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世纪》周刊的后续报道，央视《达芬奇密码》的报道似乎看起来遵循的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结论、再去找论据的制作手法，的确，在如今各行各业普遍弥漫不诚信风气的社会大环境之下，部分企业嚣张的造假气焰总让媒体在打假取证过程中屡遭困境。但是“先入为主”、“为了结论而结论”的不谨慎方式和草率态度使报道有着无法掩盖的硬伤，即使在报道出来的前期获得一定的打假成效，但只要经受不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考量，到最后只能是媒体自尝苦果，沦为笑柄。以下就是此次达芬奇事件中，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2》两个专题中出现的几处让达芬奇公司以及全国观众质疑的地方，可见：“打假要用功、质疑需谨慎”，切勿在观众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既然是监督企业诚信经营，那么媒体自身首先要恪守诚信本分，不让被“打假”的商家有还手之力，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央视报道的三个疑点
　　疑点一：
　　央视《达芬奇密码》报道中驻意大利记者在卡布丽缇家具原产地意大利坎图镇的报道，这位记者对着话筒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卡布丽缇是意大利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生产卡布丽缇品牌家具，据掌门人卡布丽缇先生介绍，那张售价30万元的双人床，床头的雕花是由一种特殊的树脂制造，并非实物雕刻。接下来画外音进一步解释：据卡布丽缇先生介绍，达芬奇每年都会从卡布丽缇采购一些家具，此外不愿意提供更多情况。然后这段来自意大利的报道就完全没有了，所谓“掌门人卡布丽缇先生”根本就没有出镜。网友称这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实际上，这位记者确实采访了掌门人卡布丽缇先生，这段采访还被意大利人录下来了（财新网已披露）。记者先是给意大利人看了一些卡布丽缇家具照片，并说这些家具是中国国内仿造的。但卡布丽缇先生辨认后指出，这些家具是自己工厂生产的。然后，记者开始震惊了，用中文给国内的同事打电话，他根本没搞明白后方同事卖的是什么药。然而，在后来央视的报道中，这段真实的采访记录被节目去掉了。
　　疑点二：
　　央视记者在暗访东莞长丰家具公司时采访了“总经理”彭杰，这位“总经理”向节目组提供了许多长丰家具与达芬奇往来、以及达芬奇家居本身的信息，侃侃而谈确实是一副老板的样子。然而，在《达芬奇密码2》中，出现了“东莞长丰家具厂法人代表”黄文聪，事实上，黄文聪才是长丰家具的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而彭杰只是一个跑单的业务员，俗称“业务经理”，央视记者在调查中不可能连这两个人的具体职务都没弄明白，他们之所以在制作这期报道时将重要的举证人彭杰的身份标注为“总经理”，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认为“总经理”说话比“业务员”说话分量更重，更能让观众信服。其实彭杰作为东莞长丰家具公司实打实的业务经理，他介绍一些自己公司与达芬奇公司的业务往来，是很能站得住脚的，因为他也是这些业务的具体经手人，央视在报道中硬生生地给他冠名为整个长丰家具公司的“总经理”，确有虚张声势，画蛇添足之嫌。
　　疑点三：
　　在央视《达芬奇密码》中提到：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达芬奇公司为了掩盖它们从长丰公司购进家具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它们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流程，对双方的交易过程严格保密，双方还专门设定了专用电话、传真，同时指派专人进行沟通和联络。还有这样一个细节：达芬奇公司给长丰公司的“预付款明细账”显示，达芬奇公司声称从长丰公司购买的是布板、挂架等小部件，而不是家具。长丰公司的负责人说，其实达芬奇公司从它们这里购买的就是家具，只不过在账上不敢写明，主要就是害怕暴露它们销售的所谓“洋品牌”天价家具国内制造的真相。
　　那么达芬奇公司从长丰公司购买的到底是后来被达芬奇公司标榜为“100%意大利进口”的家具，还是达芬奇家居店内的布板和展架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达芬奇密码》中呈现的是布板和挂架预付款明细账，显然央视记者已经是迫不及待地“过度”阐释，说这是被达芬奇公司掩盖的假象，那么，为什么观众看到的只是记者经过揣测的言论而不是进一步的调查和进一步的取证呢？
　　记者敲诈与 “掮客” 公关
　　在诡异的“达芬奇案中案”中，除去当事主角《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李文学被举证曾向达芬奇家居索要100万元人民币之外，另外一个神秘的人物也跃入了公众的视野——他就是被称为“掮客”的崔斌。在目前已公开的录音里，这位潘庄秀华口中的“崔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达芬奇的危机公关，很大一部分与这位“崔总”有直接的联系。
　　“崔总”的身份大有来头——既是某香港上市公司总裁，还在多家国内媒体担任过高层职务，“在京城媒体圈能量巨大”。而更详细的报道则指出，崔斌正是京华时报社总经理。前不久，《京华时报》颁布2011年度公益大奖，蒙牛乳业与“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卢俊卿之女卢星宇当选。
　　从各大媒体披露的崔斌的背景很明显能够看出，“崔总”做公关讹诈这一行，已经相当纯熟了，要说崔斌犯下了什么错误，那大概就是没想到已经“六神无主”的潘庄秀 华把通话和会面录了音，并且这位倔强的新加坡人还胆敢冒着自曝家丑的风险把录音公布出来，使得丑行曝了光。
　　1月6日，崔斌被免去了京华时报总经理职位，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要想全面救赎整个中国媒体的信誉，开掉一个崔斌还远远不足够。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危机公关与媒体行业之间暗涌的“潜规则”与利益链条，已不单纯是触及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是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
　　2006年就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李凌敲诈案”，可谓记者敲诈受到法律制裁的经典案例。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李凌曾以中国投诉网记者的身份，以将要在多家媒体报道对“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有负面影响的文章相威胁，向该公司“狮子大开口”般地索要了人民币380万元，结果在索得10万元正欲离开之际被当场抓获。最后李凌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当时法院的判决书中还提到一位叫李文学的证人，在该案中提供了证言、证据。而据该案的举报人、民间维权人士徐祥的说法，李文学就是《达芬奇密码》的责任记者李文学，他也是该案的涉案者，曾被警察问询过，不过最后还是全身而退。
　　此次《达芬奇案中案》曝光之后，记者李文学虽发表严正声明称自己一未敲诈、二未勾结陷害，但具体事实仍处于迷雾之中。中山大学的传播学者张志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称，达芬奇案中案反映了中国媒体界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只要有负面新闻，企业就会雇佣公关公司来购买广告或者贿赂记者以此压下消息。这也让记者或媒体有了敲诈或者收取高额保护费的机会，连中央电视台这种国家重量级媒体也不例外，许多调查记者呕心沥血建立的媒体信誉往往就是被这些潜规则给败坏掉了，而崔斌式的主动公关更是g给行业信誉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类似情况的监管力度非常不够，而且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才导致一些投机分子有机可乘。所以，目前不仅是中国媒体加强行业自律迫在眉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约束力，也是迫在眉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