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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友人以路易·艾黎先生英译李白选集稿本见示，计选译李诗二百五十首，裒然巨帙，可以想见是多年寝馈此中的成果。艾老过去在我国西北主持工业合作事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解放前我在上海从事救济事业，久已心仪其人。他深通中国文学，曾经翻译杜甫诗，早已问世，今夏准备增补修订再版；近年又选译白居易诗，即将出版。现在已届八十有三的高龄，还孜孜热心于如此繁重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这就说明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悠久文化怀有深厚真挚的情感。艾老自己就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由他来担任李白诗的翻译，不言而喻，是胜任愉快的。
迫于一些事务关系，最近才能把译稿匆匆阅读一过。但一开卷，我就得了一个不平凡的印象，就是它的新颖的风格，完全摆脱了很多译者对中国诗歌体裁与英国诗歌格调的拘泥，例如绝句必须列为四行，律诗必须列为八行，杂言句法参差错落之处也要设法作相应的凑合等等。艾黎先生干脆丢开这些，直接按照自己的特殊风格，用普通自然的口语，忠实地，委婉地，必要时曲折地把原诗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许多劳而无功的勉强牵合，并且实际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色。译者在《序言》中已明确提出：只有原诗的精神和含意可以用英文表达出来，至于文字的魅力则常常是无法翻译的。这个意思我觉得颇有道理，诗歌语言之美总是和一个民族的语言特征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翻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艾黎先生的这个办法，我觉得我们的诗歌翻译者(不论译中为外或译外为中)不妨可以研究研究。
我注意到的第二点，是艾黎先生对全部选译诗篇的组织方法，即将各诗按推定的写成时间顺序排列，归入几个部分，代表李白一生的几个段落(其暂时还不能推定的篇章，则附于卷末)。这原是编辑诗人著作的正确办法。可惜我国过去李白诗集的编纂者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李白诗篇在当时已经是“十丧其九”(李阳冰语)，历唐到宋，经过多人陆续搜集，笼统分类编次，不仅年代杂乱，并且真伪混糅，久已为人诟病，艾黎先生在《序言》提出他的意见说：不应该完全就诗篇本身来评论作者，应当了解诗人写作此诗的时代，地理环境和发生的事件等等。近年来已逐渐有人开始对李白诗集作编年和辨伪的工作，并且有了一些成绩，但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艾老此译采取编年办法是很好的尝试。我还不能说其中的编年与辨伪方面都已没有问题，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者们的工作，不是对外国朋友的要求了。
我所注意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译者显然是想使他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个在当时社会中和人民中活动着的李白，而不是被传说所误解了的一个超出尘世、遨游太空的“谪仙人”。在序言中，他明白指出李白的诗风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因此，我感到他选译的标准与其他某些李诗的译者也颇有相异之处。除了少数久经广泛流传的名篇之外，艾黎先生大量选译了为一般译者所不重视或重视不够的篇章，特别是一些短小的作品。例如《古风》五十九首，大都是李白继承和发扬从阮籍《咏怀》到陈子昂《感遇》这一传统的精心之作。其中有讽谕，有忧愤，有感慨，有议论，方面极多，态度极为严肃，绝无对国事民生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气息。译者从五十九首中选了二十来首，足见对这方面的重视。此外，不少关心国事安危，民生疾苦的作品，如《战城南》、《豫章行》、《丁都护歌》等等，还有许多赠寄酬答之作，实际都牵涉到时事与民生问题。这类作品在译本中都给予了相当地位。这点我觉得是应当赞许的。
李白的诗，有关游览、赠答乃至闲情等类题材的比重很大。译本对这些方面都给了足够的篇幅。从这些诗里，我们看到李白足迹走遍祖国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他热爱大自然，也热爱一般人民。他的性格有高傲的一面，那是对待朝廷中权贵之流的。至于在朋友中间，在一般人民中间，他却随时都流露着深挚纯真的感情。译本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如《赠汪伦》、《哭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篇，就是突出的例子。
艾黎先生似乎特别重视李白的短小篇章。李白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传统，而往往高出于汉魏的原作；一方面又把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五七言近体绝句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两方面李白在唐代都是少有伦比的圣手。本书入选的，五言如《子夜吴歌》、《越女词》、《秋浦歌》等，七言如《望天门山》、《山中问答》、《早发白帝城》等篇，都是晶莹的明珠，清泠的天籁。把这些方面多介绍一点到国外去，我觉得也是适当的。
象李白这样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国际的交流中，一再重译，我认为不仅是可取的，并且是必要的。艾黎先生这个译本，以其种种特色，对于国际文化界，肯定是一个重要贡献。艾老在序言中说：李白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将来。等到全世界人民都走到一起来的时候，象李白这样自然爱好者的真实价值将会更得到人们的认识。艾黎先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我们十分感谢。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表示钦佩。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者们，从外国朋友的成就中，得到激励，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把我们应当担当的一份担当起来。
一九七九年七月
(《Li pai：200Selected Poems》，Translated by Rewi Alley，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迫于一些事务关系，最近才能把译稿匆匆阅读一过。但一开卷，我就得了一个不平凡的印象，就是它的新颖的风格，完全摆脱了很多译者对中国诗歌体裁与英国诗歌格调的拘泥，例如绝句必须列为四行，律诗必须列为八行，杂言句法参差错落之处也要设法作相应的凑合等等。艾黎先生干脆丢开这些，直接按照自己的特殊风格，用普通自然的口语，忠实地，委婉地，必要时曲折地把原诗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许多劳而无功的勉强牵合，并且实际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色。译者在《序言》中已明确提出：只有原诗的精神和含意可以用英文表达出来，至于文字的魅力则常常是无法翻译的。这个意思我觉得颇有道理，诗歌语言之美总是和一个民族的语言特征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翻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艾黎先生的这个办法，我觉得我们的诗歌翻译者(不论译中为外或译外为中)不妨可以研究研究。
我注意到的第二点，是艾黎先生对全部选译诗篇的组织方法，即将各诗按推定的写成时间顺序排列，归入几个部分，代表李白一生的几个段落(其暂时还不能推定的篇章，则附于卷末)。这原是编辑诗人著作的正确办法。可惜我国过去李白诗集的编纂者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李白诗篇在当时已经是“十丧其九”(李阳冰语)，历唐到宋，经过多人陆续搜集，笼统分类编次，不仅年代杂乱，并且真伪混糅，久已为人诟病，艾黎先生在《序言》提出他的意见说：不应该完全就诗篇本身来评论作者，应当了解诗人写作此诗的时代，地理环境和发生的事件等等。近年来已逐渐有人开始对李白诗集作编年和辨伪的工作，并且有了一些成绩，但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艾老此译采取编年办法是很好的尝试。我还不能说其中的编年与辨伪方面都已没有问题，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者们的工作，不是对外国朋友的要求了。
我所注意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译者显然是想使他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个在当时社会中和人民中活动着的李白，而不是被传说所误解了的一个超出尘世、遨游太空的“谪仙人”。在序言中，他明白指出李白的诗风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因此，我感到他选译的标准与其他某些李诗的译者也颇有相异之处。除了少数久经广泛流传的名篇之外，艾黎先生大量选译了为一般译者所不重视或重视不够的篇章，特别是一些短小的作品。例如《古风》五十九首，大都是李白继承和发扬从阮籍《咏怀》到陈子昂《感遇》这一传统的精心之作。其中有讽谕，有忧愤，有感慨，有议论，方面极多，态度极为严肃，绝无对国事民生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气息。译者从五十九首中选了二十来首，足见对这方面的重视。此外，不少关心国事安危，民生疾苦的作品，如《战城南》、《豫章行》、《丁都护歌》等等，还有许多赠寄酬答之作，实际都牵涉到时事与民生问题。这类作品在译本中都给予了相当地位。这点我觉得是应当赞许的。
李白的诗，有关游览、赠答乃至闲情等类题材的比重很大。译本对这些方面都给了足够的篇幅。从这些诗里，我们看到李白足迹走遍祖国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他热爱大自然，也热爱一般人民。他的性格有高傲的一面，那是对待朝廷中权贵之流的。至于在朋友中间，在一般人民中间，他却随时都流露着深挚纯真的感情。译本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如《赠汪伦》、《哭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篇，就是突出的例子。
艾黎先生似乎特别重视李白的短小篇章。李白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传统，而往往高出于汉魏的原作；一方面又把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五七言近体绝句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两方面李白在唐代都是少有伦比的圣手。本书入选的，五言如《子夜吴歌》、《越女词》、《秋浦歌》等，七言如《望天门山》、《山中问答》、《早发白帝城》等篇，都是晶莹的明珠，清泠的天籁。把这些方面多介绍一点到国外去，我觉得也是适当的。
象李白这样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国际的交流中，一再重译，我认为不仅是可取的，并且是必要的。艾黎先生这个译本，以其种种特色，对于国际文化界，肯定是一个重要贡献。艾老在序言中说：李白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将来。等到全世界人民都走到一起来的时候，象李白这样自然爱好者的真实价值将会更得到人们的认识。艾黎先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我们十分感谢。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表示钦佩。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者们，从外国朋友的成就中，得到激励，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把我们应当担当的一份担当起来。
一九七九年七月
(《Li pai：200Selected Poems》，Translated by Rewi Alley，香港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