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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史料整合，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9-0065-08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文物、遗产、文字都是承载人类历史文化记忆的史迹，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激活文化基因，首先要找到基因存忆遗传的机制，解开“存”的密码，这是摆在当下历史学者面前的一道紧迫任务，也正是梁启超先生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论及史之意义时给史家提出的任务，“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状，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①使僵迹活化，让过去之情状再现于今日，就要树立整体史观，整合使用包括各种记忆形式留存的各类史料。
作为心理学专有名词的记忆一词自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史学界引入历史研究的知识场域，记忆既关涉个体心理层面，又关涉社会心理层面，个体记忆不可能逃离社会情境成为心理真空，记忆具有社会意义，这早已成为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共识。但记忆一词与历史学的关系却既亲密又疏离，剪不断理还乱。历史是关乎往人往言的留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过去”的场域的再现，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这种似乎是常识的认知却充满悖论。历史与记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作为记忆的历史及其史料的价值如何认定？诸此等等，都是自法国兴起的以“记忆的转向”为显象的“新史学”所孜孜追问的。这股史学新思潮在国内的流衍是在20世纪末期，经过近20年的探索，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理论开拓和实证诠释都取得不俗进展。笔者自踹才识短浅，仅就关涉记忆的几个概念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和留存形式作一点探索性的阐释。
赵世瑜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新旧史学观交替，由“自上而下”看历史逐渐转向“自下而上”看历史，进而在21世纪初发展为上下全面看历史的整合历史观。②这样一场史界革命发轫于梁启超《新史学》一书的发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旧史学之“四知四不知”时，就已经给史学研究以四个方面的出路，即要知国家、知群体、知今务、知理想，也即知原理知规律。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用“整体史观”来说明历史研究之要旨，但他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③依筆者之理解，社会的生活即为当下的现实的生活，时代的生活即为过去延续而来的向未来延续而去的历史的生活。要了解历史的生活，仅靠观朝廷、观英雄、观少数人的思想动作，显然是不可能呈现全貌的。无论是作史还是读史，梁启超认为要重视背景，“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意背景”。①笔者认为这里的“背景”一词正是梁启超整体史观的思想体现。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梁氏的整体史观倡导的是进化论思想，主张通过历史的研究发现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这样的整体史观与当下历史学界倡导的以社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整体与部分之间协同互动关系，及其背后驱动因素等为主旨的历史观不尽相同。但二者在历史研究的眼光下移，摆脱单方面的官僚史、上层史，面向民众史、下层史的旨趣却是相同的。要在历史中找到我们自己，找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不仅关乎史观，也关乎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要树立整体史观下的史料整合观。
治史者总想搜集真而全的史料，但旧史之史料多记述上层精英，其读者也多为贵族或官宦之具有文字识读能力的人，且不论那些写在文献上、刻在墓碑上的文字资料之真假，仅就是否全面这一方面来说显然是欠缺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谈到地方专史的治史方法时说，要“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②他的这一治史主张在其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那里得到践行。来自地方底层的史料通常不在官史之列，以民间记忆的方式留存。历史是关于过去社会的全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梁启超曾用进化的视角论及记忆，“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物种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③记忆一词的元内涵源于心理层面，是个体的主观内在的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意识。当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史学界移植于历史研究领域后，关于记忆与历史关系的论辩始终没有停息。赞成方面偏向于从广义理解记忆，强调记忆的“过去性”，认为“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④反对方面偏向于从狭义理解记忆，反对记忆的“主观性”，认为“真正的历史与对记忆的延续相去甚远，它几乎与记忆对立”。⑤不同个体的记忆就像是一场竞赛，一个群体这样记忆，另一个群体那样记忆。笔者认为记忆是对过去世界的感知和回放，这种回放和感知既可以是有意而为，亦可以无意留存，就像史料中的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记忆也分为主观记忆和客观记忆，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历史记忆。考虑到史学界对记忆主观性的反对意见比较明显，以下从四个方面谈谈对记忆主观性的理解。
首先，记忆的元概念是指个体对过去的“回想”，是个体的内在意识活动，但个体的意识不能脱离社会而真空般地存在，因为人的本性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是生存的前提，“我”的记忆里必然有“你”，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记忆的社会性。我们虽然直接地生活在当下现实的时空中，但我们所能记忆的内容却早于出生之日，通过家庭、祖辈、学校、社会的力量意识到过去活动的延续，并又通过这些组织展望未来。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都是在场和不在场的世界的融合，个体的记忆因为这种生活场域的融合而具有了社会性。“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活动史，是和社会记忆交织在一起并通过社会记忆的纽带作用得以实现的人的活动史。”⑥
其次，记忆是个体对于过去的有选择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又分为主动主观和被动主观。就主观性而言，它是历史记忆者的主观的意识行为，可以被列为与无意留存史料相对的有意史料。但有“意”而为的史料是否一定失真呢，张秋生通过解读傅斯年的史料观认为，“主体之‘意’能使史料存真，亦会导致史料的失真。……有意史料因故意一定会造成历史的失真，这是极端的看法，他们忽略了故意存真的一面”。⑦作为主体有意“回想”的主动主观可能缘于个体活动的范围、认知的能力、时间的流逝等原因导致记忆失真，但这种“失真”并不是“造伪”，更不能排除有刻意通过回忆“存真”的可能。被动主观是个体迫于群体和政治的压力，不敢或不能说真话而选择性失忆。但历史的真相会被时间揭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一些国家对于二战的选择性记忆，真相并没有通过选择而被忘却。再进一步说，尽管这两种形式的主观记忆与信史存有距离，面对这样的“假”，历史学者要干的事就是在所有可供辨识的史料中去假识真，还原历史。“从记忆材料中抽取意义；把记忆当做是历史实在的一个基础。”①把记忆当做意义和基础使用时，其史料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再次，作为文献文本形式存在的经过考据的史料，其偏向性和主观性同样存在。梁启超批判中国旧史是帝王将相的朝廷史，这种官方治史行为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史料局限性的认识伴随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新史学”而得到深化。治史者对于历史文献的界定扩到过去的“留存”，这种留存中除了实物遗迹以外，更多以各种形式的文本呈现属于“有意”而为的史料。“有意史料为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大凡名流的回忆录、公家的宣传册子，以及肆意颂扬或诋毁的一类文字，绝少不是有意史料”。②文本史料的“有意”表明其同样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历史的真实是第一性的，而文本的真实就是第二性的，两者不能等同，文本所陈述的历史同样不能保证具有绝对客观性。就像鲁滨逊所言，“近世历史家都知道历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而且很不完备的，就是有觉悟的历史家，当他著书的时候，也往往将可疑的不定的事实隐瞒起来。”③但正是这些可疑的不定的被隐去的事实也许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④
最后，当史观下移并由局部趋向整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得到关注，但史家不可能像关注英雄那样去关注每一个民众，更不会有针对单个普通个体的全面客观史料。如此，依靠挖掘芸芸众生中有代表性的个体记忆，抽象浓缩而成时代记忆就显得必要且可靠，个体的感性回忆虽然囿于主观但却是第一手直接资料，个体记忆借助其他史料的旁证凝聚成历史的真实，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治史途径。例如，美国当代历史学者贺萧对中国陕西72位有代表性的农村妇女进行的追忆式的口述访谈，结合有关政策文献、历史遗迹的印证较好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北部农村妇女的生活相貌。⑤相较于“官方记忆”，这些来自民间的、凝聚自个体之中的记忆更接近于“无意史料”。
分析了以上四点，笔者认为个体的主观记忆具有社会性、可信性、直接性等特点，但单凭记忆不足为信史、也不足为证据，有时甚至为认识历史提供了伪证而干扰信证，所以当把记忆作为史料考察时需要借助其他形式史迹、留存的旁证，相互印证的形式愈多愈全，鉴定记忆真伪的能见度也就越高。官方文献文本呈现的史料同样也是史家对历史的“表达”，同样孤证不足为证。就像杜维运所说，“有意史料的价值，是有限度的。无意史料的价值，则未有其比。历史的真相，更需无意史料来表白”。⑥把来自民间的传说、歌谣、风俗、仪礼、文学作品、个人自传、口述回忆等边缘史料纳入记忆的考察范畴，把遗迹、文物、历史空间、影像图片等实物留存作为客观记忆，在“记忆”的统筹下认识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更有利于史者树立整合史觀下的整体史料观。
从广义来讲，记忆是史学的起点，历史被记忆在史料中，史家通过掌握史料还原历史真实。记忆是存在于历史真实和史料真实间的中介，但记忆又是个体的思维活动，个体的意识如何受制于集体，又如何凝聚成集体记忆，进而凝练成历史记忆，其中作为经典的思想文化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文化推动力？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呢？
首先，有必要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两个相对概念进行分析。什么是个体记忆？来看看鲁滨逊所言：“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某时的状况，几乎全靠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①而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并不纯粹是个人凭空的悟性，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听来的，有些是从书本上习得的。“我所知道或不知道的，我所记得或忘记的，总是发生在文化规范、社会组织、家庭动力和个人需求的相互作用中。”②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哈布瓦赫认为，我们所假想的那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灵生活其实是不可能的，任何心灵都受记忆绑架。集体记忆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个体通过共享的记忆实现当下的交流进而凝聚成集体，集体记忆是社会成员间实现弥合的基础。为了论证个体记忆对集体的依赖，哈布瓦赫以家庭为例，认为家庭记忆在每个家庭成员间生发，自从我们意识到成为家庭成员的那天起，有关家庭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思想就植根于每个成员记忆中，不论他们将来是否生活在一起，家庭的集体记忆将伴随终身并在代际间承传。③集体记忆作为群体中每个成员共享的记忆，同样分为主动记忆和被动记忆，其记忆的内容往往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有差异，有时甚至是以集体失忆的方式选择性忘却、掩盖真实的历史，这在一些具有冲突性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我们从相反的路径反观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并非凌驾于个体之上凭空生成，个体也并不是纯粹任集体摆布的思想木偶。当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向整体作通盘考察时，史家要做的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和体会全息的历史，把民众视作普通人而非精英眼中的“草根”。王明珂对这种史观打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把过去的历史场域比作一个夏夜的荷塘，青蛙争鸣，洪亮规律的蛙声最先引起人们注意，被喻成“典范历史”，被忽略的蛙声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被喻成“边缘历史”。整合的历史观就是要研究这蛙声一片，研究荷塘里所有蛙声的和鸣。④依然以这个比喻为例，因为要研究的是“和鸣”，不可能去关注每一个蛙声，但是单个的蛙声怎样构成和鸣？芸芸众生的个体记忆和个人体验是如何让渡给集体形成抽象的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记忆呢？方慧蓉创造的“似事件”和“无事件境”两个概念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记忆是如何抽离出抽象本质的。当民众相似的个体记忆被剥离掉单个事件的具体细节和具体情境时，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内的普通人的个体记忆就被抽象成了内核意义一致的集体记忆。当对这个集体记忆进行历时或共时性的远程传播时，普通人不得不将叙述的权力交给身边掌握舆论优势的意见领袖，并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使记忆得到进一步固化最后形成共识，个体就这样在意见的螺旋式上升传播过程中淹没了自己。换句话说，每一个个体“过着”自己的生活，却把“表达”生活的权利交给了集体。
再次，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区别并不是字面上的“group”和”society”、局部与总体的区别，辨清这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记住过往，建构过去，改变现实，走向未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本质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遗传基因”在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孙德忠认为这种本质力量就是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以社会为主体的记忆，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凝聚、积淀、破译、复活的能动的记忆过程。“社会记忆并不是漂游在社会历史表面的浮萍，而是潜藏在社会历史深层成为其继承性、连续性地运动和自我发展、自己构成自己的‘遗传基因’”。①社会记忆相较于集体记忆，前者是本质的、理性的、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是人类社会现实幕后的一种潜在力量，而后者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是感性的、暂时的，随着群体的变迁而使得记忆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集体记忆终究会汇入社会记忆的洪流。社会记忆相较于历史记忆，前者是一个全时空概念，它记录人类过往并在每一个社会当下停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境中保存、传递、破译、复活，是从实践凝练而出的本质力量推动社会生生不息。历史记忆受限于其前缀词“历史”二字，是对人类过往社会实践的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相互裹挟、彼此拥抱，社会记忆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历史记忆既是对过往的记忆又在现实中被一次次激活，吸附当下的记忆变成新的社会记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再一次成为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远离当下现实没有社会记忆的历史记忆是“死历史”，远离人类过往没有历史记忆的社会记忆是“短社会”，历史记忆不断吸附社会记忆而实现更新，社会记忆不断释放历史记忆而实现长久。 最后，有必要对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个概念做一番比较，以进一步明确记忆的核质究竟是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创造文明的历程，文明背后的驱动力量是文化，中华5000年历史的进步说到底是各种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思想文化的进步。相较于历史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化记忆“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理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②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不是两个完全相对的概念，但是二者存在明显差别。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科学的历史写作属于“冷”回忆范畴，需要据实呈现，历史记忆概念的内涵更广。而文化从其本质概念来说属于意义范畴，约翰·费斯克认为文化是“感觉、意义和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③文化记忆强调一个群体借助文本、文献和各种历史留存进行意义的提炼、复活、再沉淀。以孔子所作《春秋》为例，《春秋》被后世认为其文约其义博，孔子据鲁史作《春秋》用意不仅在叙史，更试图在一个诸侯纷争、外族交患的时代将“大一统”之义植入《春秋》一书，而其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因其“大一統”的思想内核，“中国统一的命运，赖以延续。”④“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记忆的历史”。⑤文化记忆存寄于历史记忆之中，被人类依据不同社会现实进行主观提炼和再生产，正是它将人类从历史深处带向未来。杜维运认为，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春秋》始，褒贬史观出，用历史维护人类文明的深义据此可达，“到达此境界，历史才有真价值”。⑥为了区别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阿斯曼用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对应，认为交流记忆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流布于群体之间，交流记忆类似于集体记忆，交流记忆受文化记忆影响，又可沉淀为文化记忆，只有当交流记忆固化为文化记忆才可能躲到现实的幕后充当历史推手。
记忆一词绝不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狂欢，它受制于集体、社会，受制于历史、文化，但反过来记忆又作用于它们。“个人记忆与被视为社会、集体或历史记忆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离。”①当历史学研究实现“记忆转向”，其实也实现了历史由史实“冷回忆”向意义“热记忆”的转向，实现了历史研究能动性的转向。埃及当代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曾说，“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②人类沐浴着传统从过去走向未来，史家拷问文明源头和发展路向并不是要厚古薄今，而是出于对人类现存状况的现实关切。
为了更好地使过去复活，需要首先审视作为历史的文化记忆沉淀机制和存寄形式。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发端于法国的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得益于20世纪大众媒体的全方位扩展和技术进步，正是媒介的普及使得普通民众的声音得以更好地表达并被历史记忆，那些曾被遗忘的历史真实被媒体挖掘得以重现。文字、声音等信息的介质借助大众媒介的技术优势实现历时和共时全方位时空层面的广泛撒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历史和现实的衔接者。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来暗喻希腊口头文明衰落以后，以文字为传播符号的经典著作是文化新的结晶。“智慧的猫头鹰的飞翔，不仅开始于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而且开启了西方文明的黎明。”③距离和死亡始终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两大障碍，而“有了文字，远方可以和近地说话，死者可以和生者交谈”。④文字作为人类记忆最重要的载体不仅记载历史也改变历史。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认为不同媒介具有时间偏向性或者空间偏向性，固化在大地上的历史陈迹历时久远，承载着过去走向未来且具有时间偏向性，而统一的文字、撒向空中的无线电波具有空间偏向性。“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⑤而这取决于记录和传播文明的媒介。历史上有影响的帝国一定是善于利用媒介承继和传播文明的帝国。以中国文明为例，秦王朝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路同轨，统一度量衡，书、路、度量衡说到底都是人类交往的媒介，倚重空间偏向性，秦王朝疆域的扩大得益于这些交往媒介。但帝国的长治需要借助于时间记忆的媒介和空间偏向的媒介的恰当平衡，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使得思想文化的历时性传承出现了断崖，短命是其归宿。汉代以后，书写工具的进步、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便于确立儒家经典地位并向后世传扬。以后历朝历代大凡较好地实现疆域扩张和朝代更迭的都是综合利用多种媒介平衡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记忆。
在人类文化的记忆史上，文字的出现促发文明的飞速进步，但在文字出现之前甚或在文字出现之后，作为口头记忆手段的传说、歌谣等同样也是人类文化记忆的载体。口传记忆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和传递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但记忆的生成演化逻辑同样是遵循由个体到群体，由具象到抽象的意义凝练过程。正如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所言，“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⑥如果说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的呓语，是人类文化记忆的源泉，在文字出现以后一直延续存在的传说、歌谣却是普通民众舆情的反应，是精英掌控的叙史逻辑下失声的平民在历史的长夜里留下的一道道可供后人解读的光束。传说中隐喻历史真实，这方面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顾颉刚对于孟姜女传说的考证，几经朝代更迭，孟姜女的故事，虽然离真实元故事愈来愈远，但叠加其上的信息蕴含的意义却也足够珍贵。传说的制造和传播过程是一种民意和社情的裹挟演绎过程，传说背后隐藏了历史的真实。赵世瑜考证了东南沿海关于农历三月十九是太阳生日的传说，发现这个看似荒诞的传说背后隐含着的是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也有历史学者考证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隐喻的移民记忆、沈万三传说背后折射的明初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等。传说就是这样徘徊在真理与谬误、事实与虚构之间，满载着偏心、爱憎、恐惧和热望被一代代人记忆累加改造翻新，等待着历史学者去对照着其他证据，从传说里寻找历史真相。和传说一样承载民众记忆和社情民意的另一种口头记忆载体是古代谣谚。 人类文化记忆的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各种节庆礼仪。如阿斯曼所言，“在无文字社会中，除了亲自参加聚会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使集体成员获取文化记忆，而聚会需要理由：节日。节日和仪礼定期举行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①节日仪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重复，而重复意味着延续过去，这种延续不仅是形式的表达性记忆，也是意义的创造性生产与传播。康纳顿在论及社会如何记忆时认为，虽然与神话相比仪式的变化潜力明显要小，但“其构成的细节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或在内容和意义上有所变化”。②以中国最为传统的节日——春节为例，这个延续2000多年的岁时节日源于对农耕计时和祈祷丰收、祝祭祈年的初衷，在后世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吸附新的历史记忆，有了敦亲祭祖、合家团圆、娱乐狂欢等内涵。春节记忆农耕文明的初始，从最初的祭神驱鬼原始宗教信仰演化为贵人伦、重親情的极具人文内涵的节庆，重复的节庆活动中人们通过饮食、服饰、歌舞、图像等进行符号意义的强化，堪称文化的记忆场。这种场结构不仅在节庆活动举办的当时通过意义的空间，传播强化群体的文化认同以区别于其他，也穿越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认同最重要的标志符号之一。对于当今生活在海外的中华儿女，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华传统节日期间的自我民族文化认同感会得到一次次巩固加深。节庆礼仪的传统力量强大与否，取决于它在群体意识里的活跃程度，越是活跃的节庆越能唤醒群体的集体思考和行为，越能激起群体的文化认同。节庆记忆的内涵需要历史学者进一步挖掘传播，通过实践激活那些沉睡在文献里的文本让节庆更有文化。“一个文本距离人们铭记心间的可能性越远，即尘封在资料库里，那么这个文本就越发变成了一个空壳，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座坟墓。”③因为尘封的知识与未知没有两样。
人类的记忆从实践中来又反哺于实践，每一次激活都是新的沉淀，每一次沉淀都深刻烙上当下时代的印记。人类的历史文化记忆记录历史也改变历史并在历史中改变自身。在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中，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可谓是人类精神的宝库之一。儒家思想发端于孔子之前，经先秦熔铸到西汉一统，唐时与释道交融，再到直至宋时发展成为顶极一时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宋明儒学，期间几经意义沉淀、扬弃、激活，每一次记忆的唤醒都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联系。这里我们借用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观点来对记忆的沉浮作进一步解释。胡塞尔认为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中作为历史的“观念”包括“原初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两个阶段，他用S表示基底对象，P表示经过“意义增值”以后的S，“从S到P之间的过渡中，也就是基底对象S不断意义增值和自身丰富化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不断进行下去，S在不断丰富自身后就会存在一种意义积淀的问题”。①而且“观念”在“意义积淀”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被“意义遮蔽”。“历史具有观念本质，同时，观念本质也是有历史的”，②而“意义是建立在意义之上的，较早的意义就在有效性方面将某种东西传给较后的意义，它甚至以某种方式加入到较后的意义中；因此，在精神构造物中，没有任何构造成分是独立的，因此也没有任何构造成分能够直接地被激活。”③用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视角来审视儒家思想，就会发现，其正是在不断地从“意义增值”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原初意义”，历经两千多年循环往复地在新的“意义积淀”层面上不断被“激活”被“遮蔽”，从而不断实现“意义增值”，成为对中国社会甚至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东方主流文化思想体系。这印证了海德格尔的名言“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思考着同一件事”，我们走不出先贤的阴影，但我们正是在阴影中找寻光明。
记忆本是个体的意识活动，但因为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人的记忆的多元性，记忆从个体的memory（回忆）出发落脚于群体和社会的文化层面的remember（记住）。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体现在历史资料的考察运用中，还体现在历史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紧密互动中。考察作为历史的记忆生成机制是为了通过厘清来路而发现去路。历史的记忆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由具象到抽象的本质真实的凝练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文本、再到意义的提炼过程。史家要激活记忆就要用审视的眼光从抽象中发现具体，进而还原故事真实和细节真实，使文物、遗迹、文字活起来，实现从意义到文本再到实践的逆向激活。在记忆提炼和激活的过程中离不开媒介的记录和推动，历史学者的考证解读借助媒介的传播活动将历史知识和文化记忆变成交往记忆再次反向植入个体记忆，只有这样基于文化自知前提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总体目标才有可能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得以实现。
【作者简介】束秀芳，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9-0065-08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文物、遗产、文字都是承载人类历史文化记忆的史迹，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激活文化基因，首先要找到基因存忆遗传的机制，解开“存”的密码，这是摆在当下历史学者面前的一道紧迫任务，也正是梁启超先生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论及史之意义时给史家提出的任务，“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状，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①使僵迹活化，让过去之情状再现于今日，就要树立整体史观，整合使用包括各种记忆形式留存的各类史料。
作为心理学专有名词的记忆一词自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史学界引入历史研究的知识场域，记忆既关涉个体心理层面，又关涉社会心理层面，个体记忆不可能逃离社会情境成为心理真空，记忆具有社会意义，这早已成为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共识。但记忆一词与历史学的关系却既亲密又疏离，剪不断理还乱。历史是关乎往人往言的留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过去”的场域的再现，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这种似乎是常识的认知却充满悖论。历史与记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作为记忆的历史及其史料的价值如何认定？诸此等等，都是自法国兴起的以“记忆的转向”为显象的“新史学”所孜孜追问的。这股史学新思潮在国内的流衍是在20世纪末期，经过近20年的探索，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理论开拓和实证诠释都取得不俗进展。笔者自踹才识短浅，仅就关涉记忆的几个概念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和留存形式作一点探索性的阐释。
赵世瑜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新旧史学观交替，由“自上而下”看历史逐渐转向“自下而上”看历史，进而在21世纪初发展为上下全面看历史的整合历史观。②这样一场史界革命发轫于梁启超《新史学》一书的发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旧史学之“四知四不知”时，就已经给史学研究以四个方面的出路，即要知国家、知群体、知今务、知理想，也即知原理知规律。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用“整体史观”来说明历史研究之要旨，但他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③依筆者之理解，社会的生活即为当下的现实的生活，时代的生活即为过去延续而来的向未来延续而去的历史的生活。要了解历史的生活，仅靠观朝廷、观英雄、观少数人的思想动作，显然是不可能呈现全貌的。无论是作史还是读史，梁启超认为要重视背景，“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意背景”。①笔者认为这里的“背景”一词正是梁启超整体史观的思想体现。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梁氏的整体史观倡导的是进化论思想，主张通过历史的研究发现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这样的整体史观与当下历史学界倡导的以社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整体与部分之间协同互动关系，及其背后驱动因素等为主旨的历史观不尽相同。但二者在历史研究的眼光下移，摆脱单方面的官僚史、上层史，面向民众史、下层史的旨趣却是相同的。要在历史中找到我们自己，找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不仅关乎史观，也关乎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要树立整体史观下的史料整合观。
治史者总想搜集真而全的史料，但旧史之史料多记述上层精英，其读者也多为贵族或官宦之具有文字识读能力的人，且不论那些写在文献上、刻在墓碑上的文字资料之真假，仅就是否全面这一方面来说显然是欠缺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谈到地方专史的治史方法时说，要“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②他的这一治史主张在其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那里得到践行。来自地方底层的史料通常不在官史之列，以民间记忆的方式留存。历史是关于过去社会的全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梁启超曾用进化的视角论及记忆，“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物种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③记忆一词的元内涵源于心理层面，是个体的主观内在的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意识。当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史学界移植于历史研究领域后，关于记忆与历史关系的论辩始终没有停息。赞成方面偏向于从广义理解记忆，强调记忆的“过去性”，认为“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④反对方面偏向于从狭义理解记忆，反对记忆的“主观性”，认为“真正的历史与对记忆的延续相去甚远，它几乎与记忆对立”。⑤不同个体的记忆就像是一场竞赛，一个群体这样记忆，另一个群体那样记忆。笔者认为记忆是对过去世界的感知和回放，这种回放和感知既可以是有意而为，亦可以无意留存，就像史料中的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记忆也分为主观记忆和客观记忆，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历史记忆。考虑到史学界对记忆主观性的反对意见比较明显，以下从四个方面谈谈对记忆主观性的理解。
首先，记忆的元概念是指个体对过去的“回想”，是个体的内在意识活动，但个体的意识不能脱离社会而真空般地存在，因为人的本性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是生存的前提，“我”的记忆里必然有“你”，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记忆的社会性。我们虽然直接地生活在当下现实的时空中，但我们所能记忆的内容却早于出生之日，通过家庭、祖辈、学校、社会的力量意识到过去活动的延续，并又通过这些组织展望未来。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都是在场和不在场的世界的融合，个体的记忆因为这种生活场域的融合而具有了社会性。“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活动史，是和社会记忆交织在一起并通过社会记忆的纽带作用得以实现的人的活动史。”⑥
其次，记忆是个体对于过去的有选择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又分为主动主观和被动主观。就主观性而言，它是历史记忆者的主观的意识行为，可以被列为与无意留存史料相对的有意史料。但有“意”而为的史料是否一定失真呢，张秋生通过解读傅斯年的史料观认为，“主体之‘意’能使史料存真，亦会导致史料的失真。……有意史料因故意一定会造成历史的失真，这是极端的看法，他们忽略了故意存真的一面”。⑦作为主体有意“回想”的主动主观可能缘于个体活动的范围、认知的能力、时间的流逝等原因导致记忆失真，但这种“失真”并不是“造伪”，更不能排除有刻意通过回忆“存真”的可能。被动主观是个体迫于群体和政治的压力，不敢或不能说真话而选择性失忆。但历史的真相会被时间揭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一些国家对于二战的选择性记忆，真相并没有通过选择而被忘却。再进一步说，尽管这两种形式的主观记忆与信史存有距离，面对这样的“假”，历史学者要干的事就是在所有可供辨识的史料中去假识真，还原历史。“从记忆材料中抽取意义；把记忆当做是历史实在的一个基础。”①把记忆当做意义和基础使用时，其史料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再次，作为文献文本形式存在的经过考据的史料，其偏向性和主观性同样存在。梁启超批判中国旧史是帝王将相的朝廷史，这种官方治史行为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史料局限性的认识伴随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新史学”而得到深化。治史者对于历史文献的界定扩到过去的“留存”，这种留存中除了实物遗迹以外，更多以各种形式的文本呈现属于“有意”而为的史料。“有意史料为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大凡名流的回忆录、公家的宣传册子，以及肆意颂扬或诋毁的一类文字，绝少不是有意史料”。②文本史料的“有意”表明其同样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历史的真实是第一性的，而文本的真实就是第二性的，两者不能等同，文本所陈述的历史同样不能保证具有绝对客观性。就像鲁滨逊所言，“近世历史家都知道历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而且很不完备的，就是有觉悟的历史家，当他著书的时候，也往往将可疑的不定的事实隐瞒起来。”③但正是这些可疑的不定的被隐去的事实也许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④
最后，当史观下移并由局部趋向整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得到关注，但史家不可能像关注英雄那样去关注每一个民众，更不会有针对单个普通个体的全面客观史料。如此，依靠挖掘芸芸众生中有代表性的个体记忆，抽象浓缩而成时代记忆就显得必要且可靠，个体的感性回忆虽然囿于主观但却是第一手直接资料，个体记忆借助其他史料的旁证凝聚成历史的真实，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治史途径。例如，美国当代历史学者贺萧对中国陕西72位有代表性的农村妇女进行的追忆式的口述访谈，结合有关政策文献、历史遗迹的印证较好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北部农村妇女的生活相貌。⑤相较于“官方记忆”，这些来自民间的、凝聚自个体之中的记忆更接近于“无意史料”。
分析了以上四点，笔者认为个体的主观记忆具有社会性、可信性、直接性等特点，但单凭记忆不足为信史、也不足为证据，有时甚至为认识历史提供了伪证而干扰信证，所以当把记忆作为史料考察时需要借助其他形式史迹、留存的旁证，相互印证的形式愈多愈全，鉴定记忆真伪的能见度也就越高。官方文献文本呈现的史料同样也是史家对历史的“表达”，同样孤证不足为证。就像杜维运所说，“有意史料的价值，是有限度的。无意史料的价值，则未有其比。历史的真相，更需无意史料来表白”。⑥把来自民间的传说、歌谣、风俗、仪礼、文学作品、个人自传、口述回忆等边缘史料纳入记忆的考察范畴，把遗迹、文物、历史空间、影像图片等实物留存作为客观记忆，在“记忆”的统筹下认识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更有利于史者树立整合史觀下的整体史料观。
从广义来讲，记忆是史学的起点，历史被记忆在史料中，史家通过掌握史料还原历史真实。记忆是存在于历史真实和史料真实间的中介，但记忆又是个体的思维活动，个体的意识如何受制于集体，又如何凝聚成集体记忆，进而凝练成历史记忆，其中作为经典的思想文化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文化推动力？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呢？
首先，有必要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两个相对概念进行分析。什么是个体记忆？来看看鲁滨逊所言：“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某时的状况，几乎全靠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①而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并不纯粹是个人凭空的悟性，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听来的，有些是从书本上习得的。“我所知道或不知道的，我所记得或忘记的，总是发生在文化规范、社会组织、家庭动力和个人需求的相互作用中。”②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哈布瓦赫认为，我们所假想的那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灵生活其实是不可能的，任何心灵都受记忆绑架。集体记忆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个体通过共享的记忆实现当下的交流进而凝聚成集体，集体记忆是社会成员间实现弥合的基础。为了论证个体记忆对集体的依赖，哈布瓦赫以家庭为例，认为家庭记忆在每个家庭成员间生发，自从我们意识到成为家庭成员的那天起，有关家庭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思想就植根于每个成员记忆中，不论他们将来是否生活在一起，家庭的集体记忆将伴随终身并在代际间承传。③集体记忆作为群体中每个成员共享的记忆，同样分为主动记忆和被动记忆，其记忆的内容往往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有差异，有时甚至是以集体失忆的方式选择性忘却、掩盖真实的历史，这在一些具有冲突性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我们从相反的路径反观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并非凌驾于个体之上凭空生成，个体也并不是纯粹任集体摆布的思想木偶。当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向整体作通盘考察时，史家要做的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和体会全息的历史，把民众视作普通人而非精英眼中的“草根”。王明珂对这种史观打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把过去的历史场域比作一个夏夜的荷塘，青蛙争鸣，洪亮规律的蛙声最先引起人们注意，被喻成“典范历史”，被忽略的蛙声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被喻成“边缘历史”。整合的历史观就是要研究这蛙声一片，研究荷塘里所有蛙声的和鸣。④依然以这个比喻为例，因为要研究的是“和鸣”，不可能去关注每一个蛙声，但是单个的蛙声怎样构成和鸣？芸芸众生的个体记忆和个人体验是如何让渡给集体形成抽象的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记忆呢？方慧蓉创造的“似事件”和“无事件境”两个概念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记忆是如何抽离出抽象本质的。当民众相似的个体记忆被剥离掉单个事件的具体细节和具体情境时，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内的普通人的个体记忆就被抽象成了内核意义一致的集体记忆。当对这个集体记忆进行历时或共时性的远程传播时，普通人不得不将叙述的权力交给身边掌握舆论优势的意见领袖，并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使记忆得到进一步固化最后形成共识，个体就这样在意见的螺旋式上升传播过程中淹没了自己。换句话说，每一个个体“过着”自己的生活，却把“表达”生活的权利交给了集体。
再次，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区别并不是字面上的“group”和”society”、局部与总体的区别，辨清这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记住过往，建构过去，改变现实，走向未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本质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遗传基因”在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孙德忠认为这种本质力量就是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以社会为主体的记忆，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凝聚、积淀、破译、复活的能动的记忆过程。“社会记忆并不是漂游在社会历史表面的浮萍，而是潜藏在社会历史深层成为其继承性、连续性地运动和自我发展、自己构成自己的‘遗传基因’”。①社会记忆相较于集体记忆，前者是本质的、理性的、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是人类社会现实幕后的一种潜在力量，而后者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是感性的、暂时的，随着群体的变迁而使得记忆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集体记忆终究会汇入社会记忆的洪流。社会记忆相较于历史记忆，前者是一个全时空概念，它记录人类过往并在每一个社会当下停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境中保存、传递、破译、复活，是从实践凝练而出的本质力量推动社会生生不息。历史记忆受限于其前缀词“历史”二字，是对人类过往社会实践的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相互裹挟、彼此拥抱，社会记忆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历史记忆既是对过往的记忆又在现实中被一次次激活，吸附当下的记忆变成新的社会记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再一次成为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远离当下现实没有社会记忆的历史记忆是“死历史”，远离人类过往没有历史记忆的社会记忆是“短社会”，历史记忆不断吸附社会记忆而实现更新，社会记忆不断释放历史记忆而实现长久。 最后，有必要对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个概念做一番比较，以进一步明确记忆的核质究竟是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创造文明的历程，文明背后的驱动力量是文化，中华5000年历史的进步说到底是各种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思想文化的进步。相较于历史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化记忆“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理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②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不是两个完全相对的概念，但是二者存在明显差别。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科学的历史写作属于“冷”回忆范畴，需要据实呈现，历史记忆概念的内涵更广。而文化从其本质概念来说属于意义范畴，约翰·费斯克认为文化是“感觉、意义和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③文化记忆强调一个群体借助文本、文献和各种历史留存进行意义的提炼、复活、再沉淀。以孔子所作《春秋》为例，《春秋》被后世认为其文约其义博，孔子据鲁史作《春秋》用意不仅在叙史，更试图在一个诸侯纷争、外族交患的时代将“大一统”之义植入《春秋》一书，而其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因其“大一統”的思想内核，“中国统一的命运，赖以延续。”④“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记忆的历史”。⑤文化记忆存寄于历史记忆之中，被人类依据不同社会现实进行主观提炼和再生产，正是它将人类从历史深处带向未来。杜维运认为，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春秋》始，褒贬史观出，用历史维护人类文明的深义据此可达，“到达此境界，历史才有真价值”。⑥为了区别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阿斯曼用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对应，认为交流记忆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流布于群体之间，交流记忆类似于集体记忆，交流记忆受文化记忆影响，又可沉淀为文化记忆，只有当交流记忆固化为文化记忆才可能躲到现实的幕后充当历史推手。
记忆一词绝不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狂欢，它受制于集体、社会，受制于历史、文化，但反过来记忆又作用于它们。“个人记忆与被视为社会、集体或历史记忆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离。”①当历史学研究实现“记忆转向”，其实也实现了历史由史实“冷回忆”向意义“热记忆”的转向，实现了历史研究能动性的转向。埃及当代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曾说，“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②人类沐浴着传统从过去走向未来，史家拷问文明源头和发展路向并不是要厚古薄今，而是出于对人类现存状况的现实关切。
为了更好地使过去复活，需要首先审视作为历史的文化记忆沉淀机制和存寄形式。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发端于法国的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得益于20世纪大众媒体的全方位扩展和技术进步，正是媒介的普及使得普通民众的声音得以更好地表达并被历史记忆，那些曾被遗忘的历史真实被媒体挖掘得以重现。文字、声音等信息的介质借助大众媒介的技术优势实现历时和共时全方位时空层面的广泛撒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历史和现实的衔接者。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来暗喻希腊口头文明衰落以后，以文字为传播符号的经典著作是文化新的结晶。“智慧的猫头鹰的飞翔，不仅开始于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而且开启了西方文明的黎明。”③距离和死亡始终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两大障碍，而“有了文字，远方可以和近地说话，死者可以和生者交谈”。④文字作为人类记忆最重要的载体不仅记载历史也改变历史。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认为不同媒介具有时间偏向性或者空间偏向性，固化在大地上的历史陈迹历时久远，承载着过去走向未来且具有时间偏向性，而统一的文字、撒向空中的无线电波具有空间偏向性。“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⑤而这取决于记录和传播文明的媒介。历史上有影响的帝国一定是善于利用媒介承继和传播文明的帝国。以中国文明为例，秦王朝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路同轨，统一度量衡，书、路、度量衡说到底都是人类交往的媒介，倚重空间偏向性，秦王朝疆域的扩大得益于这些交往媒介。但帝国的长治需要借助于时间记忆的媒介和空间偏向的媒介的恰当平衡，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使得思想文化的历时性传承出现了断崖，短命是其归宿。汉代以后，书写工具的进步、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便于确立儒家经典地位并向后世传扬。以后历朝历代大凡较好地实现疆域扩张和朝代更迭的都是综合利用多种媒介平衡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记忆。
在人类文化的记忆史上，文字的出现促发文明的飞速进步，但在文字出现之前甚或在文字出现之后，作为口头记忆手段的传说、歌谣等同样也是人类文化记忆的载体。口传记忆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和传递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但记忆的生成演化逻辑同样是遵循由个体到群体，由具象到抽象的意义凝练过程。正如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所言，“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⑥如果说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的呓语，是人类文化记忆的源泉，在文字出现以后一直延续存在的传说、歌谣却是普通民众舆情的反应，是精英掌控的叙史逻辑下失声的平民在历史的长夜里留下的一道道可供后人解读的光束。传说中隐喻历史真实，这方面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顾颉刚对于孟姜女传说的考证，几经朝代更迭，孟姜女的故事，虽然离真实元故事愈来愈远，但叠加其上的信息蕴含的意义却也足够珍贵。传说的制造和传播过程是一种民意和社情的裹挟演绎过程，传说背后隐藏了历史的真实。赵世瑜考证了东南沿海关于农历三月十九是太阳生日的传说，发现这个看似荒诞的传说背后隐含着的是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也有历史学者考证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隐喻的移民记忆、沈万三传说背后折射的明初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等。传说就是这样徘徊在真理与谬误、事实与虚构之间，满载着偏心、爱憎、恐惧和热望被一代代人记忆累加改造翻新，等待着历史学者去对照着其他证据，从传说里寻找历史真相。和传说一样承载民众记忆和社情民意的另一种口头记忆载体是古代谣谚。 人类文化记忆的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各种节庆礼仪。如阿斯曼所言，“在无文字社会中，除了亲自参加聚会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使集体成员获取文化记忆，而聚会需要理由：节日。节日和仪礼定期举行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①节日仪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重复，而重复意味着延续过去，这种延续不仅是形式的表达性记忆，也是意义的创造性生产与传播。康纳顿在论及社会如何记忆时认为，虽然与神话相比仪式的变化潜力明显要小，但“其构成的细节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或在内容和意义上有所变化”。②以中国最为传统的节日——春节为例，这个延续2000多年的岁时节日源于对农耕计时和祈祷丰收、祝祭祈年的初衷，在后世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吸附新的历史记忆，有了敦亲祭祖、合家团圆、娱乐狂欢等内涵。春节记忆农耕文明的初始，从最初的祭神驱鬼原始宗教信仰演化为贵人伦、重親情的极具人文内涵的节庆，重复的节庆活动中人们通过饮食、服饰、歌舞、图像等进行符号意义的强化，堪称文化的记忆场。这种场结构不仅在节庆活动举办的当时通过意义的空间，传播强化群体的文化认同以区别于其他，也穿越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认同最重要的标志符号之一。对于当今生活在海外的中华儿女，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华传统节日期间的自我民族文化认同感会得到一次次巩固加深。节庆礼仪的传统力量强大与否，取决于它在群体意识里的活跃程度，越是活跃的节庆越能唤醒群体的集体思考和行为，越能激起群体的文化认同。节庆记忆的内涵需要历史学者进一步挖掘传播，通过实践激活那些沉睡在文献里的文本让节庆更有文化。“一个文本距离人们铭记心间的可能性越远，即尘封在资料库里，那么这个文本就越发变成了一个空壳，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座坟墓。”③因为尘封的知识与未知没有两样。
人类的记忆从实践中来又反哺于实践，每一次激活都是新的沉淀，每一次沉淀都深刻烙上当下时代的印记。人类的历史文化记忆记录历史也改变历史并在历史中改变自身。在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中，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可谓是人类精神的宝库之一。儒家思想发端于孔子之前，经先秦熔铸到西汉一统，唐时与释道交融，再到直至宋时发展成为顶极一时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宋明儒学，期间几经意义沉淀、扬弃、激活，每一次记忆的唤醒都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联系。这里我们借用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观点来对记忆的沉浮作进一步解释。胡塞尔认为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中作为历史的“观念”包括“原初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两个阶段，他用S表示基底对象，P表示经过“意义增值”以后的S，“从S到P之间的过渡中，也就是基底对象S不断意义增值和自身丰富化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不断进行下去，S在不断丰富自身后就会存在一种意义积淀的问题”。①而且“观念”在“意义积淀”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被“意义遮蔽”。“历史具有观念本质，同时，观念本质也是有历史的”，②而“意义是建立在意义之上的，较早的意义就在有效性方面将某种东西传给较后的意义，它甚至以某种方式加入到较后的意义中；因此，在精神构造物中，没有任何构造成分是独立的，因此也没有任何构造成分能够直接地被激活。”③用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视角来审视儒家思想，就会发现，其正是在不断地从“意义增值”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原初意义”，历经两千多年循环往复地在新的“意义积淀”层面上不断被“激活”被“遮蔽”，从而不断实现“意义增值”，成为对中国社会甚至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东方主流文化思想体系。这印证了海德格尔的名言“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思考着同一件事”，我们走不出先贤的阴影，但我们正是在阴影中找寻光明。
记忆本是个体的意识活动，但因为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人的记忆的多元性，记忆从个体的memory（回忆）出发落脚于群体和社会的文化层面的remember（记住）。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体现在历史资料的考察运用中，还体现在历史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紧密互动中。考察作为历史的记忆生成机制是为了通过厘清来路而发现去路。历史的记忆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由具象到抽象的本质真实的凝练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文本、再到意义的提炼过程。史家要激活记忆就要用审视的眼光从抽象中发现具体，进而还原故事真实和细节真实，使文物、遗迹、文字活起来，实现从意义到文本再到实践的逆向激活。在记忆提炼和激活的过程中离不开媒介的记录和推动，历史学者的考证解读借助媒介的传播活动将历史知识和文化记忆变成交往记忆再次反向植入个体记忆，只有这样基于文化自知前提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总体目标才有可能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得以实现。
【作者简介】束秀芳，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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