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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提出的背景,反思了新世纪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最后针对构建和谐社会当前的阶段性目标,立足于社会公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和谐社会目标定位对策
自从“和谐社会”首次在党的十六大上会议文献中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提出来之后,党中央曾多次对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表明我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具体化。那么,我党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在新世纪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之间如何进行取舍?怎样构建和谐社会?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提出的背景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主要是沿着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条主线前进的,经济社会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把社会分成五种基本社会形态,即原始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技术社会形态是指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从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入手,研究和把握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技术特征,由此将人类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不同形态。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我们正在经历多维度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正是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两个不同视角内的转型,即中国既经历着由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又正经历着基本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把这两方面的社会转型同时提到人们面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完成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在传统的社会秩序还没被彻底打破,现代的社会秩序初步建立、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这使我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二、新世纪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
同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党必须有目标、分阶段、有步骤地构建和谐社会,否则,欲速则不达。首要的是明确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
1.理想目标。理想目标是一种价值认识,价值认识是人的高层次的认识,“价值认识的结果是形成价值判断,并最终上升为特定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其职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使人的活动符合人自身的内在尺度,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1]理想目标的定位,不仅要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要同党的最高纲领,以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统一起来。我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与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目标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所预测的未来社会显然是和谐的,正是在这一崇高目标的指导下,我党对和谐社会的长远价值目标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是我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的定位,也是我党的终极理想和价值追求。
2.中期目标。和谐社会中期目标的定位应该同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和任务结合起来。“价值认识是事实认识过渡到实践活动的必经环节。人们只有把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结合起来,才能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起来,形成实践概念,指导人们有效地进行实践活动”。[3]新时期党和人民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使命,这就是经过邓小平同志反复酝酿的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三步走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到2000年,我们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前两步战略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即“新三步走”战略,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同志三步战略部署的具体化和深化,它不仅体现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而且凝聚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决心,同时又是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中期目标。
3.近期目标。和谐社会近期目标的定位应该同我国双重的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统一起来。到2000年末,我国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是75%左右,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讲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我党在正确判断国际國内形势发展的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新世纪的头20年,我国将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4.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当前阶段性目标的定位应该落实到当前我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上。随着双重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进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论断,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最近十年虽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问题就在于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现象,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果我党不高度重视研究这个问题,妥善地解决社会不公正现象,那么,中国社会今后的正常运转、健康发展将受到影响,也就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公平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前的目标定位。
三、关于以社会公正为基本出发点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
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主线,它贯穿于人、自然、社会等的各个层面,这里的社会公正主要指公平、正义。围绕着这三方面的“和谐”,以公正为基点,构建和谐社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缓解贫富分化现象,力求社会的和谐。在社会矛盾突出的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历史性地超越了短缺经济的阶段,进入相对过剩的阶段,发展经济自然要考虑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但同时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发展带来的实惠为所有中国人合理分配和享受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在继续提高物质生活基础上大力改善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此需要:(1)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政府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与社会等多种手段,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多方面的制度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要关注农民问题,农村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城市应反哺农村,从各方面支持农村的发展进步。(2)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于社会调剂来说,税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二是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调整或是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3)改革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对现存的政治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资源配置中退出,全面解决行政权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同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政府真正成为为公民服务的机构。
2.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力求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在谈论公正社会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但当今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普遍沿袭了西方的模式,以一种机械论的方式解释宇宙,把自然推向了人的对立面。这种发展观仅仅以GDP作为衡量政绩、个人的能力与社会进步的标准,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必然是建立在把大自然当成取之不竭的“资源库”和用后即弃的“垃圾筒”,进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生产,其结果是造成了地区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反映了人和自然日趋紧张的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要认清人和自然关系的本质。人和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3]其次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最后要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绿色科技、生态工艺,制定完善法规体系,等等。
3.培养民众自身的价值认同感,力求人自身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与社会公正,以及民众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或可持续性的首要前提就是社会的和谐,归根结底就是社会要公正。如果多数人认为差距是合理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努力程度、能力大小有限的问题,他们就会想到改变自己。但如果多数人认为社会不公的问题是社会秩序安排的,他们就会想到去改变社会秩序,他们也就因此而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无序焦虑,因而,社会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认同。基于此,我们除了从制度方面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以外,还要从价值、观念层面培养民众的认同感。为实现技术社会形态的转型,我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西方的价值观念、腐朽的思想也随之而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在一些人身上畸形发展,价值观发生错位,“一切向钱看”的工具性价值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缺乏社会责任感,精神世界空虚。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将逐步凸显出来,并且会影响到数代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政府要在对人们不同利益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重构政治文化,塑造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因而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建立一套新的价值秩序或者在原有的价值秩序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不仅是当前我国双重的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且是我们培养和谐社会的主体,即和谐人的前提条件。既然我国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培养公民的价值认同感也就不能寄托于宗教,而要從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找到根基,这就是我国的伦理或道德传统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因而从教育入手,宏扬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传统,培育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我国当前提高全民精神文化素质,培养民众价值认同感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21世纪出版社,1998:296-2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VOL1:264.
[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549.
关键词: 和谐社会目标定位对策
自从“和谐社会”首次在党的十六大上会议文献中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提出来之后,党中央曾多次对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表明我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具体化。那么,我党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在新世纪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之间如何进行取舍?怎样构建和谐社会?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提出的背景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主要是沿着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条主线前进的,经济社会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把社会分成五种基本社会形态,即原始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技术社会形态是指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从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入手,研究和把握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技术特征,由此将人类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不同形态。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我们正在经历多维度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正是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两个不同视角内的转型,即中国既经历着由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又正经历着基本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把这两方面的社会转型同时提到人们面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完成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在传统的社会秩序还没被彻底打破,现代的社会秩序初步建立、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这使我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二、新世纪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
同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党必须有目标、分阶段、有步骤地构建和谐社会,否则,欲速则不达。首要的是明确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
1.理想目标。理想目标是一种价值认识,价值认识是人的高层次的认识,“价值认识的结果是形成价值判断,并最终上升为特定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其职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使人的活动符合人自身的内在尺度,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1]理想目标的定位,不仅要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要同党的最高纲领,以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统一起来。我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和谐社会的目标定位与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目标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所预测的未来社会显然是和谐的,正是在这一崇高目标的指导下,我党对和谐社会的长远价值目标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是我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的定位,也是我党的终极理想和价值追求。
2.中期目标。和谐社会中期目标的定位应该同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和任务结合起来。“价值认识是事实认识过渡到实践活动的必经环节。人们只有把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结合起来,才能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起来,形成实践概念,指导人们有效地进行实践活动”。[3]新时期党和人民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使命,这就是经过邓小平同志反复酝酿的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三步走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到2000年,我们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前两步战略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即“新三步走”战略,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同志三步战略部署的具体化和深化,它不仅体现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而且凝聚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决心,同时又是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中期目标。
3.近期目标。和谐社会近期目标的定位应该同我国双重的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统一起来。到2000年末,我国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是75%左右,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讲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我党在正确判断国际國内形势发展的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新世纪的头20年,我国将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4.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当前阶段性目标的定位应该落实到当前我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上。随着双重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进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论断,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最近十年虽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问题就在于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现象,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果我党不高度重视研究这个问题,妥善地解决社会不公正现象,那么,中国社会今后的正常运转、健康发展将受到影响,也就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公平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前的目标定位。
三、关于以社会公正为基本出发点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
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主线,它贯穿于人、自然、社会等的各个层面,这里的社会公正主要指公平、正义。围绕着这三方面的“和谐”,以公正为基点,构建和谐社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缓解贫富分化现象,力求社会的和谐。在社会矛盾突出的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历史性地超越了短缺经济的阶段,进入相对过剩的阶段,发展经济自然要考虑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但同时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发展带来的实惠为所有中国人合理分配和享受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在继续提高物质生活基础上大力改善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此需要:(1)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政府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与社会等多种手段,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多方面的制度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要关注农民问题,农村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城市应反哺农村,从各方面支持农村的发展进步。(2)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于社会调剂来说,税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二是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调整或是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3)改革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对现存的政治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资源配置中退出,全面解决行政权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同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政府真正成为为公民服务的机构。
2.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力求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在谈论公正社会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但当今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普遍沿袭了西方的模式,以一种机械论的方式解释宇宙,把自然推向了人的对立面。这种发展观仅仅以GDP作为衡量政绩、个人的能力与社会进步的标准,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必然是建立在把大自然当成取之不竭的“资源库”和用后即弃的“垃圾筒”,进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生产,其结果是造成了地区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反映了人和自然日趋紧张的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要认清人和自然关系的本质。人和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3]其次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最后要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绿色科技、生态工艺,制定完善法规体系,等等。
3.培养民众自身的价值认同感,力求人自身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与社会公正,以及民众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或可持续性的首要前提就是社会的和谐,归根结底就是社会要公正。如果多数人认为差距是合理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努力程度、能力大小有限的问题,他们就会想到改变自己。但如果多数人认为社会不公的问题是社会秩序安排的,他们就会想到去改变社会秩序,他们也就因此而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无序焦虑,因而,社会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认同。基于此,我们除了从制度方面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以外,还要从价值、观念层面培养民众的认同感。为实现技术社会形态的转型,我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西方的价值观念、腐朽的思想也随之而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在一些人身上畸形发展,价值观发生错位,“一切向钱看”的工具性价值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缺乏社会责任感,精神世界空虚。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将逐步凸显出来,并且会影响到数代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政府要在对人们不同利益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重构政治文化,塑造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因而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建立一套新的价值秩序或者在原有的价值秩序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不仅是当前我国双重的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且是我们培养和谐社会的主体,即和谐人的前提条件。既然我国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培养公民的价值认同感也就不能寄托于宗教,而要從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找到根基,这就是我国的伦理或道德传统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因而从教育入手,宏扬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传统,培育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我国当前提高全民精神文化素质,培养民众价值认同感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21世纪出版社,1998:296-2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VOL1:264.
[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