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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70年代经济特征与我国现状的某些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我国经济转型，同时总结其失败的教训，避免在转型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改革不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位于同样转型阶段时的发展经验。本文以日本为例，基于“新常态”的三个判别特征，判断出日本进入同样发展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
东亚国家判断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复杂而曲折。1956-1973年，日本保持了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迅速走出二战废墟。1968年从经济总量上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排世界第三，人均GDP为4000美元。之后随着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日本迈入成熟发展阶段，增速有所放缓。1973年，在日元被迫升值与石油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出现断崖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速由上年的8%突降为-1.2%，为战后首次负增长，并在此后20年间保持5%以下的低速增长直至1990年代泡沫破灭，经济增速再度降至1%以下，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寒冬”。
根据图中GDP增速趋势，可将日本战后经济分为三个阶段：1956-1973年为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9.70%；1973-1990年为稳定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4.26%；1990-2015年为低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再度降至0.86%。其中1973年与1990年为经济增速变化的关键转折点。
在1945-1955年的战后恢复时期，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复兴，1956-1973年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复兴，1973-1985年稳定增长时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崛起。
根据表1的具体数据，第一产业所占GDP份额由1955年的19.9%降至1970年的6.12%，再到1990年不足3%。第二产业占比由1955年的34.93%不断上升，此后15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并于1970年左右达到峰值44.55%，之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的38.55%。第三产业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由1955年的45.17%上升到1975年的54.13%，再到1990年的58.91%。
可以看出，1973年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转折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增速放缓，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高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攀升。
综合上述在GDP增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增速动力转移角度的分析，判断出，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与当下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状况十分吻合。
发展放缓原因解析
从时间来看，日本经济进入稳增长时期的转折点年份是1973年，与世界性石油危机发生的时间点重合。因此，一般理论认为，石油危机使日本告别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石油危机尽管使得日本进口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的上涨导致消费投资的萎缩，使日本战后首度经历经济负增长。但外部冲击无法解释以下两个状况：一是石油危机之前已出现经济增速放缓；二是，日本通过淘汰高能耗产业等措施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率先摆脱石油危机，但此后经济“永久性”放缓。以上两点说明：外部冲击只是日本经济转折的触发点而非根本原因。
20世纪70年代已经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尾阶段，世界性技术进步在此期间放缓。本文选取美国与德国作为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水平的代表。由于此时美德TFP增长率放缓，表明世界处于技术进步的低谷期。作为“重模仿，轻研发”的技术引进国，日本不可避免地遭受技术增速放缓的冲击。
同时，日本对技术的吸收并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降低。这主要由日本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日渐缩小所导致。类似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当日本处在战后恢复的初期，技术进步空间广阔，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总需求的增加，高额回报率使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推动技术研发。但是，技术进步速度会随日本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缩小而降低。一方面，接近世界尖端水平的科技难于掌握，对自主研发的能力要求很高，而当时日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另一方面，美德等国不希望把尖端科技出售给潜在竞争者。
结合日本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资本增速放缓原因可归结为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
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日本迎来刘易斯拐点，低成本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工业，过程劳动力完全枯竭。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推动劳动力成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到1990年时，日本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报酬甚至已达美国1.76倍。
战后日本急于追逐经济的高增长，却忽视环境治理。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高能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这一时期日本生态破坏严重，公害泛滥，引起极大关注，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推高了企业成本。一方面，企业被迫增加污染治理的支出，包括污染治理费用和环保技术研发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对企业排污的征税。
1971年为应对日元汇率走高对日本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推行的“列岛改造计划”以推动国内投资为目标，鼓励房地产业发展。日元汇率走高吸引大量海外热钱流入日本，而这些资本大多流入经济的“虚拟部分”，即股市及地产，导致地产领域泡沫开始形成，地价不断攀升。
1973年10月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当时油价由每桶3.1美元涨到11.65美元，涨幅近4倍。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占全部能耗的77.6%。由于日本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非常高，接近100%，因此石油危机初期由于进口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以致于钢铁、有色金属制造业能高能耗产业迅速萧条，反之，机械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上升。
经济回升之法
综合当下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正面临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动力不足、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逐步释放等等压力。虽然没有像日本一样，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风险依旧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泡沫破灭，经济出现“硬着陆”，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像日本一样，面临失去的20年。鉴于日本70年代经济特征与我国现状的某些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我国经济转型，同时总结其失败的教训，避免在转型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
面对当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时，不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更要把握资金流向，避免主导产业投资的盲目扩大。同时，严格控制热钱流入，因为一旦海外资本流入虚拟经济，例如股市和地产市场，资产价格的虚高将加剧国内经济的泡沫化。
增强创新的推动作用。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使日本由一个被动的技术引进国跃居为主动地技术研发国。当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国内创新市场广阔，所以更应积极推进技术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重视其在促进消费、扩大投资方面的作用。
政府要把握好自身角色。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存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奇特现象。仿照日本经验，在经济转型关键点上最好采取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不能够完全由政府来主导，当时日本用信息引导代替行政措施，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改革不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位于同样转型阶段时的发展经验。本文以日本为例，基于“新常态”的三个判别特征，判断出日本进入同样发展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
东亚国家判断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复杂而曲折。1956-1973年，日本保持了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迅速走出二战废墟。1968年从经济总量上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排世界第三，人均GDP为4000美元。之后随着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日本迈入成熟发展阶段，增速有所放缓。1973年，在日元被迫升值与石油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出现断崖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速由上年的8%突降为-1.2%，为战后首次负增长，并在此后20年间保持5%以下的低速增长直至1990年代泡沫破灭，经济增速再度降至1%以下，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寒冬”。
根据图中GDP增速趋势，可将日本战后经济分为三个阶段：1956-1973年为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9.70%；1973-1990年为稳定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4.26%；1990-2015年为低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再度降至0.86%。其中1973年与1990年为经济增速变化的关键转折点。
在1945-1955年的战后恢复时期，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复兴，1956-1973年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复兴，1973-1985年稳定增长时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崛起。
根据表1的具体数据，第一产业所占GDP份额由1955年的19.9%降至1970年的6.12%，再到1990年不足3%。第二产业占比由1955年的34.93%不断上升，此后15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并于1970年左右达到峰值44.55%，之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的38.55%。第三产业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由1955年的45.17%上升到1975年的54.13%，再到1990年的58.91%。
可以看出，1973年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转折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增速放缓，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高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攀升。
综合上述在GDP增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增速动力转移角度的分析，判断出，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与当下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状况十分吻合。
发展放缓原因解析
从时间来看，日本经济进入稳增长时期的转折点年份是1973年，与世界性石油危机发生的时间点重合。因此，一般理论认为，石油危机使日本告别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石油危机尽管使得日本进口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的上涨导致消费投资的萎缩，使日本战后首度经历经济负增长。但外部冲击无法解释以下两个状况：一是石油危机之前已出现经济增速放缓；二是，日本通过淘汰高能耗产业等措施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率先摆脱石油危机，但此后经济“永久性”放缓。以上两点说明：外部冲击只是日本经济转折的触发点而非根本原因。
20世纪70年代已经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尾阶段，世界性技术进步在此期间放缓。本文选取美国与德国作为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水平的代表。由于此时美德TFP增长率放缓，表明世界处于技术进步的低谷期。作为“重模仿，轻研发”的技术引进国，日本不可避免地遭受技术增速放缓的冲击。
同时，日本对技术的吸收并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降低。这主要由日本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日渐缩小所导致。类似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当日本处在战后恢复的初期，技术进步空间广阔，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总需求的增加，高额回报率使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推动技术研发。但是，技术进步速度会随日本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缩小而降低。一方面，接近世界尖端水平的科技难于掌握，对自主研发的能力要求很高，而当时日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另一方面，美德等国不希望把尖端科技出售给潜在竞争者。
结合日本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资本增速放缓原因可归结为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
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日本迎来刘易斯拐点，低成本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工业，过程劳动力完全枯竭。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推动劳动力成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到1990年时，日本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报酬甚至已达美国1.76倍。
战后日本急于追逐经济的高增长，却忽视环境治理。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高能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这一时期日本生态破坏严重，公害泛滥，引起极大关注，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推高了企业成本。一方面，企业被迫增加污染治理的支出，包括污染治理费用和环保技术研发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对企业排污的征税。
1971年为应对日元汇率走高对日本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推行的“列岛改造计划”以推动国内投资为目标，鼓励房地产业发展。日元汇率走高吸引大量海外热钱流入日本，而这些资本大多流入经济的“虚拟部分”，即股市及地产，导致地产领域泡沫开始形成，地价不断攀升。
1973年10月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当时油价由每桶3.1美元涨到11.65美元，涨幅近4倍。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占全部能耗的77.6%。由于日本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非常高，接近100%，因此石油危机初期由于进口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以致于钢铁、有色金属制造业能高能耗产业迅速萧条，反之，机械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上升。
经济回升之法
综合当下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正面临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动力不足、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逐步释放等等压力。虽然没有像日本一样，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风险依旧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泡沫破灭，经济出现“硬着陆”，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像日本一样，面临失去的20年。鉴于日本70年代经济特征与我国现状的某些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我国经济转型，同时总结其失败的教训，避免在转型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
面对当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时，不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更要把握资金流向，避免主导产业投资的盲目扩大。同时，严格控制热钱流入，因为一旦海外资本流入虚拟经济，例如股市和地产市场，资产价格的虚高将加剧国内经济的泡沫化。
增强创新的推动作用。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使日本由一个被动的技术引进国跃居为主动地技术研发国。当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国内创新市场广阔，所以更应积极推进技术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重视其在促进消费、扩大投资方面的作用。
政府要把握好自身角色。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存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奇特现象。仿照日本经验，在经济转型关键点上最好采取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不能够完全由政府来主导，当时日本用信息引导代替行政措施，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