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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学领域的“中国理论”，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系统化和现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新体系、新内容的内涵与意义，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创建、发展与完善，特别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甚为重要。
关键词：现代管理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华文化；辛亥革命；毛泽东；核心范畴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1-0024-06
通常认为，现代管理学是西方泊来之学，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组建管理学院和开设管理学课程或许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事情；已有的管理学教材又往往将弗雷德里克·泰罗（美）、亨利·法约尔（法）和马克斯·韦伯（德）视为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创始者”；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成为教学内容的基本范式，一般局限于企业管理的大致范围之内，或者是微观管理理论的拓展版，或者涉及一些管理实践方面的局部性、应用性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管理理论和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动活泼、颇有特色、别具风格的管理经验及其系统概括与理论总结被排斥于高校的一系列教材和课程教学之外，现代管理学领域既无“中国理论”，也没有“中国声音”，令人不解，甚是诧异！
2011年10月在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欣闻王毅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之后在山东大学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的研讨会上，欣慰得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要素已经成形。笔者作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主编欣然同意向王毅武教授慎重约稿，希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原创性论文能够在河北经贸大学的学报上设专栏率先发表。
时光真快，至今三年多过去了，《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已连续发表了10余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术论文，从而已基本构建出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学术创新系统呈现，可谓别开生面，另具一格，实在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创建过程中的新学科，“是研究与阐述关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条件、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科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核心范畴、理论主线、基本原则以及现代管理的传导与配置的模式、方式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与创新的基本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结构、理论构建、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等重要方面，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世人皆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灿烂瑰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十三亿多人口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立，既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蕴含着独特与宝贵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是现代管理学领域的“中国理论”与“中国声音”①。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立，也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系统化和现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该学科特定的环境与需求，包括其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学科三要素”。确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并对其依据（国情与哲学基础）进行论证和阐述，是从事学科研究的基础；明确研究此学科需要完成的任务，可以使研究过程更具目的性，从而体现并实现社会需求；一定的、合适的、有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的细致、深刻、科学与适用。
相对于学科的研究任务与方法，研究对象是具有决定性的基础项。毋庸置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是由特定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相应国情基础变化导致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决定的。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是管理活动的承担者，任何管理理论都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现。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看，其基本内容是中华民族认识、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念、思想、理论与学说，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然而其研究上限并不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为分野，而是要上溯到辛亥革命，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历史特点决定的。首先，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管理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管理思想史不同阶段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客观依据；其次，从中国的具体国情考虑，当时主流的管理思想，包括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管理思想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管理思想，显然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就属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范畴。此外，管理史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一个是物质或实践的，一个是精神或理论的，两者密切关联，但不能否认后者的相对独立性，既可能超前，也可以滞后。虽然人们对自己所经历或观察到的管理活动或思想会表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归纳或概括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范畴和原理，但是构成这些管理思想的基本材料却因为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处境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看法、主张、理念、思潮等由于利益、环境、传播等多方面的原因，或强化、或衰弱、或上升为主流、或沉淀于历史。也就是说，同一时期可能有相去甚远的管理理论，而不同时期也可能有几乎相同的管理思想。由是，辛亥革命后管理史和管理思想史的分期出现差异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基于此，关于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断代问题，王毅武教授提出近、现代的分期以辛亥革命为界。进一步而言，即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或者说，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这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辛亥革命以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都是在封建的框架下进行改良、革新，其实质都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具体来说就是当时虽然有了资产阶级现代管理的理念、模式、方式、方法，但是依然没有跳出封建这个大圈子。因此，“三大运动”并不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而辛亥革命作为其上限的理由在于：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当然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伟大功绩。按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主要创立人王毅武教授的说法，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变：“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三大转变”标志着一个全新思潮的起点。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辛亥革命开创的全新的时代与孙中山全新的思潮，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革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诞生。可见，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在历史起点和逻辑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外，从历史的角度考虑，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当然也就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辛亥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形态与社会思潮的诞生。因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是客观的、必要的，也是有依据的。
应当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完整体系和内容的学科系统，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前沿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有不同的划分。从时期看，既包括作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旧、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从地域看，既包括大陆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港澳台的管理活动与理论；从领域看，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军事、生态等其他领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从层次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也包括中观层次的地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微观层次的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管理等。
二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设计客观、新颖、清晰、简要，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者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
一般来说，每个学科的理论内容通常都自成体系，有显明的内在逻辑性；简要明白的框架结构则能够清晰表明学科的理论意图与宗旨；言简意赅与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方式更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功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创立者认为，其研究对象的大体框架包括环境基础、研究上限、体系设计、基本逻辑、理论主线、核心范畴、概念链条、关键理论、重要原则与发展趋势等基本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将所阐述的理论内容与逻辑关系简单明了地“勾画”在一个一目了然的“中式模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直观、清晰、简要、明了的表达方式。这是王毅武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独特与独到之处。例如，整个现代管理活动及其理论的全部内容被归纳、概括到一个分为三个层次、既无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假设条件、也没有一大堆叫人难以捉摸的数学公式的清楚、简单、明白的“中式模型”之中（见图1）。
这里，除了“中式模型”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高度抽象与概括之外，不能不说明其所包含的重要理论创新：其一，明确地将现代管理学原来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综合为“管理职能”并在研究与阐释过程中首次将其纳入了“理论层面”，因而可以从逻辑关系上更清楚地说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系统；其二，创造性地把配置理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而将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整合为现代管理的“传导层面”，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体系方面的重要建树；其三，第一次把现代管理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把“管理传导”规范为现代管理学研究必要的“传导层次”，这在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术研究与理论阐述中是重要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着眼于凸显管理的能动性与协调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管理环境这一侧重点切入，详细阐述了管理环境对管理的影响，强调管理是环境的函数。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特定的内部环境，并且都不可能与外界隔离、自我独立而没有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因此，组织的管理运行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组织的作用，也要考虑到组织的行为是否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内部环境的状况对组织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因此，任何管理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和展开的，管理可以认定是环境这一自变量的因变量。组织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是占有比其他组织更优越的环境与更完整的信息，特别是管理平台与管理方式方面的优越。在迅速变化的环境里，有些理念、计划在短期内可能就会过时，管理人员必须面对由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新机会、新挑战，从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层面强化管理功能。管理效率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具体环境与战略选择。
管理活动是复杂的社会行为，受到若干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为了进一步说明配置与协调的重要性，从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独具匠心地再次设计了“中式模型”（见图2、图3）进行说明，同样很有创新意义。
从图2可见，管理的自然属性是对于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管理的社会属性是对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协调。要指出的是，图2对于生产力内涵的阐释更新并深化了生产力的内涵，认为生产力是“人和自然协调统一的能力”，修正了原来“生产力是人们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认识。应当说，对于生产力概念的这一新认识是客观的，也是有道理的。“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观念实践证明不够科学，也不够实际。同时，把生产关系看做是“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式”，则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为表里、内在统一的内容与形式的逻辑关系如此清晰简洁地加以表述，没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功底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的阐释过程中，不仅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管理是更重要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管理者的配置与协调能力，即管理能力，也就是能够科学、适合、有效地通过组织成员的劳作将资源、技术合理地搭配与组合起来，从而达到有效率、有效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与之相适应，落后的管理则会抑制先进技术的发挥。其实，管理本来也是一门科学与技术，掌握了这门技艺，就等于掌握了生产力各要素以及生产关系各方面，包括各种资源配置与人际关系的黏合剂、润滑剂、催化剂、增强剂，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优势，管理出实力，从而实现“1+1>2”的倍加效应。 图3则表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者认为，生活方式是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统一；管理则是对于经济利益的配置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联系图2一并思考，则管理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而“现代管理全覆盖”——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这些理论认识极为新颖，甚有创意！
此外，图2、图3还向我们表明：进一步理解管理的自然属性，必须把握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须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两个“中式模型”清楚地阐明了管理的全覆盖性，即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管理。
从理论的体系性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确立还突出了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即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将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的研究纳入学科内容，这在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与阐述方面还是第一次。
所谓核心范畴，是指特定理论体系的范畴系列链条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范畴。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般范畴的系列，而且必须组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范畴链条，同时，还应当有反映该特定理论体系本质内容的核心范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将“现代化”设定为其核心范畴。这里的“现代化”，犹如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方面是指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与管理活动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与核心任务，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历史与逻辑在这里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基本研究内容及具有制约作用与关键意义的内在逻辑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其理论主线的实质应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民生是发展的归宿，发展是民生的必须；管理既是为了科学发展，也是为了民生改善；管理服务于民生与发展，科学发展与民生改善离不开管理科学。由此可见，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不仅有利于实现富民强国“中国梦”的实质性内容——民生与发展，而且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管理实践中的基本经验与理论，减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盲目性、随意性、重复性、迂回性，而且对于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关于理论体系方面还有其他一系列亮点，在现时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实属鲜见：一是设定了管理的传导层次，将现代管理理论的“二层次论”刷新为“三层次论”。实际上，管理传导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二是将配置理念引入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从而丰富、创新和发展了现代管理理论。三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在研究中强调并纳入了国家治理、宏观调控、市场管理、信息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管理、生态管理等新时期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些新理论的范围、内容、要求、要点及原则等诸方面的研究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具有开拓意义。
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发展的科学，承启传统，尊崇科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其本质要求与发展趋势。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能没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点。理论创新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生命。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不但能够提升管理绩效，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方面与要求。
引入了传导与配置理念。新学科创建的重要特点往往是新建、引入或借用一系列范畴、理念、概念。为了使理论体系合乎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引入了传导与配置两个重要理念。
传导原为科技名词，通常应用于物理学与医学，在经济学中也有应用，如货币政策传导、企业风险传导等。一般来说，从理论到实践，往往有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或过渡环节的存在，即传导。在现代管理过程中，从管理活动开始到组织目标实现之间也有一系列必要的内在功能与机制起作用，存在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或过渡环节。这些功能与机制或中间层次与过渡环节就是管理的传导层次，就是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的衔接性、传递性、过渡性、制约性与导向性，主要包括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实践告诉我们，管理传导并非只是简单的联通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而是一个连锁性的交互过程，一系列的中间层次与过渡环节的功能与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传导层次的必要作用形成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应。
配置是指配备、设置，也含组合、搭配之意。不同的研究领域对配置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配置，就是组织根据资源的稀缺和人们的需求，将各种有产出意义的资源在不同使用者和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取最佳效益的行为与过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引入配置的必要性在于：资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有效性；结构的最优性；绩效的最大性。配置可以使用计划方式、市场方式，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式”、混合方式等通过效率、效益、统筹原则对人、财、物、信息、技术、市场和权力进行适合、有效配置，实现管理绩效与组织目标。
传导与配置引入管理的意义在于：建立传导层次，使得管理的理论框架更加实际、合理，管理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科学。如果没有传导层次，理论一下子就跳到实践当中，难于理解也无法科学操控；引入配置概念，使得管理职能、管理功能、管理方式、管理机制等可想见可体会、有血有肉、既客观也合理。管理如果没有配置功能，管理职能与绩效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传导与配置理念的引入，使得现代管理在市场经济平台上的运行更加顺畅得体。 提出了资源配置的“第三方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阐述资源的配置方式时，不仅概括了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两种方式，同时还创造性地归纳了管理——资源配置的“第三方式”，即组织（社会公共组织）通过信用、习俗、心理、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等软方式与手段所体现的管理功能与作用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或再分配，以补充计划（政府）不足或弥补市场失灵，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按照新学科创立者的理解，管理——“第三配置”包含广泛，它是由市场和计划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实施的调节，是除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外的调节手段之“和”，实质上是通过管理所进行的资源配置与关系协调，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所进行的必要调整与补充。虽然科斯等的企业理论中也有关于企业内部行政配置的思想，但中国现代管理科学新学科创立者的观点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从价值规律的双重规定性来看，管理通过配置与协调所从事的工作确实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从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看，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实现社会总劳动各部分的比例性，科学手段是计划调节；从微观规定性看，部门内部竞争的结果是实现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主要手段是市场调节。但是，无论是宏观的部门间的竞争还是微观的部门内的竞争，都离不开管理，都是需要管理的干预并通过管理完成的，包括竞争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因此，不能不认为管理也是一种配置方式。实际上，管理这种配置方式不仅存在，而且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首先，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存在着局限。市场机制只能对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这种调节由于利益的局限性、市场机制的滞后性、对公共事业的忽视性等原因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可能；虽然计划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配置的缺陷，它可以通过科学的宏观经济战略和自觉的社会公正原则来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片面性对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但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政府（计划）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操作功能的有限性，就可能造成“政府失误”。其次，现今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也会造成一些社会资源的浪费。市场配置是一种自发调节，它往往通过反复“试错”才能实现，因而常常导致资源的无效损耗；政府对经济的调节要通过诸多政策法规和一系列的组织作为来实现，其调节成本往往也是很高的。所谓“解放社会活力”，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通过科学管理赋予社会各种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与个人的能量最大释放。可见，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管理活动也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这种“第三配置”在特定情况下相对于市场与计划配置方式具有相对的效率与效益优势。
研究了管理权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管理权力的研究，另辟蹊径，颇为独到，从权力的来源、特征、构成、形式以及趋势多方面诠释了权力的内涵与外延，其中不少理论分析在学术上还是第一次。例如，在阐述中首先从动物的天性、人的社会性、组织的存在、人的素质与能力、社会实践的选择、人们认识的发展、人的主观欲望与需求层次、权力自身的特点等一系列角度与层面全面说明了权力的来源，客观、逻辑、现实，表现出了深厚与宽阔的理论素养和具有综合性与概括性的创新能力。其次，指出了权力具有责任性、垄断性、排他性、时效性、逐利性、升迁性、趋腐性、延展性、网络性、两重性等重要特征，并强调权力既是手段和行为，也是理念与文化，这种见解在学术界是鲜见的。随后通过对权力的构成与体现形式的阐释，将权力的具体形式进行分类，区分不同权力的作用与义务。关于权力的趋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民主化、科学化、平等化、法制化、协调化、外化、泛化、非权力化等若干方面阐释了权力随社会环境改变而呈现的发展趋势，极富新意。此外，研究还特别强调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前者主要表现为领导者影响被领导者行为的能力与作为，后者则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利益，简言之，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权利的保障，权力为权利服务，权益是权力的实现。对权力进行如此透彻地分析，是为了凸显权力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管理离不开权力，没有权力，管理就得不到保障，领导与控制是权力的实质问题；权力也离不开管理，没有管理，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亦即不存在没有权力的管理，也不存在没有管理的权力。所有这些现实而又深刻的认识对于现代管理理论而言，既独到又新鲜。
归纳了人力资源链式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一般是指人力资源的开发、应用与实务，如人才的招聘与配置、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绩效考核，等等，属于形而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形而上，归纳为人力资源链式管理理论，即组织为了更好地实现绩效管理，着力于人力资源管理向人力资本管理的转化。人力资源是一种自在，人力资本是一种自为；静态的人力资源并不创造价值，动态的人力资本则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人力资源如果不转变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就没有意义。所谓“链式管理模式”，关键是在肯定人的因素第一的同时，不能只见人不见物，人、物、事、环境、科技、信息、管理等诸要素是一个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链条，将其有机统一、形成合力、适当配置、注重绩效的管理方式，即为“人力资源链式管理模式”。毛泽东在1949年9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影响很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链式管理”则强调：人是资源与管理链条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也不是唯一因素。在管理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只有管理者和员工而没有进行生产所需要的设备、技术、信息、市场等因素，那么管理过程或“链条”就不完整。其次，必须优化人与物之间的配置。人力资源配置是在组织的具体管理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人力组合最优化而力求实现的人工合理配备。一般的人力资源配置多注重用人的协调，即把有用的人放置于适合其能力的岗位上，而忽略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关系。再次，必须注重人与人的适合搭配。因为在人力资源的链式管理过程中，人们的个性特征、行为方式等与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要求是绝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②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党建》，2013年第9期。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前线》，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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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关键词：现代管理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华文化；辛亥革命；毛泽东；核心范畴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1-0024-06
通常认为，现代管理学是西方泊来之学，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组建管理学院和开设管理学课程或许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事情；已有的管理学教材又往往将弗雷德里克·泰罗（美）、亨利·法约尔（法）和马克斯·韦伯（德）视为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创始者”；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成为教学内容的基本范式，一般局限于企业管理的大致范围之内，或者是微观管理理论的拓展版，或者涉及一些管理实践方面的局部性、应用性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管理理论和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动活泼、颇有特色、别具风格的管理经验及其系统概括与理论总结被排斥于高校的一系列教材和课程教学之外，现代管理学领域既无“中国理论”，也没有“中国声音”，令人不解，甚是诧异！
2011年10月在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欣闻王毅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之后在山东大学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的研讨会上，欣慰得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要素已经成形。笔者作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主编欣然同意向王毅武教授慎重约稿，希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原创性论文能够在河北经贸大学的学报上设专栏率先发表。
时光真快，至今三年多过去了，《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已连续发表了10余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术论文，从而已基本构建出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学术创新系统呈现，可谓别开生面，另具一格，实在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创建过程中的新学科，“是研究与阐述关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条件、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科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核心范畴、理论主线、基本原则以及现代管理的传导与配置的模式、方式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与创新的基本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结构、理论构建、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等重要方面，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世人皆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灿烂瑰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十三亿多人口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立，既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蕴含着独特与宝贵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是现代管理学领域的“中国理论”与“中国声音”①。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立，也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系统化和现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该学科特定的环境与需求，包括其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学科三要素”。确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并对其依据（国情与哲学基础）进行论证和阐述，是从事学科研究的基础；明确研究此学科需要完成的任务，可以使研究过程更具目的性，从而体现并实现社会需求；一定的、合适的、有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的细致、深刻、科学与适用。
相对于学科的研究任务与方法，研究对象是具有决定性的基础项。毋庸置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是由特定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相应国情基础变化导致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决定的。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是管理活动的承担者，任何管理理论都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现。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看，其基本内容是中华民族认识、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念、思想、理论与学说，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然而其研究上限并不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为分野，而是要上溯到辛亥革命，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历史特点决定的。首先，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管理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管理思想史不同阶段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客观依据；其次，从中国的具体国情考虑，当时主流的管理思想，包括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管理思想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管理思想，显然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就属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范畴。此外，管理史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一个是物质或实践的，一个是精神或理论的，两者密切关联，但不能否认后者的相对独立性，既可能超前，也可以滞后。虽然人们对自己所经历或观察到的管理活动或思想会表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归纳或概括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范畴和原理，但是构成这些管理思想的基本材料却因为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处境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看法、主张、理念、思潮等由于利益、环境、传播等多方面的原因，或强化、或衰弱、或上升为主流、或沉淀于历史。也就是说，同一时期可能有相去甚远的管理理论，而不同时期也可能有几乎相同的管理思想。由是，辛亥革命后管理史和管理思想史的分期出现差异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基于此，关于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断代问题，王毅武教授提出近、现代的分期以辛亥革命为界。进一步而言，即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或者说，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这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辛亥革命以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都是在封建的框架下进行改良、革新，其实质都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具体来说就是当时虽然有了资产阶级现代管理的理念、模式、方式、方法，但是依然没有跳出封建这个大圈子。因此，“三大运动”并不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而辛亥革命作为其上限的理由在于：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当然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伟大功绩。按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主要创立人王毅武教授的说法，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变：“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三大转变”标志着一个全新思潮的起点。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辛亥革命开创的全新的时代与孙中山全新的思潮，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革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诞生。可见，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在历史起点和逻辑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外，从历史的角度考虑，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当然也就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辛亥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形态与社会思潮的诞生。因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是客观的、必要的，也是有依据的。
应当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完整体系和内容的学科系统，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前沿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有不同的划分。从时期看，既包括作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旧、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从地域看，既包括大陆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港澳台的管理活动与理论；从领域看，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军事、生态等其他领域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从层次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也包括中观层次的地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微观层次的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管理等。
二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设计客观、新颖、清晰、简要，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者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
一般来说，每个学科的理论内容通常都自成体系，有显明的内在逻辑性；简要明白的框架结构则能够清晰表明学科的理论意图与宗旨；言简意赅与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方式更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功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创立者认为，其研究对象的大体框架包括环境基础、研究上限、体系设计、基本逻辑、理论主线、核心范畴、概念链条、关键理论、重要原则与发展趋势等基本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将所阐述的理论内容与逻辑关系简单明了地“勾画”在一个一目了然的“中式模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直观、清晰、简要、明了的表达方式。这是王毅武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独特与独到之处。例如，整个现代管理活动及其理论的全部内容被归纳、概括到一个分为三个层次、既无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假设条件、也没有一大堆叫人难以捉摸的数学公式的清楚、简单、明白的“中式模型”之中（见图1）。
这里，除了“中式模型”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高度抽象与概括之外，不能不说明其所包含的重要理论创新：其一，明确地将现代管理学原来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综合为“管理职能”并在研究与阐释过程中首次将其纳入了“理论层面”，因而可以从逻辑关系上更清楚地说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系统；其二，创造性地把配置理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而将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整合为现代管理的“传导层面”，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体系方面的重要建树；其三，第一次把现代管理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把“管理传导”规范为现代管理学研究必要的“传导层次”，这在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术研究与理论阐述中是重要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着眼于凸显管理的能动性与协调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管理环境这一侧重点切入，详细阐述了管理环境对管理的影响，强调管理是环境的函数。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特定的内部环境，并且都不可能与外界隔离、自我独立而没有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因此，组织的管理运行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组织的作用，也要考虑到组织的行为是否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内部环境的状况对组织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因此，任何管理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和展开的，管理可以认定是环境这一自变量的因变量。组织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是占有比其他组织更优越的环境与更完整的信息，特别是管理平台与管理方式方面的优越。在迅速变化的环境里，有些理念、计划在短期内可能就会过时，管理人员必须面对由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新机会、新挑战，从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层面强化管理功能。管理效率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具体环境与战略选择。
管理活动是复杂的社会行为，受到若干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为了进一步说明配置与协调的重要性，从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独具匠心地再次设计了“中式模型”（见图2、图3）进行说明，同样很有创新意义。
从图2可见，管理的自然属性是对于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管理的社会属性是对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协调。要指出的是，图2对于生产力内涵的阐释更新并深化了生产力的内涵，认为生产力是“人和自然协调统一的能力”，修正了原来“生产力是人们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认识。应当说，对于生产力概念的这一新认识是客观的，也是有道理的。“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观念实践证明不够科学，也不够实际。同时，把生产关系看做是“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式”，则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为表里、内在统一的内容与形式的逻辑关系如此清晰简洁地加以表述，没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功底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的阐释过程中，不仅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管理是更重要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管理者的配置与协调能力，即管理能力，也就是能够科学、适合、有效地通过组织成员的劳作将资源、技术合理地搭配与组合起来，从而达到有效率、有效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与之相适应，落后的管理则会抑制先进技术的发挥。其实，管理本来也是一门科学与技术，掌握了这门技艺，就等于掌握了生产力各要素以及生产关系各方面，包括各种资源配置与人际关系的黏合剂、润滑剂、催化剂、增强剂，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优势，管理出实力，从而实现“1+1>2”的倍加效应。 图3则表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者认为，生活方式是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统一；管理则是对于经济利益的配置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联系图2一并思考，则管理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而“现代管理全覆盖”——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这些理论认识极为新颖，甚有创意！
此外，图2、图3还向我们表明：进一步理解管理的自然属性，必须把握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须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两个“中式模型”清楚地阐明了管理的全覆盖性，即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管理。
从理论的体系性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确立还突出了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即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将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的研究纳入学科内容，这在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与阐述方面还是第一次。
所谓核心范畴，是指特定理论体系的范畴系列链条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范畴。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般范畴的系列，而且必须组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范畴链条，同时，还应当有反映该特定理论体系本质内容的核心范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将“现代化”设定为其核心范畴。这里的“现代化”，犹如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方面是指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与管理活动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与核心任务，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历史与逻辑在这里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基本研究内容及具有制约作用与关键意义的内在逻辑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其理论主线的实质应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民生是发展的归宿，发展是民生的必须；管理既是为了科学发展，也是为了民生改善；管理服务于民生与发展，科学发展与民生改善离不开管理科学。由此可见，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不仅有利于实现富民强国“中国梦”的实质性内容——民生与发展，而且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管理实践中的基本经验与理论，减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盲目性、随意性、重复性、迂回性，而且对于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关于理论体系方面还有其他一系列亮点，在现时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实属鲜见：一是设定了管理的传导层次，将现代管理理论的“二层次论”刷新为“三层次论”。实际上，管理传导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二是将配置理念引入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从而丰富、创新和发展了现代管理理论。三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在研究中强调并纳入了国家治理、宏观调控、市场管理、信息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管理、生态管理等新时期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些新理论的范围、内容、要求、要点及原则等诸方面的研究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具有开拓意义。
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发展的科学，承启传统，尊崇科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其本质要求与发展趋势。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能没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点。理论创新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生命。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不但能够提升管理绩效，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方面与要求。
引入了传导与配置理念。新学科创建的重要特点往往是新建、引入或借用一系列范畴、理念、概念。为了使理论体系合乎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引入了传导与配置两个重要理念。
传导原为科技名词，通常应用于物理学与医学，在经济学中也有应用，如货币政策传导、企业风险传导等。一般来说，从理论到实践，往往有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或过渡环节的存在，即传导。在现代管理过程中，从管理活动开始到组织目标实现之间也有一系列必要的内在功能与机制起作用，存在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或过渡环节。这些功能与机制或中间层次与过渡环节就是管理的传导层次，就是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的衔接性、传递性、过渡性、制约性与导向性，主要包括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实践告诉我们，管理传导并非只是简单的联通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而是一个连锁性的交互过程，一系列的中间层次与过渡环节的功能与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传导层次的必要作用形成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应。
配置是指配备、设置，也含组合、搭配之意。不同的研究领域对配置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配置，就是组织根据资源的稀缺和人们的需求，将各种有产出意义的资源在不同使用者和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取最佳效益的行为与过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引入配置的必要性在于：资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有效性；结构的最优性；绩效的最大性。配置可以使用计划方式、市场方式，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式”、混合方式等通过效率、效益、统筹原则对人、财、物、信息、技术、市场和权力进行适合、有效配置，实现管理绩效与组织目标。
传导与配置引入管理的意义在于：建立传导层次，使得管理的理论框架更加实际、合理，管理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科学。如果没有传导层次，理论一下子就跳到实践当中，难于理解也无法科学操控；引入配置概念，使得管理职能、管理功能、管理方式、管理机制等可想见可体会、有血有肉、既客观也合理。管理如果没有配置功能，管理职能与绩效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传导与配置理念的引入，使得现代管理在市场经济平台上的运行更加顺畅得体。 提出了资源配置的“第三方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阐述资源的配置方式时，不仅概括了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两种方式，同时还创造性地归纳了管理——资源配置的“第三方式”，即组织（社会公共组织）通过信用、习俗、心理、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等软方式与手段所体现的管理功能与作用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或再分配，以补充计划（政府）不足或弥补市场失灵，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按照新学科创立者的理解，管理——“第三配置”包含广泛，它是由市场和计划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实施的调节，是除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外的调节手段之“和”，实质上是通过管理所进行的资源配置与关系协调，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所进行的必要调整与补充。虽然科斯等的企业理论中也有关于企业内部行政配置的思想，但中国现代管理科学新学科创立者的观点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从价值规律的双重规定性来看，管理通过配置与协调所从事的工作确实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从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看，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实现社会总劳动各部分的比例性，科学手段是计划调节；从微观规定性看，部门内部竞争的结果是实现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主要手段是市场调节。但是，无论是宏观的部门间的竞争还是微观的部门内的竞争，都离不开管理，都是需要管理的干预并通过管理完成的，包括竞争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因此，不能不认为管理也是一种配置方式。实际上，管理这种配置方式不仅存在，而且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首先，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存在着局限。市场机制只能对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这种调节由于利益的局限性、市场机制的滞后性、对公共事业的忽视性等原因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可能；虽然计划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配置的缺陷，它可以通过科学的宏观经济战略和自觉的社会公正原则来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片面性对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但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政府（计划）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操作功能的有限性，就可能造成“政府失误”。其次，现今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也会造成一些社会资源的浪费。市场配置是一种自发调节，它往往通过反复“试错”才能实现，因而常常导致资源的无效损耗；政府对经济的调节要通过诸多政策法规和一系列的组织作为来实现，其调节成本往往也是很高的。所谓“解放社会活力”，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通过科学管理赋予社会各种组织（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与个人的能量最大释放。可见，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管理活动也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这种“第三配置”在特定情况下相对于市场与计划配置方式具有相对的效率与效益优势。
研究了管理权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管理权力的研究，另辟蹊径，颇为独到，从权力的来源、特征、构成、形式以及趋势多方面诠释了权力的内涵与外延，其中不少理论分析在学术上还是第一次。例如，在阐述中首先从动物的天性、人的社会性、组织的存在、人的素质与能力、社会实践的选择、人们认识的发展、人的主观欲望与需求层次、权力自身的特点等一系列角度与层面全面说明了权力的来源，客观、逻辑、现实，表现出了深厚与宽阔的理论素养和具有综合性与概括性的创新能力。其次，指出了权力具有责任性、垄断性、排他性、时效性、逐利性、升迁性、趋腐性、延展性、网络性、两重性等重要特征，并强调权力既是手段和行为，也是理念与文化，这种见解在学术界是鲜见的。随后通过对权力的构成与体现形式的阐释，将权力的具体形式进行分类，区分不同权力的作用与义务。关于权力的趋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民主化、科学化、平等化、法制化、协调化、外化、泛化、非权力化等若干方面阐释了权力随社会环境改变而呈现的发展趋势，极富新意。此外，研究还特别强调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前者主要表现为领导者影响被领导者行为的能力与作为，后者则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利益，简言之，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权利的保障，权力为权利服务，权益是权力的实现。对权力进行如此透彻地分析，是为了凸显权力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管理离不开权力，没有权力，管理就得不到保障，领导与控制是权力的实质问题；权力也离不开管理，没有管理，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亦即不存在没有权力的管理，也不存在没有管理的权力。所有这些现实而又深刻的认识对于现代管理理论而言，既独到又新鲜。
归纳了人力资源链式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一般是指人力资源的开发、应用与实务，如人才的招聘与配置、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绩效考核，等等，属于形而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形而上，归纳为人力资源链式管理理论，即组织为了更好地实现绩效管理，着力于人力资源管理向人力资本管理的转化。人力资源是一种自在，人力资本是一种自为；静态的人力资源并不创造价值，动态的人力资本则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人力资源如果不转变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就没有意义。所谓“链式管理模式”，关键是在肯定人的因素第一的同时，不能只见人不见物，人、物、事、环境、科技、信息、管理等诸要素是一个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链条，将其有机统一、形成合力、适当配置、注重绩效的管理方式，即为“人力资源链式管理模式”。毛泽东在1949年9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影响很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链式管理”则强调：人是资源与管理链条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也不是唯一因素。在管理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只有管理者和员工而没有进行生产所需要的设备、技术、信息、市场等因素，那么管理过程或“链条”就不完整。其次，必须优化人与物之间的配置。人力资源配置是在组织的具体管理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人力组合最优化而力求实现的人工合理配备。一般的人力资源配置多注重用人的协调，即把有用的人放置于适合其能力的岗位上，而忽略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关系。再次，必须注重人与人的适合搭配。因为在人力资源的链式管理过程中，人们的个性特征、行为方式等与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要求是绝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②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党建》，2013年第9期。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前线》，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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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