”阶段，甚至把他倒退到了斯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走进了韦伯。望月将马克思的“分工”限制在了斯密所处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完全无视马克思已进入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市民社会阶段。显然，望月的“自由”绝不是马克思的“自由”。这是望月误读马克思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分工逻辑的理论归宿。
第二，马克思科学考察分工在不同社会阶段中的真正本质，而望月忽视了这一点，他就如同蒲鲁东一样，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④依据《资本论》，我们发现马克思在科学考察分工的基础上论述了超越分工的现实可能性。从广义而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分工具有不同的性质；从狭义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同阶段的分工的起点及其性质也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提高生产效率是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正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207页。分工的起点不同，决定其性质相异。只有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分工，才有可能为人类带来自由时间，从而超越分工。
第三，马克思历史辩证地考察了资本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并由此科学展望了超越分工、超越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制度，是以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为前提的，虽然它对剩余劳动具有“狼一样的贪欲”，但客观而言，社会生产力因此而不断发展，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只需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够保持普遍的社会财富。劳动的社会化和社会生产的科学化，为人类创造“自由时间”，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和飞跃。
从《形态》到《1863-186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重释自由-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仅仅是相对的、低级阶段的，真正的“自由”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在其彼岸，在“有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6～927页。
望月的世界历史图景与其说是“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前市民社会→异化的市民社会→真正的市民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史。与此相对，马克思已经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超越了分工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无须完人和苛刻的能力条件，关键是真正超越生产和资本的逻辑，将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科学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高度统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的体现，也是超越“组织生产”、实现将“劳动的解放”提升至“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新的境界。
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阶段，以望月对马克思的解读为鉴，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分工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论意蕴、真正走出资本的逻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