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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她原名兰秀,含有“拦住”、不许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后来自己改名为张挹兰。她在同辈中年龄最大,还有三弟二妹。
张挹兰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聪明好学的张挹兰对这种不平等待遇深恶痛绝。祖父在她的百般要求下,就在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后来,因祖母坚决反对,祖父也就不再继续教小挹兰。以后,张挹兰就偷偷自学,最终学会了写字。祖父去世时,她10岁刚出头,却已经能借助字典,阅读较深的古文了。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张挹兰成了一个能写会算的姑娘,大家都称她是个“女秀才”。在张挹兰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由家庭包办,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姓龙的农民。由于她的丈夫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婚后生活还算和谐。
1915年春天,当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张挹兰心爱的儿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突然丧子,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离开龙家到县城女子小学去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在新办的“洋学堂”里,张挹兰开始接受了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她在县立小学只住读了一年,便被龙家的亲戚请去当家庭教师。张挹兰对教学认真负责,成绩显著,远近闻名,来她这里就读的学生与日俱增。
二
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潮流的影响,张挹兰探求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她向龙家提出到北京求学深造的要求,得到了龙家长辈的支持,由龙氏族祠提供给张挹兰每年150元的学费。1919年秋,她离开湖南到北京上学,开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开始,张挹兰在北京一家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她的生活艰苦朴素,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学中与众不同,但她却满不在乎。经过半年多的补习,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了一年。当时,五四运动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当中有很大影响。不久,张挹兰妹夫的堂妹李欣淑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从长沙逃婚来到北京。李欣淑是湖南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向张挹兰介绍了在长沙发动学潮、同军阀政府斗争的情况,张挹兰听了异常激动,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
1922年,张挹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了维持学业,她半工半读,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抄写工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她给支持她来京升学的一位龙家长辈用白话文写信,并写白话诗给他祝寿。这位守旧的老夫子大为震怒,龙氏族祠给张挹兰的学费也因此被取消了。后来,张挹兰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奖学金,这才渡过了难关。
1924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
三
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势力较大的革命团体,它明确提出了实践新的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等主张。这是张挹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这时候她已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理想,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单凭个人奋斗是不会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由翠花胡同8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1926年9月,张挹兰担任《妇女之友》主编,由共产党指派韩桂琴担任副主编。妇女之友社和缦云女校在西城报子街49号。这个地方不大,是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前院是缦云女校,有四五十个学生在东西房上课。后院是妇女之友社,妇女工作的联络、集会等也在后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这里来活动。
《妇女之友》从1926年9月创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郭隆真、张挹兰等被捕,缦云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后发行12期。中共通过《妇女之友》这块园地,唤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挣扎、忍受痛苦的妇女,使她们从沉寂中觉醒,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用集体力量,冲破一切黑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张挹兰除了担负繁重的走访、组稿、审稿任务外,还亲自撰稿,论述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她写的《妇女运动述略》一文,被刊于《妇女之友》第八期,《新妇女的使命》刊于第九期。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张挹兰对妇女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她说:我们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基于中国妇女所处的这种受双重压迫的环境,她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必须做双重的努力,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要求得国家和妇女自身的解放,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救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解放国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针对当时流行于女知识界的那种“自家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质生活上的安全和满足”等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这些想法是“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1926年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主持了一次妇女群众的集会,会上公演了话剧《复活》。刘清扬讲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封建压迫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理,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张挹兰也积极参加了《复活》的演出。
刘清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她很器重张挹兰,曾把张挹兰的情况向李大钊反映过,建议吸收她入党。李大钊则说,应该让她再经受一番考验。张挹兰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由于工作太紧张,用脑过度,食欲日益减退,她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极度的劳累,引起了严重的便秘,身边的人常劝她休息,找医生看看病,她却置之不理,还是经常夜里工作到很晚,有时通宵达旦,稍睡一两小时后,又提起一个布口袋出去了。
1927年3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又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她因重任在肩,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课,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四
1927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彻底“剿灭”北京地区的革命力量,采取跟踪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内部及收买叛徒等卑鄙手段,侦察和搜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及其革命活动的情况。并于4月初下令,调动大批便衣侦探以及武装警察,在北京进行空前的大搜捕。
张作霖公开大逮捕之前,有人得知敌人开列了黑名单,张挹兰榜上有名。组织上得到消息后,曾设法通知张挹兰,让她做好应变的准备。当时也有些朋友关心张挹兰的安全,劝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一面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一面仍然沉着地夜以继日地坚守战斗岗位。
1927年4月6日前的一个清晨,张挹兰还没有起床,一伙便衣侦探突然闯进家门。当她从睡梦中被叫醒以后,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据张挹兰家里人回忆,敌人闯进家里后,最初她声称“还没穿好衣服”,叫那些鹰犬在外面等候。待她从卧室出来,打开堂屋门时,就被警探押上囚车,送到警察厅拘押起来。敌人在逮捕张挹兰的同时,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柜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抄走了。后来,据刘清扬回忆,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头底下搜出,成了给她定罪的物证。
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大革命风暴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张挹兰,经过20多天监狱生活的磨炼,对人生的意义认识得更加深刻,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她决心为革命而死。所以,尽管敌人对她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的革命信念,动摇不了她对革命同志的忠贞。20多天中,敌人屡经审讯逼供,她没吐露半点机密,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连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急忙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死刑。当天下午,他们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绞刑执行过程中,在死神的威胁面前,张挹兰毫无惧色,视死如归。
关于她当时是怎样英勇地走向刑场的情景,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追述道:“4月28日,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 《顺天时报》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敌人为了做反动宣传,在执行绞刑之前,给每个被害者都拍了照。从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临危不惧的英雄。她的姿态安详,坚定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对革命的胜利流露出无限的信心。
(题图为: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难友路友于(左)、张挹兰(右)就义前留影)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她原名兰秀,含有“拦住”、不许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后来自己改名为张挹兰。她在同辈中年龄最大,还有三弟二妹。
张挹兰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聪明好学的张挹兰对这种不平等待遇深恶痛绝。祖父在她的百般要求下,就在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后来,因祖母坚决反对,祖父也就不再继续教小挹兰。以后,张挹兰就偷偷自学,最终学会了写字。祖父去世时,她10岁刚出头,却已经能借助字典,阅读较深的古文了。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张挹兰成了一个能写会算的姑娘,大家都称她是个“女秀才”。在张挹兰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由家庭包办,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姓龙的农民。由于她的丈夫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婚后生活还算和谐。
1915年春天,当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张挹兰心爱的儿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突然丧子,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离开龙家到县城女子小学去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在新办的“洋学堂”里,张挹兰开始接受了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她在县立小学只住读了一年,便被龙家的亲戚请去当家庭教师。张挹兰对教学认真负责,成绩显著,远近闻名,来她这里就读的学生与日俱增。
二
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潮流的影响,张挹兰探求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她向龙家提出到北京求学深造的要求,得到了龙家长辈的支持,由龙氏族祠提供给张挹兰每年150元的学费。1919年秋,她离开湖南到北京上学,开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开始,张挹兰在北京一家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她的生活艰苦朴素,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学中与众不同,但她却满不在乎。经过半年多的补习,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了一年。当时,五四运动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当中有很大影响。不久,张挹兰妹夫的堂妹李欣淑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从长沙逃婚来到北京。李欣淑是湖南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向张挹兰介绍了在长沙发动学潮、同军阀政府斗争的情况,张挹兰听了异常激动,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
1922年,张挹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了维持学业,她半工半读,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抄写工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她给支持她来京升学的一位龙家长辈用白话文写信,并写白话诗给他祝寿。这位守旧的老夫子大为震怒,龙氏族祠给张挹兰的学费也因此被取消了。后来,张挹兰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奖学金,这才渡过了难关。
1924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
三
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势力较大的革命团体,它明确提出了实践新的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等主张。这是张挹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这时候她已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理想,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单凭个人奋斗是不会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由翠花胡同8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1926年9月,张挹兰担任《妇女之友》主编,由共产党指派韩桂琴担任副主编。妇女之友社和缦云女校在西城报子街49号。这个地方不大,是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前院是缦云女校,有四五十个学生在东西房上课。后院是妇女之友社,妇女工作的联络、集会等也在后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这里来活动。
《妇女之友》从1926年9月创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郭隆真、张挹兰等被捕,缦云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后发行12期。中共通过《妇女之友》这块园地,唤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挣扎、忍受痛苦的妇女,使她们从沉寂中觉醒,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用集体力量,冲破一切黑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张挹兰除了担负繁重的走访、组稿、审稿任务外,还亲自撰稿,论述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她写的《妇女运动述略》一文,被刊于《妇女之友》第八期,《新妇女的使命》刊于第九期。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张挹兰对妇女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她说:我们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基于中国妇女所处的这种受双重压迫的环境,她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必须做双重的努力,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要求得国家和妇女自身的解放,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救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解放国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针对当时流行于女知识界的那种“自家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质生活上的安全和满足”等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这些想法是“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1926年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主持了一次妇女群众的集会,会上公演了话剧《复活》。刘清扬讲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封建压迫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理,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张挹兰也积极参加了《复活》的演出。
刘清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她很器重张挹兰,曾把张挹兰的情况向李大钊反映过,建议吸收她入党。李大钊则说,应该让她再经受一番考验。张挹兰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由于工作太紧张,用脑过度,食欲日益减退,她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极度的劳累,引起了严重的便秘,身边的人常劝她休息,找医生看看病,她却置之不理,还是经常夜里工作到很晚,有时通宵达旦,稍睡一两小时后,又提起一个布口袋出去了。
1927年3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又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她因重任在肩,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课,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四
1927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彻底“剿灭”北京地区的革命力量,采取跟踪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内部及收买叛徒等卑鄙手段,侦察和搜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及其革命活动的情况。并于4月初下令,调动大批便衣侦探以及武装警察,在北京进行空前的大搜捕。
张作霖公开大逮捕之前,有人得知敌人开列了黑名单,张挹兰榜上有名。组织上得到消息后,曾设法通知张挹兰,让她做好应变的准备。当时也有些朋友关心张挹兰的安全,劝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一面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一面仍然沉着地夜以继日地坚守战斗岗位。
1927年4月6日前的一个清晨,张挹兰还没有起床,一伙便衣侦探突然闯进家门。当她从睡梦中被叫醒以后,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据张挹兰家里人回忆,敌人闯进家里后,最初她声称“还没穿好衣服”,叫那些鹰犬在外面等候。待她从卧室出来,打开堂屋门时,就被警探押上囚车,送到警察厅拘押起来。敌人在逮捕张挹兰的同时,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柜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抄走了。后来,据刘清扬回忆,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头底下搜出,成了给她定罪的物证。
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大革命风暴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张挹兰,经过20多天监狱生活的磨炼,对人生的意义认识得更加深刻,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她决心为革命而死。所以,尽管敌人对她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的革命信念,动摇不了她对革命同志的忠贞。20多天中,敌人屡经审讯逼供,她没吐露半点机密,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连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急忙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死刑。当天下午,他们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绞刑执行过程中,在死神的威胁面前,张挹兰毫无惧色,视死如归。
关于她当时是怎样英勇地走向刑场的情景,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追述道:“4月28日,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 《顺天时报》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敌人为了做反动宣传,在执行绞刑之前,给每个被害者都拍了照。从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临危不惧的英雄。她的姿态安详,坚定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对革命的胜利流露出无限的信心。
(题图为: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难友路友于(左)、张挹兰(右)就义前留影)