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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奇恩——浙东农村的放牛娃，四次高考失利，半路出家学习英语，成功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临时工做起，一步步晋升为联邦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获得了年度人物奖，曾与布什总统同台演讲……他的经历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传奇，励志的传奇，成功的传奇。作者应中国人事出版社之约，特将自己在美国的考公务员、当公务员、做出色公务员的真实故事，用真切、隽永的文字呈现出来。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凭借自己非凡的毅力，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而取得的。
本刊在此选摘《我在美国当公务员》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希望读者从该书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初中毕业后，我回家乡去放牛，高校恢复招生考试，我居然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无奈几乎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而且我的数学是空白。我屡考屡败，在村里饱受讥笑和白眼：“生定务农的命，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第四次高考失利后，我躲在家里再也不敢出门。
1
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哥哥带来了一条跟高考有关的消息：诸暨中学的一个英语老师很厉害，经他辅导过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不上英语专业的。更重要的，考英语专业不用考数学。
又过了两个星期，嫂子带来一条消息，她旧时的一个同学在诸暨中学教英语，可能认识这位英语老师。我求嫂子去见她这位十几年没有碰过面的同学。嫂子回来告诉我：进诸暨中学要过校长、文科班主任和英语老师这三关。平心而论，这三关我一关都过不了。我学的英语充其量只是26个字母和上百个单词。现在离明年的高考不到9个月，9个月内要考上英语专业，除非太阳真能从西边出来。我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子女想上学，砸锅卖铁，在所不惜。我得再求一次父亲。
那天傍晚收工后，我替父亲端来烫脚水。“爸，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明年去考英语专业。”我的眼泪忍不住滴进了水盆。“你不用管我们。你去考吧。”母亲一边给父亲擦着脚，一边用衣袖拭着泪水。父亲没有睁开眼，流下两行泪，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亲给我带了个麦饼和一块钱，我踏上了去诸暨中学的求师之路，走进了诸暨中学的英语小班。 一次英语考试，是一份比数学卷更令我难堪的考卷，我读不懂试卷上的要求。好在有些选择题，我猜着做。
下课后，我被带到英语教师办公室。“你还想学下去吗？”英语老师直截了当地问。“我想。”我毫无选择地回答。“你能在几个月时间里赶上别的同学，考上大学？”他追问道。“我会的。给我一个月时间，若跟不上，我自己退学。”我立下了军令状。宿舍熄灯后，我轻手轻脚地披衣下床，悄悄带上门，在昏黄的路灯下看起英语书来。半夜过后，露水起了，天气骤然冷起来，只穿一件衬衣的我冻得瑟瑟发抖。我得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最后我盯上了厕所。我前半夜在路灯下看英语，后半夜在厕所里度过。日子过得也潇洒，我的带着尿味的英语竟也有些起色。
2
一个月后，我的英语赶上去了。
令人兴奋和恐惧的七月初的大考之日到来了。
当考场门打开，走进突然变得昏暗的教室，我害怕自己会休克。试卷打开，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感觉似曾相识，像是我的英语老师也参加出题似的。一题一题往下做，也很顺手，我心里平静了很多。接下来的汉译英和阅读理解难度比较大，我手上的铅笔也不听使唤起来，桌上、地上滴满了一摊汗水。“还有最后五分钟。”监考老师喊道。我抬头一看，窗外一片漆黑，狂风拍打着窗玻璃“砰砰”作响。五分钟后，我走出考场，满天满地又是火辣辣的阳光。
3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 历史老师忽然冲到我家。“何奇恩，考取了。总分绍兴市第二名。”历史老师抱住我，显得比我还激动。“我正要去邮局给你公社打电话呢。”历史老师掉转自行车，带着我回到校园。
“后天就去绍兴参加英语口试，我们明天集训一天。”英语老师说。
“英语还要口试？” 我像是从梦中醒来一般。
“口试成绩不过，英语笔试和文科成绩再好也等于白搭。”英语老师一字一板地说。
我被安排在第二天口试。但我目睹了第一天参加口试考生的喜怒哀乐，我的精神又一次受到折磨。当天晚上，带队的英语老师把二十多个考生集中在一个临时教室里，挑灯恶补英语口语。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听着别的考生练习口语。那是个无眠之夜，整个宿舍的考生都在练英语。
清晨起来，我头痛得似刀绞。掰着指头试了几次，我怎么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背不全了。下一个应试者就是我，我的心一下揪到半空。考场门开了，我几步跨进去。一男一女的考官端坐在一张大桌子后，我没有看清他们的脸，冲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但考官与考生之间用中文一问一答，像是一场中文口试。我正在纳闷，怀疑考官了解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用英语问话，反正是一场失败的英语口试。男女考官悄悄地商量了几分钟后，男考官亮了亮嗓子对我说：“你的口试通过了，满分五分。”我恍若做梦一般，走出考场。对这个口试成绩，我始终缄默不言。连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它的合法性。
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我连兴奋这种感觉都消失了。回到家，我又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滚在田里割稻种稻。又是一个猛日头，当太阳爬到头顶时，父亲回家去取水。不到一刻钟时间，他提了一个大信封，兴冲冲地跑来。“奇恩，录取了。”父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真是万幸，再晚一年，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数学百分之百地要计入总分。
4
迎来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现在又陷入了新的苦恼。大学校园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浪漫情调，一个满身土气的农村青年在这个时髦的群体中是显得多么的格格不入。我再次陷入空前的孤独，比在农村放牛时更深的孤独。学英语的学生是整个校园中最新潮的，而我又是整个校园中最落伍的，不会跳舞，不会溜冰，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英语，用北京话说就是一个大傻帽儿。
我又拿出了拼命的劲头，每天五点起床躲到学校广场的树林里去记英语单词、背英语文章。两年下来，整本《英汉词典》记得烂熟于心。积累了足够的英语单词后，我开始啃英语原著。这是一种最蠢的英语学习方法，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光能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没有任何办法。
学校的一位丁老师同样来自农村，是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得知我每月十八块钱的助学金一半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他给我介绍了一份家教。
半年后，我用家教积攒起来的钱买了一台收录两用机。真是鸟枪换了炮，有了收录机，我听美国之音练习听力，我把自己说的录下音来与标准的美国音比较，我的口语和听力突飞猛进。
到了大学三年级，丁老师亲自教授英美文学课。由于我的词汇量大，读起英语名著来易如反掌。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作家的原著能一目十行。我成了系里的佼佼者。丁老师潜心栽培我，更把我引出校门，走向社会。
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夜大学的英语课。这门大学教师才能教的课，我教得得心应手，广受同学欢迎。到了周末，我又被邀请到石景山首都钢铁厂为科技专家上英语大课，我交了很多社会上的朋友。
5
英语要提高，学习固然重要，但只学不用，永远达不到高水平。当你准备好了，机会自然而然会来。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外语系有个来自加州大学的美国社会学家，正在撰写一本题为《一百个中国人的一天》的书。他正在物色一名助手帮他采访北京各阶层的人，然后把采访资料译成英语。他花了半年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经人引荐，他找到了我。我们通力合作半年，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他对我的敬业和语言能力大为赞赏，并极力向系里的领导推荐我。
我留校两年后，加拿大在北师大设立了语言培训中心，培训中国留学生去加拿大。通过考试，我被抽调到语言中心和加拿大教师一起教英语。虽然两年后我们留学加拿大的计划由于1989年春天的学生事件而搁浅，我还是受到了一些欧美文化的熏陶。去不了加拿大，我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我新婚妻子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我们积极准备考托福。然而我七月初参加的考试，到八月底还没有收到成绩单。一打听，原来我摆了大乌龙，我在取消本次考试的圈圈中打了叉，尽管我几乎得了满分，考试的成绩还是自动被取消。我用了整整两个月，国际长途打了不下十个，花了我几年的积蓄，最后总算恢复了成绩，但却错过了报名日期。好在东边不亮西边亮，那年年底我妻子去了美国。
到了第二年七月，我申请探亲去团聚。之后，在美国我开始申请双语教育硕士。我要去探究语言这种文化载体的奥秘和同一语言文化中的不同大众心理。我每周上三天课打四天工，每门功课都得全优，我还理论联系实际，一 篇《宫保鸡丁的启示》的论文，让我的硕士导师读得如醉如痴。“《宫保鸡丁的启示》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语言学研究就得走出象牙塔，若是你更系统地研究语言学理论，你一定能在双语领域有所建树。”埃利斯老师说。我也当面向埃利斯表示要师从他读博士的愿望，但关键是经费。读硕士一般不会超过两年，打工挣学费还能将就。读博士短则五六年长则过十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谁都不敢冒这个险。埃利斯如实告诉我申请文科奖学金几率几乎为零，但他不介意为我写推荐信。
我硕士一毕业，世界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立即录取我为博士生，但因为高昂的学费，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回到了母校，师从埃利斯。不过，关键还是学费。有一次我不经意从系主任的秘书那里听到一个消息：母校有个校长奖，每年只发给两个学生。全校四万多学生竞争，教育学院还从来没有学生得到过。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开始打听起申请的细节来。我的硕士成绩几乎是满分，现在关键是三封推荐信。埃利斯已经答应过，秘书能帮我疏通系主任，我必须弄到学院院长的推荐信。我与院长见了面，院长二话不说，当即给我写了推荐信，并以整个学院第一名的身份将我推荐。两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埃利斯从日本给我打电话：校长奖学金的名单刚刚宣布，我是两个得奖者之一，他连呼不可思议。
6
我只用两年时间以全优的成绩修完了所有必修课。接下来的博士论文才是考验文科学生的真功夫，尤其是有名望的导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卡得很紧，这就是所谓的名师出高徒。我吃透埃利斯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双语研究上有原子弹般的威力，我何不把这项成果发展成氢弹。做导师的最乐意弟子把自己的成果更发展一步，就像氢弹是从原子弹发展而来，或许威力比原子弹更强一些，但人们谈得更多的还是原子弹不是氢弹。我的那篇学期论文受到埃利斯的高度评价，他指出，如果更深入一步，用研究和数据来论证提出的问题，可以成为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
八个月后，我把博士论文写了出来。埃利斯很满意，亲自联系出版社出版我这篇论文。我以一个未毕业学生的身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双语学习研究》上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交流沟通在掌握词汇中的作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埃利斯问我博士论文应该献给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献给我逝去的父母。”（2）
本刊在此选摘《我在美国当公务员》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希望读者从该书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初中毕业后，我回家乡去放牛，高校恢复招生考试，我居然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无奈几乎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而且我的数学是空白。我屡考屡败，在村里饱受讥笑和白眼：“生定务农的命，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第四次高考失利后，我躲在家里再也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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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哥哥带来了一条跟高考有关的消息：诸暨中学的一个英语老师很厉害，经他辅导过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不上英语专业的。更重要的，考英语专业不用考数学。
又过了两个星期，嫂子带来一条消息，她旧时的一个同学在诸暨中学教英语，可能认识这位英语老师。我求嫂子去见她这位十几年没有碰过面的同学。嫂子回来告诉我：进诸暨中学要过校长、文科班主任和英语老师这三关。平心而论，这三关我一关都过不了。我学的英语充其量只是26个字母和上百个单词。现在离明年的高考不到9个月，9个月内要考上英语专业，除非太阳真能从西边出来。我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子女想上学，砸锅卖铁，在所不惜。我得再求一次父亲。
那天傍晚收工后，我替父亲端来烫脚水。“爸，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明年去考英语专业。”我的眼泪忍不住滴进了水盆。“你不用管我们。你去考吧。”母亲一边给父亲擦着脚，一边用衣袖拭着泪水。父亲没有睁开眼，流下两行泪，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亲给我带了个麦饼和一块钱，我踏上了去诸暨中学的求师之路，走进了诸暨中学的英语小班。 一次英语考试，是一份比数学卷更令我难堪的考卷，我读不懂试卷上的要求。好在有些选择题，我猜着做。
下课后，我被带到英语教师办公室。“你还想学下去吗？”英语老师直截了当地问。“我想。”我毫无选择地回答。“你能在几个月时间里赶上别的同学，考上大学？”他追问道。“我会的。给我一个月时间，若跟不上，我自己退学。”我立下了军令状。宿舍熄灯后，我轻手轻脚地披衣下床，悄悄带上门，在昏黄的路灯下看起英语书来。半夜过后，露水起了，天气骤然冷起来，只穿一件衬衣的我冻得瑟瑟发抖。我得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最后我盯上了厕所。我前半夜在路灯下看英语，后半夜在厕所里度过。日子过得也潇洒，我的带着尿味的英语竟也有些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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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的英语赶上去了。
令人兴奋和恐惧的七月初的大考之日到来了。
当考场门打开，走进突然变得昏暗的教室，我害怕自己会休克。试卷打开，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感觉似曾相识，像是我的英语老师也参加出题似的。一题一题往下做，也很顺手，我心里平静了很多。接下来的汉译英和阅读理解难度比较大，我手上的铅笔也不听使唤起来，桌上、地上滴满了一摊汗水。“还有最后五分钟。”监考老师喊道。我抬头一看，窗外一片漆黑，狂风拍打着窗玻璃“砰砰”作响。五分钟后，我走出考场，满天满地又是火辣辣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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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 历史老师忽然冲到我家。“何奇恩，考取了。总分绍兴市第二名。”历史老师抱住我，显得比我还激动。“我正要去邮局给你公社打电话呢。”历史老师掉转自行车，带着我回到校园。
“后天就去绍兴参加英语口试，我们明天集训一天。”英语老师说。
“英语还要口试？” 我像是从梦中醒来一般。
“口试成绩不过，英语笔试和文科成绩再好也等于白搭。”英语老师一字一板地说。
我被安排在第二天口试。但我目睹了第一天参加口试考生的喜怒哀乐，我的精神又一次受到折磨。当天晚上，带队的英语老师把二十多个考生集中在一个临时教室里，挑灯恶补英语口语。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听着别的考生练习口语。那是个无眠之夜，整个宿舍的考生都在练英语。
清晨起来，我头痛得似刀绞。掰着指头试了几次，我怎么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背不全了。下一个应试者就是我，我的心一下揪到半空。考场门开了，我几步跨进去。一男一女的考官端坐在一张大桌子后，我没有看清他们的脸，冲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但考官与考生之间用中文一问一答，像是一场中文口试。我正在纳闷，怀疑考官了解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用英语问话，反正是一场失败的英语口试。男女考官悄悄地商量了几分钟后，男考官亮了亮嗓子对我说：“你的口试通过了，满分五分。”我恍若做梦一般，走出考场。对这个口试成绩，我始终缄默不言。连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它的合法性。
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我连兴奋这种感觉都消失了。回到家，我又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滚在田里割稻种稻。又是一个猛日头，当太阳爬到头顶时，父亲回家去取水。不到一刻钟时间，他提了一个大信封，兴冲冲地跑来。“奇恩，录取了。”父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真是万幸，再晚一年，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数学百分之百地要计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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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现在又陷入了新的苦恼。大学校园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浪漫情调，一个满身土气的农村青年在这个时髦的群体中是显得多么的格格不入。我再次陷入空前的孤独，比在农村放牛时更深的孤独。学英语的学生是整个校园中最新潮的，而我又是整个校园中最落伍的，不会跳舞，不会溜冰，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英语，用北京话说就是一个大傻帽儿。
我又拿出了拼命的劲头，每天五点起床躲到学校广场的树林里去记英语单词、背英语文章。两年下来，整本《英汉词典》记得烂熟于心。积累了足够的英语单词后，我开始啃英语原著。这是一种最蠢的英语学习方法，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光能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没有任何办法。
学校的一位丁老师同样来自农村，是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得知我每月十八块钱的助学金一半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他给我介绍了一份家教。
半年后，我用家教积攒起来的钱买了一台收录两用机。真是鸟枪换了炮，有了收录机，我听美国之音练习听力，我把自己说的录下音来与标准的美国音比较，我的口语和听力突飞猛进。
到了大学三年级，丁老师亲自教授英美文学课。由于我的词汇量大，读起英语名著来易如反掌。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作家的原著能一目十行。我成了系里的佼佼者。丁老师潜心栽培我，更把我引出校门，走向社会。
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夜大学的英语课。这门大学教师才能教的课，我教得得心应手，广受同学欢迎。到了周末，我又被邀请到石景山首都钢铁厂为科技专家上英语大课，我交了很多社会上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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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提高，学习固然重要，但只学不用，永远达不到高水平。当你准备好了，机会自然而然会来。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外语系有个来自加州大学的美国社会学家，正在撰写一本题为《一百个中国人的一天》的书。他正在物色一名助手帮他采访北京各阶层的人，然后把采访资料译成英语。他花了半年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经人引荐，他找到了我。我们通力合作半年，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他对我的敬业和语言能力大为赞赏，并极力向系里的领导推荐我。
我留校两年后，加拿大在北师大设立了语言培训中心，培训中国留学生去加拿大。通过考试，我被抽调到语言中心和加拿大教师一起教英语。虽然两年后我们留学加拿大的计划由于1989年春天的学生事件而搁浅，我还是受到了一些欧美文化的熏陶。去不了加拿大，我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我新婚妻子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我们积极准备考托福。然而我七月初参加的考试，到八月底还没有收到成绩单。一打听，原来我摆了大乌龙，我在取消本次考试的圈圈中打了叉，尽管我几乎得了满分，考试的成绩还是自动被取消。我用了整整两个月，国际长途打了不下十个，花了我几年的积蓄，最后总算恢复了成绩，但却错过了报名日期。好在东边不亮西边亮，那年年底我妻子去了美国。
到了第二年七月，我申请探亲去团聚。之后，在美国我开始申请双语教育硕士。我要去探究语言这种文化载体的奥秘和同一语言文化中的不同大众心理。我每周上三天课打四天工，每门功课都得全优，我还理论联系实际，一 篇《宫保鸡丁的启示》的论文，让我的硕士导师读得如醉如痴。“《宫保鸡丁的启示》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语言学研究就得走出象牙塔，若是你更系统地研究语言学理论，你一定能在双语领域有所建树。”埃利斯老师说。我也当面向埃利斯表示要师从他读博士的愿望，但关键是经费。读硕士一般不会超过两年，打工挣学费还能将就。读博士短则五六年长则过十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谁都不敢冒这个险。埃利斯如实告诉我申请文科奖学金几率几乎为零，但他不介意为我写推荐信。
我硕士一毕业，世界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立即录取我为博士生，但因为高昂的学费，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回到了母校，师从埃利斯。不过，关键还是学费。有一次我不经意从系主任的秘书那里听到一个消息：母校有个校长奖，每年只发给两个学生。全校四万多学生竞争，教育学院还从来没有学生得到过。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开始打听起申请的细节来。我的硕士成绩几乎是满分，现在关键是三封推荐信。埃利斯已经答应过，秘书能帮我疏通系主任，我必须弄到学院院长的推荐信。我与院长见了面，院长二话不说，当即给我写了推荐信，并以整个学院第一名的身份将我推荐。两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埃利斯从日本给我打电话：校长奖学金的名单刚刚宣布，我是两个得奖者之一，他连呼不可思议。
6
我只用两年时间以全优的成绩修完了所有必修课。接下来的博士论文才是考验文科学生的真功夫，尤其是有名望的导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卡得很紧，这就是所谓的名师出高徒。我吃透埃利斯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双语研究上有原子弹般的威力，我何不把这项成果发展成氢弹。做导师的最乐意弟子把自己的成果更发展一步，就像氢弹是从原子弹发展而来，或许威力比原子弹更强一些，但人们谈得更多的还是原子弹不是氢弹。我的那篇学期论文受到埃利斯的高度评价，他指出，如果更深入一步，用研究和数据来论证提出的问题，可以成为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
八个月后，我把博士论文写了出来。埃利斯很满意，亲自联系出版社出版我这篇论文。我以一个未毕业学生的身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双语学习研究》上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交流沟通在掌握词汇中的作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埃利斯问我博士论文应该献给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献给我逝去的父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